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当年人们对江青的意见并不以为然”—访廖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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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人们对江青的意见并不以为然”——访原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廖沫沙



　　写完反映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历史纪实文学《最初的抗争》后，有人希望请一个权威人士为该书题字，与是想到了廖沫沙。他是“三家村”一案唯一的幸存者，是文化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他题字当然是最有历史意义的了。

　　对廖沫沙的历史，我早就有所研究。他是最早被江青列入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的，如果他要没有和江青的瓜葛，他是有可能取代吴晗而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江青早在1964年就对张春桥等人说：“北京市委的那个廖沫沙，我对他可是最熟悉也没有的了，地地道道的叛徒，是30年代上海反鲁迅、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堡垒人物。要不是我在他家里住过，我早就组织象样的批判文章了。这个家伙是个纸老虎，一打就倒。可惜，彭真就是要保护这样的人，真是令人感到蹊跷。”

　　1988年5月3日，我在北京市有关方面的介绍下来到前门东大街廖沫沙的寓所。当一位瘦小的老人出现在面前，拉住我的手领进他的书房时，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看上去慈祥、可亲的老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廖沫沙！

　　他显然就知道了我来的意思，风趣地说：“我可不是书法家，你们让我题书名，大概是要我的名吧？”说完，边拿出笔砚，让我帮他铺开宣纸，提笔挥毫，一连写了三个样式，让我选择最好的采用。

　　虽是初次相识，宛如故友重逢。当我的话题谈到文化大革命那段疾风暴雨时，老人方正的脸庞一片秋凉。他颤微微地张开嘴，摘下假牙，低沉地对我说：“你看，上面的门牙全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纪念，是他们打我、迫害我的铁证。”

　　廖沫沙早在1927年长沙师范毕业后，就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并填写了登记表。由于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共，共产党从公开转入地啊，他和党失去了联系。那年6月，田汉的弟弟田源来信，要他到上海田汉领导的南国电影公司工作。可他从长沙到上海时，田汉又去南京了。辗转多处，才找到了他的老同学李绍基。他们同住在一起，彼此都流露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加入共产党的渴切切之情。恰巧，李绍基的爱人就是共产党员，经她介绍，他们都同时加入了党组织。以后，他加入左联，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30年代在上海、长沙，40年代在桂林、香港、重庆，50年代即解放以后在北京，一直以笔杆子为武器，写杂文、编剧本、吟诗歌、创作小说，为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他搞过教育，也搞过文化，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我问：“你和邓拓、吴晗组成的 [ 三家村 ]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年过八旬的老人激动起来，眼睛微微闭住思索了一会，才说：“《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刊登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1961年初，《北京晚报》派记者向邓拓组稿，他答应每周写两篇杂文。同年秋天，《前线》又向兼任该杂志主编的他约稿，他感到最好共同来办个专栏。”

　　廖沫沙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缓缓地说：“那是1961年中旬的一天，《前线》编辑部派人来告我，第二天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聚餐。我按时到后，才见邓拓、吴晗两位已经先到，正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在座的还有编辑部的其他几个同志。邓拓对我说：[沫沙，《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起初我担心三个人承包一个专栏会成为一个负担，但大家议了一下都同意这么搞，我也就服从了。因为我还是杂志的编委之一呀！”

　　“谈到专栏的名称时，邓拓随口说：三人写，我看就叫《三家村札记》好。我没有表示反对。但在暑名问题上，我主张三人写作风格不一样，以各人暑各人的笔名较妥。但邓拓认为：还是用一个笔名好。听说[马铁丁]他们也是三个人取一个字，我们也取个共同的笔名吧。一个笔下有几种风格，也不要紧嘛。]他又提议：三个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出[南]字，沫沙出个[沙]字，叫吴南沙吧。我紧接着说：[我写东西从不用本名，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吧。于是，大家同意了，暑名遂定为[吴南星]。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廖老的话，象渭渭细流，没有丝毫的惊险和夸张。书房的四壁柜内，整整齐齐的摆满了各种书籍。廖老的夫人陈海云告诉我，除了看书写文章，廖老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嗜好，他一生几度逆境，都是靠着看书写文章，使他解除困惑，获得生活的力量。所以，他和他的书结下了最深、最厚的缘分。

“　　听说你和江青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出文人的硬骨，是吗？”我问。

　　他轻轻摇摇头，苦笑一声：“哪里是我们斗人家呢，是她不停地斗我呢。正因为我和她在30年代接触过，所以我不断地倒霉。”廖老的神情陷入往事的回忆中：“吴晗的《海瑞罢官》发表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史与戏》。1964年孟超编了个戏叫《李慧娘》，他找到我，一定要让我给他写一篇文章。我看了戏后，孟超招待我，说这个戏是康生叫他写的，写完以后康生很满意，所以你无论如何要写一篇。加上《北京晚报》的记者也不停地催，所以我写了那篇《有鬼无害论》。谁知下半年就批判《李慧娘》，而且也把我牵挂上了。我很纳闷，当时很多人都赞扬过那个戏，为什么单批判我？”

　　我静静地望着老人那饱经沧桑的脸庞，他已没有丝毫愤然之情，只是一片微笑，幽默地说：“原来是那位江青女士发挥了作用。那年，毛主席批评了文艺界，有两个批示是针对着文化部，文化部被迫写了检查报告，其中提到《李慧娘》是坏戏，要批判。江青看了报告后，质问文化部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吹捧《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不知道？] [ 知道。] [ 知道为什么不加上？] 江青还问那位同志：[ 你知道繁星是谁吗？] 那人说不清楚，她便说：[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所以，报告上加上了我的名字，我才挨的批。报告上点名批，市委会上也点了我的名，我被迫写了一个检讨。”

　　“廖老，为什么江青那么恨你，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要整你？”我忍不住又问。

　　廖沫沙的神情逐渐严峻了，他缓慢地说：“这个迷还是你们解吧，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我和江青来往的历史，供你们研究吧！”

　　1933年，田汉给联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沫沙作为他的助手抄写、整理，和田汉住在一起。一天，田汉的一位朋友（即黄敬的姐姐俞珊）带着一位女士来找田汉说：“这是我的弟媳名叫李云鹤，我的弟弟被捕了。云鹤从乡下跑到上海来了，现在没有地方住，我那里实在不方便，看看你家能不能住一段时间。”田汉很爽快地答应了。田汉的母亲看看那位李云鹤也不象个尊贵人家的女子，便让她和保姆同住在一屋内。那时，廖沫沙正好在场。几天后，廖沫沙的夫人回湖南探亲走了，他和田汉在旅社写剧本。一次回来取东西，李云鹤跟了进来，东拉西扯几句后，便说：“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廖沫沙说：“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廖沫沙的爱人回家后，发现李云鹤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要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李云鹤见状又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说：“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想到过几天真的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沫沙指指后面的橱房说：“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李云鹤的脸色骤然一变，说：“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就走了，从此再未登门。这位李云鹤就是江青。两三年后，江青在上海的舞台上销声匿迹，谁也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直到1949年，廖沫沙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南海怀仁堂看话剧时，碰到江青。十几年不认识，她像换了一个人，满面容光焕发，秀发漂逸，身披军大衣，眼戴金丝镜，一幅大首长的尊贵派头。看见廖沫沙后，她得意地迎过来说：“哟，你也来北京了，还认识我吗？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吗？我就住在中南海里，有机会来作客呀！”廖沫沙是个本本份份的文化人脾性，除了看书研究学问外，不会交往，不会逢迎，更不会看人眼色行事。他只是冲她点点头，再没有别的表示。

　　1951年5月，廖沫沙在东交民巷的原北京市委休息室里看报，江青进来找彭真，干脆装作没看见她，连招呼也没打。直到1955年初，廖沫沙因患腰脊结核在北京医院作手术时，恰巧江青也在那里看病。她从门口看见他躺在床上，就大大咧咧走进来，大讲了一通她的“光荣历史”，约定明天还要来，有事相商。可是，第二天廖沫沙家里人来人就接他出院，他忘记了向江青告别一声。这对江青来说，这种怠慢显然是一种蔑视和冒犯。旧恨新仇，使得她几年后瞅准机会对廖沫沙开始了报复。

　　1966年4月16日，廖沫沙正在北京近郊通县柏庙搞四清，早晨洗脸的时候他打开了身带的半导体，只听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像惊雷、闪电似的响在当头。他匆匆地往城里赶，回到市委后，彭真正在主持会议，但他却不能参加，只好回到家里等待消息。到了4月20几号，他给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打电话寻问结果，李琪说：“你就在家里等待着吧，以后总结的时候再说。”

　　讲到这里时，廖老笑着摇摇头，不胜感慨地说：“谁知这一等，等得连他们也揪出来了。我和彭真、刘仁等许多革命家一起，都被造反派拉上了批斗台。”

　　“廖老，那后来怎么样呢？”我不断地刨根问底。

　　廖老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是同院的小孩们敲门、搜查、揪斗我们。到了1966年8、9月份，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把我们集中到南窗口的 [ 反修堡 ] ，那儿原来是清华大学教授夏天休养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到10月以后，造反派打着 [揪鬼队 ] 的旗帜，把我们拉出来批斗，开始打我们，迫害我们。11月初，又把我们弄回城里，让我们住在家里，每天到市委机关打扫卫生，看大字报。从66年冬天到67年底，把我们拉到学校、工厂、农村批斗，整整一年多。一天斗两三场，几乎天天不断。直到1968年3月，才把我们关起来，关到北京卫戍区。我们每人一个小屋，玻璃上都涂了油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条方凳，一个痰盂，大小便得敲门才能出去。我们每个人两个碗，一个盛饭，一个装菜，早晚吃窝头，中午吃一顿细粮。开始吃不饱，后来也就习惯了。”

　　我说：“我听市委的同志讲，那时把你们关起来不叫逮捕，是监护。在那儿可能不挨打吧？”

　　廖老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用手指轻轻地弹着桌子说：“在那种无法无天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人不挨打，怎能显示看管人的[革命]来？为了吃饭我都挨了一顿打。那天中午吃面条，轮到我打饭时，打饭的小兵没给我盛满，我好好地说：[请给我再添一点]。那个兵说：[你知道你一个月吃多少粮？]我说：[ 28斤吧！]他说：[不行！不能给你添！]我火了，就说：[那就不吃了]，于是把饭又倒给了他。回到我的屋子后，那个小兵进来了，说：[好，现在随便你吃吧！]说完就给我满满盛了一碗。我刚端起碗要吃，一个小军官破门而入：[你想绝食？你不吃好了！]我就又把饭碗端出去，没吃午饭。于是，那个小军官出去叫来几个兵，把我按在床上，狠打了一顿，还罚我站了一天。我气极了，冲着他们抗议到：[你们哪里是毛战士，你们是法西斯，法—西—斯]，那个打我的小兵，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他连[法西斯]是什么都不懂，嘴里还唸叨了几句这三个字，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发现，廖老对那个天真的小战士还充满着憐憫和同情，不住地叹气，摇着头。

　　“你瞧，那是我在1967年7、8月份的一次批斗会上写的诗，是我和吴晗挨斗时的写照。”廖沫沙指着北面书柜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对我说。我顺手望去，只见上面写到：“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低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你想听听这诗后面的故事吗？”廖老笑着问我。我连忙点头说：“很想听。”

　　“那时我们住在党校的宿舍里，京西煤矿的造反派把我和吴晗揪到一个矿区去斗，会议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我见吴晗愁眉不展，就想给他解解闷。我笑着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就像梅兰芳和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晗抬起头问：[那你说我们唱的这是什么戏？]我突然想起晋代彭泽县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可我们现在挨斗时总要被人扭胳膊、弯腰俯首，做喷气式，这不是折腰吗？我就说：[我们唱的是为五斗米而折腰。]吴晗笑了：[五斗米？我这个钱就不止五斗米了吧？]我看他还是那么书生气十足，就问：[你一个月几多钱？]他说：[少说也三百多块钱的工资呀，你算算看能买多少米？]我一时算不出来，叫他算，他也算不出来。我就又说：[那就去掉五斗米这几个字，这出戏就简称《折腰》，这行了吧？]吴晗笑着同意了，身上也显得轻松了些。那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们哇哇乱批，我就弯腰，作了这首值得纪念的诗。”

　　幽默、乐观、自信、苦撑的话语里，我感受了廖老的顽强毅力、博大胸怀和坚信光明的生活情趣。正是靠着这些，五年多的铁窗生活，三、四年的流放日月，他咬牙熬过来了。当他正想把喜讯告诉他的老朋友时，家里的人才告诉他：吴晗早在1969年10月11日就死了。如同霹雳响在当头，他惊呆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邓拓、吴晗，两个知识渊博，为人忠厚，辛勤求实地为党工作了大半生的革命者，会先他而去世。他紧攥拳头，仰天呼啸：“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呀？”

　　痛定思痛，他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逐渐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从1959年毛主席反彭德怀开始，老人家就埋下了一棵时时刻刻使他心神不宁的种子。因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把他竭力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彻底打乱了，实际上证明了他的失败和彭德怀预言的正确。加上刘少奇在那个时候事实上的纠偏，为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人们平反，彭德怀也提出了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翻案书。加上这个时候，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有一定联系的吴晗，写了《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 [ 将我罢官理不平 ] ，许多文章也说海瑞是 [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 ，鼓励他失败了再干，[ 有朝一日重整纪纲 ] ，等等。这一切，都深深地刺激了对历史和现实十分敏感的江青和毛主席。我对江青很了解，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她动员和说服了毛主席，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少奇和彭真这些人的。”

　　我说：“早在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就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出彭德怀的万言书[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主张[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翻案]等等，这对毛主席的领导当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廖沫沙说：“是的，我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时候，江青显得特别活跃起来了。她到处看戏，参加一些文艺方面的活动。我几次出席一些会议和观看演出，都看到有江青。但是，人们对她并不十分重视，没想到她会发展到后来那个样子。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有这样一段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听到这样的传达，我就有点紧张，但是我看到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彭真和刘少奇似乎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话当作什么最高指示，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我就又有点放心。我认为，中央反正是集体领导，毛主席的个人意见未必会发挥成为大的运动。即使有什么问题，中央还有其她领导人嘛。毛主席毕竟已经到了第二线，我相信中央的集体领导。你看我是否书生气十足了吧。但是，到了1963年9月和11月，毛主席的指示就陆续地传下来了，那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戏剧界要推陈出新]、[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我听到这样的传达，记得当时和周扬、夏衍这些人都打过招呼，说：[毛主席已经给你们打了招呼了，你们赶快要采取一点主动，否则麻烦事情就会出现。]周扬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说笑话呢。文化工作从来都是这样的，说什么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们充分地发表议论，和引起大家的争论嘛。]我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说：“江青那时经常看戏和看电影，实际上都是在做调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同时给毛主席在提供材料和准备。就象部署一场大战一样，事先的侦察和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江青不但在文化上很内行，而且在军事上也从毛主席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是，你说这个非常正确。”廖沫沙拍着桌子说：“她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你还有什么感觉？”我问。

　　廖沫沙说：“1963年初，江青向周恩来提出了举行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的倡议，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江青，不，准确地说，是毛主席的一个要破要立的信号。9月，周恩来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让他们立即进行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筹备工作。周恩来还特意对周扬等人说：[毛主席对这个会演十分重视，特意让江青同志来过问一些事情。江青对文艺可是内行，你们要高度重视，细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来。不然，是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的。这次会演，要在1964年春节前后进行，不要推时间，我们还要有其他的安排呢。]但是，周扬和夏衍等人说：[现在轮到江青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江青我们可是熟识得很呀，我们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和什么路线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请示了陆定一后，对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于1963年9月17日搞了一个《关于举行小型京剧现代剧目观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这个通知时，大发其火，她找到陆定一质问：[你们这个通知，为什么不贯彻毛主席对戏剧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举办这次会演是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你们要把周总理指示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缩小为七省二市的部分地区的小型观摩？你们把现代戏的题材范畴扩大为包括近代的历史题材，甚至反映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剧目都可以究竟是什么意思？]陆定一和周扬说不出话来，只好拖延应付，江青甩手而去。于是，果然麻烦出现了：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正式下达了。毛主席批评文艺工作[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下，陆定一和周扬等人才慌了手脚。他们在1964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会演推迟进行的通知》中，悄悄地删去了关于近百年史的内容，作了一个没有更正的更正。其实，陆定一把江青质问和批评他们的话已经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到1964年4月9日，在接见一个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就公开了他的观点，他说：[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很高兴，说还是刘主席说得客观。他们还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刘少奇讲的放屁，它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其实，廖沫沙还不知道，就在刘少奇讲话一个月后，即1964年5月9日，林彪对军队的文艺工作也作出了一个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这些，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的，是有针对性的。据肖华说：“那时，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来往比较多，江青给林彪出了许多的点子，包括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林彪对江青的这些建议是计听言从的。他没有理由不听呀。那时林彪毕竟还没有爬到最高峰嘛。”

　　我说：“当时江青在文艺上的活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这一点，周恩来得到了消息，陆定一、周扬这些人显然没有看出江青活动的政治意义。”

　　廖沫沙说：“根本一点是这些人看不起江青，但是我还是看出了点名堂。刘少奇在许多的政治活动和外事活动中，都把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抬出来了，毛主席怎么不可以让江青出场呢？江青选择文艺这个她最熟悉的领域进行革命，是最容易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的。这实际上就是为江青在政治上捞资本呢。”

　　我说：“江青发现陆定一和周扬、夏衍这些人的动向后，及时地批评了文化部和中宣部，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 让总理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中央一定要在这块领域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再不能允许这些人继续统治我们的阵地了。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发言权！] 这时，江青已经从抓试验田着手，亲自搞了几个现代戏，如《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芦荡火种》（沙家浜原名）等剧目。这次现代戏会演，某种程度上就为江青创造了一个亮相的机会。”

　　廖沫沙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还是你分析得对！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彭真就对我们说：[堂堂的一个北京市千万不要让江青给指挥了，我们北京市还是有人才的嘛。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京剧改革的旗帜夺回来。]于是，北京市抓紧时间，也开始了抓现代戏的工作。到了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胜利开幕了。会演前夕，周恩来就书面指示文化部：[这次观摩演出和领导小组，应该邀请康生和江青两同志为顾问。]陆定一和周扬及彭真等人研究后，企图加上田汉、阳翰生、老舍、马连良、焦隐菊、陈云卫等人，后来不知道谁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打来电话，严厉地说：[这次演出的顾问必须是康生和江青同志，这是报告了毛主席的，你们要是不经请示乱加人，要小心后果！]这下，彭真才对陆定一说：[算了算了，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吧，我们只要在整体工作上加强领导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会演的整体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问题和艺术上偏差。]你看，回过头来看问题，许多当初发现不了的问题现在清楚了，完全清楚了。”

　　这时，廖沫沙给了我一份当时会演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我进一步地掌握了当时的斗争脉络，这对认识后来一系列事件有着总纲的作用：

　　1964年6月13日，张春桥向中宣部的领导和文化部的领导介绍上海创作的《智取威虎山》的经验时，讲到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后，陆定一在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上大发牢骚：“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都是形式主义！不要弄成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当初长征时，红军打到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了半个月，一见就厌烦，再也不想吃了。现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捧上了天，成了万能的灵丹妙药，哪里有那么一回事，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哗众取宠，吹牛皮。有些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读了毛选，还是一塌糊涂。这次戏剧会演，你们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人把你们的脑子搞糊涂了。”

　　有人把陆定一的这些话报告了江青，江青冷笑道：“有人听读毛主席的书，就像抽他的筋似的。让他们喊叫嘛，有本事来大会上来讲，躲在他妈的阴沟里放屁算什么好汉！我就是要给他们念咒，让他们头疼，让他们发抖，让他们鸡叫驴喊。”

　　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和参加会演的300多京剧工作者举行了大型座谈会。会上，周恩来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这次京剧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康生在讲话中，话中有话地说：“我们的现代戏是要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现代戏。因为现代戏，革命的人们会使用，反革命分子也会使用，我们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阵地搞颠覆我们的政权的活动。”

　　轮到江青讲话的时候，她显得非常激动和气愤，她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她的讲话语惊四座，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文化艺术界。

　　这一天，张春桥也在全国性的会议上亮相，他着重介绍了上海领导创作现代戏的经验，他说：“我们在江青同志的指挥下，一开始就把排演现代戏的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的高度，提高到我们的文艺和戏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创作革命现代戏的要求，闯出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崭新道路来……”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周总理认为非常重要的座谈会，陆定一和周扬等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人请示了彭真等人后，认为不需要在全国广泛传达。他们要求新闻界采取“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的方针，压住了周恩来、康生和江青、张春桥的讲话。一个星期以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和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讲话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说：“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专集，广泛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帐，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地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都对江青抓的戏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江青听了，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廖沫沙讲到这里，仔细地回忆着往事，说：“当时人们谁也没有想到江青会成为一个手掌生杀大权的人物，对她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认为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 [ 正不压邪 ] ，所以萧甲的文章就说：[ 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 ] 。刘厚生发表文章说：[ 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彭真和北京市委听到演员们议论，新华社的报道不公平，过份地突出了《奇袭白虎团》，对党亲手培育起来的剧团和《箭杆河边》，扶植不够，等等。都是针对着江青而来。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攻击江青的罪行。这些人都遭到了很大的迫害。”

　　我说：“不对吧，江青虽然在那时没有显示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厉害，但是她的独特作用已经很明显了。只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以为可以顶过去就行了，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文艺上一直采取进攻的策略，始终没有后退的意思。江青的许多意见逐步地在胜利着。比如，1963年，周扬和林默涵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组织了一个试验剧团，江青指示的移植豫剧《朝阳沟》，并说一定要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革新，探索出一条用京剧艺术形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是，周扬和林默涵一定要探索走一条看来像不三不四，实际上是创新的新路的戏。江青看了彩排，大为恼火地说：[《朝阳沟》的音乐不是步子迈大了，而是迈歪了，我是让你们发展京剧，而不是让你们毁灭京剧。这个戏不准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 周扬听了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朝阳沟》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办。] 林默涵说得更清楚：[ 这个戏不是艺术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过。以后再拿出去，自有公论。] 此外，周扬和林默涵、张庚等人还精心搞了一个《红旗谱》的连台本戏，调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练。张庚说：[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红灯记》不是方向，《红旗谱》才是方向。] 江青听到这些，调看了剧本以后，一针见血地说：[ 你们这个戏的基调有问题。] 然后拒绝看彩排。康生也说：[ 我们提倡现代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戏。对现代戏也要一分为二，有革命的现代戏，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现代戏，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一来，周扬请示了彭真和陆定一，加上毛主席发出了第二个文艺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人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周扬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这出戏在第二次审查时，忍痛割爱了。他们说：[ 江青已经露出风来，这出戏是歌颂 [ 左 ] 倾盲动主义的，我们不能再搞了，再搞会吃亏的。不过，[ 左 ] 倾盲动主义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戏。算了，《红旗谱》不搞了。] 这说明他们对江青是既恨又怕。但是不得不按照江青这些人的指示办。”

　　廖沫沙说：“师东兵同志，他们不是怕江青，而是怕她的后台毛泽东。1964年6月到7月的整个会演期间，凡是江青和张春桥他们搞的剧目，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等剧目，毛主席都会去看戏。他一去，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也都要看，而且毛主席接见演员的时候，公开为这些剧目叫好，这下谁还敢说不好呢？可以这么说，江青的每一件事情最后都会得到毛主席的支持。这从1963年开始起，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拿这次会演来说吧，整个演出结束后，周扬有一个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等等。我们一看就知道周扬是为我们说话。但是，就在这年的7月，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作了指示，说：[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这就是要把阶级斗争要无限度地搞下去，谁能不怕呢？江青的态度不管是否代表毛泽东，反正她的话人们总是要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不是我自己，就连彭真最后也服气了。1967年7月29日开始到8月2日告一段落，戏剧口上的造反派们，连续批斗了齐燕铭、夏衍、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人，把我也拉上陪斗。彭真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地对我说：[ 早听了江青的话，也不会遭这么大的罪，这回我可是服气了。你原来劝我的话，我要是早听一点点，也不至于如此。] 他是指江青在批我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 批就批吧，彭真同志你可千万不要和江青顶着干，和她作对她肯定会收拾你，这个人的反击心理最为强烈。只要你得罪了她，她至死都忘记不了你。] 彭真说：[ 我不信那个邪，我是服从真理的，除了真理我谁也不怕，谁也不理，管你是中央主席还是什么顶天的神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多长时间，他也尝到苦头了。”

　　他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说：“1966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里面专门把我糟蹋了一顿。” 戚本禹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廖沫沙的一面，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 [ 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 ] 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 [ 有鬼无害 ] ，[ 能鼓舞人们的斗志 ] 。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强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 [ 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 ] ，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这些并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文字，无疑等于判了廖沫沙的政治死刑。从此，他就被扣上了三反分子的帽子，整整遭受了十多年的牢狱之灾。直到他已经平反后，他才听当初关押过他的一个人告诉他：“江青当初对你的案子很关心，特意和红卫兵及专案人员谈话时说：[听说廖沫沙到现在还很猖狂，你们就要狠狠地斗呀，把他的反动气焰给斗下去。这个人，我在30年代的时候就认识，是叛徒，是反鲁迅的叛徒。当初他有意地出卖我们的许多同志，干了许多的坏事，你们要他一件一件地交待清楚。]其实我是什么人，她最知道底细，她报复我，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嘛。当我在审判她的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她依然破口大骂：[你们让廖沫沙这样的叛徒来丑化我，我感到无限的光荣。廖沫沙就是叛徒、特务，我有证据。]其实她的那些证据，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对我实行逼供信的那一套东西。我早就一一地给予了驳斥了。其实，她说我反对鲁迅，就是指1934年我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花边文学”》的文章，说鲁迅的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说我[是换掉姓名挂在暗箭]，把我也丑化了一顿。这本来是文学评论中很正常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反鲁迅这样的人的话，就成了能给人定罪而且定得可怕的法律。这大概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文字狱吧？”

　　我没有回答他。我在深深地反思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我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语言来评价或概括这个在我们文学史上已经有过许多人的事例。就连张春桥在被捕之后，不是也以他曾经用“狄克”的化名写过对鲁迅大不敬的文章而给他定了罪名吗？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评论说一下这个现象呢？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接着，廖沫沙告诉我，1978年5月，他结束了江西封泥县芳山农村的流放生涯，重回到北京，他看到路旁那一排排鬓发零落、摇头叹息的苍松老柏也都长出了新芽、嫩枝，焕发青春。这时，他才深深地体会到：除了自己把自己打倒外，任何力量也催不垮自己。即使肉体泯灭了，精神和灵魂也是永存的。

　　廖沫沙把不久前出版的四卷《廖沫沙文集》取下来让我翻阅，其中有两卷是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杂文，各种论文又占了一卷，最后一卷是他写的剧本、小说、诗词的汇集。忽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他1983年10月写的一首自嘲诗上，我觉得它正是他自己的风格写照，也是这位学者兼作家永葆青春而不衰萎的原因。他看出了我的心思，顺手拿出一页纸，提笔把这首诗抄写下来，赠给我。我很珍惜地接过来，上面写道：“下笔无神彩，诗文何足陈。雪泥安可贵，鸿爪不为珍。录自[自嘲]诗书赠东兵同志 廖沫沙于1985年5月3日。”

　　我拉住老人的手，望着他饱经风霜的面孔，感到了一种生活的力量和信心。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这样的老人在一起共谈文革，我受益到多少生活的启示啊！以后，我连续和廖沫沙谈了几次，虽然每次都是他的老伴来催他休息，但是他每次都要和我畅谈几个小时。他说：“我和你谈话同样能得到启示，我没有想到你对近代史有着如此厚实的研究，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此精深，这可是非常地不容易呀！这是我和你越谈越觉得离不开的原因。”说完，我们俩都开怀畅笑起来……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