董国强、魏昂德：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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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上）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刊载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之The China Journal，No. 65，January 2011，pp.1-26。


长期以来，人们对1966至1968年间中国群众派性冲突的理解被禁锢在一个“群体团结”的框架中。按照这种解释，群众派性冲突是那些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基于其在现行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不同地位，分别实施政治动员的例证——换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益集团政治”方式。派性冲突——表现为“保守”和“激进”势力之间的斗争——被看作是“后革命”秩序中有着利害冲突的团体之间的斗争。这种解释乍看起来条理清晰，很是合理，而且与社会科学关于政治争端的一些流行观点非常吻合，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一经提出便倍受推崇，主导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长达数十年之久。

这种解释的论据主要来自若干具有较大影响的早期研究论著。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中学红卫兵曾就家庭出身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红五类”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们是否天生地具有更多的政治忠诚，因而比其他人更有资格领导学生运动。这种观点是由许多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人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遭到其他学生和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这场辩论将人们在现行体制中的利害关系与其政治立场抉择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一种可以用“利益集团”理论加以解释的人际分野。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临时工、国营农场退伍转业军人和下放农村的城市知青群体为了改善其现实处境，都在文革运动中提出了各自的群体要求，并普遍地加入到那些试图推翻地方政权的群众组织中。此外，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出现了一个试图打倒当地官员的造反派联盟和一个试图保护这些官员的反对派组织——许多学者将这种冲突定性为“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冲突。
Keith Forster早年关于浙江地区派性联盟的研究，是较早对上述解释体系提出质疑的论著之一。尽管他沿用了“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概念，但他认为这些概念本身过于武断。浙江两大主要派别的头头们在运动初期都有向其所在单位当权派造反的经历。导致他们分裂的唯一显而易见的因素，是在省委领导人中支持谁、反对谁。尽管Forster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使他无法全面考察群众派性组织成员的社会背景，但他对省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背景情况和两派政治立场的论述，从根本上动摇了“利益集团”解释体系。Richard Baum批评Forster无视学界关于群众派性组织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预设。他认为“如果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就无法对政治行为作出合乎逻辑的系统分析”。Forster随即写了一篇文章捍卫自己的观点，指出与现有社会群体类别划分不相匹配的派性分野，可能源于政治冲突。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论据，Forster不得不作出妥协，承认社会—经济利益冲突也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由于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大量档案资料，Elizabeth Perry和李逊对文革期间上海工人运动中派性问题的透彻论述，揭示了区分不同派别成员的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之间值得关注的微妙差异。她们指出造反派组织中的党团员数量和比重，与敌对派别乃至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情况并无明显差别。事实上，造反派身上所具有的显著特征是，此前与当权派冲突的经历、上海以外的籍贯或政治歧视所导致的个人政治发展挫折。Perry和李逊肯定了党组织在动员保守势力反对造反势力中的作用，但她们强调，一些更为细腻的差别会诱使企业员工们以不同方式介入政治活动。按照她们的叙述，尽管先验的群体特征依然是冲突模式解释体系中的主导因素，然而个体层面上的差异——如一些详细的个人传记资料所示——却使得许多早期论著中提出的群体类别的分野显得日益模糊。

徐友渔在写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时还没有接触到Perry等人的细致分析。他是“西方的”利益集团解释模式的尖锐批评者。他指责这种解释模式通过中学生中的“血统论”争论和临时工们的群体反抗推导出派性冲突的普遍成因，未免过于简单轻率（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徐的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之一，是“利益集团”解释模式混淆了1966年支持和反对地方当局的派性冲突与1967和1968年间重建地方权力过程中的派性冲突。他指出，在绝大多数省份，在权力重建过程中殊死搏斗的两大派别其实都是造反派——他们在早先推翻地方当局的斗争中曾经是盟友。他还指出，即使承认1966年下半年派性斗争的基础是群体共同利益，并不必然地意味着1967年及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徐的论据主要来自省级层面的派性冲突。他并未就地区层面做过深入分析，也没有就学校和其他基层工作单位层面的冲突做出有力论证。（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支持徐友渔对省级层面派性问题的看法。参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的论文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载于The China Quarterly，No. 203, September 2010, pp. 675-92）

Walder新近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的研究支持徐友渔的批评意见，并对派性分裂的原因做出了新的解释。按照他的论述，1966年秋发生在首都那些具有相同背景的大学生群体中的派性分裂，并非基于对此前中国政治秩序的不同态度，而是由运动初期一些校内争端引发的。而且，1966年以后全市范围两大派性组织的对抗显然存在于造反派阵营的两翼之间——尽管双方的争斗显得不可调和，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两派的政治观点究竟有何差异。Walder的解释与此前所有解释的显著差异在于，这种解释将人们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语境中做出政治抉择置于分析的中心。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个人家庭背景和政治隶属关系与人们实际所面临的抉择之间，是否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

不过Walder也意识到，支撑其解释体系的论据主要来自首都，而首都的情况在以下三个方面显得较为特殊：

第一，北京市委领导层在1966年5月即遭到彻底清洗批判，而其他地区的地方党委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依然掌握着权力并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的学生领袖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的活动实施广泛的干预和操纵。这导致并加剧了造反运动的分裂。

第三，北京从未发生过群众夺权，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市级领导权的争夺。这和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简而言之，与首都北京不同，地方上的原有政治建构在1966年下半年依然掌握权力、发挥作用，因而保留还是推翻原有政治建构便成为当地政治冲突的核心内容。由于Walder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同一语境下派性政治冲突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如他对北京的大学、中学和相关官僚机构的分析论述——他无意断言其他地方的派性政治冲突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展开。

新的个案研究的简单堆砌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不断收集新的论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反思现有解释的逻辑框架，重新思考那个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当时的社会和组织语境。利益集团解释体系的核心观点是群体团结。然而这样的观点通常缺乏清晰有力的论证。它们主观地认定，在学校和其他单位中，那些家庭背景和政治诉求相似的人们在文革政治语境中具有共同利益，并团结起来捍卫这些共同利益。它们还断言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团体能够在其他学校和单位中找到具有相同看法的团体，并与之结成联盟。而与之敌对的个人和团体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形成联盟。两大联盟不同的成员构成和不同的政治倾向至少间接地反映出其团体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共同利益。

我们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路。这种思路强调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

在我们看来，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诉求是促成具有类似背景的人们的团结，然而其实际的后果却是导致他们的分裂。来自北京的政治号召往往含义模糊，并不断地发生着无法预测的变化。利益集团解释体系认定这种模糊性为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利用激进的政治修辞谋求其各自的利益提供了机会。我们则强调，这种模糊性事实上使得那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具有共同立场的人们难以在瞬息万变、无法预知后果的情形下做出相似的政治抉择。


南京语境：两个学校和一个工厂

为了进一步阐释上述分析思路，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学校和工厂中派性组织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结成联盟去捍卫或推翻地方上的党政领导机构。我们将系统再现1966年下半年南京三个重要单位内部派性冲突的发展。这些单位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和工人派别头头——他们在1966至1967年全市范围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历史叙事不但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单位中派性问题起因的多样性，而且可以很好地说明跨单位的联盟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个单位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这是南京最重要的重点中学。与其他那些在既往红卫兵运动研究论著中受到高度关注的学校大体类似，党政干部和知识精英子女在该校学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该校诞生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主要由来自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学生构成。这两个组织主导着早期校内红卫兵运动，并且都公开宣称其成员最有资格领导中国的“反修”斗争。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两个“精英”红卫兵组织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持反对“血统论”观点的造反派组织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两个“精英”红卫兵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一个从一开始就捍卫学校当局，并始终捍卫省市党委；另一个则攻击学校当局，并在后来加入旨在推翻地方党委的造反派联盟。

第二个单位是南京大学。该校是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与北京大学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十分相似。在1966年6月1日北大领导人遭到公开清洗后不久，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也被剥夺一切职务，并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这个事件激发了南京的群众运动。南大的三个学生组织在1966年下半年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联盟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并持续卷入1967年以后的派性冲突。其中两个组织的头头们发起并领导了两个主要的造反派联盟，其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党委。第三个组织则由另外一批学生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先是在反对匡亚明的斗争中被标榜为“造反英雄”，而后却死保工作队，并加入捍卫省市委的群众组织联盟。

第三个单位是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长江厂是当地一家国有重点企业，也是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的诞生地。这个工人组织的头头们在全市性的派性联盟和1967年以后的南京派性政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该组织的发展史，为我们考察文革前期南京政治冲突中几大势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窗口。它是由长江厂党委支持发起的，却在攻击省市委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江厂内的反对派们积极致力于推翻厂党委，同时却支持南京地方党政领导。这种复杂的场景，源自工厂领导层与省市委之间的体制内博弈。

上述单位的运动发展情况，在当地主要报刊《新华日报》和造反派的小报与传单中有着大量记载。南师附中几个校友创办了一个网站，发布了不少与该校文革运动有关的照片和回忆文字。本文第一作者董国强近年来对许多卷入运动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系列深度访谈。我们还获得一本1980年代中期由南京市档案馆编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这些资料使得本文对派性政治的起源与发展的再现，在详实程度上大大超过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

本文关于上述三个单位在文革运动头几个月情况的叙述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

造反运动的初始动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运动参与者的分化？

我们对不同派别头头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有何了解，他们为什么会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

学校内部的各个派别如何与工厂内部的各个派别建立全市性的联盟，这些派别的诉求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评估派别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具有相似背景和利益诉求的人们的群体团结。或者，具有相似背景的人们是否会因一些与他们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无关的问题，分裂为相互敌对的力量。

南师附中

这所学校始建于1920年代，曾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大学，1952年成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得到社会公认的南京最好的中学，来自教育精英、高级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学生在学生中占有很高比例。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沙尧。他1944年在家乡——苏北如皋——参加共产党，并在当地担任过不同领导职务，1954年调任现职（熊益军《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沙尧》，《通州日报》，C1版，2003年10月27日）。副校长李夜光解放前是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员，1949年帮助该校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便留在该校工作（王虹访谈，南京，2009年12月4日。如后文所述，王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联盟发起人之一，该联盟与该校两个早期红卫兵组织相互敌对）。

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于6月2日公布后，南师附中校园里也涌现了一波大字报浪潮。6月9日，沙尧召集全校大会，号召师生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地，一张新的大字报出现了，指称副校长李夜光是国民党特务（李夜光立即贴出大字报否认这个指控。王虹访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一些老教师则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沙尧对这些行动表示支持，同时严厉镇压关于“学校领导班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

6月中旬，市委向该校派出一个工作组。然而这个工作组宣称其任务是“协助”学校党支部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未发挥独立的领导作用（王虹访谈）。8月12日，该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军”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一批军队干部子弟，其头头们也都来自精英家庭——李天燕曾就读于北京101中学，其父亲是一位解放军少将，不久前调南京军区工作。王史维是一个省委干部的儿子。曾小渤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儿子。这三个人同其他较早卷入运动的学生一样，把校内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那些个人历史上有政治嫌疑的人作为目标，不过他们也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在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前一天，他们曾责令学校当局不得干预学生们贴大字报的行动。这个举动使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先驱之一。8月18日，李天燕等人在北京参加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王虹访谈。李天燕等人能够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接见，乃是因为他以前的那些中学同学们在首都红卫兵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久，该校出现了第二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该组织由一批地方干部子弟领导，同时包括大批学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主要头头陈光华的父亲是烈士，朱汇民的父亲是军队干部，周晓阳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是沙尧培养的先进典型和学生党员（王虹访谈）。与前面提到的“红色造反军”不同，“毛泽东思想兵”对学校当局持坚定的“保”的立场。不过两派都认为出身革命家庭的学生应该领导红卫兵。至此，校内出现了两个由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一个是反对学校当局的“激进派”，一个是捍卫学校当局的“保守派”。

8月20日，“造反军”召集批斗沙尧和工作组负责人的群众大会。会后，两人被迫叼着自己的鞋子在校园内游街示众。“思想兵”拒绝参加这次批斗大会，另行组织大会批斗那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那些反对“血统论”的学生。几周后，“造反军”停止对沙尧的批斗，加入“思想兵”发起的批判、抄家和打人行动。他们宣布一些教师和职工为“反革命分子”，把他们关进牛棚，施以暴打。这批牺牲者中包括副校长李夜光（王虹访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手稿）。红卫兵们还召集批斗会，批斗学生中的敌对分子和批评者——他们当中有党员干部子弟、大学教授子弟和若干军队干部子弟。他们的罪名是反对“血统论”，并试图组建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迫害调查》手稿中有关于这些人的较为详细的情况介绍）。

作为竞争对手的学生头头们于9月初浮出水面。他们与精英主义红卫兵具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先是挑起反对“血统论”的辩论，而后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最初的挑战来自于早期的几张大字报：何纪宁、杜红月、吴慧蓉、李修竹、郭有莘、秦志宁《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1966年8月12日，刊载于《附中八二七》编辑部编印《纪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两周年——献南师附中红联》，1968年8月18日印发；高慧敏《出身不好，也可以去北京串联》，1966年10月。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对此有详细记载）。最重要的挑战者是沈立志、王虹等人领导的“红色野战军”。沈立志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王虹的父亲早年是中共地下党，文革时是南京一个单位的中层干部（早在7月8日，沈立志和王虹等人就贴出题为《南师附中的教改方向真的对头吗？》的大字报，批评学校当局的“错误路线”。仔细审视当时的特权政治标签的背后，不难发现这些政治标签涵盖下的群体团结中的细小裂痕。沈立志的生父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逃到台湾。他的母亲与之离婚后，嫁给一位解放军军官。沈从其继父那里继承了红色的政治标签，但因其生父的身份而受到歧视。王虹的父亲由于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在1949年以后遭到政治歧视，未能得到提拔重用。换言之，当时的所谓“特权阶层”内部，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王虹访谈。沈立志访谈，南京，2008年2月24日）。然而他们当时无法撼动“造反军”和“思想兵”在校内的权威。从北京南下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们驻扎在南师附中，公开支持上述两大组织。省市委也持相同立场——他们还模仿北京等地的做法，组织了“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队”。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反对派学生们纷纷于9月份离开南京到外地串联，直到11月后才陆续返回（王虹访谈）。

在他们返回前，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观点提出严厉批评。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谭立夫——北京老红卫兵头头，据称是“血统论”的始作俑者——的运动迅速兴起。特权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们不再受到宠信。南师附中的反对派学生乘机发起反击，指责“造反军”和“思想兵”是错误政治路线的支持者（这轮反击中最重要的大字报包括：《我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究竟要沉默到哪一天？》，《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我校运动冷冷清清的根子在哪里？》，《野战军报》1966年12月8日；《“谭氏路线”阴魂不散——驳谬论种种》，《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就是错了！》，《野战军报》1966年12月18日；《造反军中的一些同志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刊载于红色造反联合会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编印《大字报选编》，第3页，1966年12月印发）。由于其主张顺应了当时的主流舆论导向，“南师附中红卫兵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迅速成为校内最大的学生组织（王虹《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手稿。《南师附中红卫兵造反联合会创立宣言》，1966年12月16日）。

“思想兵”对“红联”的指责保持沉默。“造反军”则奋起反驳其批评者，并进而提出更为激进的“炮轰省委”的口号（《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大字报选编》，第1页）。“红联”宣称“造反军”的行动不过是一个政治伎俩，拒绝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强调指出，推翻省委的斗争必须遵循“群众路线”，而不是由“造反军”等组织包办代替（《红色造反联合会声明（第一号）》，《大字报选编》，第2页）。“造反军”则辩称，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联”在运动中始终揪住“血统论”问题不放，唯一目的在于分裂群众运动，从而保护那些走资派（《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大字报选编》）。这种交锋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政治立场悖论：老的“保守派”红卫兵大力推动对省委的激进批判，而新的“激进派”红卫兵则更加关注校园内的派性对抗。

另一方面，两个较早成立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分道扬镳。“思想兵”于9月初加入了由省市委扶植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市红卫兵直属纠察队”。这两个组织均属于“保守派”阵营。“造反军”曾经参与过它们发起的一些行动，但没有加入这些组织。“思想兵”始终公开坚持捍卫省市委的立场，直到1967年初省市委垮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造反军”在12月初与其旧盟友决裂，转而投身于造反派“炮轰省市委”的运动。

新的“红联”从未放弃反对两个老红卫兵派别——“造反军”和“思想兵”——的立场。到12月份，当全市性的造反派联盟“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成立时，“红联”顺理成章地加入其中。沈立志还成为“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的首脑。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它由国民党中央大学和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合并而来，因而许多教职员工的政治历史背景较为“复杂”。

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因而决心加强学校的政治工作，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激进号召。早在1964和1965年，毛泽东在与王海蓉和毛远新谈话时，对大学教育提出严厉批评。这些谈话内容后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主张，匡亚明在1966年2月提出建立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动议，组织文科师生到农村进行“半农半读”的教学改革实践。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很快导致文、史、哲三系500多名学生和教师的不满。

就在师生们的怨恨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大聂元梓造反事件一经主流媒体披露，溧阳分校立即出现了大批大字报，指责溧阳分校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匡亚明认为这些批评是对毛泽东教育革命主张的恶毒攻击，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给那些卷入大字报事件的师生贴上“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他还认定十几位学生干部是大字报事件的幕后主谋，对他们实施重点打击。其中包括胡才基、 孙家正和朱英才。胡才基当年32岁，是中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南大学生会主席。他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后来以“调干生”身份进入南大学习。孙家正是烈士子女，学生党员，中文系团支部书记。朱英才是政治系学生，中共党员，学生干部（蒋广学访谈，南京，2006年3月9日。蒋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政治系，当时在溧阳分校政治部任干事。经盛鸿访谈，2006年3月10日。经当时是政治系三年级学生。董健访谈，南京，2006年5月8日。董1965年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当时是中文系助教和胡才基所在班级的政治辅导员）。换言之，他们都是现存政治体制的受益者和拥护者。

匡亚明的严厉反击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康生决定利用这个事件向社会各界传达“不准镇压学生造反”的信息。他随即判决溧阳大字报事件是“革命行动”，匡亚明的反击违背毛泽东思想。江苏省委立即向溧阳派出联络组，宣布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还对此事大肆宣扬。匡亚明积极贯彻和捍卫毛泽东的主张，反对那些自私自利的批评者，结果却不幸地沦为运动的牺牲品。

那些遭到镇压的持不同意见者现在被标榜为“造反英雄”。受到局势逆转的鼓舞，他们贴出更多的大字报揭发批判匡亚明的“罪行”。6月8日，省委向南大派出一个小组，为省委工作队进驻南大铺路搭桥。6月15日，省委工作队正式抵达该校。首任队长是省计委主任汪冰石。副队长是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他们三位都是南京军区派来的部队干部（梁辑卿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少将。杜方平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大校。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大校）。7月4日，省委改派省委书记处成员彭冲担任南大工作队队长，同时兼任南大党委书记。130多位工作队员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南京军区的中下级军官们（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7-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1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省委工作队赞颂溧阳分校的造反者，鼓励师生们对匡亚明展开批判，但他们试图阻止针对整个学校党委的攻击。因为南大党委一直处于江苏省委领导之下，所以对学校党委的广泛谴责有可能危及到省委自身。随之而来的，是试图将揭批运动局限于匡亚明和溧阳事件的省委工作队与试图将揭批范围扩大到学校党委其他成员的师生们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工作队的两难处境首先表现为他们对校本部“六三”事件的处理。溧阳事件爆发后，校本部的一些学生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党委。因匡亚明亲赴溧阳镇压那里的造反，留校主持工作的两名校党委副书记组织了针对这些学生的反击。匡亚明倒台后，溧阳分校的造反师生受到追捧，校本部的这些学生也希望获得同样的礼遇——由“迫害对象”一跃而为“造反英雄”。但工作队对他们不予理睬，拒绝将“六三”事件与溧阳事件相提并论。为此，卷入“六三”事件的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22名学生于6月18日贴出大字报谴责工作队，并呼吁将其赶出校园（南京市档案局编印《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5页，油印本，1985）。

其次，如何应对造反学生的暴力行为也使工作队左右为难。6月20日，一些学生自发组织群众集会批斗匡亚明和他的几个手下，其间对他们肆意羞辱、殴打，还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工作队闻讯赶来加以制止，随后还组织了一场关于自发暴力行为的大辩论（6月18日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一个类似事件引起中央领导层的关注，促使中央于6月20日发出文件谴责暴力行为）。

工作队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领导运动，斗争矛头指向教师和基层干部群体中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绝大多数校党委成员和各院系党总支书记都得到庇护，免受群众运动冲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农奴戟》，1967年4月21日，第1-2页。）。许多教师和学生反对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文凤来是最早起来批评工作队的师生中的一员。他是转业军人，中共党员，马列主义教研室青年教师。“法四22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是他的学生。他于7月间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队整肃普通教师和学生的做法，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王继志访谈，南京，2007年2月27日。王1965年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担任越南留学生班的汉语教师。他曾发起成立一个造反派的小组织，后来加入“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

工作队动员党团员们与卷入造反运动的师生对抗。胡才基、孙家正、朱英才和其他在溧阳事件中获得拯救的学生成为工作队的依靠对象，积极投身工作队策动的反击行动。他们张贴大字报，组织群众集会，批判声讨文凤来和其他批评工作队的师生，结果在教师和学生中造成分裂（崔之清访谈，南京，2006年3月1日。崔当时是历史系学生）。

8月初，文凤来带领几个支持者前往北京告状。康生接见了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南大的事件来推动全国范围的运动。因而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文凤来作为全国“革命教师”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还特别提到文凤来的名字（《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七版。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年2月1日。耿是文凤来的忠实部下，南大外文系法语专科班学生，曾在“法四22人大字报”上签名，是“红色造反队”的早期成员。另见《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讲话的纪要》，1967年3月5日，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康生在那次谈话中，提到他对文凤来的早期造反活动的支持）。从北京回来后，文凤来和他的支持者们于8月23日组建了南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南大红色造反队”。与南师附中老红卫兵一样，文凤来十分强调其组织成员的政治纯洁性，只接受那些政治表现和家庭背景均无可挑剔的人。这种排他主义的立场严重阻碍了“红色造反队”组织规模的扩大，尽管该组织在当地的地位和影响始终举足轻重（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耿昌贤访谈）。

张建山认为文凤来对政治纯洁性的过分强调，会导致“红色造反队”的自我消亡。张是数学系五年级学生，系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红色造反队”最早成员之一。8月27日，他发起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并说服其所在班级的政治辅导员、年轻的党员教师曾邦元出任该组织一把手。曾邦元1964年从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留系担任政治辅导员，同时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南大八二七”的政治立场与“红色造反队”相同，不过其吸收成员的标准较为宽泛，因而其组织规模很快便超过后者（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南大红旗战斗队的大后台是什么人？》，《八二七战报》，1967年1月11日，第三版。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日。葛是数学系五年级学生，张建山的同班同学，“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早期成员）。

工作队即将撤离的消息引发了派性冲突。两个造反派组织将工作队员们围困在校园里，要求他们承认错误，交代罪行，并为受到他们打击迫害的学生和老师平反。为了摆脱困境，工作队与支持拥护他们的学生暗中接触，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8月29日，“南大红旗战斗队”宣告成立。在溧阳事件中涌现出来的“造反英雄”胡才基、朱英才和孙家正等人成为该组织头头。他们宣称工作队的政治方向是基本正确的，造反派的围困行动违背了中央关于撤工作队的指示（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378页。胡才基访谈）。然而造反派们不为所动。僵局直到9月17日才被打破。当天，“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成员全部前往五台山体育场参加一个全市性的揭批工作队的大会。“南大红旗战斗队”抓住时机在南大操场举行了一个热烈欢送工作队离校的仪式，使工作队得以体面地撤出南大（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7页）。

为抗议工作队不辞而别，“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组织了一个130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告状（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7页）。他们参加了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盛大集会。这次大会标志着首都的新造反派组织的地位飙升。南大师生在工作队问题上的立场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大会讲话中说：“我们早就宣布过，任何学校的工作组，本身犯的错误，在学校犯的错误，应该随叫随到。如果他们的上级应该负的责任，那么上级就应该到学校检讨。”（《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在中央高层的支持下，南大师生们返回南京，把工作队员们揪回南大校园批斗。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三位来自南京军区的工作队副队长——很快承认了工作队挑动群众斗群众和指使公安机关整那些反工作队师生的“黑材料”等活动。他们还指称江苏省委是这些活动的幕后主使（陈其玢《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永远放光》，《红卫兵报》，1966年11月30日，第二至第三版。《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第二版）。反工作队的斗争因而迅速升格为针对省委的攻击。

“南大红旗战斗队”竭力阻止针对工作队和省市委的攻击。他们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南京大专院校赤卫队”。他们还贴出大字报，指责文凤来和其他造反派头头反对党的领导——因为工作队队长“彭冲同志”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当中央政策发生变化后，尤其是在周恩来就工作队问题公开表态后，“红旗战斗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10月6日，他们也发起组织了一个严厉批判工作队的大会，然而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彭冲等人，而是交代揭发工作队内幕的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形左实右的集中大暴露——评11月28日红旗战斗队等组织的大会》，《八二七战报》，1966年11月29日，第三版。《红旗战斗队的矛头又指错了》，《八二七战报》，1966年12月3日，第二版。《从南大的动向看省委的新阴谋》，《红卫兵报》，1966年12月18日，第二版）。到11月下旬，当省委领导人公开承认其错误后，“南大红旗”召开大会批判声讨“江苏省委的资反路线”，但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希望省委“改正错误”，“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揭开“南京红卫兵直属纠察司令部”的黑幕》，《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第二版。孙晓萍《彻底揭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报》1967年1月17日，第三版。孙晓萍是南大“红旗”副队长，其父孙海云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另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27页）。
为了打破僵局，南大造反派们挟持省委书记处成员许家屯前往北京请愿。陶铸于12月5日接见了他们，并促成双方达成一个“八项协议”，其中包括省委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江苏省革命造反派与省委达成的八项协议》，《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7日第二版。《八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省市委立即停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省市委立即清查、销毁所收集的全部“黑材料”；省市委领导人公开做出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省市委公开办公，有事与革命造反派协商；等等）。听到这个消息后，“南大红旗”和“南京工人赤卫队”动员数千群众前往省委抗议示威，要求撤销上述协议（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3页）。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南大红旗”也派人挟持许家屯前往北京，希望在中央干预下达成一个新的协议。造反派们在北京街头实施拦截，用武力将许家屯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葛忠龙访谈）。“南大红旗”与造反派组织的对抗一直持续到1967年1月——此时南京的保守派联盟随着省市委的垮台而土崩瓦解。

南大两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协同作战，但在当地造反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上也存在着竞争。“南大八二七”的主要发起人张建山和葛忠龙原本是“红色造反队”的成员。他们奉命组建“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初衷，在于以一个更为宽泛的接纳标准积极争取外围群众，扩大造反派队伍的规模和声势。后来“南大八二七”的组织规模迅速超过“红色造反队”，他们便宣布该组织完全独立（耿昌贤访谈。但葛忠龙不同意耿昌贤的说法。他强调“南大八二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组织）。曾邦元成为新的领导人，该组织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红色造反队”这时在校内居于少数派地位，不得不通过向校外发展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他们在11月间发起成立南京地区第一个跨行业的造反派联盟——“江苏省红总”，并扶植了一个工人联合组织——“江苏省工总”。“南大八二七”随后跟进，于12月间组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全市性联盟——“南京八二七”。这两个联盟合力打败了保守派学生和工人。但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他们之间的潜在竞争立即显性化，随后在1月份的夺权斗争中彻底决裂。

长江机器制造厂

这个大型国有企业处于在北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和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之下——其生产业务归四机部领导，而党组织关系则隶属于南京市委。该企业由国民党政府创办于1945年，许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中共执政前留下的。这些“旧人员”与中共执政后进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复员退伍军人群体存在着显著的身份认同差异。该厂在中国官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它的历史遗产和文革前不久厂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是诱发1966年派性问题的三大因素。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前夕，长江厂的党委书记是高祥芝——他是由南京市委任命的。1964年9月，四机部派了一个60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该厂，队长是四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谭佑铭。谭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他认为长江厂的党政干部队伍因受修正主义的侵蚀彻底烂了，因而实施了无情的整肃。高祥芝遭到清洗。近半数的中上层干部被划入“高祥芝集团”，其中80％受到批斗。还有不少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也被作为他们的忠实爪牙受到批判（《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13日，第二版）。由于该厂的党组织处于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之下，所以这场清洗运动无疑隐含着对南京市委的质疑。

1965年1月，“社教”运动的基调发生重大转变，工作队的激进清洗不得不有所收敛，工作队员们还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许多在运动前期被选定的清洗目标得以继续保留在领导班子内。1965年7月工作队撤离时，四机部任命孙树桢为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孙也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曾是谭佑铭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部下。几个月后，四机部又任命另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柳金铭为厂党委书记。柳金铭和孙树桢培养扶植一批进厂不久的青年工人、大学毕业生和退伍转业军人，借以压制那些在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旧人员”——其中包括厂长段俊和其他一些中层干部（《谭佑铭受审记》，《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30日，第三版。《“出头鸟”孙树桢》，《江苏工人》，1967年11月25日，第一至第二版。鲁学智访谈，南京，2008年2月28日）。这其实是四机部和南京市委之间的一种妥协：一方面，无情的清洗不再继续；另一方面，四机部工作队继续掌握权力并任命了新的党委负责人。
长江厂第一张文革大字报出现于6月9日，大字报的作者是蒋震虹和鲁学智（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页）。蒋是共产党员、厂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前通过孙树桢由上海某厂调入长江厂。她的丈夫是南京军区工程兵部队政治部负责人（王虹与孙树桢访谈，南京，2009年12月10日。鲁学智访谈，南京，2010年5月5日）。鲁学智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厂党委办公室秘书，转业前在蒋震虹丈夫所在部队服役，与这对夫妇关系密切（鲁学智访谈，2008年2月28日）。这两位新党委领导人的心腹指控厂长段俊是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保护伞”。7月12日，该厂设计部的几位青年技术人员又贴出一张大字报，指责段俊“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7页）。这显然是新党委领导人试图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那些“社教”运动的幸存者重新定性，继续对他们实施打击。8月16日，依然大权在握的新党委指责另一位幸存者、某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镇压群众运动”，并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9页。王虹与孙树桢访谈）。
几百名陈其昌的支持者反对这个决定，游行至南京市委请愿，要求恢复陈其昌的职务。而两千多名新党委的支持者也结队前往市委，表示支持对陈的清洗（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9页）。8月20日，市委召集长江厂党委成员到市委大院开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会上宣布，市委不批准清洗陈其昌的决定（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页）。
围绕陈其昌的争端折射出长江厂“社教”运动遗留问题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四机部工作队实施的激进清洗摧毁了南京市委任命的长江厂党委领导班子，取而代之的是四机部任命的干部。新党委利用文革运动重启半途夭折的清洗计划，再次对南京市委构成潜在威胁。南京市委否决对陈其昌的处理决定，导致该厂干部群众的公开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分别受到四机部和南京市委支持的两派的激烈角逐。
获悉南京市委的决定后，长江厂新党委的支持者们随即召开群众大会，指责南京市委背离毛的阶级斗争观点，试图通过镇压群众运动来保护他们自己（《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二版）。当王楚滨前往长江厂贯彻市委指示时，厂党委书记柳金铭以生病为由避而不见。他的副手孙树桢虽然与王见了面，但是拒绝向干部员工们传达市委的决定。王不得不在当天亲自召集了五个不同类型的会议，向各级干部和广大员工宣布这个决定。他还告诫那些与会者：“谁反对市委指示，就是违反党章，就是没有党性，就是反党。”（同上）该厂党组织内部两派的冲突，因而转化为厂党委和南京市委的对抗。8月22日，两千多名厂党委的支持者高举反对市委的标语在市中心游行示威，并前往江苏省委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页。《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
8月26日，该厂第一个工人组织——“长江红旗战斗队”——在厂党委的公开支持下宣告成立。查尧文和鲁学智成为该组织的头头（同上）。查是厂内某车间计划调度员、新党委树立的“学毛选活动积极分子”（《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鲁学智访谈，2010年5月5日）。鲁是厂党委副书记的忠实助手。3天后，一个敌对的群众组织——“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该组织反对厂党委、支持南京市委，并得到后者的公开支持。段俊和陈其昌——正是新党委对他们两人的批判和清洗引发了后来的纷争——也因利害相关，宣布支持该组织（王虹与孙树桢访谈）。
8月30日，查尧文率领12名“长江红旗”成员前往市委，要求与王楚滨辩论。市委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派便衣警察对他们进行监视。9月1日，数百名“红色职工委员会”成员赶赴现场，对市委表示支持。此时王楚滨才出来与“长江红旗”代表见面。他与他们辩论长达14个多小时，始终坚持市委的决定是正确的（《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
次日，“长江红旗”动员了一千多人徒步前往北京请愿。当他们行进至安徽滁县火车站时，四机部派谭佑铭和另一位副部长赶来劝阻，南京市委也命令孙树桢赶赴现场做同样的工作。他们最终说服请愿团返回南京（《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王虹与孙树桢访谈）。当这些人回到工厂后，“红色职工委员会”到处散发传单，指责他们的北上行动是破坏生产的“反革命行动”。“长江红旗”则以大字报和传单等形式予以回敬，指责省市委领导镇压群众运动，并指控“红色职工委员会”是“走资派”的工具（《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
在9、10月间，南京市委和四机部领导经过反复磋商，最终一致同意长江厂党委存在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改组。11月2日，四机部官员来到长江厂，宣布将派一个新的党委领导班子进厂取代现任领导班子。支持现任领导人的“长江红旗”宣称，这是南京市委阴谋“镇压革命”的新举措。而“红色职工委员会”则热烈拥护这个决定，并指责“长江红旗”践踏党的领导原则。然而，此时南京市委和北京的四机部均因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无力贯彻这个决定。长江厂领导人得以保留其领导职务。在11月16日爆发的一场激烈的派性武斗中，“红色职工委员会”被打败。该组织一千多名成员随即集体撤出工厂表示抗议（同上）。此后该厂便处于厂党委和“造反派”——“长江红旗”——的绝对控制之下（迫于长江厂造反派的压力，南京市委最终于1966年12月18日宣布同意撤销陈其昌的职务。详见传单《号外——黑帮分子、保“段”主将陈其昌被罢官》，1966年12月18日印发）。
因反对厂党委而受到镇压的少数派组织“红色职工委员会”，积极争取厂外的潜在同盟者的支持。鉴于南京市委支持他们向专横跋扈的厂党委领导人造反，他们后来加入了“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一个坚决捍卫南京市委的全市性联盟组织（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25页。《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他们始终保持对该组织的效忠，直到1966年底该组织因市委垮台而解散。回到厂里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遭到监禁和折磨（《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伸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黑手必须斩断》。鲁学智访谈）。在厂内占据支配地位的“长江红旗”则在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江苏省工总”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并在1967年1月下旬参与发动向省市委夺权的行动。

1967年1月，“长江红旗”在厂内实施“夺权”。柳金铭和孙树桢被标榜为“革命干部”，进入新的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长江厂红旗战斗队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革命领导干部并肩战斗联合夺权掌权》，《新华日报》，1967年2月19日，第二版）。查尧文、蒋震虹和鲁学智也成为新权力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革命造反派的一面红旗》）。夺权的“造反派”其实是现任厂党委领导人建构出来的，他们在1966年始终为捍卫厂党委而战，现在又顺应潮流上演了一出“换汤不换药”的“夺权”闹剧。


结论

显而易见，南京派性斗争的起源与利益集团政治的类型很少相似之处，尽管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是利益集团政治孕育了文革期间的冲突。只有在南师附中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了某种形似性——即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借助“血统论”主导着初期的红卫兵运动。正如既往的研究论著所强调的那样，这的确是一个被清晰界定的利益集团在运动中努力提升自我地位的一种方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捍卫学校当局和省市委的行动，也与这种解释非常吻合。如果我们的考察就此打住，仅限于描述这些红卫兵的修辞策略和他们相对保守的政治立场，那么家庭出身似乎确实可以用来界定和解释校内的派性冲突。

然而，一种更深入和更持久的考察却揭示出若干不同之处。

第一，后来取代两个老红卫兵组织的造反派组织的发起者们，也出身于享受政治特权的革命军人和党政干部家庭。尽管他们后来确实在接纳组织成员时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然而这种包容性与他们在“血统论”争论中所持的公开立场有关。这些学生领袖的特权家庭背景也与一般情况有所不同：其中一位的父亲因其早年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经历而遭受政治嫌疑困扰；另一位的继父是解放军军官，而生父却是国民党军官。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内部的潜在差异，使得他们之间的团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牢固。

第二个不同之处更为有趣——即两大精英主义红卫兵派别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由军队干部子弟主导的“红色造反军”对学校当局更加敌视。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位“老革命”——成为他们斗争和羞辱的对象。由地方干部子弟主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是在校方的鼓励下成立起来的，其目的正是为了牵制政治立场较为激进的“造反军”。然而这种策略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当“血统论”的观点遭到中央否决之后，“造反军”发出攻击省市委的号召，其激进程度甚至一度超过了校内新出现的造反派组织。“思想兵”始终坚持捍卫省市委的立场，而“造反军”的立场则日趋激进。这种反差显示出中国精英阶层内部更为细腻的分野。如果的确像一些研究者经常宣称的那样，老红卫兵们是出于保护他们自身家庭的考量而倾向于捍卫现有党政权威，那么军队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攻击现有党政权威时往往较少迟疑（与此类似的一个现象是，南大工作队中三位来自南京军区的副队长很快承认省委应该为工作队的高压政策负责，从而将群众运动的矛头引向地方党政领导层）。那些在现存政治体制中享有特权的人们，在这些不断变化的冲突对抗中并不一定存在共同利益——在其他情形下难以察觉的同类群体中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变得十分明显。

如果说南师附中个案与现有解释体系之间的相互抵触还显得比较微妙的话，南京大学的情况则更为直观明了。该校三大派性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全都具有相同的背景，全都与学校党组织关系密切——他们都出身于“红五类”家庭，都是共产党员，都担任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和团支部书记之类的职务。然而他们对学校当局、工作队和省市委的立场并不相同。那些卷入溧阳大字报事件并在匡亚明的反击中遭受打压的学生，后来被主流媒体标榜为“造反英雄”，得到工作队和省市委的关照。作为回报，他们后来成立一个捍卫工作队和省市委的红卫兵组织。而那些背景相同、在校本部卷入类似的大字报事件的学生，则受到工作队的冷落。因而当北京下令撤出工作队时，这个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新的造反英雄。为了推翻工作队强加于他们的不利判决，他们还与省市委发生直接对抗。这样，具有相同背景的两拨人马在不同的时段卷入造反运动，在不同的事件中扮演赢家和输家，最终形成相互敌对的两派。

该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后一个组织的发起者是前一个组织的早期成员。他们之所以分裂出去，是因为“红色造反队”固守精英主义的立场，在吸纳组织成员时过于强调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红色造反队”吸纳成员的标准与南师附中两个老红卫兵组织的标准相似，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选择反对学校党委、反对工作队乃至反对省市委的立场。“南大八二七”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其吸收成员的标准较为宽泛——结果导致其组织规模迅速扩大。这两个组织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然而他们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在1967年1月带来严重后果——他们领导的两大造反派联盟在向省市委夺权时发生分裂。“南大八二七”方面先是从夺权行动中退出，继而公开否定夺权。而“红色造反队”则极力捍卫其夺权的合法性。这酿成此后两大造反派联盟之间长达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尽管在此期间全国的运动发展充满波折与反复。将他们之间的斗争界定为“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显然名不副实。

最后，长江机器制造厂内两派工人的对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纯粹的官僚体制内部派性冲突的范例。1964至1965年“社教”运动期间的官僚体制内部政治，早已在该厂干部和工人中造成分裂。四机部工作队几乎摧毁了南京市委任命的厂党委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四机部任命的新党委领导人随即利用这场运动继续清洗那些“社教”运动中的漏网之鱼。当反对派们奋起抵抗并得到南京市委支持时，厂党委扶植了一个忠诚的“造反派”组织来保卫自己，与南京市委对抗。由此可见，长江厂的派性斗争是党组织系统内部的裂痕不断加剧、直至彻底决裂的产物。而导致这种裂变的，是北京四机部、南京市委和长江厂党委三方在官僚政治中的复杂互动。这场派性斗争展示了一幅十分微妙的图景：反对厂党委的造反派组织从南京市委那里获得支持，并参加了誓死捍卫省市委的保守派联盟“赤卫队”；而厂党委的忠实支持者则与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结成联盟，并加入了推翻省市委的行动。长江厂内大获全胜的“造反派夺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次夺权行动丝毫没有改变厂内的权力格局，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厂内反对派的镇压。

总而言之，本文所论述的是分裂，而非团结；是官僚政治语境中的派别，而非不同利益集团。那些先前在现行体制中获益的人们并未团结一致地捍卫它，从而与那些受到排斥、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人形成对抗。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人们——如党委会成员、干部、党员、学生和工人领袖等等——在局势发展瞬息万变、各方信息含混不清的情况下，阴差阳错地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个阵营。而且，这样的分野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冲突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一批赢家和输家，促使人们不断地变换其政治归属，所以派性分野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北京的情况相同，而且我们推测其他许多地方也是如此——是伴随着官僚政治的进程逐步展开的。官僚政治促使那些效忠现行政治体制的人们相互争斗，从内部瓦解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力架构。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