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为师大女附中无告的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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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告的闻佳
——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校史征文”投稿


几年前，我从网上读到《顾文选》一文，从中知道了闻佳的名字。她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三年级学生，1969年被学校当局作为“反革命”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1970年被判刑18年，文革结束后在1979年得到释放。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只听说她被释放后健康状况极坏，精神失常。从此，走过实验中学（师大女附中原址）欢歌笑语的操场，看见少年们奔跑跳跃的身影，我不只一次地想起闻佳。39年前从这座校园里推出、投入监狱的那个无辜的女孩子和我是同时代人，她如今在哪里？

《顾文选》的作者王友琴和一些没有忘记闻佳的人在寻找她。岁月快要将闻佳的故事淹没了，但在2007年年初的一个偶然场合，我听说了闻佳的地址。王友琴得知这个消息，马上托我带着她的信去看望闻佳。信是这样写的：

闻佳：

您好。

很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但是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很久了。今天才终于得到了您的地址，可以写这封信。

您不知道我，可是我知道您很久很久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学生。因为是多次跳班以后进入女附中的，我就被斥为“白专学生”，加上我的父母（都是教员）受到迫害，所以我的1966-1968年都是非常压抑的。但是，在听到了您的遭遇后，我才清楚意识到文革迫害人有多深，有多恐怖。


那是在1968年年底，或者是1969年年初（我的日记都已经失落，不记得是什么时间，只记得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想您能记得），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后来又听我的语文老师余钟惠讲了您的遭遇。


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我问：拘留所在哪里？在学校宿舍的五楼上，有一个同学指给我看了那个地方。


两年以后，我那时候已经去了农村，第一次回家，我妈妈说，她看到了判决书，有个叫闻佳的人，是师大女附中的，被判刑18年。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所了解的那些之后，还有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我渐渐开始严肃地想一个问题：我不能阻挡这样不公正的事情，但是，至少我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写下来。我开始做。

1981年，我去女附中，可是没有人了解您在哪里。1986年，我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卞仲耘校长怎么被红卫兵打死。1993年，我去女附中，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1979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但是您被捕前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学校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不管了。她承认没有为您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您在哪里。1996年，我看到陶洛诵的书《留在世界的尽头》。她也是女附中的学生，高二的，从1970到1972，在西城区拘留所被关了两年多。她写到在那里见到您。1997年，我找到了一份材料，是北京公安局在1970年发出的要人们讨论如何处置55个人的材料，其中有您。这份材料的第一个名字是顾文选，他被判处死刑。我在写顾文选的文章中写到了您。

多年来，我一直在作关于文革历史特别是受难者的寻访和记载。我出版了一本书和发表了一些文章，也作了一个网站。

我在文革后从云南考进了北京大学，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陶洛诵现在澳大利亚。她的写作条件不太好，但是很努力地写作。前年，她和我在电话上谈起您的遭遇，我们都说我们应该设法找到您。现在，终于，在北京的朋友XXX找到了您的地址。她和我们是一代人，……我希望您能跟她谈话。如果方便，请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祝好 。

王友琴

2007年2月12日

我怀揣着这样一封言语热切的信登门拜访，但是，只见到了闻佳82岁的舅父闻林先生。他告诉我，闻佳早已精神失常，现在重庆，与她89岁的母亲（中学退休教师）相依。我满怀失落，与闻先生对坐，沉默良久。

关于闻佳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往事，他对对某些叙述作了一定更正，其中最重要的是：1970年闻佳被判处的刑期不是18年，而是20年！

那天，我记下了如下采访笔记：

2007年3月14日访问闻林先生

闻佳， 1950年出生。1963年从石油部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师大女附中。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上山下乡，在学习讨论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被认为是反对“最高指示”，遭受批判。这年冬天，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邮电医院救治。家属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时，受到校方革委会成员方学邦、丁玉英的阻止，称自杀问题还要追究，遂未能将她接回家。她被从医院直接押回校园，继续监禁在由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看管的教室里（校园监狱）。此后，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她于1968年底或1969年初被校方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


1970年3月5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7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11年里，家人与她音讯两绝。


1979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寄达闻林的住处。 同年5月21日，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闻佳接出。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瘦弱枯槁，形如纸人，惨不忍睹。

闻佳出狱后次日，家人就带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就诊，看见了她1969年的初诊病历，从而得知：1969年4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支队警员李荣兰曾押送她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明确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病历编号是：83872。

经过长期交涉，1987年8月，她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4000元。2002年开始有“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发放，随物价上涨有所增加，现在每月有400多元。

目前，她在重庆，与她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终年服用精神病药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医保。

闻佳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关于闻佳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也是冤案，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闻佳深陷死亡边缘，但没有死，成了精神残疾。




面对面倾听过闻先生的讲述，闻佳便从王友琴的文章里走了出来，在我脑海里多次不期而至，随之晃动的还有一个个对她施害的具体的人。“早在1966年8月，闻佳16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摘自王友琴《顾文选》）谁是1966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谁是1968年校园监狱的看守？谁整理、报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谁批准逮捕了这弱小的女学生？谁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中学生当作“反革命“判刑20年？谁引领、鼓励、纵容了这荒谬至极的迫害？

我心情沉重地留心闻佳的往事，在旅澳作家陶洛诵的纪实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里，又读到了下面的几段：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诵的化名）很熟
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

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另一段：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还有这句，警员“鲁智深”提审陶洛诵时的话：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

啊！不幸的闻佳，她坐牢的时候只是初三的学生，她的刑期是20年！

陶洛诵文中提到的“讨论”，是文革年代的司法写照。1970年2月21日有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管制委员会”的《通知》，现在民间尚有收藏。请注意，当时公安局和法院受到军管，“公检法”简化为“公法”。《通知》的开头如下：

通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一日

接着就是包括55个人的长长的名单，闻佳的名字列在第39位：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闻佳思想极为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通知》的日期是1970年2月21日，而在此前的1969年4月23日，由公安局押送闻佳到安定医院检查时，已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就是说，在已经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情况下，不但继续关押迫害长达十个月之久，还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犯”，继而又在1970年3月5日，一锤定音重刑相加！而在1968年冬将其关押到1969年4月23日的这几个月里，一个精神正常的女孩又怎么就精神失常了呢？我们经历的贴着革命标签的年代就是这样的疯癫和残酷，强权和恐怖之下存留一份人的良知和理性无比艰难。那份编号为83872的病历如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病案室里。

闻佳的病历（1）：

编号：83872

姓名：闻佳 年龄： 19

婚否：未 初诊日期：1969，4，23


工作单位：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

住址：同上

联系人：李荣兰 联系电话：（44）1290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病史：公安局劳改支队李同志介绍情况：

该人是劳改学员，现参加学习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压（押）。其父被镇压，其母改嫁，嫁给坏分子，社会关系极坏。

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毁坏像章，写反动标语，说反动话，自杀三次。喝DDV，拒食，喝麻醉药。在学习班仍然放毒，每天发本，乱写反动话，写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发现最高指示被撕，她诬赖是公安人员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个多月，有时冷笑，有时发呆。该人极坏，人家学习，她闹，睡觉。人家睡觉，她乱喊。口称：西城分局班该解散了。进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人。

现继续散毒。在本上划（画）古代人，划发型，写电影，稀奇古怪。

检查：五官（— ）心肺 （— ）

精神状态：神清，言谈流畅，对答切题，有明显的联想障碍，如：诉根据政治形式，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现在的父母，而父亲是杨虎成，杨虎成是红岩小说里的黄XX。因为自己长得像他，他虽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XXX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伙，而是公安人员，其理由是：她看见自己和同伙的脸面都不像是撕的样子，那么肯定是公安人员撕了。用来考验她们，看她们忠不忠于毛主席。

患者自感脑子乱，看见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故在检查本子（公安人员发的本子）上乱写，都写出来，才能进行批判。

患者叙述时，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证明，目前神经不正常

杨志敏 关佩芳

（另一医生笔迹）

病人认为杨虎成是她父亲，自己不是闻家人。

诊断意见同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下划线强调）

（签字因笔迹潦草而看不清楚）？？？


这份病历带着我回到历史的黑暗角落，体验着暴政下个人的脆弱与无告。在荒诞的政治运动的阴影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的侵轧下，在众多冷血的“李同志”面前，神志健全的人们尚且百口莫辩，迷乱中无依无靠的闻佳，还能有什么安全的境遇！那恐怖阴森的监狱冠以的是“学习班”的名称，那奔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暴行打着的是革命的旗号！患病的无辜的闻佳就这样成了囚徒，度过了11年暗无天日的岁月！

闻佳的病历（2），11年后：

1979年5月22日

于5 月份宣告无罪，并建议来我门诊医疗。由西城区人民法院盖章。

神清，表情淡漠，问所非答，称“有蛔虫”，神经不清楚，说话声极小，几乎听不清。

（药物处方，拉丁文，略）

沈炎

“宣告无罪”锥心刺目！11年后医生对闻佳的描述寥寥几句，在我心上重戳了一刀。我想，1969年那三位医生赫然留在纸上的如实诊断，算是暗夜里一线人性的光亮 ，多亏他们良知未泯，遵循科学做出了诊断，残害闻佳的罪恶才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不过1969年4月23日那天，他们只做了诊断而没有下处方，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注视着戴着镣铐的闻佳远去。转而我又明白，有谁救得了闻佳？只是站在今天，我才得以就此评论人性的品性。置身于当年，在无告的闻佳身边我会怎样表现，简直不敢深想！39年后得知闻佳的遭遇，心里阵阵疼痛，走过那座阳光明媚的校园时，总是伴随一缕惆怅。

共同的记忆使人心相通，我知道，不仅有王友琴和陶洛诵，还有其他闻佳的同学在寻找她。关注她的人甚至包括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尧先生，他得知闻佳的近况时，询问得格外细致，满面凄凉的神色，表明了他对苦难深刻的同情和理解。另外有两位女附中的退休老教师也答应我，一同寻找更多的知情人，争取把闻佳的故事补充得更加饱满。我曾读到一位闻佳当年的同学描写她记忆中的闻佳，虽然是一篇小说，并不能作为考据，但是也让我感到慰藉。

摘自小说《沉默的音符》：

（写1966年）“在我眼前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孩，一件小方格的短袖衫，一条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裤，裤腿挽到膝盖下面，那双眼睛还像过去那么清澈，依然黑亮的头发，只是原来到毕业时长长的两条辫子剪短了……就像一朵展开的花，长成的果，她比小学时更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写小学时）“……她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而至，出现在我们一群小朋友中，她的出现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乌黑的头发编成两条发辫，红唇皓齿秀目，方格子短袖上衣，一条肥腿裤，脚上一双方口带袢布鞋，不远不近地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玩跳房子。后来才知道她是从四川老家来住在舅舅的家里，讲起话来还一口四川腔，经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笑得她的脸像个红苹果。……

她湖水般清澈的眼睛里闪着快乐，她睁大的眼睛中流动着快乐和惊奇。……”

（写文革中）“我问她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她说一言难尽，说着面带一丝忧郁。我问她是不是还住在原来那个楼。她说早就搬到了阜成街，是她舅舅调动工作以后。难怪这两年多在宿舍大院一直没有碰到过她。看上去她已经不像小学时那么风风火火，她说在她们学校因为是重点，同学个个是小学的尖子，要想作尖子里的尖子就不那么容易，她说她比小学时用功多了，在班上学习还算是拔尖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说着她叹了一口气说：文化革命一开始，这个学是上不了了。我说：那怕什么的？反正大家都一样。可我觉得心里没底……她似乎还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这时我才发现许多人手臂上戴着的红袖章，有用黄丝线绣的，有用黑笔写的，有专门印出来的红卫兵的袖章，她的那件方格短袖衫上没有戴。……要分手了，她说：说真的，我有点不明白，这个运动到底要怎么搞，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说：嗨，想那么多干嘛，有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掌舵，怕什么？她说：是，是。”

往事的碎片就这样回旋，飘荡，艰难地连缀起闻佳的故事 —— 一位美丽，单纯，聪慧、上进的中学生，在那特殊的年代，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精神震荡，屈辱，苦闷，迷茫，无助，终于精神崩溃；迫害反而升级，她被不可理喻的同类施虐，她被社会和伦理驱除，成为了制度的牺牲；文革尘埃落定，她只能独自承受浩劫留给个人的切实悲剧，永远不会恢复常人的感知，永远不会回归正常的生活，也永远无能为力诉说。

闻佳的故事还不完整，然而我写这篇文章的想法萌生。对闻佳的苦难记录得虽然还如此简陋，但对自己的良心也算有些交代。翻动尘封的往事，会使自己和许多人疼痛不适，可是我想，在无能为力诉说的闻佳面前，纪录并保存、面对并承担这淌着血泪的创伤的记忆是我们的责任。打死卞仲耘校长、迫害学生闻佳这样的凶恶罪行，攻击了正常社会应当普遍分享的人性，尽管它发生在过去，发生在她们的身上，我们却都有思考的权利和记忆的责任。

师大女附中校友王友琴是最早记载卞仲耘校长之死和校友闻佳的故事的人。她在《顾文选》和《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两篇文章中报道、分析过闻佳的案例。在另一篇文章中，她下面的一段话更让我感到，写下闻佳的故事是必要的：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引自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闻佳的苦难和这苦难的默默无闻，压在我们一代人的良心上。为修复我们的良心，并向下一代提供免疫力，我捡拾了这些失落的记忆。


2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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