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庾华：文革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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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生的原因

袁庾华


2014 年，作为当代毛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袁庾华在接受有关方面访谈时，曾这
样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国内外的所有媒体和各方面舆论都用了一
个词：“爆发”。到上世纪末，世界主要媒体的世纪回顾，以及至今国内外各种文革史、
研究，也都用的是“爆发”。这两个字非同小可，它一定先有被极大压抑的“能量”。
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父亲那样的工程技术人员）至今认为，1956—1957 年的“整
风”运动，就是第一场夭折的文革运动。剑桥中国史的作者麦克法夸尔等人认为，这场
整风反右运动就是 1966 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的起源。我认为那场“整风”运动是毛泽东
第一次“和风细雨”的民主探索，它的失败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使新中国的民主进程逆转，促使毛泽东下最大决心定向“引爆”了 1966 年开始的“疾
风暴雨”式的文革运动，这就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进步
中、进行的一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探索。也有人称其为“伟大的民主实验”。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反对革命的势力外，各阶级、阶层的大多数人，
尤其是几千年来没有被人重视过的劳动人民，所获得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从来
没有过的。但是，这也仅仅是不充分的选举权，被安排的部分政治参与权。就现代社会
公民应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基本民主权利，除了 1954 年《宪
法》中规定外，还没有具体的设计、制度和运行规则。直到文革前的 1965 年，毛泽东
准备发动文革“重上井岗山”时，特别指出：“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
一种有效的方式”（可看马社香著《前奏》一书）。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
告”和 10 月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凸显了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根本解
决民主问题的软肋。而中国国内，随着罢工罢课和各种闹事事件的增多，党群矛盾普遍
反映出来，正在向着质变的方向发展。

马、恩、列、斯和国际共运没有给毛泽东留下任何成熟的民主建设的经验，却留下
苏式“计划经济”和社会民主难以解决的矛盾。而苏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
的民主问题，比毛泽东经常批评的西方民主的弊病更为严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 18
年、 并担任过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工作的戚本禹，应该是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中最了
解毛主席政治思想的人。他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访谈时说：“毛泽东
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经对我们说过，我们
宁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的道路。”早在 1954 年 6 月 14 日
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这
应该是毛泽东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时的一种倾向，“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会照搬西
方的民主制度，他更不会像印度那样以牺牲平等的巨大社会代价搞那一点形式民主，他
要民主，更要平等！但是，他要在中国走出一条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又是何等之难！而他
遇到的最大阻力却是他领导的这个党。

波兰、匈牙利事件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他借此“东（欧）”风，大作文章，
波、匈事件“余烟未尽”，毛泽东就四处游说，大力号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求共产党开门整风，欢迎海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和风细雨”的共同
探索中国的民主道路。1957 年 2 月 27 日，他在有 1800 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讲话，
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震动极大！

但是，正如沈志华在他的“毛泽东和整风反右运动”的讲座中说的：“党内外的反
映却截然相反，”“党外报纸反映强烈，党内报纸，却一声不响”。（中宣部长回答毛
泽东的批评说：要得到中央批准。）知识分子“兴奋异常”，好评如潮。各民主党派“立
即传达”“立即转发”。又何止是国内，1957 年 3 月 3 日，《人民日报》对《正处》讲
话仅仅发了无任何内容的 224 个字的简讯，就开始被西方媒体紧紧跟踪上。到 6 月 18
日，北京电台正式发表全文（还是中央“集体”的《经过整理补充稿》，“味道”已有
变化，其中作为后来打右派的六条标准就是中央加上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后，全球热议。6 月 25 日杜勒斯对记者说，他已经读了几遍。

英国《泰晤士报》称《正处》“是影响历史发展的文件之一”，美联社说，毛泽东“将
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新圣人”。而苏联的反映完全相反，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1957
年 5 月在回答美国记者追问“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时说：“我们认为，我们没
有这种性质的矛盾”（以上，据周兵研究《正处》国际传播的文章）。又据阎明复文章，
1957 年 4 月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罗夫访华时更明确表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
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

和苏共的反映相一致的是中共各级干部，据沈文介绍，来自甘、晋、黑、桂、川、
粤、浙等省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反映：“毛主席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
空前的。”“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有的直接批评
“毛主席的报告为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
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在上层，例如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而且，他在这段时间的所有讲话几乎不提“双百方针”，更不要说邀请党外人
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据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书中说，毛泽东当时在华东五省汇报
会上说：“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
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相抵触嘛”。

而一旦章、罗这些人不自量力、踩了共产党执政的底线，加上中央有些人故意把个
别学生的极端言论下发，激起全党的情绪。当时，中国大陆统一、共产党执政才几年是
不能分裂的，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他领导了全党、全国人民对右
派分子的斗争。今天，很多文人以毛泽东说的“引蛇出洞”和“阳谋”否定了他发动整
风、提倡“双百”方针的真诚。那么，如上所述，岂非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东方西方，
全被毛泽东“骗”了？王扬生回忆赵紫阳 2004 年 7 月、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与访客谈
话记录中说毛泽东“1956 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
国”。至于“阳谋”，赵紫阳说“那是后来的托辞”，“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
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的一种交代。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见《叩
访富强胡同六号》。对此文，陈一咨反复求证后认为内容可靠）。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
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
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
自谢泳《杂书过眼录》。当年记录、整理《正处》的胡乔木，其儿子胡石英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19 周年大会上说：“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
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 3 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
这个数字，改成了 6 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
席来负。”当然，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有领导的责任。“但‘反右派运动’在邓小
平和彭真的实际执行下严重扩大化，把包括在‘双百’中提意见者在内的五十五万知识
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打成了‘右派”。（维基百科.毛泽东）

“扩大”进右派队伍的几十万人，大多数是真诚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的左派，其中
一些人是当时中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整的更惨！有这些人的“下场”，殷鉴
不远，还有谁敢挑战共产党？！具体到每个单位，就是对每一位书记，每一个党员的态
度。据《王力文革反思录》说，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许多党委书记都成了“独
立王国”，反对他就是反党。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些群众组织，都成了他的“御用工
具”。

趁此威势，从上到下的许多领导干部更加强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 1958 年的“浮
夸风”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树立起贵州省公安厅的“十无经验”，即无反革命、无杀人
等刑事犯罪。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彭真和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支持下，推广到全
国，扩大到几十无，就是说，要搞到社会上连民事纠纷都没有。在贯彻彭真要把北京搞
得“水镜般的透明”的指示中，甚至把有个性的儿童也视为长大后肯定是反对领导的“反
党分子”，从而把他们强送到边远山区变相劳改。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这些人仍
难改从苏联内务部学来的那些控制社会的手段。也是文革中揭露出来的，文革前的各单
位“内保”条例中有一个包括 25 种人的所谓“反革命社会基础”， 就是指解放前担任
过国民党党、政、军、宪、特，解放后被杀、被关、被管，以及海外关系、历史上犯过
“严重错误”的人、他们的亲属、社会关系。同时，也威慑其他人千万不要犯“错误”。
多少人被“劳教”的人就是犯了对抗领导的错误。在农村，有些生产队长就可以捆人、
打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许多干部的物质特权、尤其是特权意识膨胀起来了。
例如，60 年代初我国石油供应最困难时，邓小平却用飞机接吴晗去自己视察的地方打桥
牌。“红色（革命出身）贵族”、红色等级观念正在中国社会形成。此时的中国，一方
面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用纯洁的意识形态和“突出政治”、“革命化”
运动冲击官僚主义的特权、意识和社会堕性，另一方面，党内的“务实派”、实力派们
用两面手法千方百计稳定既得利益的社会格局，他们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一个严
格控制社会的强有力集团。在社会下层，还有一些青年人，用今天网上的词叫“左愤”
的，他们成长在红旗下，革命传统教育的烙印很深，又喜欢议论政治。这些人更让领导
们不放心，他们甚至看鲁迅的著作被视为“危险倾向”。这些“左愤”受到的不合理压
制也没地方反映。用毛泽东的话说：“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
记就像个皇帝”。这大概就是《我们忏悔》一书《前言》中所说的文革前的“阳光灿烂
的日子”。

一本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一位当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女同志，在中直机关
周末舞会上向毛泽东反映她家乡的反右扩大化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认真听了以
后让她写一份详细材料，然而，第二天她就被调到外地了。为了控制毛泽东和下面的联
系，他们连毛泽东本人的话动也被偷安了窃听器，以致事发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毛主
席秘书叶子龙被处理。又何止一个“窃听器事件”，据文革中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说，
文革前，“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
的权，我也管不了。”在 1966 年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1959
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 1968 年的检查和 1972 年给毛泽东的信也都承
认自己“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就在“大饥荒”的前夕，毛泽东 1959 年 4 月给直
至生产小队长的六级干部写的那么重要的信，不是也被许多领导干部所扣押，以致此后
的灾难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而不能及时的控制。

这场严重的灾难，也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大量问题，尤其是干群之间的尖锐矛盾。毛
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一个“官僚主义的阶级”“与工人贫下中农是两个尖
锐对立的阶级，这种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
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几十年来，官方和主流舆论都是批评毛泽东在 “八大”
以后又重提阶级斗争，却有意回避毛泽东重提的阶级斗争对象是这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的新阶级。

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正如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有空
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也如 1968 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所指出的：党的地位
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社会集团。

包括铁托、卡德尔搞的“自治”，也都是局部改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中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各种
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
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等等权利，都没有保证。”、“总之，
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毛泽东的民主观。回顾后来经历的文革的过
程，不正是毛泽东上述两个观点的实践吗？

说到底，还是毛泽东一生追逐的民主和平等，不是简单的“选主”的民主，而是真
正让人民去尝试自己来当家作主。不是仅仅符号上的平等，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各个领域中实质性的平等。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反复的历程。他下了
最大的决心——不惜“跌的粉碎”（给江青的信）、准备被“枪毙”（王力文革反思录）
——要直接带领人民去探索这条道路。那么，一场全新的阶级大搏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有一个国际左翼运动的背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全球经
济高涨期，也是政治上最动荡的年代。正在觉醒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民
主运动、革命武装斗争也此起彼伏。欧美的民主,民权和反战等运动，尤其的青年造反
运动，几乎是和中国的文革运动同步进入高潮。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经济形势好的，就
越闹的欢。其“浩劫”程度不比中国逊色。文革中的中国被公认为当时的“世界革命中
心”。“文明世界”的西方，其上空高高飘扬的是“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主义”
的旗帜，毛泽东被誉为“永远的青年造反之父”。那场运动也被称为“西方文革”，和
中国一样，仅仅两三年，就随这个“大潮”退去。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中国自
己没有搞文革运动，那么会不会像 1956 年东欧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样，60 年代的
世界左翼大潮，同样要冲击中国社会，也可能是类似“布拉格之春”的被动运动。总之，
中国文革这场“浩劫”是“在数难逃”的。更何况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场大潮的一个主
要因素。

摘自《袁庾华思想录》第二部分“思想记录”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52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