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央档案馆文章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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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开馆时所保管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革命历史档案集中于北京，为了完整、系统地保管好这些珍贵档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中央档案馆。1956年8月，中央档案馆开工建设，1959年10月建成，10月8日正式开馆。开馆之前，1959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对档案的保管部门以及所属序列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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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明清历史档案也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因此，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时，内设了三个保管部门，即明清档案部、国家档案部、中央档案部，这三个部门所保管的档案组成了中央档案馆开馆时的馆藏档案。
　　
　　一、明清档案部――保管皇室�1�7和内阁大库的明清历史档案
　　
　　这批档案有数十箱及数万卷，其中清朝历史档案占绝大多数，重要的有清王朝的玉牒、灾录、宝训以及军机处、内阁、内务府等各部的档案。它是研究我国明清历史特别是清史的第一手珍贵材料。20世纪70年代，国家在故宫西侧西华门附近设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职保管明清历史档案，明清历史档案便搬出了中央档案馆。
　　
　　二、国家档案部――保管抗日时期各根据地边区政府所形成的档案，建国后成立的各大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所形成的大批档案
　　
　　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同年8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发出通知，大区政府撤销后，其档案必须集中于北京，不得损失。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南局等大区政府的上万卷档案集中到北京，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局设立了第三处(档案馆筹备处)，专门保管这批档案。中央档案馆成立后，这些大区档案便全部交国家档案部保管。同时，国家档案部还负责接收保管当时国务院在机构调整中被撤销的国家部委的档案。
　　
　　三、中共中央档案部――保管党中央及中央各部委档案。这是当时馆藏主体部分
　　
　　这部分档案不仅数量大，而且建国前的中央档案来源比较复杂，许多档案的保管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有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保存下来的；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档案人员靠肩挑背扛，甚至牺牲生命运到延安的。有在战火纷飞的险恶环境里冲过敌人包围抢运出来的。这部分档案来源分为三大部分：上海地下文库、中央从延安路经西柏坡带进北京的档案，以及苏联移交给中国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档案。
　　
　　(一)上海地下文库
　　上海地下文库是党中央在上海时期建立的档案库，代号为“中央文库”，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
　　中央文库的档案有1921年至1934年中央的各种文件材料和记录，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材料，有各区中央局报送中央的材料，有各地方、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向中央报送的文件材料，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有旅欧、旅美等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文件材料，以及党内书报刊物等。
　　中央文库从1929年每年接收材料约1万余件，到1931年年底，已经收集积累了20余箱档案材料。当时中央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1932年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妻妹韩慧如三人接手中央文库。陈为人工作尽心尽力，高度负责，但由于环境恶劣加之积劳成疾，1937年3月，在上海病逝。随后，中央文库负责人几经变换，保存地点也在白色恐怖下不停地辗转迁移，但在负责同志机智勇敢、小心翼翼的保护下，这些档案始终得到了妥善保管。
　　1946年春，中央驻南京代表团打算将上海中央文库档案全部运到延安，为此，周恩来专门派刘少文同志赴上海转移档案。当时中央文库的负责人是陈来生，他首先将中央档案取出一部分约5000余件，装在两个大皮箱里，交给刘少文。然后刘少文将档案改装在两个航空皮箱内。运往南京，其后由中央代表团派人乘飞机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往延安。但由于内战爆发，中央文库档案仅仅运了一趟，就中断了此项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来生将所保管的其余约15000余件中央档案交给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将此事报告华东局，随即报告中央办公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库由专人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后，安全押运到中央秘书处。1959年，这批档案成为中央档案馆开馆时中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延安及西柏坡时期档案
　　中共中央1937年至1947年的驻地是延安，随后辗转迁往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年3月进京。在延安时期负责档案保管的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处的机构很简单，人员也很少，但很重视档案的保管，1938年便成立了专门保管中央档案的材料科。
　　延安时期党中央机关档案工作的特点：1、文件材料和电报档案分别保管，文件材料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管，电报则由中央机要处电整科保管。中央各部委由于驻地分散，他们的文件也各自分别保管。按制度规定，党中央各部门不得保存电报，阅处完毕就要退译电部门集中处理和保存。2、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并未完全分开，档案和书刊资料也未分开。
　　延安时期的档案不仅有中央在延安所产生的档案，还包括红军长征时携带的中央苏区赣南5个根据地所产生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材料(出版物、会议发言报告)、红军长征的材料等等。
　　到达延安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抗日时期文件不断地增加，接收档案的范围和数量也不断扩大增加，主要包括：1、中央发出的指示、决定，经机要处印发后送材料处抄存，机要处存原稿。2、中央领导阅示后退、存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材料不定期由秘书送交到材料科，但对此并无明确的制度规定。毛主席在退文件时，常批有“存”字，以示这些文件在日后都有非常重要的用处。3、1941年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委所存文件应向材料科移交统一保存，但由于驻地比较分散，移交归档工作受阻不便，所以保管的多是各地方报来的材料，各部委内部的文件很少。4、地方党委经地面交通送给中央的报告、党刊和他们发出的文件，这类档案量较大。5、中央编印出版的文集资料和报刊。6、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从上海运回的中央文库保存的部分档案。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在中央撤离延安前，中央各机关对自己保存的档案都进行了清理，并进行了自行转移和疏散。此时材料科需要疏散转移的档案共49箱。1946年10月至1947年3月18日，这些文件的疏散转移工作分四步进行：
　　1、1946年10月以后，中央秘书处派田风起将16箱不太重要的资料、机关印章等运往保安县永宁山区西北农场埋藏，请西北局代管，半年后，由于敌情紧急，经中央批准。这批资料印章于1947年7月烧毁。
　　2、1947年4月，将13箱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向导》、《红旗》、《斗争》及各地


在抗日初期送中央的报告等文件，运往延安东北的清涧县寺家塬子保存，并委托清涧县县委负责保存。1947年4月2日胡宗南部一个营到寺家塬子活动，这一天，曾三同志一行已转移到河东――临县三交镇。得悉此事后，曾三同志感到形势危急，当即指派谷先南、杜思儒去抢救档案，谷、杜二人到村子后，敌军刚撤走，所幸档案未受损失，他们连夜运回4箱，埋掉1箱，烧掉8箱。埋掉的1箱又特意去取回。
　　3、6夹报纸和2箱有关文艺、政治、经济政策，条例、丛书等资料则被保存于瓦窑堡吴家寨子，在军情紧张时，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代为处理。
　　4、最核心、最重要的20箱档案，包括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管的文书档案和中央机要处的电报档案，则在曾三同志的带领下由材料科携带转移。
　　1947年3月，曾三率领材料科在武装部队的保护下，经清涧县、吴家堡过黄河进入晋西北老根据地，4月，在兴县刘家曲驻扎下来，并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处、中央组织部材料科、总政治部秘书处资料组联合组成一个临时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曾三负责。各单位在材料保管委员会指导下，对92箱档案材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到达平山西柏坡，同时中央下令，中后委和材料保管委员会也向平山转移，中央秘书处人员陆续到达平山，恢复了中央秘书处的建制。中央秘书处在西柏坡期间，又接收了中央工委的档案若干箱。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中央各部及军委一、二局和总政的档案由本部门自行运进城，剩下的中央档案，包括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档案，由曾三率领转移，由平山安全无损地运到了北京香山。
　　1950年1月，这批档案搬进城里，档案存放于丰盛胡同23号院平房里。次年，丰盛胡同开始修建中赢党委和中央秘书处办公大楼，地下修建中央档案库房。1953年办公楼建成，从此中央档案搬入大楼地下库房，放入了在上海定做了100个大保险柜里。1959年中央档案馆建成，上述档案全部移交中央档案馆保管。
　　
　　(三)1956年从苏联接收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档案
　　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档案大概包含四方面内容：
　　1、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共产国际有着联系密切，并派代表常驻共产国际，在此期间形成的大量档案文献。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会议记录、文件，旅莫、旅欧支部的工作计划、组织系统表等，还有部分代表团成员的手稿、发言记录等，如：瞿秋白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笔迹等。
　　2、由于中国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决定中央产生的档案一分为三来保管，中央文库一套，共产国际代管一套，顾顺章代存一套(顾叛变后，这套被烧毁)。中央将一些重要的档案定期送共产国际保管，共有2万多件。从时间跨度上，包含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的重要档案。在内容上，涵盖了党中央和地方组织、共青团、工会、军队等革命组织的重要文件。如中共一大至五大历次代表大会文件、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停战协定、“五卅惨案”和“马日事变”的报告。还有一部分估计是送到苏联保存的文件，如：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东北抗日联军部分文件、抗日初期编写的军战史稿等。
　　3、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所产生的档案。
　　4、其他一些政治情报材料，如：改组派、托派、汪伪政权的部分材料等。这批档案记录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些是国内所没有的。
　　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档案里的中国档案移交给中国。对苏共的这一表示我们立即作出积极反应，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派裴桐、田风起、乐尔耕等前往苏联进行整理、清点、装箱、封存，由苏方将清点完的这批档案送到北京，这批档案也成为中央档案馆开馆档案的组成部分。
　　以上这些珍贵档案组成了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时馆藏档案。它们能够完整地留存下来，最后存入中央档案馆，是与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分不开的，是与档案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分不开的。1931年，瞿秋白亲自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在这个《办法》上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对于档案转移保护，毛泽东曾指示：“档案材料的片纸只字不要落入敌人之手。”1947年7月2日。刘少奇、朱德在听取曾三汇报中央档案撤出延安以后的情况时，立即作了如何保证中央核心档案万无一失分类保管的指示，并把此分类办法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指出上述分类的目的，是为“以便在必要时或埋藏或销毁，或务必带走，无论如何不得遗失”。同时决定由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负责档案的安全，何时转移“以后听中央命(令)”。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中央批准。
　　老一辈档案人员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尽心尽责，呕心沥血地保护了这些中央档案，有的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如谭明、潘心元、张宝泉、陈为人等烈士。正是他们的努力，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时才能有如此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档案存入库房之中，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看到这些记载着历史风云的珍贵档案史料。



陈小枚,王军华.中央档案馆开馆时所保管档案[J].中国档案,2009,(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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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路康定路的东北角，现在是联谊西康大厦。时光倒转80多年，这里是小沙渡路合兴坊，一条石库门弄堂。当时上海这样的弄堂成千上万，一派夏衍笔下“上海屋檐下”的风情。而合兴坊15号的屋檐下，却曾在1935-1936年的血雨腥风中守护着中共早期“一号机密”！

中共早期的“一号机密”，即当年的中央文库。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2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

从1931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8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保存下来，堪称奇迹。在这18年里，有十余位共产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全这批档案。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珍贵文献被称为“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成为中央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图说：西康路中共中央文库旧址。（现已拆除）资料图片


受命管理文库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当年的文库旧址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也都不在人世。近日，记者查找了不少档案文献、回忆录，以及根据这段历史创作的文艺作品，以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中共中央秘书处租下一处房子，辟为阅文场所，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再带文件回家，由阅文处统一保管。阅文处所在地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本报去年12月25日曾作报道）。


1931年初，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由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各机关的所在地。周恩来当即派人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4月26日深夜，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多箱文件分几次悄悄运往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住所。次日特务赶到恒吉里搜查，早已人去楼空。张唯一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的避险之地






图说：陈为人。资料图片


1931年底，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


陈为人是湖南江华人，出生于1899年。他于1920年赴苏联学习，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陈为人调上海工作，1931年春被捕，关押于龙华监狱，经营救获释。1932年秋冬，出狱不久陈为人接受了保管中央文库的特殊任务。在交接任务时，张唯一郑重地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党的《文件处置办法》规定，党的文件要有一份入库，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


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为避人耳目，他和妻子白天假扮富商，阔气悠闲，晚上则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为了确保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为人甚至在家里搁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和妻子相互叮嘱：“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与文库俱焚！”


呕心沥血守护


1935年2月19日，上海多个党的重要机关突遭破坏，张唯一、韩慧英相继被捕。陈为人无暇考虑营救的事，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搬家，转移中央文库。党的《秘密工作条例》有规定：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经多方奔波，他终于在小沙渡路合兴坊（后来的西康路560弄15号）觅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但房东却开价每月30银元，十分昂贵。陈为人咬咬牙，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赁下来，费尽心智将全家连同20多箱文件搬进新址。中央文库再次脱险。




图说：西康路560弄（合兴坊）15号现址。孙中钦 摄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为防止被特务叛徒认出，他也无法外出工作谋生。可是高昂的租金要支付，三个幼小的子女要抚养，怎么办？陈为人在熟悉可信的难友李沫英和弟弟陈立人的帮助下苦撑了几个月，后来又写信给远在河北当小学教师的妻妹韩慧如，说她姐姐“病重”，请她来沪“探望”。靠韩慧如带来的300元积蓄，又维持了几个月。后来实在没有办法，陈为人只好把二楼家具、能卖的衣物都变卖一空，但仍要尽力维持底楼撑门面的摆设不变，以免邻居怀疑。


最艰难的时候，陈为人让弟弟陈立人到远离小沙渡路的菜场拣些人家扔下的剩菜叶回家充饥。冬天，山芋便宜，一家人每天只能吃上2餐山芋粥。饭做好后，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干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干明天还要接着用。


然而，生活的困苦没有动摇陈为人的坚强意志。他白天挨饿，晚上依然拼命工作。为了以防不测，便于隐蔽转移，他把一份份档案改抄缩小，又把所有的文稿一一剪去空白的四边。使20箱文稿压缩成满满6个大皮箱。他又担心档案长期压箱会受潮霉变，就一遍又一遍地翻箱检查、通风、整理。文库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翁三新所著《上海革命烈士风范》记载道，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摧垮了陈为人的身体，两次监狱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严重肺病，他骨瘦如柴、咳血不停。然而，在入党的那一天他就写下誓言：“不奋斗牺牲，何以战胜黑暗社会，此后惟愿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1935年底，韩慧英获释出狱，辗转找到陈为人。他们终于在1936年4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由于陈为人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极度孱弱。组织上不忍他再操劳，决定将文库交给中央特科徐强负责。


1936年6月，陈为人强撑病体，写下《开箱必读》，作为对后继守护者的最后嘱托。《开箱必读》中写道：“开箱注解：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1936年秋，陈为人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乘车把最后一箱档案完整无缺地护送到指定地点，完成了任务。回家后不久，陈为人便大口大口吐着鲜血昏倒在地……


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溘然长逝，年仅38岁。


迎来解放曙光


此后，中央文库由徐强、李云、刘钊、缪谷稔、郑文道等人浴血护卫，历经数次秘密转移搬迁，始终未曾暴露。


1942年6月，陈来生奉命接替病重的缪谷稔管理中央文库。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之时，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盘查行人，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陈来生组织其父亲、弟弟等全家出动，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选择敌人防范漏洞，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躲过日伪宪兵、特务、巡警的盘查，终于安全地将2万余件党的重要文件、资料，由新闸路运到成都北路974号自己的家中。陈来生在此保护中央文库达7年之久，不仅躲过敌人多次来家盘查，甚至连日夜相处的同楼居民也无人察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很快，这2万余件珍贵文件终于交还给了党中央。陈为人、缪谷稔、郑文道等先辈也终于含笑九泉。


上海档案馆工作人员胡劼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共早期“一号机密”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这段历史。1949年9月，陈来生将16箱文件全部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组织部还给陈来生一份证明信，信中写道：“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三个A字级的电报。这份电报是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导人批阅签发的。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市委组织部派人员慰问了陈来生家属。


1990年4月30日，静安区召开了“中共中央地下文库”革命史迹报告会，古稀之年的陈来生出席了大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由上海市档案局与有关影视公司联合摄制完成，编剧是市档案馆研究员朱国明。《一号机密》于1997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出，还获得了第17届飞天奖。


如今，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全部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内。这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献，从地下转为地上，从简陋的皮箱、阁楼、夹墙内跨入了现代化的库房。这数万页之多的文稿，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仿佛讲述着曾经经历的危难和艰辛。而伴随着这批珍贵档案永存世间的，是陈为人、韩慧英、陈来生等革命先辈灿烂的信仰之光。


新民晚报记者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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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命令胡宗南率30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及时提示：“战争的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有生力量的增长或削弱，在于革命力量的保存或丧失。”毛泽东说：“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驻扎在延安的各机关、厂矿、部队、学校有步骤有计划地实行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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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单位撤离延安之前，党中央办公厅组织专人，将存放在延安的所有文献资料收集起来，秘密转送到晋绥边区安全地带，为党和国家保存了一批极其珍贵的文献财富。

　　一、同志们将所有文献资料伪装成衣帽、服装、被褥和杂物，抽调50多头骡马，秘密转送到临县三交镇

　　延安是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首府所在地，是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走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以后建立起来的革命圣地。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建，积累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有党中央、中央军委、人民团体给各抗日根据地下发的文件、指示、公报；有各地区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工作总结、书信往来；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起草的电报、公文草稿；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书写的诗词、书稿……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收藏，满满当当存放了几窑洞。
　　中共中央在转战之前，指示中央书记处任弼时负责收藏工作，责成杨尚昆、曾三等人具体承办收藏事宜。任弼时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军委机要科、总参、总政、总后、中组部、中宣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组成中央文献资料管理委员会，抽调30多人通宵达旦，日以继夜，收藏文献资料，把党中央和各单位保存的所有文件、档案、书报、刊物全部收集起来，整整装了90多箱。把重要机密文件装在铁皮箱子里，一般文件装在木头箱子里。箱子不够用，就打包成软件，由曾三负责转运。
　　为了安全转运，同志们将所有文献资料伪装成衣帽、服装、被褥和杂物，抽调50多头骡马，夹杂在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组织的物资转移大队中，从延安起运，途经陕北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佳县，秘密转送到临县三交镇，保存在中央后委的库房内。

　　二、曾三感到三交镇紧靠黄河东岸，目标大，恐怕树大招风，又将档案转移到兴县曹家坡行政村所辖王家会、刘家曲两个自然村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之前，一分为三，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转移：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率领中央机关，转战在陕北大地，和国民党胡宗南进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由刘少奇、朱德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转战河北省平山县，指导日常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转战吕梁山区，在临县三交镇建立了大本营，将中央各机关储存的战备物资、器材、粮食等转运到三交镇。
　　由曾三护送的中共中央文献资料工作队驻扎在三交镇，感到不太安全，因为中央后委人员多，目标大，又且紧靠黄河东岸，恐怕树大招风。于是和中共晋绥分局协商，建议提供一个安全地区，保存文献资料。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兴县曹家坡行政村所辖王家会、刘家曲两个自然村。
　　王家会、刘家曲相距几里地。这里四面环山，道路崎岖，交通闭塞，一般不易被敌人发觉。对于储存文献资料比较安全可靠。曾三组织专人，在王家会、刘家曲占用了老百姓的9间民房，将90多箱文献资料分别存放在4孔窑洞中（其余5孔窑洞由护送人员居住）。为了防潮、防虫，他们将所有档案箱用砖头垫起来，下面铺了石碳、白灰，外面进行了伪装，派专人轮流看管。
　　1947年4月2日，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从延安转战西柏坡，在临县三交镇听取曾三关于文献资料转移情况的汇报，指出要扩大保护范围，和当地政府配合，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防止敌特破坏，确保所有文件不丢失不遗漏。

　　三、由曾三率领的中央文献资料护送工作队，实行第三次战略转移，直至1949年中央文献资料委员会进驻北平，所有文献资料全部移交中央档案馆保存

　　为了保护中央文献资料安全存放，曾三建议：“要中央文献资料护送人员参加当地土改工作。”经中共晋绥分局研究批准，任命曾三担任兴县第三区（康宁镇）土地改革工作团团长，其他人员分别但任曹家坡、王家会、刘家曲等自然村土改工作组长。他们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反剥削斗争，进一步摸清当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分别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以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曾三住在康宁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同时，指示文献护送人员负责整理文献资料。工作人员将文献资料分甲、乙、丙、丁四类建档立案，便于存查利用。
　　甲类文件包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密文件，如会议记录、决定、指示、中央领导人的手稿、电报等。这类文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是文献中的精华，确定按件归档装箱，指定专人保管；乙类属于机要文件，包括各根据地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巡视调查报告，有关重大问题的请示报告，各地党组织建设情况……这类文件内容多，份量大，需要重点管理，妥善保存；丙类属于一般性的文件，包括军事情报、公文信件、经贸帐目、公开印刷的图书报刊，有《向导》、《前进》、《解放日报》、《军政杂志》等，这部分文件数量最多，除每份保存5件以外，其余就地销毁，以减轻收藏重量；丁类有党、政、军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发布的宣言、传单、标语、口号、布告、条例等，还有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国签订的条款、协定、经贸往来。这类文件为数不多，但内容重要，需认真疏理，妥善保管。对于整理出来的文件，全部立档归案，编写目录，便于参阅和存查。
　　1948年3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党中央决定：中央前委除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负责指挥大西北解放战争以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挺进晋察冀边区，和中央工委会师，共同领导全国解放战争。随后，中央后委撤离晋西北，向河北省平山县转移。
　　由曾三率领的中央文献资料护送工作队实行第三次战略转移，将存放在王家会、刘家曲的所有文献资料，责成晋绥军区后勤部运输大队转运，派警卫部队护送。途经兴县、岚县、静乐、忻州，翻越五台山，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到了西柏坡，将中央文献资料护送工作队安排到东柏坡，中央机要室驻北庄，中央组织部驻南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央机关先后撤离西柏坡，向北平转移。中央文献资料委员会于同年5月进驻北平，将所有文献资料全部移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至此，鲜为人知的中央文献资料秘密大转移，画上了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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