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俊：父亲严忠铎在狱中翻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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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学识渊博，大多留学海外，响应祖国号召回国，精通多国语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纷纷被扣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蒙冤入狱。1953年，北京市监狱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为相关机构提供外语翻译服务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翻译任务成立了生产小组：“清河翻译组”。一些精通外语的高级知识分子进入翻译组，翻译了大量优秀的译著，为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部分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本文作者严俊的父亲严忠铎便是其中一位，本文回忆了严忠铎先生在“清河翻译组”的一些往事，希望这段往事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湮没。














撰文 | 严俊


责编 |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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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50年前地处北京京山线茶淀站附近的清河农场，老一辈知识分子都不陌生，这是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劳改农场，一大批右派知识分子曾集中于此劳动改造，其中不乏许多知名人士。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亲历者都曾撰写了回忆录，如丛维熙的《走向混浊》，戴煌的《我的九死一生》，杜高的《又见昨天》，吴越的《二劳改与女人》等等。凡是稍许了解那段沉重历史的人，一定对清河农场右派知识分子悲惨不堪的劳改生涯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曾经有一批外语人才，被组织起来从事外语“翻译组”活动。虽然监狱“翻译组”活动也偶见于一些曾在北京市监狱服刑的亲历者回忆录中，如柳青的《再见，梅娘》，叶笃庄的《一颗冰心在玉壶》等，但训诗以清河翻译组的故事[1]为主线，以北京编译社为纽带再现了“翻译组”的人和事，则是难得一见掸拂历史尘埃的佳作。






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可悲复可怜的人，在被囚禁的坎坷生活中，用胜人一筹的翻译技能，搭起了一座传播世界科技与文明的桥梁。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被隐姓埋名，至今也无法知其姓甚名谁。而我的父亲严忠铎便是其中一位。1958年他开始在清河农场服刑时，就参加了翻译组工作，直至1968年10月北京编译社解散。


进入翻译组工作








严忠铎（1915.1-1972.12）生于江苏东台，祖籍镇江。1938年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即投笔从戎，是一名抗战老兵。抗战胜利前夕考取自费留美，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继续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响应建设新中国召唤，放弃了博士论文答辩回归祖国。先后在唐山铁道学院，哈尔滨铁道学院，北京铁道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任教。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期间，深信“言者无罪”而慷慨直言，被打成右派，定为极右。又因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军令部通讯机构工作的经历，1958年6月被按历史反革命处理，获5年牢狱之灾，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右派错划虽获改正，但历史反革命罪未平反。






服刑期间，严忠铎先在清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初尝田间劳动的艰辛，体力不支而效率低下，自是苦不堪言。严忠铎曾在扬州度过中学时代，冥想之下大有“瘦西湖畔始读书，摇落凄怆清河边。一望青青青不断，绿杨回首忆扬州”之感叹。我的母亲孙元文获悉父亲不堪田间辛劳之苦，遂斗胆向周总理去函进言，诉说父亲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无线电、自动控制、雷达、计算机）以及通晓四国（英、德、法、俄）外语之特长，恳请周总理百忙之际，安排严忠铎做与其相适应的工作。也许是1956年母亲随父亲参加归国留学生大会，周总理在联谊时曾邀请她跳舞尚存一面之交的缘故；也许是在国防五院成立之初，严忠铎已经列入钟夫翔、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呈交的“国防五院成立调人报告”名单中[2]，周总理曾直拨北京铁道学院院长办公室电话指示放人因而留下些许印象吧，在信发出后不久，严忠铎就被安排到了翻译组。1958年下半年，他开始进入到翻译组工作。






严忠铎在翻译组主要从事“翻译科学技术资料”的工作，这是他曾与我母亲所说的。但严忠铎也可能参加过非技术文献的翻译工作。80年代初家属到学校落实右派改正事宜，北京交通大学曾返还严忠铎遗物：一张1962年办理的北京图书馆借书证和一本中央编译局编译的1964年版《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发现有9处红色墨水笔的批注，这难免使人联想到严忠铎可能参加了此书的校阅。批注只发生在导言、第一章和第三章中，从被批注的章节推测，当时翻译组可能组织了多人参与此版本校阅，而且对校阅章节进行了分工。如果是书的主人自行研习，就不会只对这三个章节进行批注了。从此版《共产党宣言》后记的致谢中，我们知晓有局外人士的参与。由于无法得到原稿来核实，严忠铎是否参与则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了。






此外，父亲所在翻译组有多少人，姓甚名谁，在何处办公也是全然不知。母亲后来回忆了严忠铎说过的一些工作情况：“翻译稿件完成后都是领导取走，其它的事均不用管”。1962年刑满后他回宁探亲，提及“徐璋本曾与他互译互校德文”，但“未与徐璋本见过面，看到校译稿件上译者签名才知道徐璋本也参加翻译组工作”。白纸黑字见面，老死不相往来，缘于严忠铎与徐璋本在不同地点关押。对翻译组成员唯独提及徐璋本，则可能是严忠铎早知徐璋本是交大校友以及曾在美留学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归。






严忠铎1962年在清河农场中服刑尚未期满之前，以及在团河农场就业期间，都是从事翻译工作。在团河农场翻译组解散后，严忠铎与其兄的通信中曾述及：“生产单位变动，翻译组撤销”。这说明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都存在翻译组活动，而翻译组是作为农场的一个生产单位存在的。






叶笃庄在团河农场时，曾有翻译队领导与之谈话，但最终也没有进入翻译组。[3]钱辉焴则回忆北苑农场存在过翻译组的情况。[4]黄鸿森回忆，在1954年被判刑后，“先是在北京监狱织布厂劳动改造，于1955年初调入狱中翻译组”。[5]朱良澐则回忆在服刑时“被搁在清河印刷厂翻译组搞翻译”。[6]从上述亲历者回忆可知在北京监狱各个劳改单位都存在翻译组，笔者揣测“清河翻译组”可能是一个范畴概念，涵盖了北京监狱系统内下属各个劳改单位，包括劳改农场中在押服刑人员和留场就业人员的所有翻译活动，即在“清河翻译组”之下还有多个翻译小组存在。严忠铎刑满释放后是在团河农场留场就业，地点虽然变更，仍然是在农场从事翻译工作，这也说明“清河翻译组”并不是按照“翻译”这个工作主题将北京市监狱中所有翻译人员集中到一处办公，而是参与翻译组工作的人，都隶属服刑所在的劳改单位监管，并组织起来进行翻译工作。






没能进入北京编译社








提及“清河翻译组”就不能不提北京编译社。当年时任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曾指示：“甚至安排让一些犯人和劳改释放人员在劳改农场为编译社翻译书”。[7]这已经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北京编译社除了在社会上招聘翻译人员外（如润麒在1961年10月被安置到北京编译社，就是周总理指示徐冰具体落实的结果），[8]主要还是利用在押犯人和留场就业人员中懂外语的知识分子从事翻译工作。






但对进入北京编译社的人员又有特殊要求。其一，原在翻译组的翻译进入北京编译社都是在刑满释放之后；其二，原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是外国社科、政治、经济及历史文学类著作，并可以通过出版社出版。严忠铎是1962年刑满释放后，却没有进入北京编译社，可能的原因是他未能满足后一个条件。严忠铎主要从事科学技术文献或军事技术相关涉密内容，既不可能获得出版，也需要进行保密管理。但可能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即严忠铎固定薪资是按编译社标准发放，但农场监管部门可能与北京编译社或出版社有翻译合同，农场为了创收，便将他仍留在翻译组了。






笔者从一份广为传播的《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9]的名单中发现了端倪。在这些名单中有六位原北京编译社成员，他们虽然死亡，职业却是北京编译社的翻译。这个情况反映出劳教人员与在押服刑者进入编译社的角色差异。即被判刑者在服刑期间只能以“清河翻译组”的名义进行翻译工作，而劳教人员则能够在劳教期间挂职参与北京编译社的翻译工作。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关键是涉及到“五四宪法”第十九条与“五七劳教决定”所针对的管辖对象不同所致 。






他们为何没进翻译组？








此外，当年在清河农场具有较高外语水准的高级知识分子大有人在，但没进入翻译组或编译社的人也不少，这曾令人十分费解。还有曾与杜高同在团河农场和清河农场劳教的外语人才也没有参与翻译工作。一个是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的姚祖彝，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另一人是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王桐竹。这两人后来都于1970年在南京被枪决。[10]叶笃庄反右时被判刑，入狱后最初在团河农场，提及卫立煌的翻译丁善懿被判刑10年，也没有进入翻译组。[11]还有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已有多部译作的著名翻译家吕莹，也没有进入翻译组，却葬身在清河农场的芦花荡中。[12]






没进翻译组的还有留美回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家巫宁坤，而他的两个学生江泽垓和江泽墉却进入了翻译组。引起笔者注意的缘由是巫宁坤是被劳教的，而江氏兄弟则是被判刑。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被管辖对象的不同身份决定了进翻译组的门槛。其次，巫宁坤是1960年10月，与兴凯湖农场“劳教”的右派，被武装押送到清河农场三分场的，但巫宁坤也没有进入北京编译社，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巫宁坤体衰多病。巫宁坤当年因病曾向其妻发出“来见最后一面”的信，经李怡楷不懈努力，终于说动原单位校领导，巫宁坤由此获得到保外就医。[13]这可能是没有参与北京编译社工作的主要因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中显示是“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六人，他们分别从属于“清河农场管理处”、“清河农场于家岭”、“清河农场五八五分场”、“清河农场五八三分场”这几处。因尚未解除劳教，他们并没有集中到地处北京西城区南魏胡同1号大院和2号大院的北京编译社办公[14]，仍然在所从属的劳改单位监督管理下进行翻译工作。






对于劳教人员直接参与北京编译社工作可以从《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去理解：“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从一部分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翻译者参与着北京编译社的翻译工作看，执行“决定”是重要因素之一。编译社招聘的翻译人才会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还有相当数量尚未解除劳教的人员参与，因此“编译社是文化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点当然是保密的，此事“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真相才泄露”。[15]






留场就业




1962年严忠铎刑满释放，但被要求留场就业，适逢清河农场所有刑满释放右派和在押劳动改造服刑右派以及劳教右派全部迁调之地处北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






自1962年刑满在团河农场留场就业后，严忠铎仍从事翻译工作，开始享有工资待遇，每月76元。虽然不到当时三级教授工资的三分之一，但相对于当时普通百姓来说也算是不低的薪资了。润麒1961年10月进入北京编译社，其工资也是76元。他之前是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工资只有30元。在得知编译社月工资76元后就显得十分惊诧，所以润麒与编译社郝书记说：“过去我虽然做过翻译，但不一定能胜任，现在工资是不是多了点儿”。[16]虽然严忠铎没有进入北京编译社而是留场就业，但从事翻译工作的待遇显然参考了北京编译社的的薪资标准。而这个工资待遇从1962年到1968年就再也没变动过。我们从右派死亡档案知道北京编译社翻译级别有10级和13级，众多北京编译社成员在回忆中却没留下翻译级别与工资关联的信息，润麒、严忠铎每月76元工资，则与当年六类地区高教10级工资78元十分接近。






相对于服刑期间的管制，留场就业略有改善，如有周日休假可以外出。严忠铎1962年刑满释放后就办理了北京图书馆借书证。但由于尚未恢复“公民政治权利”，因此无论何时离开农场外出都要请假，任何事由都要填写清楚。






也许是正从事的翻译工作内容涉密且尚未恢复“公民政治权利”的缘故，严忠铎个人行为可能仍然在较严的控制状态下。比如北京图书馆借书证用过后，可能因用完后要交给就业单位某部门保管而落入了个人档案中。借书证和一本《共产党宣言》随严忠铎档案返回了北方交通大学，由学校将这些遗存的物品作为个人物品返还了家属。在严忠铎一封给其侄女的信中，提及“有两箱书籍托存在朋友处，望联系取回”。因此笔者推测这本《共产党宣言》可能与翻译组校核工作有关并由监管人员保管，才没有落入书主人自己保管的个人物品中。






翻译组撤销




至于翻译组撤销时间，训诗认为，“如果我们的推测大致不谬，那么从1953年设立到1966年解散，（这是它最有可能的解散时间）”。[17]1967年严忠铎在一封给其兄的信中这样写到：“去年六月底，原生产单位改变，翻译组撤销……”，这是我们发现的翻译组撤销的确切依据，证实训诗推测的正确性，要补充的是翻译组撤销的准确时间则应是1966年6月底。






1969年12月严忠铎致其侄女的一封信中写道：“去农场后，去年开始按农场标准发工资，就已发生困难……”。这是一件比较蹊跷的事，既然翻译组1966年撤销，而严忠铎为什么却继续领取原翻译组时的薪资到1968年10月呢？黄鸿森提及“北京编译社1968年撤销时……部分译稿都交给托译单位人民出版社”[18]的信息，则让我们将看似脱节的链条联系起来。显然，1966年6月底“清河翻译组”撤销后，北京编译社仍然有业务需要原“清河翻译组”相关人员配合完成。“清河翻译组”撤销时，严忠铎虽然暂调农场，但仍作为翻译组留下的少量人员配合着北京翻译社的工作。






此外，严忠铎1966年暂调团河农场关押劳改犯的一大队，而不是右派集中的二大队。这与大多数右派也有区别，可能与其仍享受翻译组待遇有关，这是监狱管理机构为了管理需要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清河翻译组”虽然在1966年撤销，但真正寿终正寝则与北京编译社1968年10月撤销时间直接关联。






结  语




严忠铎于1958年至1969年9月在北京清河农场服刑并在团河农场留场就业，度过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光。1969年9月20日，团河农场在押人员和未解除劳教人员迁调他处，留场就业人员全部遣返家属所在地。但在回宁的列车上，几十个留场就业遣返回宁者，却是由武装的公安人员押解。到站后一群人看到前来接人的大客车时还相互感叹，以为“南京市真好，派车送我们回家”。当大客车直接开进南京市收容所时，一群人才恍然大悟，一点兴致转瞬即逝。收容所告知“节日临近，南京治安较乱，为了你们的安全暂时在此免费住宿，吃饭自行付费购买，何时回家另行通知”等等。这一住就是二十天，一群人当月工资也所剩无几，在不断诉求放人回家无果情况下，向南京市政府写信才得以离开收容所回家。当严忠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不知道即将迈出的那一步是又一场噩梦的开始。






197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前来江苏泗洪县调档欲调严忠铎回京分配工作，但他没有等到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1972年12月，我的父亲严忠铎病逝于泗洪县人民医院，享年57岁。






在严忠铎别离“清河翻译组”暨北京编译社撤销5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追思那些默默无闻知名或不知名的翻译精英，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新中国翻译出版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由于“清河翻译组”公开信息凤毛麟角，有待发掘的未解之谜甚多，故本文诸多细节乃存蠡测，不详之处在所难免。但愿更多的知情者不吝提供线索，以使这一段被遗忘半个世纪的史实不致彻底凐灭。






引用文献：


1.训诗“清河翻译组的故事”《南方周末》 2018年4月19日


2.孙家栋《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 第205 页


3.叶笃庄《一片冰心在玉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329页


4.柳青 候建飞编《再见，梅娘》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5月第一版  第157页


5.黄鸿森“编书.译书.写书”宋应离、刘小敏《亲历新中国出版事业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第669页）


6.讲述 亦双 整理 曾琦琦“我与先生”《杭州日报》2009年7月21日


7.刘光人等《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  ，2011年3月第2版  第203页


8.贾英华《末代国舅润麒》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第359页


9.《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源自互联网


10.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年3月   第9—10页


11.叶笃庄《一片冰心在玉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第345页


12.从维熙《我的黑白人生》生活书店出版  2014年1月 第33—41页


13.巫宁坤《一滴泪》台湾远景出版 社  2003年  第九章


14.刘光人《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 2011年3月 第199页


15.贾英华《末代国舅润麒》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第378-379页


16.贾英华《末代国舅润麒》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60页


17.同1。


18.黄鸿森“译书•编书•写书”（宋应离、刘小敏《亲历新中国出版事业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社第673页—第674页。）






制版编辑 | 黄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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