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 (张世和)、江雪 星火系列人物访谈之一：向承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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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按】

　　下面同学们将看到的是我去河南拍摄“国军抗战老兵百人系列”前一天，和江雪合作完成的右派系列人物访谈之一《向承鉴》，文字由江雪撰写，微记录片由我完成。
　　本文是在江雪的微信公号（jiangxuedulifangwen）上昨日发布，仅仅一天时间在网络引发广泛转播和关注。这是一个历史话题，却始终没能被正面舆论。江雪耗时数月，南下北上访问了数十人才最终完成了下面的文字，而这样的文字将以系列人物访谈的形式继续下去。
　　文字作者简介：江雪，女，原《华商报》深度报道评论部主任，曾因报道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事件引发全国舆论哗然。被誉为全国深度报道记者十人。江雪于去年不甘与主流媒体沉沦而丧失一个记者的良心，毅然辞去20年资深记者的职业，成为了一个独立媒体人。这一年来由她所报道的重大事件以及人物访谈持续不断。值得我们尊敬。
　　这是江雪在采访过程中拍摄的视频资料。由我最终完成剪辑。


【正文开始】

　　星火，一个黑夜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上世纪50年代末，一群勇敢的年轻人，基于良知和勇气，在极权黑幕下，办的一份秘密杂志。至今，并没有太多中国人知道它。
　　我也是晚近才知道它。让我羞愧的是，它诞生的地方，就在我的家乡，某种意义上，距离我的故园，不过咫尺之遥。
　　5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在黑暗中盗取火种的年轻人，如今都已垂垂老矣，许多人，都已默默离世。而我，才走上一条注定充满遗憾的寻访之路。
　　这是我的记录。让我们，一起回望这震撼心灵的往事，去寻找谎言、极权与死亡之间的关联，以及重新发现真相、良知与勇气的价值。
　　原来对自由的追求，在漆黑的夜里，也曾闪耀如星火，并汇聚于人类追求自由的历程， 呈一道璀璨的星河。


星火系列人物之一：向承鉴

人物简介：

出生于1938年
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
1957年7月被划为“右派”
1958年被下放甘肃天水劳动
1959年冬与张春元、谭蝉雪等人创办《星火》杂志
1960年9月以“反革命集团”罪名被捕
1980年平反
著有自传《炼狱归魂》

【视频结束之后是江雪原文】

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一

3月初的南方，天还冷，夜里有雨，清早积水成片。他穿一件黑大衣，背着手，走过湖边。 “这里都是桂花树，香着哪！”仿佛只有此刻，那苍凉的声音里才有了一丝欢悦，银发也愉快地颤动了。
桂花的香，能让他隐约找到一些童年的气味，仿佛故乡还在。而其实，故乡早已沉入水底，那是1965年大修水库时的事了。那年，向承鉴27岁，因为“星火”案，正在千里之外的青海高原，熬炼于18年囚徒岁月。
2010年，他72岁了，才从兰州回到这座江西小城。县城早已迁址重建。他倾囊买下湖边的一套房子，自己看着装修了，安顿下来。妻子总是抱怨，说这里菜太贵，冬天又没暖气，不如兰州。他却喜欢这里的静，还有房前屋后的桂花。
九死一生，晚年能得一片安宁，他很满足，又不满足。他拒绝老伙伴们的建议，“少回忆，多养生锻炼”。绞尽脑汁， 他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以及噩梦的根源。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国家。
一本《炼狱归魂》的自传，50万字，在1998年从中学退休后就开始动笔，10年前已完成。一笔一笔，蝇头小楷，用中学的作文纸，写了800多页。妻子一字字帮他打印出来。当然是无法出版。
201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并在香港出版。之前，不知怎么，就惊动了相关部门。兰州方面来了3个人，其中有一位永登县的官员。他们来武宁登门拜访。未见面前，先去找了他的哥哥、弟弟，一生为他饱受惊吓的亲人，如今垂垂老矣，再次为他胆战心惊。
来人接连三天登门。坐沙发上，为他倒茶、点烟，对他毕恭毕敬，但语气很硬，就是希望他不要出版。无奈，他联系出版社，但人家答复书已付印了，要履行合同，不能毁约。对方无奈，最终悻悻离去。
那之后，他和外界联系更少了。“我这一生，连累了很多人。再也不想给亲友带来麻烦了。”他说。
好在还有互联网。他78岁了，睡眠少，每天清早六七点就起来上网。阳台改装的小书房里，电脑可以翻墙，先浏览一下境外网站上的新闻，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接下来，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围棋，以及各种球类，都是他喜欢的。也会看看股票，很多年，他用两万元炒股，“为了验证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看法。”还有点收获。
夜里，偶尔陪老伴儿看看电视剧。新闻联播是极少看的。“都是歌功颂德。看着心烦。”
他向北方来的晚辈回忆起过去。深深地叹气，抱着银发的头，靠向沙发。“老天爷！”在苦痛的记忆中仍要忍不住呼喊。又说起1960年的那个三月，饥饿的早春，太阳仿佛被寒霜冻住了的清晨。甘肃天水武山县，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黑乎乎的小脸，就那样蜷缩在他的脚下……目光沉沉，那揪心的痛，再次攫住了他。

二

1959年，大饥荒已席卷中国。那年，向承鉴21岁，已戴上“右派”帽子3年。
“我这一生，受够了罪，要说享过点福，就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忆起1956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他和他的同学意气风发，如这个刚刚开启的新时代，未来如朝霞铺展。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国”的红色少年，对共产党，“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
1938年，他出生在河南，刚到世间，就遭逢1940年的河南大饥荒，兵荒马乱中，父亲带着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宁城里。父亲当脚夫，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日夜操劳，生活仍然艰难。
1949年了，穷人突然成了新政权最信任的人。他家“根正苗红”，姐姐参了军，他学习好，门门功课拔尖，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上了中学，老师动员他入团，他自觉检省：“我还不够格，需要继续努力。”
1956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兰大是当时全国5所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比肩，又位处大西北，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有国家战略的意味。
他报了化学系，“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杞女士，和丈夫陈时伟（当时的兰大副校长）一起，1949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是备受尊敬的科学家。“系里有七八位正教授，师资很强，我那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说。
红色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优秀青年无不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望，他也是其中之一。他懵懂不知的是，从1949年开始，“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已让人目不暇接，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掀起革命”，并让一些人畏惧和疑虑。他那时，因为没离开过校园，对各种“运动”还没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张白纸。”
大学一年级，最深的印象是校园里的伙食“好得不得了”。竟然还在食堂里吃到过老母鸡。他家穷，此时，一个月20多元的生活补贴，心满意足，一心读书。校园学习气氛浓，学校要求严，“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学生们也学习劲头十足，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注意身体，多休息。
风暴是从1957年的那个5月渐渐起来的。“五一”节前后，学校党委宣布“整风”，号召鸣放，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
“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50多年后，向承鉴回忆说。但这可不行。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结果被批评，“对党没感情。”
对那场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反右，向承鉴回忆，最终，还是学校再三的动员起到了作用。5月下旬，有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
今年78岁的屈剑英，就是第一张大字报的执笔者，他当时是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同学们响应党委号召，鸣放提意见，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写张大字报，内容是对学校的一些管理不满，由我执笔，写了两页。”2015年12月，屈剑英对我回忆起那个贴大字报的夜晚，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星火”创办者张春元也在其中。
仿佛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党委的鼓励下，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鸣放”，他们年龄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见”。大字报也多是批评官僚主义、校方管理的。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吹牛”的现象不满，认为学校的一些设施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也因此出现了“并校”的呼声，即把兰大的同学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
“可以说，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主张‘并校’，后来这成了兰大‘右派’学生的一个主要罪状。”屈剑英说。
“鸣放”越来越热烈，但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组成了“赴京代表团”， 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赴京代表团”在西安停留，见到了教育部高教司的负责人“刘大胡子”，其时，刘正在西安处理西安交大学生的“鸣放”诉求，在西安人民大厦，屈剑英是与刘辩论的学生代表。
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正进行得轰轰烈烈，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整风鸣放”突然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
几天后，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大右派”。兰大校园里的各级 “鸣放委员会”突然变成了“反右委员会”。
向承鉴也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右派。按说他并不是鸣放中的“积极分子”。鸣放初期，他没有写过大字报，鸣放开始后，周末仍照旧去图书馆看书，但因为“莫名其妙”被班里同学选为“鸣放委员会委员”，为不负“重托”，他组织同学，整理出了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教授访问记”，讲述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
除了赞成“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仇恨共产党”，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大字报， 骂了句“该死”，被人举报说“要杀死共产党员”。
迷茫，苦闷，这是向承鉴的1957年夏天。7月，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举办之后，学校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20多人，他的名字也在其中。“我那么爱党，突然就成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敌人。”生活补贴停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在冷眼和歧视中，不得不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
同学之间的友爱气氛全不见了。从暑假前开始到新学期，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向承鉴成了学校最年轻的“右派”之一，同时“气焰最嚣张”、“最顽固”，因为他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众处理意见”定为“极右”。
屈剑英也被定为“极右”，开除学籍，立即送往兰州沙坪劳教。向承鉴不服，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最终， 他被降格处理，和另外40名师生，包括此后的“星火”同仁——中文系的谭蝉雪、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学籍，劳动考察”。
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
50多年后，他回望那一年，说，那也是他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反右”前那个“相信党的一切宣传”、从没有试着去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内心深处，开始有了痛苦的疑问。

三

1958年7月，向承鉴等一行40多人，坐火车到达天水。到天水后，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向承鉴、苗庆久等人到武山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的马跑泉公社等地。
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一开始住在村支书家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被要求，“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反右之后，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在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也席卷了向承鉴所在的联丰社。
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美化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大饥荒发生，仅在甘肃通渭一县，就饿死七八万人（据杨继绳《墓碑》记录），1996年，作家张大发出版了一本关于通渭大饥荒的书，书名就叫《金桥路漫》。
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也不断放出“大卫星”，著名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他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在验收的时候，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挑灯夜战，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卫星田”里，密不透风，再放水把地浸湿，就看不出痕迹了。技术员跳到地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算出来，远超过万斤。于是敲锣打鼓庆贺，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卫星算是放上天了。
还有“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
“都去吃食堂，农家的铁锅、铁铲暂时派不上用场，为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干部挨家挨户，把农民的铁锅摔碎，连农民箱柜上的锁头、锁扣都拆走了……为了炼铁，林全都被砍了，到处是光秃秃的树桩……”
灾难的来临是有征兆的。在这个疯狂的8月，受命去研制“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唱着山歌。他在一瞥间，发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大炼钢铁的高潮淹没了往年夏天的“龙口夺食”，他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四

对饥饿的感觉，向承鉴并不陌生。他刚出生时，就遭遇民国28年的河南大饥荒。饥民用棉絮裹着头，看到有人拿着食物，冷不防夺过来，边跑边塞到嘴里。夜里哀嚎遍地，清早起来，街上又多了几具饿殍……可那多半是年景不好，老天不开眼造成的啊。
在他的记忆里，从1958年冬天，农村就开始挨饿了，到1959年春天，饥饿大面积蔓延。他因眼疾回了趟兰大，发现学校的生活已今非昔比，食堂主要吃杂粮，定量标准，已不能吃饱了。在兰州街上，到处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到处是乞讨的人伸出干瘪的手。
在武山，他看到的，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没有目标，只知道向西去，到新疆去，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到了1959年8月，饥荒已席卷乡村。向承鉴记得，就连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垅、百泉一带，原来很富庶的地方，现在都已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包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
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向承鉴每进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出去。
他寝食不安，一次次拿起笔，“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
“我觉得，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不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让这么多人饿死吗？”可信写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制的对象，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你却说这里饿死人，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就这样，他在痛苦中煎熬着。
饥民遍野，“大跃进”的鼓点却越擂越响，上级要求“社办工业，遍地开花”，向承鉴和他的同学，先被调去筹备化工厂，后来又被调到盐井公社办厂。1959年9月，他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买菌种，这次，他特意在铁路沿线的天水甘谷、山西太原以及石家庄、天津等地下车，为的是验证内心的疑问，看大饥荒蔓延的程度到底如何。
他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到处是逃难的农民。在太原，他和哥哥发生了争执。哥哥指着城市里新建的高楼，说：“你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些伟大成就呢？”而他的眼前，浮现的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那是更真实的中国。
返校此时变得遥遥无期。和向承鉴一起下放的兰大师生，其中如谭蝉雪等人，都曾返回学校质问，但校方只是推脱而已。“每天去食堂打回一盆清汤，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伙食，能照出人影。”在北道区的甘泉公社，谭蝉雪他们也挨着饿。
向承鉴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也吃不饱，但当地头头要利用他们为自己干出成绩，在调到盐井公社办厂后，县委给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口粮三十斤，而且全是细粮。当时的普通干部的标准是：清油四两，口粮是26斤，而且百分之六十是杂粮。
和没饭吃的农民相比，这简直是天上了。但向承鉴无法别过头去。他在痛苦中，早已丢下随身携带的《普通化学》等专业书，开始啃读马列主义，试图寻找，造成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饥荒越来越严重，而体制呈现的，却是撒谎成风与毫无人性的掠夺。在当地新寺公社召开的全县粮食现场会上，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留足社员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可真相是，除了表面的几袋粮食，麻袋里装的全是麦草……
人们在饿死，而毫无人性的掠夺，还在时时发生。盐井公社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而农民却大喊挨饿，“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刨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买没得埋……”
50多年后的这个夜晚，向承鉴回忆起这一切，依然忍不住痛苦的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他的眼角，隐隐滲出泪光。

五

1960年的早春二月。他永远记得那天。
他出门去百顺办事。天冷得仿佛连太阳都冻住了，发出青色的光。路边的麦苗，还低低的，刚没过人的脚腕。他正在路边走着，突然，看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以为自己衣服没穿整齐，就低头平整衣服，却突然看见了一个倒在路边的小女孩。
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 “穿一件破烂的夹衣，黑乎乎的。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坏土豆……”
他默默地站着，心痛得无法言说，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这么大……远处有人看着他，他无法大声哭喊，只得忍住心痛，走过一个大坡，一直到下面无人的地方，他再也忍不住，捶胸顿足，放声大哭。
“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这样无能。甚至连一个记录下来这一幕的能力都没有。”他曾经在校报做记者。这时候，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个相机，留下这历史的证据。
而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和他的同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用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为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份证据。
1959年11月，也一同下放天水的孙自筠被抓的消息传到了武山。
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当时他还正在田间干活。 “我那时丝毫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 。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2015年11月，孙自筠对我说。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他的被抓，导致了星火同仁们对当局幻想的破灭。
“此时庐山会议已召开，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方式。”他说。
此时，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跑泉公社，张春元等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9年月，张春元、谭蝉雪、顾雁、孙和等人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碰头，一起商量在当下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他们第一次讨论到要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凝聚共识。
10月末，谭蝉雪到武山来看望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有了一场深谈，并一切交流了办星火的初衷，那就是通过一份秘密杂志，把党内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
年轻的心灵心心相印，他们决定立即就干。谭蝉雪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组稿，这次拿来了几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一日》。
因为缺一篇重要的文章，向承鉴又写了两篇。 “都是一口气写完。”他回忆。其中一篇是《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另一篇是《自白》。
那是在秘密的黑夜里。砖瓦厂原来遗留下来一个旧的油印机，小小的，也就一尺宽左右。房间里因为培养菌肥，平时不让人进来，所以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场所。11月，深夜已经很冷，他们拉上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开始刻印星火。
刊头上两个火炬，是苗庆久刻的。在“星火”两个字在中间，一边一个。发刊词是顾雁写的，题目是《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另外几篇文章，包括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还有一篇《论粮食问题》。另有一篇，是胡晓愚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
那是极端黑暗的夜。向承鉴和苗庆久，在密室里，一点点刻出光明的轮廓。其中一篇文章，边修改边刻。刻印了共30份，之后， “文章交给苗庆久保存，放在一个罐子里。”
印出来的星火，被他们以极秘密的方式，送了出去。向承鉴说，当年的阅读者，很多至今都没有说出名字。
那是石破天惊的文字。在这些文章里，耳闻目睹了苦难的他们，用自己的心灵，为农村呐喊，为苦难中的国家呐喊。

入狱

虽然早都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向承鉴还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1960年9月。“进地狱的时刻到了“。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前去营救，也身陷囹圄。9月30日，向承鉴被捕。
“ 我早已做了必死的决心。”向承鉴说。他已深知这一切的结果，但也知道自己不能苟活。
“1958年，我的脚因为走山路磨出了一个鸡眼，去做手术时，没有麻药，我说，没麻药也要做，我要去体会那种凌迟的感觉。”也正是因为早已放弃了一切幻想，在严酷的审讯中，他丝毫没有低头。
在天水监狱，他是“反革命大案”的要犯。“11号”是他的代号。一起被抓的，除了七八位“星火”同仁，还有牵涉到案件中的本地农民，共30多人。
他一次次和审判者对质。厉声斥责他们：“你们眼睛瞎了吗，看不到那么多饿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闻到遍野的尸臭吧！”
几年之后，在砖瓦厂服刑的向承鉴见到了一个叫张炳秋的犯人。张在当年审讯时，是法院的工作人员，此时因重婚罪判刑。他对向承鉴说：“当时你痛骂审讯的人，那些话让人脊背都发凉！”
1960年月，在天水市体育场，召开了公判大会。向承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其余同道，也都各自领刑。
向承鉴先后在兰州砖瓦厂服刑。1964年，又被转往青海海南州的农场劳改。
那是最为艰难的岁月。牢狱外，文化大革命开始，牢狱中，更要处处小心，在艰难的劳动中，唯靠内心的信念支撑着，活下去。
1970年，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正是“一打三反”最严酷的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一批政治犯，如遇罗克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在兰州，星火同道张春元、杜映华就是这一年被杀害。
差点给向承鉴带来杀人之祸的，也是一个极为荒诞的事由。
他是劳改队小组里的读报员，一次，突然被人发现，在他保管的甘肃日报上，头版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前额中间被烟烫出了一个烟头。
他立即成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嫌疑人。检察院专门来人调查，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在他身边，每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一些平时老实服刑的人，此时，也因为上面要完成“一打三反”的任务，被拉出去毙掉。
也许是命不该绝，他终于逃过了这一劫，事情查不出结果，渐渐平息。1971年，因为这个农场难以为继，他和其他犯人被调到了德令哈农场。之后，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服刑岁月。
1978年，刑满了。他穿着队里发的一件青灰色棉袄，走出了劳改队大门。
他是昂着头走出来的。“这十八年，我没有一天，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
他首先回到家乡武宁，父亲已垂垂老矣，亲人们相见，痛哭无声。
之后，他便开始申诉之路，一直到1980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那年早春，平反之后，他去了黄河边祭奠那些死去了的同学。他是孤寂的。没有人跟随他。经历过这几十年的浩劫，人们怕了，也不敢了。
他一个人，跪在黄河岸边，祭奠那些冤死的灵魂。
“我最怀念的，是我的朋友冯淑筠。”那是一个在批斗中，宁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愿“揭发”他的朋友，极为善良正直的一个人。 到1960年，因为他，也受到牵连，结束后回到兰大，兰大不肯接受。后来，他到了新疆，在煤矿干活，煤矿塌陷，他死了。
还有为家乡父老痛哭失声的邓德银，文革时，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
还有史美堂，那样才华横溢、英俊洒脱，一腔热血参加革命，又考上兰大来求学的上海青年，劳改中死在新疆的电网上……
他是在自己重获自由后，才知道他们各自的境遇 。那些年轻的容颜，焕发的神采，高尚明晰的头脑，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浩劫中被摧毁。很多人，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今天可知的是，仅仅在甘肃，就有两万右派，多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而他们的故事，文字记录寥寥，连一个完整的名单都没有。
“除非我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我会永远的怀念着他们。”他深深地叹着气，怀着至今难平的伤痛，坠入永恒的怀念与追忆之中。

对话

在50年后的这个3月，他沉沉地叹口气。“人生如梦。我们曾做了一生的梦。 对我的很多同龄人来说，这场梦还没醒。”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他苦苦一笑：“我似乎也有些陆放翁的感慨哩。”

雪访：当年刚进入兰大，学校里气氛如何？
向：刚入学时，学校很少政治气息，以学术为主。学校的课程很重，可以说，一年要比现在两年。我们化学系，每次做实验都要做4个小时。化学系有八九个正教授，是重点大学的重点系。那时我们读俄语，也读英语 。外语好的，资料才能很快完成。
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 兰大双管齐下，笔试和口试，两科不及格，就勒令退学。学生也特别自觉。我住萃英门集体宿舍，晚上大家不休息读书。学生体质都差了，过了十二点，学生会、团的干部，道教室、资料室劝同学们回去休息，大家回去后又回来。后来校长、教务长亲自赶同学们回家休息。实验室12点关门，统一熄灯。熄灯后还有同学翻窗户进实验室。一方面功课压力大，不得不如此，一方面，大家有学习的热情。

雪：这样的热情，也源于当时大家对新时代的热情吗。
向：那时大家都对国家富强抱着美好的愿望。我们这个年龄，基本上还没参加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对外部情况不太了解。已经参加工作的调干生会多了解一些。但理科的调干生很少，我的同学中，苗庆久、史美唐是调干生。冯淑筠也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鸣放时让大家提意见，绞尽脑汁，我提不出意见。人家说，不提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到1957年五一以后，鸣放开始。学校在五一左右做了动员报告。

雪：兰大鸣放的情况当时具体怎样？
向：鸣放开初大家不当回事，没意见，也不关心。那时党总支，系里，天天开茶话会、点心会，动员大家参加，对党提意见。我觉得和我没关系。我每周照样到富强路省图书馆看书，一呆一天。也许被党委的诚意感动，慢慢有人提意见，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他们有些经历，还知道学校里的一些情况。我们一年级的新生，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没意见。
唯一有意见，是对招生吹牛皮有意见，招生时说怎么好。来一看，兰州那么荒凉，宿舍简陋，我们住的都是大房，招生有些言过其实。但我因自小家穷，觉得物质生活无所谓。学习气氛很浓。每周六都有学术报告会、论文发布会等，我每周都去看，老师师资也不错，我已经很满足了。有些同学有看法，我当时是无所谓，觉得很好。

雪：兰大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你了解吗？
向：兰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我倒不清楚。这个鸣放，大学里说快就快的很。原来风平浪静，几天功夫，起来了，所有墙壁贴满了。走廊里、长廊里，住的门口，大字报就挂在绳子上，来不及看，已经换了。可以说，在我的印象里，开初，同学们几乎没有积极的。一来我们不了解情况，对党也没什么看法。而另一些有经历、有意见的人，城府已比较深了，懂事了，会稳住，像有肃反经历、思想改造经历的，都经过运动，是有经验的人。我们是一片空白。所以一开始没有反应，经过再三动员之后，一些同学才提了些意见。

雪：1956年的南斯拉夫事件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对你们当时有影响吗。
向：大学里学文科的同学，大家对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有一些反响。我当时没意识到。那时傻着呢。化学系的一级教授朱子清，是学部委员，有一次无意中给我们讲到匈牙利事件，我听了就听了，没想。经过反右之后，才回忆起来这事情。有些同学就比我成熟多了。

雪：所以反右也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向：反右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这一辈子问心无愧。可以说，对民族、国家、对农民，对我周围的人没有伤害。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有害人的邪念。
后来，经过57年，把我打成右派了，我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开始有自己的思考。我在想，我都能划成右派，那谁不是右派？我对党是赤胆忠心，这么爱党，都化成右派。这个党不是自称英明得很哪。那我通过自己的反思，就想，如果真英明，我怎么会化成右？我对党的迷信被摧毁了。我带着疑问去看一切，一切都要问为什么。虽然不能说，但内心一直在疑问。

雪：在办星火之前，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向：下去后，我其实很小心，那时，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包括右派同学，都比较戒备，因为有了1957年的教训，开始知道，人和人是不同的。
如果说和其他同学有区别，我是比较早的，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也可以说我觉醒得比较早一些。
但真正的觉醒，是在三年的人为灾害大面积发生之后，我是彻底觉醒了。我觉得这个政权是毁灭人性的、应该否定的政权。我开始读马列主义。我想知道，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结果我发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不认可。阶级斗争理论、消灭私有制，我也不认同。连国家的概念，我也是否定的。我在想，国家和政权是两码事，国家和公权也是两码事，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至少要有几个方面，固定的地域，疆土，生活的人民大众，有相对的稳定的组成、文化等，而后才是政权，大家要一起在社会上生活，必须有组织形式，社会需要治理，才能产生公共权力。每个人要有均等的自治权、人权把自己的权力交付出来，委托你信任的人履行公职。这才导致公共权力的产生。
如果按照一人一票的人民普选，产生的政权，一般来说是反映民意的，政权是公权的代表，有一致性。而如果不是这样产生的，那彼此可能是针锋相对的，排斥的，就是政权强加、在暴力作用下产生的。

雪： 那时候就想到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向：那个时候，不是合法性的问题，其实是彻底的不合法。有合法性的话，就要选举。那时说，共产党领导一切，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好，我承认，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政权建立不起来。但就算是这么回事，就是选择，也仅仅是一次选择，不是永久的选择。如果你变质了，腐化堕落了？人民还能选择吗。如果认为自己是永远是正确的，那就变成了衣钵相孰了。选择一次，永远不能选了，哪不就是皇权了吗？

雪：当时思考这样的问题，依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
向：我1959年开始读马列，那时专业的书读不进去了。因为看见饿死人，就开始思考。我看书思想特别集中，一般来说，二三十万的书，我一口气能读完。饭也可以不吃。 那时也是很用功的。读进去，提出很多思考。不是泛泛在文字上飘，对我有很大帮助。一直到监狱里，我都看着。资本论后来不读了，读马克思主义全集、选集等，黑格尔费尔巴哈选集。我那时觉得，毛泽东够不上我读的水平，他的水平比我高的地方，就高在古文和阴谋权术吧。

雪：所以反右才让你开始独立思考，而真正深入是农村大饥荒之后？那时你们也看不到自由主义或其它思想的书籍。
向：可以说是在绝对封闭的情况下，自我反思。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也不和任何人讨论。没有这样的空间。毛泽东时候，收音机都不能听啊，那可是害人的东西，很多人因收听敌台被判刑。很多东西听见也不能记。作为公民，因为私人日记等受迫害的多了。原来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反右后，一个字不写。另外我有一个观念，现在有些人说，如今比毛时期更糟糕了，我不接受这个观点。
我认为，毛以后事情在变化，向好的方向变化。老百姓的自由空间在增大。虽然制度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比毛那时候还是要进步，宽松很多。
我写的书，在毛时代，杀我一百次都够了。现在就是找找麻烦，最多监控我。有什么，毕竟没把我抓起来。

雪：当时你的思想准备情况？
向：那时我已做好准备献身。我算定了，非要杀我不可。那是思想有罪的年代，你只要试图独立思想，其实已经有罪了。

雪：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脊梁被打断了。你为什么会这样挺立着，始终坚持思考？
向：我是想，人毕竟要区别于动物，如果和动物一样生存，就不算人。所以我必须保持做人的底线，不能像牲口一样去生活。如果不允许我这样生活，我就死了算了。我抱定了信念。对死做了准备。
包括我写这本书，包括现在，我也有这样的准备。因为这个政权，你不可能有安全感。你想，六四，在人类历史上，哪个政权，敢这样对待自己的大学生。做梦也想不到吧。我常给妻子说。我的思想、想法，我要表达出来。而且尽可能地保留下来，让历史去评说吧。

雪：在当时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生存下去，那为什么不能对农民的苦难别过头去？
向：当时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过去。尤其我们四个，在盐井公社办厂后，，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一个月一斤清油，一般干部才是2两。
当然中央政策，对个别为他所用的知识分子，会有特权。而我们享受的，其实是底下的土政策。因为书记要用你，作为向上爬的梯子，我有权，就给你待遇，这和中央没关系，当然本质是一样的。例如钱学森，他就享受特殊待遇。
我们到盐井后，公社第一次书记魏红模，半夜给我们送来羊肉。当时极其少的东西。他当时让我们设计一个无轨电车，虽然都是白费功。但他要向上爬，创造奇迹，所以额外犒劳你。
所以我的生活是过得去的。主要是内心的良知。无法无视农民的苦难。

雪：你们作为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
向：是因为我们的状态处在一个中间状态。说有自由，又没有自由。说没有，又有。我们去了之后，要被用，随意相对有自由，我都出差了，到太原、北京，也顺便做了调查。我是很慎重的，怕因为个人的感情，否定错了。以为就甘肃是这样，其它地方不是这样，以为是张仲良瞒着中央。怕产生错觉，所以借着出差的机会，从西安、太原到天津、北京，我在三门峡、石家庄，一级甘肃干谷等地，都是有意下车。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
我才有了这样的结论，毅然决然走这个道路。豁出来了。不是糊里糊涂的。盲目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对四川不了解。到1960年，邓德银专门来看我。探亲回家，和我哭了一晚上。
他当时说四川的情况好具体。我把自己装的很麻木，不表态。其实我心里很痛苦。因为我不想连累他。他马上大学毕业，上五年了，将来国家还要用他。叫他和我卷入来送死，我不忍心。我卷进去之后，直接和我联系的，没有受我株连。受了株连的，我都拼命解脱。
但那时，因为同学关系好，就会抓起来。 我刑满之后，才知道邓德银在文革中被打死了。他因为是右派，分到甘肃通渭一中。被打死了，我一直感觉有责任。还有一个同学，因为何之明给人家说了一些话，就株连了这个同学。

雪：你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认为反右和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
向：大饥荒是反右的必然结果。 1957年之后，所有的不同的观点、观念全都窒息了。老百姓、人都不愿也说了，彻底完成了言禁，完成了一言堂。如果不是1957年这样的事情，大家还比较自由，那么大跃进等大家就会提出来，这样的事情搞不得，人民公社搞不得。1957年之后不敢说，不可能说了啊，一切科学的东西全被扼杀了，倒行逆施公开化，大量形成。“一天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吹牛皮成风了，谁也不敢揭发。你要揭发，说你是污蔑、攻击党的领导。党说什么，老百姓只能接受，不能有任何相异观点，各种蠢事都可以发生。这才造成后来的情形。

雪：所以主要是言路闭塞了，才出现各种古怪的事情。所以你们选择办星火，也是为了让言路能够畅通。这应该是你们的背景。
向：我们是相信有良知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家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要有良知，必然产生共鸣。包括党内，彭德怀有他的观点，其他人呢。肯定有。就是硬要封杀，也是不可能的。但人人都不能说，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文字的方式，在下面交流，也能起到统一思想，达成认识的作用。

雪：当时有没想到，在巨大的铁幕下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吗？
向：我们其实想过结果。这些后果也都想到了。对我来说，无非是献身嘛。虽然非常困难，但路总要有人走，话总要有人说，谁做这个牺牲品，做开路先锋，必须要有人充当这个角色。就我个人来说，义不容辞。因为我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热血，有灵魂。我当时就觉得应该献身。

雪：有没有想过，那样的情况下，生命可能是白白的付出？
向：一定会有失败。也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我当时是接受了孙自均的教训。他给中央写信，反应问题。他本来是党员，那么爱党，共产党把他打成右派，比我还冤。他划了右派。还写信，比我更死心塌地。我也想过写信，之后再三考虑，太痛苦了。后来，孙自筠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把信撕掉了。

雪：为什么呢？
向：因为，你要写信的地方，是根源所在。
大跃进不是他造成的？人民公社不是他推上去的。“人民公社就是好”，就这几个简单的字。其实呢，是脑袋发热，胡说八道。我前些天，写了文章。把公社的体制，做了分析。我的意思，原始氏族社会，是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最先是母系社会，后面发展到氏族社会……（较长一段阐述人民公社的不合理）
人会集体耍滑，我们在公社看得最清楚。一开始大家很热闹，后来就不行了，其中原因是分配不公。另外，是可分配的果实太少了，大部分被国家拿走了。这样的体制下，有能力的人会拿出来？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碗饭都要争了。在那种情况下，人的矛盾分外激烈，尤其是困难的时期，一粒米都要争。夫妻、父子都要为粮食争的。人民公社，就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

雪：今天还在把过去的思考在进行着吗？
向： 我想补偿不足，断了它的后路。如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是不多的？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什么？他把国家和政权混淆在一起。国家是什么？是一个阶级压迫着另一个国家的工具吗
当时我们写的是就事论事，就表层的现象来批评公社的荒谬，其实要把公社的本质分析清楚。为什么要建公社？是独裁者要控制建立的体制。不搞这个，就不能垄断政治权力。只有把人民的衣食住行垄断起来，才能把人民的思想控制住。反动在于，把分工、劳动的组织形式、关系搞错了。什么叫分工？为什么搞分工？深层次地彻底分析，社会产品多种多样……

雪：是什么时候有了思想准备的？
向：其实是良知让我没有停止思考。我没有办法容忍那种现象在自己身旁发生，感觉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不出头，不说话，感觉自己不是人。
我和其他同学没有来往之前，单独一个人做过好多考虑，生呀，死呀，都考虑过。我想，如果能对这些现象容忍、熟视无睹，还能不能算作人？我觉得不能算。我看到那么多农民都死了，我想，人家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大家都是人。人家能死我也能死，算了，下了决心，把自己献出去。我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我脚上长了个鸡眼，很大，走路走不成，去漳县医院开刀。没麻药，我让医生也给我做。我当时就想，体验一下，凌迟的感觉，一刀刀，看我能不能忍受。如果不能忍受，我就可能是叛徒，会出卖别人。
当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同学之间还没有开始。后来谭蝉雪过来了，正好，大家一说，看法不谋而和，很快取得共识。我们应该怎么做。

雪：为什么会选择办一个刊物呢？
向：再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拿武器去打。只能通过刊物，交流思想，扩大影响，达到唤起其他人的目的。唤醒大家觉悟。目前的现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怎样去克服，提出一些见解。
当时搞星火，实际上我是后来参与的。第一次我没有参加。他们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是张春元、胡晓愚、顾雁他们，第一次是在马跑泉开会。

雪：实际上是为了在那样信息隔绝的情况下，先让思想和信息流通起来？
向：我们是相信，党内有，而且有很多彭老总这样的人，对当时民间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不过正统的当权派，大权在握，别人不敢说，说了受打击。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刊物，把大家聚到一起。当时很多东西大家是不谋而合，不需要太多沟通交流，就能达到一致。

雪： 你们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不占有思想资源？
向：我们当时没有觉得自己的看法有多么深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假的。而且，我们相信别人也看到了。

雪：在记忆中，张春元是什么样的？
向：张春元，我非常佩服他。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不是一般的敢担当。真正是一个革命家。只是特殊的环境，不能让他成为一个革命家。政权的控制太紧了。他是一个实干家。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停留在笔杆子上，甚至仅仅停留在嘴巴上。他是一个真正富于行动的人。
可我们那时候，尽管客观条件那样成熟，主观条件又那样不成熟。群众不敢，怕引火烧身。你们虽然在为农民呼喊。但农民不敢跟你们去行动。

雪：在监狱中，亲情也是很大的支撑？
向： 我在监狱里，姐姐是唯一和我保持联系的亲人。有一天，接到姐姐的信，说再不能和我联系了。我唯一的亲人都没有了。我成了孤家寡人。那种情况下，人会产生错觉，自己都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好人。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已经挨斗了。当时的我，在监狱里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有活过来。

雪：一生也遇到很多好人吧。在天水监狱，还有一个哨兵让你走，说他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
向：我这一辈子遇到的好人很多。天水的那几个老人，贾义两口子、张福团的妈妈，李大娘，这些人，都是我永远怀念的。
那个哨兵是在天水监狱。我一直在想着他，至今都想找到他。有一天，我在监狱的走廊上，哨兵突然给我招手。我过去后，他勾下头来，隔着栏杆，压低声音，给我说：我知道你的情况，我现在要救你出去。我不惜一切代价，我用自己的命来换你，救你出去。我感动得不得了。我在想，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接受他的帮助？我没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答。我反复琢磨了一晚上。不行。那孩子太年轻了，非常稚嫩，脸红扑扑的，戴个军帽，不知道他有没有十八岁。后来，我再没有到他跟前去。也就是说，我不允许他反驳。我远远地看见他，给他深深地鞠躬，摇摇头。后来我想，我做的是对的。弄不好的话，把他的命送掉了。所以我考虑再三，拒绝了。这件事情，我的灵魂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现在这个人你到哪里去找呢？还有张炳秋，陕西人，现在也找不到了。他老婆是天水火柴厂的工人。这都是我非常难以忘怀的事情。

雪：当时你在监狱中，为什么还能那样抗争，不担心加重罪责吗？
向： 审判我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尊重我的人格，不敢侮辱我。看守所提审时，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同情和尊重。审问我时，身后一排民警，其中有一位就是张炳秋，他因为重婚被判刑，在兰州砖场见到我，他说，当时审判时你说的话，我们后脊梁骨都冒汗啊。
为什么， 因为我表达的是一个真正做人的理念。我有什么说什么，会坚持，不管什么高压。而且，我没有为个人的成分在里边。如果我有邪念，个人自私的想法，那可能就患得患失，没有浩然正气。那些审问我的人， 我指着他们的鼻子，说外面饿死了这么多人，你们眼睛瞎了，看到了吗？眼瞎了不要紧，再闻闻，到处是尸臭啊。你们还是共产党员，畜生不如。

雪：你的抗争也有结果，没有受到太多的惩罚？
向：可以说，他们在审判我，但并没有折磨我。当时有个上面派来的。我把他激怒了，给我戴个手铐。那算是一次。还有就是他们抓冯淑均那次，我气坏了，把茶踢掉了。我平时都是驳斥他们，那次是忍无可忍。我当时没想对抗会加重罪责。我对这个政权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因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态度再好，他们也会杀我。我一直做好了准备，要死。我不明白，我一直没有收到起诉书。别的几个人都有。

雪：1970年左右，还有一次危险？
向：就是我做报纸的保管员，结果报纸上毛的头像被烧了个洞那次。那时，只要大铁门一响，我就做好准备。我五中队巴仓二中队，当时中队有个年轻人，原来在浙江服刑，据说在监狱里喊了反动口号，加刑5年，转到巴仓，已经几年过去了，结果一打三反运动来了。有一天突然就给他理发，剃光头，他傻乎乎的，没意识到，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提出去杀了。
那是开宣判大会，汽车在附近等着呢。拉出去枪毙。头都打开花了。你说我要不要做好准备吗，我也是拣回一条命。

雪：经历这场浩劫，对生命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吧。
向：1980年，我拿上了一张纸。其他的人也恢复名誉了，平反了。可是，那些死掉的人，怎么能知道呢？
我始终认为，死掉的都是最优秀的。张春元、林昭、杜映华、胡学忠、史美唐、邓得银……我怎么告诉他们呢？他们平反了，受冤枉了？可以说，我拿到平反时，内心非常悲哀。我是代表活着的人，去祭奠他们的。经历过那样一次劫难， 谁还会和我一起去呢。
经过这场浩劫。人的精神和情感都受到很大冲击。人会觉得，人都是无情无义的。人会对人失去信心。我没有。我永远记得有美好的东西。
到现在，我还在努力找冯淑筠的儿子。我很想把这套房子给他。

雪：今天你最怀念的人是谁呢？
向：冯淑君、邓德银、胡学忠，张春元、杜映华……只要有闲工夫，我就会想起他们。只有到我从地球上消失的那一天，我才能忘记。 他们都是善良透顶，也都是非常崇高的人，应该被人记住……

雪：今天回望这段悲惨的历史，最值得铭刻的是什么：
向： 我期望，我们国家要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我更希望年轻人，要有正义感，敢作敢为。但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到需要的时候，应该要勇于慷慨地奉献出来。否则，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还是要有牺牲的精神。国家之所以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太多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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