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历史的高度：陈楚三《人间重晚情》读后

fuqiangqiang

一，贵族的叹息
67年4月17日在大礼堂的一次辩论会中，我听到陈楚三的发言。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的音容笑貌。那天我即席记录了他的发言：
“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被高压政策所压倒。他们骂我们一小撮，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这一小撮。414夺权。串联会在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权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回避权的问题！我们的权只能掌握在那些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手里，我们就是为了使权掌握在左派手中！
“井冈山的权基本上掌握在左派手中，而有另一部分掌握在右派手中！‘金戈铁马’文章出来以后，总部的声明只是，准放毒而不准消毒，这是绝不行的。把414打成非法才是最大的分裂主义。阻力就在于把414打成非法。不为414平反就不能批判下去。在蒯大富为414平反之前，我们坚决不在这个讲台上发言！”
——那么自信，那么斩钉截铁！
由此了解到他的身世，进而明白了他底气的由来，自此，始终认为他是414的灵魂级人物。但很长时间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与“八八”为伍而非“八九”？《晚情》中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只是从青少年寥落生活的描述，可以窥见一鳞半爪：出于父辈的地位，他早与刘涛、贺鹏飞等不是同一等级的人了。再将《人间重晚情》与《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回忆录——比较，一个气势尚胜的“小贵族”，也远比气势已落的“大贵族”更要风光得多。
作为曾经的贵族，陈楚三确乎平庸了些；但却有了更多的平民百姓的感情，更为敏锐的历史是非感。比如对八九风波，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认识等等。固然，这些认识还需要站上更高的历史高度来探究！否则《晚情》只能是一声声，哀婉的贵族的叹息。


二，陈蒯之争，争个什么？


《晚情》有如下说法：
“老團比老四更‘左’，首先表現在幹部問題上……
“在對待群眾問題上，老團比老四‘左’……
“老團比老四‘左’，集中表現在對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上。
“我要強調指出，四派的‘左’只是表現在思想上、理論上盲目相信毛澤東，追隨毛澤東，而以蒯大富為代表的團派少數人的‘左’，已經遠遠超出了理論和思潮的範疇，他們把極‘左’的東西‘落實在行動上’，變成了打殺迫害狂。也許，這才是四派的‘左’和蒯大富為代表的團派的‘左’之間涇渭分明的原則區別。”


倒退回1967年，这样的文字可算是振振有词。
我手里保留有题为《论两条路线的新阶段》的油印材料，署名《第一湘江》、《第一红之星》、《第一送瘟神》、《轮机兵》、《第一燎原》、《无名》、《不怕鬼》、《人马万岁》、《第一锷未残》联系人：孙怒涛 12-420  汲鹏 10-220。下面援引几段：
“井冈山兵团目前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绝非偶然，它是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干部问题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路线斗争在左派队伍内部的反映，是要彻底肃清刘邓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的流毒和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种流毒的尖锐的斗争。
“在干部问题上，井冈山兵团内部的分歧早就存在，大毒草《罪责难逃》的出笼及广大兵团战士的反击是矛盾的总爆发。在如何对待《红旗》评论员、调查员文章的态度上，我们与《叛逆者一分队》、《井冈哨兵》、《金戈铁马》以及支持《罪责难逃》的总部和28团的一些同志，是有原则的分歧的。
“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而陶德坚等人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基层干部。这是极其的原则分歧。红教工的一些头头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为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就不可能彻底肃清。
“414诞生了，它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诞生了。414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4.15革命行动就是井冈山414革命小将，向那些不按毛泽东思想的人的一次强大冲击。这种革命行动好得很！”
时过境迁五十多年，《晚情》依旧用文革乱局的词汇句式，叙事抒情，就显得有些煞有介事了。

当年，突如其来的文革，让那些在政治上饱受压抑的小青年，一下子得以随性而动，自然爆出许多异乎寻常甚至令人瞠目的事儿，比如游斗干部甚至辅导员等等。其实，这正是文革发动者求之不得的。可当他翻手为云时，这些却成了另一个反动路线！搅得水木清华一池混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孰是孰非？孰左孰右？分得清吗！
因此，陈蒯或曰团四之争，并非孰左，孰更左之分！而是《晚情》中的另一句话：“當年四一四堅決反對‘痞子掌權’，是完全正確的。”


三，陈蒯之争，争个什么？（续）
痞子者，地痞流氓也。可也有并非负面的另解：任性，仗义，混不吝，不拘小节，好抖机灵……台湾网络作家蔡智恒自称“痞子蔡”，可却写出这样的对白：“做我女朋友吧，这句话不是我随便说出口的，说了就代表我要负一辈子的责任。”另则，冯小刚的《老炮》不也是在演绎痞子吗。
不知道《晚情》中的痞子作何解？
据我猜测——纯系猜测。
下面贴上一则我曾发在群里的旧文《蒯N条趣谈》中的一段：
“看过@张比 所发转达蒯N条的文字，免不得联系到不久前阅读的陈楚三所著《人间重晚情》，惊讶地发现，这两位在文革中针尖对麦芒的主儿，字里行间竟散发着一种相近甚或共同的情绪：对‘族群’的大首领深怀敬意；且认为这个‘族群’出现在华夏大地，终是历史的选择，必可芳龄永继！——他们都受过这个族群的侵害，但也都得益过它的恩宠；他们对于加害者怨而不怒，对逝去的又恋又怯。正如宋词大家李清照在《武陵春》所抒发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胙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可也是曾经的贵族呀!不过，陈楚三子享父荫，而农民娃蒯大富呢，终是文革新贵。故而前者斥后者为‘痞子’，也在情理之中吧。”
蒯大富从一个三年级大学生，从一个党员都不是的无名小辈，一跃而为清华大学的“校长”，北京市的“副市长”！——连我都眼红。而那些正人君子们以及本就居于庙堂者，更当不忿了。——这，我觉得，是把水木清华搅浑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返回痞子之说。作为“地痞流氓”解者，团四之中，谁都不敢说没有；而作为非负面解者，团中似乎密集些。比如叶志江，红专典型，艾之生的红人，绝对的正人君子。可文革中弄出篇“救鬼秘方”，文革后有弄出本“走出文革”……堪称清华园的痞子蔡！


四，也谈人性
  《晚情》如此写道：“我認為在四一四這個群體中，人性善良的學生、教師、幹部聚集得更多些，提出的那些觀點更多的體現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譬如對幹部，認為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已經受到運動的衝擊和教育了，應該及早解放。 對紅衛兵小將，認為是成長中的錯誤，應該善意幫助改正，以便更好掌權。 而團派思潮卻懷疑一切、砸爛一切、唯我獨革、整垮對立面、徹底大翻個兒、死保既得權力，這些無不表現出人性惡的一面。”
这段文字的概念很模糊，但所涉及到人之为人的要素，却又非同小可。而且，所谓善与恶的标尺，竟依旧是文革时的标语口号、最高指示之类的。——真的有点令人瞠目！
文革中，就总体而言，对事物的判断——是非、好恶、爱憎……主要出自，或最终出自本人过往（经历）的感受与认知。与人品、人性关系不大。只是在表露的方式方法上或有所区别：含蓄或直白，温文或暴躁。
那些不認為“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不同意“及早解放”的人，就人性险恶了？未必！
现身说法：66年6月游斗干部盛行时，我也有过冲动，而且想多游他几次。当时的情绪很简单：致我五年的劳动改造，他“功不可没”，而且迄今已十年，还没有解放我！——把我这点小小的报复心也计入人性之恶的话，多少有点冤吧？
记得周泉樱在《必胜》写过这样的意思：团派队伍不够整齐。我的一位中学校友也说过：造反派麻麻杂杂（四川话，鱼龙混杂）。在政治运动，政治清查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不够整齐”的、“麻麻杂杂”者，大多遭遇过“受侮辱与受损害”。而加害者，无疑就是干部，最直接者还多是基层干部！如今有了出气的机会，还以严苛当然不是美德，但上纲上线到“人性恶”，太过头了吧！

五，说说干部问题
干部问题是团四之争的焦点，但好像陈蒯之间并没有为此对撞过，而是陶德坚成了靶子。其实，陶德坚只不过是一个以教师与一般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红教工的头目。
孙怒涛等人于老四发难之际的《论两条路线的新阶段》，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而陶德坚等人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基层干部。这是极其的原则分歧。红教工的一些头头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以致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就不可能彻底肃清。可是二办的一些同志不但不准备批判这些反动言论，反而为陶德坚涂脂抹粉……”
1997年陶德坚过世，但并未因此被清华人遗忘。直到2013年，那位曾经的清华园的金童，还借用他人的博客，赋予陶德坚以痞子的称号：“陶德坚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像痞子，却在清华文革中成功地出演了一个痞子的角色。”
陶德坚之所以被带上痞子的帽子，或因红教联当时那个口号：“上揪下扫，除恶务尽”带有混不吝的痞子意味。当然，那句“修正主义苗子”的说法，更是戳到了正跃跃欲试的少壮派干部的心窝。
我与陶老师并不相识，只不过知晓1956年建筑系那个以天津大学校友为主体的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故而对红教工的口号与说法，心领神会；甚至“上揪下扫”的具体所指，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由于像这样的冤假错，在清华绝非独一处，故而口号与说法就成为红教工整体的共识。
不过，这些口号与说法等等，于我来说属于事不关己者，故而在对陶德坚老师以及红教工随后的遭遇——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多有慨叹外，渐渐也就淡化了。
2001、2011年，为纪念母校九十与百年校庆，我分别发表了有些影响的《清华传统何在》、《再说清华传统》。在撰文过程中，忽然悟及，当年红教工那个口号与说法，对于维系清华的故有优良传统是多么的重要！
清华传统表述不一，但核心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在清华历史上屡遭扭曲甚至废弃，始作俑者，当属两度的党国校长——罗家伦、蒋南翔。罗氏招数，是组织青年“侦查反动”；蒋氏则更厉害，不仅实行以侦查反动为己任的辅导员制度，还独出心裁地培养“双肩挑”。罗氏因遭驱赶而未如愿。蒋氏则主政一十四年，故而硕果累累。经他一手培养的双肩挑不仅充实了国家党政领导层，学校要津部门，也多为这些青年才俊所把持。陶德坚及类陶德坚们，因深受这些才俊所害，想借文革之机，统统把他们归入“修正主义苗子”，一扫把扫掉！
数十年后，面对每况愈下的母校传统，站上历史的高度看，当时那些才俊们哪里是什么“修正主义苗子”，恰如其分的头衔是，专制主义苗子！——如若当初尽数扫掉，于校于国，倒也是幸事！这当然是笑谈，陶德坚及类陶德坚们怕也不会有这般自觉，但冥冥中或有所知吧？


《晚情》最引我入胜引的两个章节，是：“新瓶裝舊酒”的“躺著中槍”和“这还是那个共产党”吗？前者诡异，后者悲壮。就把它们作为这篇“读后”的结束语吧。

六，假如没有“227”批示
如此，我们就看不到《晚情》了。——读不到这样精彩的文字，于我们是缺憾。但此刻的作者，或许正在北戴河“老人干政”呢！
这件事儿粗一看，是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也有“私心”——这是肯定的。但往深里想，更是老一辈的细心；或者在私心上又叠加了细心。
私心的推理是，陈楚三推荐了罗征启，罗征启坏过陈元的事儿。若事情至此也就了了，老一辈或不致对陈楚三下驱逐出梯队的狠手。至于老一辈不知道陈楚三系先烈遗孤的说法，显系装聋作哑。一个白丁怎么有可能候选梯队呢？！
若私心叠加细心——维系朝纲的责任感——就不一样了。
不能不说老一辈确有先见之明，若“夭折的接班人”没有“夭折”，于国于民或有利，但朝纲就可能不再了呀！


七，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子？
亲历八九风波之后，作者以仰天长啸之势，一连问了六个“还是那个共产党吗？”
还是哪个共产党？
李大钊的？陈独秀的？方志敏、周文雍、陳鐵軍、江竹筠、陈潭秋、毛泽民……的共产党？它们应该是个什么模样呢？
在清华我上了两门关于共产党的课。一门是吴万勇老师讲的《中国革命史》，一门是艾之生书记讲的《联共布党史》。我的感知是，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基本闻不到火药味。当它付诸实践后，从列宁到斯大林，火药味儿越来越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的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暴力，算起来，从方志敏那个时代开始，就是党的本色了！
其实作者是明知故问，很快自问自答道：“迄今為止，共產黨當權的國家……在政治實踐方面卻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思想箝制，新聞壟斷，以槍代政，專制獨裁。”
绝了！——这一问一答，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揭示了当今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初心”，所谓“红色基因”不过尔尔！
马克思主义怎么从学术演变为暴力，这是个大课题。苏俄那一段，秦晖夫妇作了轮廓性的解说，华夏这段至今基本是空白。或许清华的那位胡院长堪接此任。他所杜撰的那个“集体总统制”还是颇具创意的。——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我之所以没有连属对胡的杯葛，实是拘泥于清华有赶校长的传统，没有轰教授的先例。且，胡经常出些拍在马蹄子上的怪招，大家可就此热闹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