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铨清：《毛泽东选集》与我

yangharrylg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毛泽东选集》

2013-12-24 作者：冷铨清

　　1957年，我在四川华阳二中读书时，第一次读了《毛泽东选集》。当时我比较关心时事政治，班上的程述陶同学对我印象很好，主动把家里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借我看。我如获至宝，认真通读了一遍。毛主席的著作，站得高，看得远，通俗而又深刻。不仅使我对中国革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在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更使我受益匪浅。

　　在《毛泽东选集》的影响下，我对政治理论的兴趣增加了，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要求。在四川大学上学时，我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从旧书店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恩格斯著《反杜林论》、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来自学。这使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不仅开阔了眼界，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更使我在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上，进一步受到熏陶。

　　1964年大学毕业时，适逢中共中央筹建马列主义研究院，由陈伯达任院长，胡乔木、周扬、胡绳任副院长。我有幸被选到研究院文艺组工作。

　　刚到研究院，正逢开展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小四清为主，后来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四个方面，统称四清运动。1964年10月，北京市以通县为重点开展四清运动，有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参加。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红旗杂志社的人混合编为两个工作队，到通县北寺庄公社的两个大队搞四清。我在高各庄大队港北村工作组，组长是马仲扬，副组长李洪林。10月进村，次年6月撤离。

　　刚出学校门就参加四清运动，因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工作不知怎样插手，感到很苦恼。这时，我学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找到指路明灯，心就亮了。毛主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这段话不仅给我信心和力量，也给我指明了方向。只要工作深入，虚心学习，多请示领导，多和群众商量，工作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沿着这条路走去，工作就逐渐上手了。

　　第一次参加群众运动，很想为革命多做些工作，多得到一些锻炼，但又怕把工作搞坏，行动起来有些束手束脚。这时我读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一段话，很受鼓舞。毛主席说：“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增加了我的勇气。我想，人不是生来就会工作的，都是学的，学的中间免不了有失败。如果老怕跌跤子，就学不会走路。于是我决心闯一闯，以后的工作就大胆些了。

　　这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因是针对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学，收效较明显，这使我尝到了甜头。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指导意义，对个人的思想改造也有指导意义。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改造，于是在通县四清后，又将《毛泽东选集》认真通读一遍。

　　1965年10月到天津无线电材料一厂搞四清，我在一车间负责两个小组。我认为，四清既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应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于是我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入手。

　　我先是组织积极分子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后又组织群众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工人学时与他们一道学习、讨论，边讲边引导，并回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吸收他们好的见解。这种学习，收到了好效果，使这两组出现了团结协作，大搞技术革新的新气象，把生产搞了上去。

　　与此同时，我又联系自己的思想学习。用主席思想检查分析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根源和危害，以及改进措施。换言之，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剖自己，改造自己，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天津四清，是《毛选》对我影响最大的时期。我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成效显著。因我发现，《毛选》揭示的真理很多、很深刻，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于是我变被动受其影响为主动受其影响。这种影响的延续，帮助我度过了“文革”中最困难的阶段。

　　1966年5月，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煽风点火。他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这月中旬，机关党委副书记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6月中旬批斗后，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与此同时，成立了“院文化大革命临时领导小组”，由机关党委副书记自任组长，并提出“一切权力归院文革”的口号。紧接着，研究院百分之七十的干部被打成“黑帮”。一向很崇拜陈伯达的老实人柴沫，感到很委屈，多次要求和陈伯达谈谈，都被拒绝。柴沫绝望，于9月自杀。

　　我6月从天津回研究院时，柴沫已被打倒。不久，院文革把矛头指向群众。他们把经济组揭发院文革成员问题的人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非法关押，进行审讯；经济组其他几位有关人员也被加上“搞非组织活动”等罪名，实行隔离反省。办公室、哲学组和图书资料室贴他们大字报的，也先后遭到围攻，被扣上“犯了立场错误”，“别有用心”，“反攻倒算”等罪名。

　　后来，研究院出现两派群众组织。多数人认为，院文革的方向、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少数人认为，院文革整群众，有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批判。我认为不应当整群众而站到院文革的对立面。这时经常响在我耳边的，是《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正是在毛主席这一思想指导下，通过对经济组事件的分析，做出自己的选择。

　　陈伯达批柴沫后，有半年多时间没到研究院来，对院里运动不表态。但院里两派之争的主要大字报，院文革都打印报送陈伯达。他不表态，容易使人以为他是支持院文革的，或默认院文革做法的。因他不仅是院长，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公认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保派正是利用这点大做文章，说院文革是陈伯达支持的，反院文革就是反对陈伯达，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如此，当时关锋还插手研究院的运动。他的一位好友是院文革副组长，他的一位亲戚是保院文革派的头头。他甚至在院文革副组长被揭发时为之说好话。关锋当时不仅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的态度，对研究院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是看院文革的所作所为是否在理，而是看政治风向，看它有后台，才站到它一边。不少原来反院文革的人，怕站错队，被指责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违心地退出造反组织而站到院文革一边。

　　是认理，还是认势、认人，这是决定一个人站在哪一边的关键。正是在《毛选》的影响下，我选择了只认理，不认势、不认人。我们文艺组，反院文革的战斗组，原有11人，有9人因怕站错队而改变观点，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坚持下来。

　　1967年3月，陈伯达把外传他讲话记录的少数派大骂一通，并宣布解散马列主义研究院，将单位撤销后人员的安置大权交给院文革。在此形势下，少数派内部发生分岐，许多人心无斗志。多数派则加紧分化瓦解工作，以改变观点分好工作为诱饵，以顽抗到底送往黑龙江等地劳动改造相威胁，又打又拉。

　　到了5月下旬，一些人因怕穿小鞋而退出造反组织，文艺组造反的就我一人了。怎么办？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还是《毛选》给了我力量。我在5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在研究院造反，现在看来是没有胜利的希望了。 我一定要顶住目前的困难和挫折，继续战斗下去，即使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到了6月中旬，保院文革的许多人，已先后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分到了新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而反院文革的，一个也没分配。形势十分严峻，我该怎么办？还是《毛选》坚定了我的选择。我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干革命不能考虑个人得失。毛主席说：‘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所谓不好的工作，无非是困难的地方。想到这点，就不怕穿什么小鞋。”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没有因陷入绝境而停止斗争。

　　“文革”期间的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正当研究院少数派面临灭顶之灾，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风云突变，出现了奇迹：陈伯达亲自出马，将院文革组长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原来，陈伯达和王力、关锋等人，在1967年七八月份，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之际，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社论发表后，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刮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毛主席在上海看了《红旗》的“八·一”社论后，十分震怒，在旁写了“大毒草”三个字。他还批道：“还我长城”。

　　陈伯达得知毛主席的态度后，十分紧张，求救于江青。因“揪军内一小撮”，根源于毛泽东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段话，即“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清洗这些人”。当毛泽东发现军队不能乱，观念转变时，需要抛出替罪羊，安抚军队，并制止这股歪风。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商定，把责任都推到王力、关锋身上。因院文革组长投靠关锋，在调往军报任总编辑后，也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先拿他开刀。

　　8月23日，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肖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大字报，揭发军报总编的问题。当晚，陈伯达让秘书找了研究院造反派的一些人，配合军队的同志，抄了院文革组长的家。同时，陈伯达又勒令调到《红旗》的院文革副组长等人回研究院。次日凌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解放军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人的大字报。他说院文革组长是“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做了很多罪恶的事”。要求军报和研究院的人，彻底揭发他的问题。

　　8月24日，研究院的少数派在陈伯达支持下，夺了院文革的权，成立了夺权总部。因我是文艺组唯一坚持造反到底的人，被推选为文艺组勤务组负责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研究院两派都没想到的。如果没有《红旗》的“八·一”社论和“揪军内一小撮”，如果高层没有必要抛出替罪羊，陈伯达是不会把一个已调离研究院的人揪出来的，也就没有研究院少数派的胜利。这胜利来得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算是我们幸运。

　　引导我走向这一步的，应当说是《毛选》。我当时对毛泽东是很崇拜的，是努力按《毛选》四卷的教导去做的，并没有认识到“文革”理论的荒谬。我之所以坚持造院文革的反，目的是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中的两派，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今天看来，无所谓谁对谁错，都是被“文革”的错误理论误导了，只是各自领会和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因而上演了一出可悲的闹剧。

　　回顾这段历史，《毛选》对我的影响，主要不在造反是否成功上，而在灵魂的塑造上。《毛选》教我遇事要多思考，想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不要盲从。这也就是要我认理不认人，实事求是。《毛选》还教我不怕困难，坚持斗争，无私无畏。我这样去做了，终于从“文革”的炼狱中走出来，有了好结果。其表现是，我不畏权势的斗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得到大家的信任。例如，在研究院运动结束，重新分配工作，讨论谁留中央政治研究室时，各组都提了我的名，使我分到政研室。后来政研室撤销，有人向光明日报社推荐我。当我要离开《光明日报》社时，丁伟志主动把我要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后来王忍之、马仲扬又把我要到《红旗》杂志社。

　　《毛选》对我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思想方法。它教我不要盲从，还教我用辩证观点看问题，使我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能写出一些有独到见解和理论深度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认为，这是一部含金量巨大，充满智慧的奇书。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准确、不科学的提法，但瑕不掩瑜。

　　毛泽东晚年由于脱离实际，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背离了他在《毛选》中强调过的思想理论，如民主集中制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是，毛泽东毕竟是历史上的巨人，我们不能因他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选集》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写于2011年3月）


文档来源： 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二集》，红旗出版社，2012年9月


http://www.cssn.cn/preview/zt/12 ... 131224_9240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