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漫谈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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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自传丛书》，已经出版三种，我都看了。的确是三本很有意思的书。


文强是全国政协委员，一次一同视察湖南，我听他讲一口标准的长沙官话，忽然想到，他是湖南人，又姓文，毛泽东母亲，娘家也姓文，他跟那个文家有没有关系？便问他。他小声说，岂止有关系，就是那一个文家。好像是不愿意借这个题目在大庭广众中张扬，他没有多谈。后来，一个什么单位请几位湖南老乡到京郊小住渡五一长假，文强也在内。他年纪最大，怕是靠九十了，大家陪着他坐在汽车上观山景。他记忆力强，车上车下跟我们谈往事，娓娓道来，时有幽默。听他谈，成了此行的主要内容，游览反倒变成陪衬了。他谈早年在长沙同毛泽东的交往，谈经海路赴广东途中同毛泽东的邂逅，谈在广州时同毛泽东打麻将的争执，谈他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经历。我原来只知道他是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这才知道他原来还和共产党有过很深的关系，而且在共产党内担任过重要的职务。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有人帮他搞一本口述历史。后来听说有人在搞，又听说他去世了，又听说书已经出了。就找来读。


读了之后，满意，又不很满意。满意的是书的内容，了解到那个大时代中一位走过曲折道路的老人的传奇一生；不很满意的是书稿整理方面有所不足。大概是采访时录了音，再根据录音记录成文字，而记录者或整理者对文老的湖南口音辨听得不是很清楚，对文老所接触的一些人名、地名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不是很清楚。这样就出了一些差错。


当时，我就给社会科学出版社我熟悉的一位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昨日读完《文强口述自传》，发现有若干错误，听说还要重印，最好能改正一下。”我指出的错误包括：南昌起义的部队不可能到过上海，书中的“上海”显然有误；“西晋”公署为“绥靖”公署之误；“上海解放以后”，为“上海光复以后”之误；美国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未被日本“占领”；三尺土上有神明，应为三尺头上；程贤州，陈仙洲，显系同一人；“只是”应是“指示”；孙健，应为申健；黔，应为青（青海）；京浦，应为津浦；“黄维死了差不多三十年了”，不对，后文讲到一九八四年文强还同黄维一起游岳麓山；溥仪被俘先在苏联，后到东北，不可能与文强一起在山东；送寿礼所写的字，似应是“花好月圆人寿”，“花花圆圆寿寿”不可解；与毛泽东女儿李娜合照，应为李讷。我说：“如果文强能自己审阅一遍，肯定会加以改正。可惜找他访谈，晚了一点，没有全谈完，也来不及由他审阅。”


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发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的，称赞这本书好，但是对整理中的差错一一指了出来，比我指出的要详尽多了。我也告诉了编辑部。这篇书评还对几段史实提出怀疑。比如，文强自述说他从湖南到广东去上黄埔军校，在从上海到广东的轮船上偶然遇到毛泽东。书评作者引证了《毛泽东年谱》，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毛不是从上海走的。毛年谱当然是权威的根据，但是也不见得对每个细节它都搞的那么清楚。文强这段故事，我也听过他讲过，有生动的细节，似乎不像编造，他也没有必要编造。当然不排除文强记忆的差错，把这个场合的事同那个场合的事混淆起来。但是要肯定文强为误记，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考证工作。如果在文强生前把这个问题、把毛年谱的记载，同文强讨论一下，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文强自述里缺少他作为战犯被关押的那一段历史。也许是他不愿意谈。留这么一段空白，总是一种憾事。如果做口述记录的人多跟他谈谈，从不同角度引导他谈谈，也许可以较多地弥补这空白。


总之，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又有一些缺点和遗憾的书。有些还可以弥补，有些因为口述者已经故去，不可弥补了。从这本口述自传的得与失中总结出来的做口述史的经验，对于以后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唐德刚讲他的经验，他帮胡适、李宗仁做口述史，要掌握和查阅很多材料，在一些方面一些问题上，比他所采访的对象掌握的材料还要多，甚至还发现并能用材料证明口述者记忆的错误，帮助口述者纠正错误。这就是史学工作者帮助历史当事人做口述史的优势。他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研究工作来做，他以一个史学研究者的身份同口述者平等讨论。他同口述者一样，要对这部口述史，对它的可信程度、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负责任。


口述史和回忆录，是不是大体上是一回事？或者是不是应该有什么区别？通常来说，作者自己写的叫回忆录；作者口述，别人帮助整理的，就叫口述史。我看，在我们这里，除了一些文学家写回忆录是自己写的以外，许多领导人写回忆录，大多是请人（往往还是不少人）帮助整理。不但帮助他查材料，而且帮助他编文字，这是不是也叫口述历史？


比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他原来想自己写，找一些人帮助。他的确自己回忆过去向他的助手们讲了许多次，还要助手帮助他查档案。因为他是领导人，根据他的要求去查档案，比较方便。助手们根据他的谈话，根据查看档案的结果，写出初稿。他看助手写的稿子，提出这里不行，那儿还要怎么补充，怎么发挥，他自己做了一些修改或者要求助手再做修改。有些稿子他看过几次觉得大体可以了，但觉得还要再修改。后来他逝世了，这部回忆录没有能够完成。如果他在世时完成了，这算是口述的还是自己写的？大概会算他自己写的。现在印出来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叫谈话录，真正的他口述别人记录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叫初拟稿，别人按他的要求，根据他口述，根据查档案的结果写出来的初稿，还有他已看过、提出过意见又由助手修改出来的稿子。总之，是一部半成品。


党的领导人的这类回忆录，包括领导人自己主持审定最后完成了的，也包括领导人没有来得及自己审定，由助手们主持完成的，现在出得不少了。这类回忆录，由于当事人的关键地位，由于查阅档案的方便，历史价值比较高。是不是还可以提高，需要提高？我看还需要。因为，助手们大多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有些是史学工作者，但多为领导人的部属，相对地说，独立思考，客观判断，难免要打点折扣。如果有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写作，与领导人一起平等讨论，或者会有助于提高这类著作的学术水平，完成一部真正的口述历史。或者说，换一个思路，怎样使帮助领导人写回忆录的助手们，更多地了解一下学者们作口述历史的经验和长处，也有助于提高这类著作的学术水平。


还有日记。再现整理出版前人的日记或者自己从前的日记，越来越多了。当事人当时写的日记，要讲史料价值，那是比较高的。后来的回忆，相隔时间越久，记忆越容易有差错。但是日记的发表，如果经过整理，这整理者会不会由于种种考虑而隐藏了一些真相，那就是需要研究者仔细考察的事情了。宋云彬先生有一本日记，后人把它题为《冷眼红尘》给出版了，颇得好评。这好评是该得的，的确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知书上的文本同他原始稿子的文本有一些差别。我曾经关心建国初救国会的解散，写过两篇文章。对为什么解散，只看到解散时宣言的所说的原因，不知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别人给我提供了一点深层的材料，也还是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文章发表后，收到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年轻同志的信，他说，在宋云彬日记里曾记载召开新政协期间，周恩来、李维汉到北京饭店，跟救国会的几个代表谈话，提到一种设想：将来留一个民革，一个民盟，一个民建，其他民主党派就不要单独成立了。宋云彬日记曾经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到北平准备开新政协的这一段，里面记载了这个材料。在现在出版的《冷眼红尘》中，把这一天的日记删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为什么要删去这个材料，没有什么政治忌讳嘛，只是一段历史嘛，只是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经有过的一种设想嘛。当时，救国会解散了，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几个党派也合并为一个民革了。只是后来思路改变，其他民主党派的解散或合并才被阻止。我觉得宋云彬日记的这一条，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幸亏日记两度发表，被细心的读者把被整理者在出书时删去的地方看了出来。如果过去没有发表过，读者只能看到《冷眼红尘》，就不能从这里知道这段历史了。这种加工，我看完全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


不仅对口述历史要有批判精神，对文字档案也要有批判精神。抗美援朝开始之前，十月二号毛泽东有一个给苏联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编进去了，是毛泽东手笔，当然是可靠的，内容是准备出兵。发表以后，海外研究者极为关注并引发争议。不少人以此为据，断定中国在十月二号就作出了出兵的决定。也有人对它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伪造，表示疑问，因为十月二号苏联大使打回去一个电报，汇报毛泽东跟大使谈话的情况，跟那份电报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当然不会伪造文献。但是人家那个大使电报也不见得是伪造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听说，原来我们发表的那个电报的确是毛泽东写的，表示的是他起草电报时的主张，可是在书记处讨论，不少人不赞成，所以他的电报就没有发出，而当天他去跟苏联大使谈话，谈的是多数人的意见。出兵的决策经过了曲折的过程。档案里有那个电报，但是，是不是发出了，为什么没有发出，档案没有记载。所以对档案也不能迷信，以为原始文献百分之百地可靠，也要有批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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