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芦荡小舟的故事》节录（1959年整风期间会议记录）

fuqiangqiang

在“9 新闻战线”中，我提到一个红色“东风”硬皮本，引用了其中关于《新晚报》的内容。父亲吴荻舟还有另一个小一点的笔记本，这两本笔记，记录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风的部分发言。借用其中时任港澳工委书记的区梦觉的话说：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来参加详细讨论研究，认真其事。把过去的缺点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风。”他说：“不仅讨论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那么地点应该不是在香港，因为后面提到“HK不能有文件”；又因为后面提及“主席和少奇”来时看到问题以及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也来讲话（不过没有他们的指示记录），有可能是在北京或者广东，甚至来回跑。除了区梦觉，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书长黄施民等人也讲了话。

当时我还不到三岁，对这些情况自然是一无所知，我决心啃这两根“硬骨头”，整理这两本会议记录。


（图一：五十天整风运动的“精华”，浓缩在一大一小两个笔记本里。）

为了方便阅读，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做了梳理和注释。看不懂的不引用，重复的发言也不引用。笔记中父亲用了很多速记符号，如M代表美国，K代表国民党，MK代表“美蒋”，其他还有E代表英国，HK代表香港，A代表共产党。有些我即时做了“脑补”，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倾冒险（主义）”，“中落”，我知道是“中间落后”，打字的时候就补上了。两个笔记本近四万字压缩为两篇各八千多字。我无法查证全部发言者的身份和职务，但是能了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识形态、方针政策，了解父亲的处境，了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内地影响，于我足矣。

部分有关新闻界的内容已经引用于“9”，本篇主要讲电影界，如何分清敌我友，抓主要矛盾，反“左”反“右”。

笔记中提及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邵氏”（1958年由邵逸夫于香港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当时港澳工委对美蒋打入邵氏等渗透活动十分警惕，1952年中学毕业就签约左翼电影公司“长城”的乐蒂1958年约满 转投“邵氏”，几乎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整风认为，“这是把一件事的两种性质混淆了”，“只强调斗争一面”。与会者语气凝重谈“退却”，我注意到一些关键词：“纠错”、“暴露”、“工作作风”、“方式方法”、“群众不接受”等。虽然不知道整件事来龙去脉，还是可以大致推测到，有些干部搞宗派，夺资本家（长城电影制片厂老板之一吕健康）的“三权”，暴露了自己，引起多方不满，影响统战工作，导致要布置撤退。

下面是6月20日至25日的整风记录。

6月20日
广源：HK对中间落後的方针是搞浑水，非搞孤岛。过去未把方针紧紧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根据方针布置工作与检查工作。“三一”事件是在大军过江时狂热发生，事后未总结、吸收经验，朝战后又狂热。1.对电影工作如何长期生存，从没有系统的研究过，我片是导人向上向善，这一套方针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负责。HK是长期的，不会不犯错，中央方针来了，一层层传下去，检查起来，有说过，是不是完了呢？事实是做错了，这是客观效果，不容否认，问题是HK没有订出一套办法，为什么没有A员气魄大胆承担下来。3.多年来，如我们不是这样对待邵氏（记录只到此。）
肖：(关于海外文艺，)中央对于海外方针是有一套的，为什么外面没搞好。看来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为是，经验主义，未把政策好好务透，就做错了，但不足为奇！

对陆氏邵氏破够，立不够。对吕氏，三权都没了，国内都不这样搞，也是政策上的错。影联现在也要考虑，只能搞福利，摆得不好，影响统战，这也是方针问题。对中华商务问题，也是政策问题。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历来反左反得不够，这是最大的危险。

幸：对邵陆是政策上的错，是把友当敌。现应肯定邵陆是中间的。两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实邵氏对MK活动有疑虑。

王：就像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革命对象也未完全解决，在香港，谁是敌、友？毛在阶级分析时说：划清敌友，是革命政权领导成功失败问题，我们主要的战略是团结友，打击敌，划清1.经济地位，2.对革命的政治态度。民族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因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阶级，他们是革命对象。但由于有积极的一面，我们又采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现在不搞社会主义，大跃进、总路线都不能搞。在香港，资产阶级、逃亡地主、官僚资产阶级、MK特务是革命对象，反M为主。一定时期对某一敌人还有一定程度的暂时联盟，对分化敌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也是“左”的。海外华侨都希望国家国际地位提高，又因在国外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及可做生意，帮他发财，他也愿在某些地方与我合作，受我领导。他有剥削、反动的一面，任何资产阶级都有两面性，与我们来往得利，我们政策执行好时，与我们好；在生意吃亏、国际环境差或我们政策执行差就翻过去，这是长期的，反复的，直到被消灭为止。

邵氏不是买办，不是官僚资产阶级，是“有奶便是娘派”，与台有往来，是中间偏右。看他应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军师，看得出来他不敢也不愿断我们关系。因此应团结争取，在某些地方应有某种斗争，但应是和平的批评，目的是达到进一步的团结，就片论片，具体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有理有利有节，可以交友。我们头脑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响他，这就是领导，浑水也是如此，有来有往。

在香港不能树敌太多。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甚至会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资本主义。中国从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说消灭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国内以马列主义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报上有自由主义存在是客观反映。右倾保守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能及时掌握有利时机展开工作，缩手缩脚，魄力不大，缺乏创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国内一套搬到另一环境，简单化是左。故务虚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边又偏向另一边。

6月22日
广源：“三一”事件前后粤语界未搞“影学”，因他们较落后，受歧视。“三一”后，中央新方针是长期生存，争取多数，以灰色姿态出现。52年底中联出现，提出“伶星分家”，我们通过卢墩去劝说；“三一”事件令粤语界害怕，黄曼梨在华侨报声明脱离影联，我们未歧视他；55年张瑛摇摆，后因为路狭，想回中联（中联曾众怒要开除他，我们派人劝阻），我等也奔走说服。

粤语界怕谈政治，演员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几年来看，因为在台湾无市场，他们与MK无联系；另一方面，大陆也非他们市场，故贯彻中央方针不够。我们未鼓励他们去（邵氏），也未指责。我们包不下来，对他们的生活也无理由干涉，只是承认了客观事实，一定程度迁就了客观事实。
意见：几年来领导对粤语界重视不足，未好好做一专题研究，58年斗争多，粤语片部分人怕直接参加斗争，顾虑多。他们参加固然好，不参加不应指责，总结中说粤语片开展不够，根据是指挥他们可能不够，国语界我们能指挥，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见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粤语界把团结放第一。统战工作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统战是政纲，爱国、团结、友好。2.在HK是爱国反M统战，粤语界重视了团结，注意了演员的切身利益，没有脱离政治（脱离就右了）。3.国语界把我们的标准当做人家的标准去要求，不允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缚住了（允许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应付，就教育了他不脱离政治）。

桦：说粤语片落后，不重视。重视恐怕反而坏了。国语界花钱多，粤语界花钱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实实的统战关系，中联有困难自己解决，我们给一点，人家也感谢，做了朋友，不负担责任。因此粤语界是统战，国语界是上下级关系。国语片演员被我束缚得紧，必须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一. 1949年全国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总结批判，错误观念（国语片界）一直存在。
二. “三一”到57年。乐蒂被拉过去。因无A员，情况不明，至去年有A员去后才揭露出来。这阶段中央提出新方针，但因观念不明确，做时就无分寸。虽提出打破壁垒分明，浑水，但掌握不到。
三. 57年至现在。大跃进情况下，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号召香港人参加学习。说明对中央方针不明确，不严肃，不负责。

廖一原：对中央方针客观违背。被迫承认客观事实。并没有两套路线在斗争。粤语片今天没有壁垒。


（图二：“对中央方针客观违背”。）

1. 无界限，两边拍片。
2. 特点，善于争取与资产阶级合作，利用资本家的资金。有5类，a邵氏、国际、院商；b片蛇；c艺人搞的—中联、植利；d如新联；e华侨之类，有一点政治性。粤语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适应性强。十年来粤语片市场天天走下坡，M州49年卖一万多，几年来下泄到3千。新马过去卖38-40%（2万7），现万余。粤剧歌唱片至多9千，但还能生产一百多部。过去我们认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制滥造，但实在他们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敌人对粤语片较不重视，现在已较前重视。如桃源性质就要研究。国内也未召他们上来谈过。

造成特点的原因：
1. 历史性的，49年前无界限。
2. 敌人不重视，我方也重视不足，但现在桃源已大规模制国粤语片。
3. 没有拿出大量资金逐步包起来。

黄：在统战上有两条路线，这局面不是说在A内有两条路线，也不是离开中央在组织上形成两条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尤其电影统战上明显（存在两条路线）。

A的工作，A的方针是中央根据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分析制定的，故我们应用正确否定不正确，不应存在个人东西。国粤语两条做法，一是搞先锋队，孤军奋斗，不与人合作，把自己阵地建成高级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粤语片为代表，不脱离实际，根据客观使群众跟得上一起前进。过去认识不够，无意识地压迫过。

国语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片面出发。HK有两方面，1靠祖国，有有利条件，2是敌人地方，斗争是复杂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强调了有利的唯一条件，另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小资狂热的幻想出发，急功近利。

结论，错误的东西是从错误的分析得来，无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来解释。粤语片是摸出来的道路，不能用分线来解释。挂旗不一定公开，主要看政治态度。什么人都团结进去，和平相处（过去可能看为右了）。

所谓A的领导，不是用A员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针政策领导，否则把A的领导机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倾向也就是这样来的。

国内搞大规模群众路线，国外不能，只能多深谈，说服。

粤语片善于广泛合作，懂得充分为生存不断搞下去，这是群众创造的经验，过去我们轻视，不知这一旦变为我们的东西就很好，这个经验要总结。因为它是朴素的、群众性的，也就渗入一些坏东西，我们只看到他坏的一面，批判他们，对他有了宗派情绪。我们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与敌人争群众，它不受M影响就是好的。扩大公开活动是扩大社会化，群众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现。暴露自己，是列宁批评的（左倾幼稚病）。

金：形势变化，忘记中央方针，如东压西後，就认为长期生存没问题了，产生了冒险思想，对中央方针研究不够。陈总说我们是半公开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这话早就说过，57年十一狂欢七天，58年又来了。说明中央不断有意见，我们不断重复（我们容易自己解释，自己发展）。

吴：不会把中央方针（几个）有机结合，中央方针前后发下来是连贯的，我们一个个分开。

廖：可悲之处，自以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还有思想方法问题。忙，却长期发现不了问题。

黄：退出问题。先锋队现在退出，不是消极，是为了前进，为了接近群众，不至脱节。过去光顾自己的长城、凤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长此会自己消灭自己，把群众也让给了敌人。先锋队离开了群众，必会失败。

别认为退出是右倾。但要有思想准备，53年工会退过一次，退后也有人说内部复杂了等等，上面也动摇了一下，以后一点点回复。这样干部更隐蔽了。当然，退出后不能发号施令了，是有困难，但是退出后有高度灵活性。质量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时期后会逐步好起来。也会有些论调，说是右等。

施：形势问题
1. 对HK地位的认识，53年就写明是我们的，又是E的。从“三一”後，事实证明它是E殖民地，我们是“寄人篱下”，这点认识不够。
2. 对有利形势估计过高，58年对我们自己的“优势”、“正统”估计过高，实在军队统治在人手，优势何来？群众优势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内把学生运动成我之优势、主流、正统，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结果低估了长期、复杂、尖锐三性质。
3. HK，中央把它当做反M战略中的一个棋子，理解不深，这就牵涉我们对香港的态度，对E的做法。为了服从大的方面，对本地斗争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气。主要是对中央方针的严肃认真对待。
4. 对A与群众的问题。毛：当群众起来时容易“左”，不能认为形势好（找不到出处，但是又觉得历史确实有这样的倾向）。这两年HK相当暴露，实际A已半公开。去年新华社半公开活动，是不对的，E已挂了账，随时有材料搞我们。隐蔽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中间落后的群众，群众是怕我们给他们麻烦的。

幸：总结。对敌、中间落后群众情况和A外“同志”的情况，三方面均超过了中央给的方针范围。中央给的是利用——以打击M。中央对M也该进则进，该止则止，该针锋相对才对，对E是半建交。在这意义上说，一味不承认是不对的，它是既成事实。承认对我国际斗争有好处，因此对英斗有打拉，时鬆时紧，对其他HK资产阶级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传线的确出了不少错，有M必反，M没好东西。很少分析对M的资产阶级是否碰到一点就反？在琐碎问题上搞，使E为难（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问题上、要害上反得不够。58年与E紧张显然不符合党的外交政策，国家是利用E打M。北京与HK做法也不一样。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规定的范围，否则，发展下去，要有严重后果。

中央要我从中间落后群众的水平、觉悟、接受程度出发，不要从主观出发。中央也说，我们的东西群众不能接受，还要善于等待。这方面我们走过头了。这是危险的。对HK群众也存在问题，未照顾到他们是生活在HK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我们对他们应按无产阶级人生观（基本群众、发展对象）要求，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在A外小资出身的知识分子应容许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存在，否则是不科学的。

宣委对A外A内均存在主观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从良好愿望出发，这是危险的，说明必须从脱离中央的方针上回来。

（图三：“必须从脱离中央的方针上回来”。）
新闻界基本上贯彻了中央方针，反M制造两个中国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们的底盘（MK，M与落后群众，M统治阶级和M人民分不清），打击面广。宣传国内建设，头脑冷静不够，很浮夸。中央不但不要我们浮夸，还要十分只说七分。这缺点说明同志们思想认识提高的过程拖长了，对E问题领会不深，该说好话不敢说，对M也如此。国内报纸不能说，HK可说。陈总早说了，凡该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该收的，不肯收。这原因是对中央方针不认识。成绩虽肯定，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宣传还是春风未度玉门关。还是要以A为核心，团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我们的工作。之所以未带垮文化队伍，道理：

1.A的领导正确。A的威信高，国家强大货真价实。我们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看到前途，心向祖国。
2.统工，不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侨委、文化部、陈总多做了许多工作，与头面人物见面，谈话，教育，我们队伍才未垮。
两套做法（两条路线）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满足于一知半解。中央方针，听听是绝不会立刻了解的，它有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同志有自以为是的情绪，妨碍我们自觉地接受中央指示。虽在客观上与中央抗拒，但不是山头主义，可应赶快拉回来呀！

6月24日
幸：HK方针“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是老方针，又是新方针，是中央的一贯思想。（新的）对这思想更充实更丰富，更明显提出HK留E比给M好，HK解放在台后，是更明确。廖公又说重经济……都提得比以前明确完备系统，也是过程。下面对此方针的传达没有新鲜感，下面对此战略思想的接受有不正确的实现，没开动脑筋想一想中央为什么重提。

HK问题，台湾问题也罢，就是因加入M国的因素，才麻烦。战略上是纸老虎，战术上还是真老虎。因此我们对一系列的布置不能不考虑。
我们观念上不是从困难一面去看，而用不在话下去考虑，关系就重大了。
对中央意见是自以为是，马马虎虎，中央同志说话平易，如不虚心体会放过去了，如陈总说吸收经验教训有三条。
我们几个A员做不了那么多事，要靠人家来做。应该说在HK重要是做组织工作。如何组织靠统工，通过他们的口、手去做。他们是广大的各阶层的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灵活的领导他们。好好读毛主席的《若干历史——》，在A领导下的报纸不用共产主义人生观唯物论影响人，不可能。陈总说，革命输出又不输出，不负担输出的义务，但说明社会主义好，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就是输出。

6月25日
吴：不要引起敌人怀疑，在内部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是否采取个别谈话，由公司当局出面说明，有了思想准备，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秘密的A元不撤，并加强A的领导，公开的才撤。
夕：这是前进的退却。加强A的领导是纠错的关键问题，对公司内部的积极分子仍应加强领导，不能泼冷水。
金：长城大破大立，一开始就要通过吕，由吕向公司内部出面。先是谈生产，生意，再由吕出面，在公司内冲淡对我们的看法，加强吕对长城的信心。A元撤不撤问题不大，立刻撤出，解铃还是系铃人，要个别做很多工作，主要还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钟的目前权力要改一些。
幸：长城应有一A核心，灵魂“坐镇”，问题是方式方法。
黄：加强A的领导，是指A的意图如何变为群众意图，撤易进难，一般如作用不大，暴露，无法隐蔽，留下对事业影响，坚决撤出，否则不撤。以后再派的话：1.需要（工作上确有需要）；2.对方接受；3.去了能起作用，作风好的才派。我们是开展工作，主要是培养进步的积极分子，当我们工作的骨干，再进一步，骨干可发展成A元。
幸：钟培养的对象可以转移给较灰的人去联系。
施：钟退意见较一致。方向认清了，开始会有些困难，应耐心争取上层出来说话，用说服的办法，别发号施令。也要注意：1.正派风气；2.还要注意加强A的领导。A的影响是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要的。这是限度，矫枉必须过正。胆大些，有的我们带群众前进，有的与群众商量，也许他们有好主意，助我贯彻。
辛 ：黄的发言好，派人好，不派也行。不能理解为A的领导就是派人去。作风在那种条件下是政治问题，因群众不能接受这样的作风。


（图四：“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针”。“知道”两字分量很重啊。）

在這几天的记录里我看到幾個重要的情況：内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发生“三一事件”，58年后又发生“夺三权”等事件，与会领导在肯定下面成绩、强调中央“长期方针”的同时，严厉指出香港工作有“两条路线”，认为下面“自以为是，经验主义”，“HK工作干部思想本质是右的”，“必须从脱离中央方针上回来”；香港干部则检讨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资狂热”，“对中央方针客观违背”，表态“一致同意中央方针，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针”。“帽子”可谓大，环境可谓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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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看吴荻舟关于五十天整风的记录。
9月7日
港澳工委书记区梦觉“作为个人的发言”：
一， 对这次会议的估计：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来参加详细讨论研究，认真其事。把过去的缺点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风。不仅会上讨论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们还得到陶书记的指示。
二， 对58年的估计：梁威林已总结，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对自
由工会成员、对厂商也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对黑社会也开始搞统战，符合打
破界限森严的局面，符合长期埋伏、分散积累的方针。虽然在某一具体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群众的爱国情绪也较以往高涨，当然这不仅是工委下放结果。祖国大跃进，世界形势有利，是有很大影响。后来一段广东紧张，有些影响，但，很快过去。总之在祖国、世界的有利形势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辕北辙，也改变不了成绩是主要的。况且中央抓得紧，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么路线、方向的错误。缺点、错误也是有的，个别斗争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华、种植工会以统一方式搞了许多福利工作。中华要不要斗？要斗，但，提到要冲破法治，这就过分了。我们那样斗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倾冒险。后来的万人操，搞什么红缨舞，这是小资的左倾幼稚病，小资狂热，发展下去是危险的。又肃反，内外不分，搬了国内那一套，也是过“左”。这样吓退中间落后群众。总之这是左倾冒险，是错误的。不过仅仅是个别的、局部的。其他工作并没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倾冒险，成绩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会议对我们58年工作有影响。我们思想上也不明确。如提反右倾保守，右的有没有呢？有，如统战方面。缩手缩脚，局面打不开。又党员不多。这点主席及刘少奇同志来时，的确看出了这点。我们也提了要防左，强调不够。

消极，害怕，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当时，大家受到国内大跃进影响，已经头脑发热，左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来，就有苗头。当时我们没有抓住干部思想上这个倾向、情绪，提出注意。虽然说了HK不搞大跃进，但强调了反右，就可能影响到后来的左倾思想发展。

三．HK形势
EM巨头会晤后不见发表公报，估计是双方矛盾扩大，这样HK是坏下去的，与我们的关系就不敢搞得很坏，只要我们政策正确， 不犯错，这个期间工作环境是可能向好转多于向坏转。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动向，做党中央的助手，有系统地研究MA在远东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术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过HK上层做好这些工作。摸清M经济渗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较清楚的，经济插手得揭露。我们对E，既然是被统治，就不会没有斗争，只是要控制，斗而不僵。中央同志说，不可不斗，不可老斗，不可事事斗。HK还是这样。正如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击。”适可而止，目的是长期生存，分散和积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们可以在HK生存下去。

开展统战工作，要潜移默化，起爱国主义影响。提高后也不要露面，学校也要这样，工会也要这样。至于红工会、红校、报纸，要能巩固下来。新发展的不要搞红，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旧的样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众多搞福利。对外宣传，过去调子是高了一些，要适当降低，还是爱国主义的方针。社会主义恐怕还是要宣传，不宣传是不行的。主要是宣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公社，伟大成就。不是在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宣传的方针是要研究的。文汇代表政府，当然要高一些，但还是HK水平。晶报近来高了一些，这不好，过去好，还是回到原来的调子好。报纸不要老讲成绩，港澳不能浮夸。多搞一些实例，一村，一个公社的发展。在整个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上出现的困难和缺点也可以报导，但不能孤立和夸大缺点。
电影，一面要巩固进步力量，提高他们，发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进去，还是要作为统战机构来做，好好教育那些进步群众，团结落后群众。打开圈子，对中落公司要争取团结，甚至对国民党的机构也要做工作。说乐蒂和苏诚寿投敌不对；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就不要去反对。HK不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吴楚帆有缺点，这也是必然的，但，这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们；
四．在适当时机，适当发展一批A员。但要做好隐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组织，公开与秘密要严格划分。排排队，红了的摆在一边，不要再与灰线来往。灰线，绝对保持下去。以后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开的也要秘密来往，不要集中大楼，不要与公开的负责人来往。看文件，要严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来看。交通要分开，不要各线纠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么可怕，否则又要缩手缩脚。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国内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强。HK工作干部思想本质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常常容易潜进来，引诱多。我们要经常防止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思想要明白这点：思想本质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现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适合于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闹独立性。
六．HK不能大跃进，但是一样要有干劲，要埋头苦干。做无名英雄，不要出风头。今后虽不要求什么配合，但一定时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国的事。
七．工委可以缩小一点。现在是七个常委，三个五个，再研究。省委领导、书记考虑同意。

9月7-8日
黄施明秘书长：
（一）对58年以来工作的看法。一，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EM关系，“对E不能不斗，不过算葛量洪十年账，大集中，这是错的”，“过了头，引起他要告我们报纸”。缺点：1.斗什么，不明确；2.斗M斗E分不清；3.形式主义；4.增加了E我紧张。二，讲了对外工作上的缺点，比如贸易方面占市场、出版方面、电影发行方面过分冒险。总理年底指示後，我们思想上较自觉地利用自由港，和采取维持自由港的措施，E国人也有感觉，使维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开活动，在个别工作上有左倾冒险，书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众斗争过分大、集中，这刺激E，引起他担心我们把新华社变成第二个政权。四，58年工委下放后，加强了A的领导。下放后还搞了各线配合，这是缺点。58年A的领导核心比过去暴露了，这是危险的。





（图一，葛量洪，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见证了中国国共内战、中共建立新政权、朝鲜战争，成功建构香港基本格局：从转口港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港。）

（二）“要分析错误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现”：
一，在群众运动上。1.不区别国内外群众运动；2.把进步的群众运动当做主流，利用这个方式推动一切工作，争取优势；3.把保卫300万群众利益作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务。这三样，今后一定要丢掉。

1.在HO（港澳）地区还是要群众运动的，群众运动是A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依靠、基础。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问题是HK如何使用群众力量。国内是建设高潮，轰轰烈烈，千万人动手，热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时期，如果是，那就要国内那种群众运动。HK现在只是点点滴滴储备力量，利用来对外工作时，需要分散，深入，隐蔽的形式。在爱国运动方面，在政治运动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为还是在敌统区。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开合法、合乎社会利益的群众运动。58年我们搞了那些集中的、国内外群众运动不分的做法，这是错的，不需要的。
2.第二个要扔掉的观点，那就是廖主任说的“争取优势”，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实际的。想在HK取得优势，取得多数，而且要进步的、在五星红旗下的，这是不可能的。工会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万人左右（50万中间落后）。问题不仅在可能与否，而且没有必要。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红孤岛，学校也如此。
3. 把保卫群众利益作为中心任务，错了。适当保卫是对的，不重视是不对的，但是摆到中心位置就违背了服务对外工作。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带HK群众反M，否则必然结果是：与E紧张，与资产阶级紧张。我们的群众斗争一定要服从1.反M，2.有利对外；3.有利长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众运动摆了错误位置，就必然发展成左倾冒险主义。群众是一发难收的。如果转过来，1.不会觉得把群众运动放低了；2.不至于天天斗争睡不着觉了。经过这次务虚会，我们就放得开了。


（图二：父亲的整风会议记录：“群众是一发难收的”。）
二，扩大公开活动，反M右倾。宗派，关门主义，虽然这是历史的，但，一是强调进步，祖国的进步，搞公开活动；二是强调资本家右的一面，不从政策上去看他。最后，就把他划为敌人了。看来58年提反右是错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干部的确有右，但后来稳定下来。所以58年又发展了左，而我们没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倾，一年都在反右，这就难免发展到关门主义、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会杀头。有山有水有势。这就更应反左了。到了后来，敢于斗争，冲破合法，就更发展了。我们用过高的爱国主义去要求他，甚至用共产党员去要求，没有根据阶级分析，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与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强调了右摇的一面，就划他为敌了。
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标准，去年这两者界线是含混的，一个是搞革命，一个是宣传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也可以宣传五千年。
错误的根源：一，不严肃对待中央指示。57年8月接受反M任务，但没有严肃对待；2.11月提出宣传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提高一步，到3月会议就更明显提出了。工委下放后就更发展了。正如公开活动的发展一样。二，当时设想虽不想解放HK，，但要蚕食HK，造成我们力量庞大，实际控制HK，后来虽中央批评，但未及时澄清，一直贯彻到58年3月。三，没有严肃对待中央方针政策，纪律性差：没有与干部反复研究，没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档案里，自己也没有反复研究。如现在发的，也没有在会中着重去讨论。比方十二月周总理等的指示，也如此。这是“自以为是”，以为是老经验了。这与在外干部的态度是很不同的。纪律性是太差了。请示报告也太差了。比如陈泽华的斗争，也未请示中央。又如，外交部来一电话，搞臭E帝，也没有请示外事小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号才请示中央。四，此外：陈总说，错误的根源：1.对形势摇摆；2.对HK地位环境不认识；3.作风暴露突出。最后，错误的根源还有小资的狂热病、小资动摇性。彭德怀反中央，说总路线是小资狂热性。他是反党，我们是离开中央方针，不是狂热性是什么？

对会议的估计：会议收获很大，对HO工作是历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会议反复研究中央方针，掌握了务虚武器，HO干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会中还根据中央精神，检查了工作上的错误和指导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领导的方法。会议的方向也是正确的，我们根据中央务虚会议上的领导精神，检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点，观点，过左思想，总结了经验，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过左，是必要的。廖说错的（社宣、优势）要丢掉。

还有一条，工委领导思想统一，有了提高。50天来大家在观点上交叉，优点，缺点摊出来辩论。结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虽无强烈辩论，在发言中彼此了解，提高，彼此提高，团结进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坚强，更团结。

港澳组1958年1个半人，只要思想明确，还是可以做的。如陈X华（一事）未报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对港澳工作的缺点抓不紧，未提要求。重大问题，决定在中央，这条认识不够。所以工委的错误，克服得慢。

其次，脱离实际，如邵氏评为敌我性质，没有从实际出发，未看他的片子，没有从阶级出发，只听到结论，同意了结论。对工委的做法，感觉到有问题，但不及时，没有坚决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来，成绩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针基本贯彻了的，有魄力。有些观点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坚决，有干劲，要为A做点事业，这种想法，是好的，主观能动性是发挥了的。缺点就是策略观点不强，还有就在某些问题发展了一些左倾冒险。工委核心威信还是高的。经这次会，对中央的方针认识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会更高，政治思想统一起来。

会议开得成功，中央很重视，派了幸同志来参加。

中央外事小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侨委、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层层架构；统一意志和独立见解、理性思维和左倾狂热、红色和灰色种种矛盾；紧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灭阶级、大跃进、肃反、太红太暴露等错误；自己发挥，容易犯“客观上与中央对抗”的错误。虽然领导们也从正面评价了香港工作，但是，风雨交加、雷声隆隆。

一位朋友看《芦荡小舟的故事》连载后告诉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忆文字，也很少和他们讲过去的事。“他们的经历也（和你父母）不一样，根据地的干部被训练成一种思维模式。”他说：“你父母在战争年代的生活虽艰苦，但好丰富好浪漫（与根据地相比），不虚此生。其实只有在演剧队这种特殊环境中，相对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进了根据地整风审干都不可能幸免，我父亲只说过只言片语：太行整风报到即缴枪扣警卫员，好在他一直在根据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敌后或国统区工作的就麻烦了。长期在根据地都不会说外面的话了，中原突围转移经国统区只得装成哑巴。”
父亲从30年代起在国统区工作，长期处于必须独立思考、孤军作战的状态，只有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判断与决策，才能带领队伍生存。现在身在另一个“敌占区”，却是战线多、领导多、掣肘多、随时受到内地政治运动影响，不再有“生存”的威胁，却是处在朋友所说“根据地思维模式”冲击中。他如何在这复杂环境中立身？他在抗战期间对抗宣队、演剧队队员像“老妈妈”一样关怀，表现出来的仁爱，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阶层各党派之间游刃有余开展工作，表现出来的睿智，会因为大环境不同而改变吗？

父亲没有和我们讲多少关于他的过去，更别提炫耀自己，一来是囿于工作纪律，二来也是性格使然。倒是从《吴荻舟》一书中诸多前辈对父亲的介绍中，我得到一个印象：父亲是以厚德为本立身处世的。

曾任父亲的上级主管部门、广东省委四处处长的麦君素在他的纪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说：“荻舟同志对人的关怀备至，那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记得是在1958年4月间，我正准备行装要去澳门履行新的职务，忽然奉到紧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装，听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间开了三次所谓批判会，就把我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降三级。荻舟同志刚好去北京汇报工作回来路过广州，因广州解放后工作与我有较密切关系，便被留下参加了‘批判’我的全过程。荻舟听着听着，意识到许多被提上纲上线的材料，不少都属于穿凿附会的，但碍于是运动，不好说什么。翌日，他离开广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来，名义上是告别，实际上是抚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乱想，干出‘傻事’来(我没有干出‘傻事’来)，除了有像荻舟那样的几位同志关怀着我之外，还有广州解放前后的几位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挺过了一个接一个生活和工作上的难关。


（图三：麦君素回忆文章《千里故人情》载于《吴荻舟》94至101页。）

荻舟对我被错划右派的关怀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惦记了21年。事实上在这21年里，我亦再没遇见过荻舟，他对我怎么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厅党委书记郑达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说起荻舟从北京南来出差寄住他们家，很想见我。翌日，我去郑家会晤荻舟，寒喧之后，他便对我大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拨乱反正的重要性谈到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带来的消极影响。谈着谈着便谈到我的错划右派问题也该改正，以维护党的威信与尊严。此时我已泪盈于睫，表示我决不会要求平反，谁对谁错，反正我已在定案书上签押，就决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当时的心境，极力劝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党的政策。根据党中央《关于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精神，谁搞错了的，谁要主动出来拨乱改正。他准备向省委有关部门要求重新甄别我的问题，无需我自己申诉(后来我还是向王匡 写了关于我被划右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得到王匡、陈越平两位领导的关怀，批给省委有关部门。不久，省委有关部门经过甄别，认定我是被错划为右派，公开宣布给予改正。

荻舟不仅是对我的错案关怀，20多年来苦心孤诣，日夜惦记，务求正义得到伸张，就是对真正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轻易严加处理。而是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深入细致地弄清错误的实质，通过思想教育，帮助犯错误者主动认识和主动改正错误。1956年，一位在某新闻单位工作的同志，因与其恋爱对象发生婚前性关系，旋又对另一失婚妇女怀有异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发觉，除在组织生活中严加批评外，不顾荻舟的反对，一致通过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报请省委批准。荻舟为此立即赶去省委向有关部门呼吁复议。我们将该支部上报的材料与荻舟的意见仔细研究核实，也认为荻舟的意见是对的，婚前性行为是生活作风错误，不是有意违犯党纪国法；对别人怀有异想实是对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遗腹子怀有同情，他对人表示只要能留着兄长的骨肉继后，他愿意舍弃恋爱对象与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损党的声誉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坚持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随便把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提高到党纪国法的原则高度上纲上线，这很容易危及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我们分析该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错误，是长期受殖民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封建习俗的影响，而支部生活却是长期植基于地下斗争的秘密环境中，对危害党的事业的现象，宁愿看得严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损失。经过弄清该同志犯错误的前因后果，也找到了该支部作出组织决定的主客观因素，我们应向省委建议给予该同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这一建议经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吁了一口气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件事使我对荻舟为别人‘全抛一片心’的高尚情操毕生难忘，每念及此仍钦佩不已。”

作为父亲上级主管部门的负责干部，麦君素对父亲的回忆尤其值得重视。他还这样说：“五十年代的十年间，荻舟尽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没有辜负党的重托，但他却没有丝毫骄矜倨傲。相反地他却时时刻刻都显示得谦虚谨慎，严于律已和解剖自己，勇于负责。荻舟对党的海外宣传方针政策吃得十分透彻，加上他的对工作负责的精神，所以当时一些接受他指导工作的同仁，一谈到与他共事时都说千百个放心，不怕会出什么纰漏。纵然某些时候出现了一些缺点，荻舟总是先检讨自己在那些方面对工作估计不足，影响了工作，出现缺点或错误。这样受指导者从中领悟了教导，取得了经验而觉得心情轻松，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虽然有个别人不听指导，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检讨自己的不足。”

（图四：吴荻舟在香港的照片。）

总括而言，由父亲具体负责的香港出版、新闻和电影战线建设都打下了良好基础。几十年里虽经历了风风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们都记得他这头“开荒牛”，记得他当年埋头苦干，勇于开拓局面的精神和风貌。1979年中，《文汇报》总编王家祯写信给父亲，其中提到：《文汇报》属下已有多间广告、美术印刷、贸易、旅游公司，与大陆、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评价父亲早年提出的报纸要争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赞誉他“是文汇的功臣”，1992年父亲去世後《文汇报》为了纪念他，特发表了他在1991年7月访问香港期间到报社探望大家时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说:“讲话很平实，从中可见这位长者谦虚朴实、严于律己，对后辈循循善诱的可贵品德。”

时过境迁，还有多少人记得丝丝扣扣编织在如梭光阴里的细节？对父亲而言，他理解和执行的统战就是在不同时期、为不同任务设法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把事情好。只有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坚定目标，才不至迷失。

经历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后，1961年，父亲先是调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即他原来的上级部门，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处处长（实际是港澳工委后方办事处主任），1962年，周恩来点名把父亲调到北京，任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