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均伦：要坚决肃清林彪、江青一伙捏造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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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伦


   


1968年3月，北京发生了所谓“杨余傅"事件。此后，即在北京地区尤其是北京军区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大张旗鼓旷日持久的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这本是文革动乱中的一桩冤案，l 9 79年中共中央已正式发文予以平反，笔者也曾在多年前以所见所闻写过文章。原本以为就此了结，不用再说什么了。怎奈时至今日，仍时不时地有人对此耿耿于怀。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奇文：《猛将王猛》一书的作者说：“中央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是着眼于大局，为了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但绝不能说华北就没有一个人搞过山头主义”。接着这位作者捕风捉影说，王猛同志多次要求回军队工作，都被某个军委领导(影射聂帅)阻挡了。然后自问自答地说：这位军委领导为什么对王猛抓住不放呢?难道他对“文化大革命"有刻骨仇恨?难道他对林彪有刻骨仇恨?看来都不是。奇文作者说，作者想到：可能是因为在文革紧要关头，毛主席把王猛任政委的××军调到华北，守卫首都南大门，造成了毛主席、党中央对这位军委领导不太信任的传说，冲击了他的感情；也可能是王猛到保定，不听自己的得意将领代理总参谋长和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话，从而产生了对王猛的怨恨之心；更可能的是，王猛组织××军揭发陈伯达，引发中央召开华北会议，触及了自己最为恼火的华北山头主义的敏感问题，“因此岂能对王猛手下留情?”


    看了这段奇文，谁都会知道，这是不指名地攻击聂帅在文革结束后，仍然在搞“华北山头主义"!无独有偶，2010年又出版了《猛志常在》一书，指名道姓说，l 97 9年，王猛同志写信要求回军队工作，军委就考虑安排他的工作，开始是到南京军区，以后去昆明军区，再后到海军当政委，最后安排到成都军区当政委，但都没有落实，其“主要原因，原来是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的反对。”这本书的主要着力点，仍然是通过文革中的一些事例，说华北有“山头主义"，而且言下之意，聂帅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总后台!


    今年是建党90周年纪念。大家都在回顾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和“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以上奇文看，仍有回顾的必要，以昭示后人(尤其是年青人)，明辨是非，肃清流毒。


关于所谓聂帅阻挠王猛同志回军队工作的问题，我写了个说明材料，附在本文后面，以正视听，这里不赘述。        


1968年3月8日，聂帅在西山军委招待所住处，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心房连续扑动60多个小时，心跳次数常达每分钟2 00多次。1 2日转危为安后，遵医嘱，绝对卧床8天，然后再脱离工作休息7天，也就是要休息到27日。聂帅l952年起就有心脏病，但这次是发作最严重的一次。作为在西山值班的秘书，我的心情很紧张，不敢稍懈。


    3月2 3日8时左右，在西山住处，聂帅的保健医生接到一位自称姓王的北京军区女同志的电话。她说：“今天凌晨，杨成武同志那里出事了，突然人已下落不明，门口警卫换了人，不准随便出入，杨办的张主任已经被两个人绑架走了。请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聂帅，请聂帅过问一下。"保健医生想进一步问清情况，对方把电话挂了。于是，医生整理了个简单的电话记录，交给警卫参谋陈兆保同志，他转给了我。我看了电话记录，感到很奇怪，就给杨成武同志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很长时间没有人接，我感到确实是出事了。聂帅心脏病发作，刚刚恢复，我没有敢将此事向他报告。


    3月24日下午，我先后接到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今天晚上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聂帅出席。问会议的内容，回答是他们也不清楚。我去找医生商量，当时有董承朗、吴杰、黄宛等好几位专家在，大家一致意见，聂帅重病刚愈，以不出席会议为好。我同专家一起去向聂帅作了汇报。他同意请假，就分别向两个办公厅打了电话请假。快吃晚饭的时候，汪东兴同志亲自打电话给聂帅，仍是要他去出席会议，内容要到会场才能告诉。聂帅知道，准是党内出了大事，但他最讲科学，对汪东兴同志说：“医生不同意我出席会议，自己感觉也不大好，还是确定请假。"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元帅来对聂帅(他们当时同住在西山军委招待所)说：昨天晚上的会议有l万多名干部参加，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会上，先是宣读了命令：撤销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余立金(军委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说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任命黄永胜(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林彪、康生等还在会上讲话，要揪什么：“杨余傅"的“黑后台”。“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主席台上。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说完，叶帅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


    聂帅说：“杨成武、傅崇碧都是我的老部下，他们要揪后台，肯定是会大做文章的。揪就揪吧，昨天接连打电话，要我去开会，原来是这么回事。"


    听了两位老帅的谈话，我这才觉得前天早晨那个电话的性质严重，就如实向聂帅作了报告。聂帅也觉得奇怪，叫把情况进一步弄清楚。于是，保健医生写了比较详细的证明材料，并作了分析：认为可能是杨成武的保健医生叫他爱人(也是医务工作人员)打的电话。因为杨的保健医生认识自己，也知道西山这儿的电话。这太像是后台了，问题严重。于是，聂帅向中央文革写了信，附上医生的说明和分析，以资澄清问题。


    红卫兵小报上很快登出了林彪、康生等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概括起来是：一、杨成武与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军委空军司令员)、谢富治(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二、杨成武曾3次下令要傅崇碧带领武装，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那里抓人。三、余立金历史上是“叛徒”。林彪在讲话中还提到，“杨成武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个部分。”意思是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康生则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有黑后台的。”


    聂帅听完我念的上述讲话后说：“他们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3月24日的会议以后，社会上立即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进了中南海，贴到了军委西山招待所的大门外，矛头直指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其中尤其是指向聂帅。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借“杨余傅事件"，在北京军区掀起了第一次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帅的许多重要文件、电报停发了。在“文革"中，这往往是意味着此人出事了。4月2日，我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聂帅，他气愤地说：“不管他们怎么弄，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我自己知道，反正我不是他们的后台。”


    4月6日晚上，聂帅在电话上问叶群：“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这几天，外面大字报轰得很厉害，轰我的大字报都贴到西山脚下来了，我不得不表态啊!"叶群说：  “并没有点名嘛，现在外面正在炮轰，让人家轰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听了这样的回答，4月7日，聂帅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说：“最近在揪杨成武黑后台的活动中，有些大字报点了我的名，有的虽未点名，但也可以看出怀疑我是后台的……请求主席能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亲聆面教，以便把事情搞清楚。"


    3天之后，周总理要秘书周家鼎同志打电话给聂帅，这个电话是我接的，说是4月7日聂帅写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看后批了如下内容：“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看了电话记录以后，聂帅说：“这一下我清楚了，他们要抓我的什么黑后台，并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当天晚上，周总理给聂帅打电话，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l l 8号房间毛主席那里开会。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而外，就是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同志。在会上，毛主席对聂帅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显然，聂帅的信，引起了毛主席对抓“黑后台”问题的重视，所以才开了这次会议。   


4月1 6日，聂帅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去看望林彪。后来他回忆说：“那次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意思是不听话了。我对他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不就来了。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真令人可笑。"


    “杨余傅”事件平反以后，有次傅崇碧同志来看望，他对聂帅说：“我早在3月2 2日午夜就被非法拘押了。当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次扒着铁窗看，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聂荣臻听完哈哈大笑。可见，“杨余傅"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捏造出来的。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对“杨余傅"事件，人们开始有了新的看法。l973年1 2月2 1日，在聂帅出席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主席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半年之后，毛主席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他们先后获得释放并恢复工作。l97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1970年1 2月，江青公然在有关北京军区的“华北会议"上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江青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起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在北京军区党委会上说，北京军区有必要“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对山头主义必须揭深批透。”“总之你们要抓中心、抓重点，不要什么问题都抓。"“不这样做，就很危险。"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北京军区批判“华北山头主义"掀起了第二个高潮。更有甚者，l 968年4月开展反“华北山头主义"的运动以后，江青一伙说“华北山头主义"是反对林彪的。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他们又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这是北京军区第三次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聂荣臻本人则多次对别人说：“我自从1 9 54年免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北京军区的事，这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事实确实如此。原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建议。凡属重大的问题．他都转报中央或军委决定；凡属个人职级待遇等问题，他都转请总政治部按原则处理，从不自作主张。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3次在北京军区大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时间，长达7年之久，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仅军区司令部被点名批判的人就达ll9人之多，军区二级部领导被点名批判的占在职人数的60％以上，严重破坏了部队的建设。1 9 79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使为此深受其害的许多“老华北"解除了思想和政治包袱，也彻底解除了聂荣臻为此而无端背的黑锅。








附 记：


  


   2011年3月1 8日我写的关于所谓聂帅阻挠王猛同志回部队工作问题的证明信


前些天，有人给我抄录了一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猛志常在》传记中有关王猛同志1 97 9年以后要求重新回部队工作的经历(据说是根据王本人谈话写的)。看后我很惊讶，其中说聂帅多次阻挠他回军队工作，这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事实是：l 97 9年6月1 9日，聂帅被中央军委指定为领导调整配备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及军级领导班子的负责人。此后，聂帅多次听取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干部部周根龙、李灿、曹振东等同志有关领导干部的现状及调整配备意见的汇报。这些汇报，都是我作记录。我查了当年的记录本。其中提到王猛同志的只有1 9 7 9年7月3日、l 0月1 9日、11月5日三次，而且介绍王的情况都很简短，根本没有展开讨论。这三次聂帅都表示，他不认识王猛，不便表态。7月3日总政的同志汇报中，提到王猛同志要求回部队工作的事，朱云谦同志说：有人反映他在文革方面有些错误言行(主要是指处理保定两派方面的问题和“913事件"后回保定讲不相信林彪叛逃等)需要查清。聂帅说：“那就查清再说。"1 0月1 9日汇报时，周根龙同志说，如果查证后王猛没有大问题，他们考虑可到海军任第一副政委。聂帅讲：“海军班子有些情况，要配个年富力强的去。"朱云谦同志说：王的安排总政党委还没有议过，这只是干部部的考虑。这件事便放下了。ll月5日总政汇报中说到王猛的问题不大，但没有提出安排意见，聂帅让他们拿出具体意见再议。当时讨论大班子问题，都是总政提出方案，叶、邓、徐、聂副主席先酝酿，然后报中央常委讨论最后决定。何来几次安排工作，“这方面没有落实的原因，’原来是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的反对。"又说，“l 98 7年7月4日，邓小平以独自拍板的方法，指示总政起草王猛任职的报告，并首先批示‘同意’，即使其他人有意见，也无法改变了。"前面已经说了，这是不符合当时任免干部的工作程序的。传记中还说，聂帅阻挠王猛同志回部队，还因为有人诬陷王曾讲过“(38军要)消灭华北部队，包括24军"的话。我从记录本中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记载，当年也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内容。再说，说聂帅屡次阻止王猛同志回部队工作，是根本没有根据的。l 9 70年1 0月王猛同志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后来他又从国家体委回军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聂帅都参加了军委的讨论，那时聂帅没有阻挠王猛同志回部队工作，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为什么会阻挠呢!所以，说聂帅多次阻挠也是不合情理的。


（此文共5600多字，刊登在重庆聂帅研究会会刊《帅乡潮》2011年第38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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