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纪念什么？——为文革4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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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什么？——为文革40周年而作

(博讯2006年2月10日)
   
   
     引言

    任何一个活着的民族都有纪念，因此，纪念之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她只要活着就有纪念；但是问题还在于一个民族的事情很多、很多，它到底应该纪念那些事情，或者说那些事情对它来说最有纪念意义，也是对一个民族智力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运动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它，它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问题恰恰就在于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中国人却没有作出相应的探讨和讨论，在此期间，对于它我们虽然有看法，有观点，但是这些都是官方准备好了的，我们中国人的任务是随声附和。也正为因此，我同意去年刚刚过世的巴金先生生前所倡议的用建立“文革纪博物馆”的方式来纪念文革，只是有一点，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是，我认为最好的“纪念馆”应该是建立在中国人的“心里”，至于用“大理石”作成的“物质”的纪念馆比它是不是更好，鄙人就考虑得不多了。
   
    我尊敬作为作家的巴金，也很敬重他的为人，但是我对他有关文革的议论从来没有表示过苟同，我认为他作为在世界上富有盛名的作家和他在文革问题上持着的类似于前毛泽东时代的“贫下中农的观点”是相当矛盾的，他的文学作品，我说那是一流的，但是他的有关文革的论点相当幼稚，甚至不值一驳。这的事情也就使想起了一个本身完全有可能变成为伟大人物的人为什么伟大不起来的问题了。
   
    今天的中国虽然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同毛泽东活着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了，它已经有了发达国家中“名人效用”，所以即使巴金老先生的建立“文革”观点没有多少价值，但是他的“博物馆”的建议还是有人“响应”了，在汕头就有人用“物质”材料建立了第一座“文革纪念馆”，到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它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知之不多，原因很简单，我作为文革中过来的人感觉到那里边好象没有我看来是可以纪念的东西，就在我对这样的事情表示轻蔑态度时，我在“不寐论坛”“文革40周年祭”栏中发现了张友渔2005年5月18日的文章：《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其中有一段话正好说到了“文革纪念馆”的问题，无妨引证如下：
   
    “巴金早就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一般来说，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大家一直感觉到很遗憾。现在居然建立了一个，就十分令人关注，媒体有许多报道。
   
    不过，海外有一个学者研究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的学者，叫阿妮达-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她在一篇很重要的论文里提出一个观点，说与其按照现在的思想状况、认识水平和意识形态状况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不如不建为好。她认为即使很有批判精神的人，思想解放最大胆的人，对文革的认识还是与文革真相相距太远，因为缺乏公开地研究和讨论”。
   
    上面所说的“海外学者”的意见我倒是非常赞成的，在“缺乏公开研究和讨论”的时候，要确立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非常困难的，的确，在中国真正可以算得上对文革“研究”的东西是寥寥无几的，所有的能够公开发表的研究的成果，都是经过审查并且也是过了审查关的东西，它即不是完全的符合官方口径，也起码是官方认可或默许的，因此它即使作者个人的作品，也难说是严格由于上的“研究”，它缺少的是研究之中的最主要的因素，即研究者的自由（自由思想、讨论自由和自由表达）。别人的情况我不了解，就拿我个人的情况说吧，从1974年写作《绝妙的戏》开始，到离开中国时所写的有关文革研究的“专门”书稿已经有10多本，因为在2002年，妄想着要拿出一本出版竟惹出了麻烦，就此事情想象别人的情况，那些“底下的研究”应该是不少了吧。正因为如此，我想文革对我们民族当前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已故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贯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念起这一点，在文革40周年前夕，我想说一说我们应该纪念什么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有以下的意义，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列在下面：
    1、冒出了不注册，不登记但又是合法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
    2、上述组织“炮打”各级共产党组织以及各级当权派人物；除解放军师以下共产党组织和“中央文革小组”外，所有的共产党组织都完蛋了；
    3、最高当权派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向他表示忠诚；
    4、邓小平、扬尚昆、薄一波、王震、李先念、陈云这些现代“屠夫”被人民批为“反动派”；
    5、造反的人民组织又完全地分为两派，并且打起了无休无止的派性战；
    6、运动中特别是运动初期，被社会划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人受了严重的伤害；
    ……，本来还可以再列一些，但是我认为这些也够了，下面我就对于各条作逐一的分析。分析时为了方便，我不妨倒着来，先研究6，说完了6，再回到1。
   
    关于意义6：
    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被共产党社会用百分比划出来的不到5%的人（“五类分子”）的确受到了怎么说也不算是过分的伤害，以至人们在不经意地说起文革时，好象就说到了它。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研究中国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一研究又着重于中国社会的特点，那么关于1966年迫害不幸的人的事情虽然表现得很过火，但是在残酷性上却不是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把它同20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打土豪”的“南方农民”比较起来，它并不是直接地就杀人，和30-40年代的国、共两党的杀戮比较起，它就不是那么血腥，同共产党社会建立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改运动”比较起，也不血腥，他主要是“批斗”。群众性的“批斗”，的确有失去控制的，直接打死人的现象虽然时有发生，但是它绝对不是普遍的。在我经历的运动中，我根本没有听到我们县上和我们公社打死这些人的事情，但是他们受到“批斗”的现象是每一个村子都有，“批斗”中时有体罚现象发生，要说死人的事情，倒是看见一些个别的造反派为“观点”而牺牲的事情。因此，就大的情况讲，这些不幸的人群的确是受到了深刻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应该涉及到，那就这些人群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而言，我敢说他们基本上比伤害他们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要优裕得多。我记得在前年的一个半官方网站上，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一个市组织了批判“五类分子”的大会，全市的“五类分子”都被集中起来了，而这一天，全市的商业消费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比过节时的水平都高，跟踪调查的结果，消费者大都是这些不幸的人，报道说这些人“很有钱”。因此，我可以说一直到他们取消“帽子”为止，在物质生活方面是并不底于社会上的普通人。在政治上他们是被打倒了的，但是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水平是超过同时期的普遍人平均水平的。
   
    就以上的两点来看，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集中在这些不幸的人受害方面，用建立“文革受害者纪念馆”的方式，是不是对这一运动发生的意义的一种故意的或无意的偏离？我看是值得研究的。这一运动的确是有迫害不幸的人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意义同运动中的以上我列举的5种意义对比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种“旧意义”，一点儿也不值得特别纪念，因此，我认为把建设这样的“纪念馆”的钱，用来建立“6-4死难者纪念馆”可能更有理由代表我们民族的意愿，而不用说，在论述以上5个意义时，我强调那才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新意义”。其所以这些说，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和由这样的事情附带的意义。
   
    关于意义1：
   
    文化大革命最值得记忆和纪念的事情就是出现了自治的人民组织，在人民社会第一次地出现了广泛的自由结社的现象，这是中国近30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现象。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消解的那个年头上这种的事情也就结束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自治组织结束的时间是1969年4月，在此后的7、8年的时间中，这个不甘自己失败的自治精神同毛泽东的关于“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的“部属”一直斗争到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7年为止，“10年文革”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
   
    关于意义2：
   
    要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它“革”谁的“命”？难道是“革”“五类分子”的“命”吗？在党办红卫兵阶段，共产党各级当权派是要把运动引上这个“方向”的，意义6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但是没有超过3个月，在全国兴起的自治红卫兵造反运动就完全地“矫正”了运动的“大方向”，出现了自治组织一致把“革命的矛头对准”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完全地成全于这个时候。因此，在共产党社会出现了一个人民“炮打”共产党当权派的合法运动，这样的运动就是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中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在中国的这57年的历史中，也只有在“3年”的时间中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在共产党专政的时代必然要表现出一个“打倒”共产党的现象的话，那么把这一场“打倒”了共产党的运动定义为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值得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纪念，都好象存在着一种当然的意义。所以，在今天，我们在40年后纪念这个伟大的人民运动就意义非凡的了，“事过境迁，……人们回想文化大革命将显得比今天更为壮观和有益。如果这样说的话，文化大革命可能仍会成为中国下一次为政权而斗争的样板，或者另一次试图通过发动群众纠正特权、腐败和人治现象的样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关于意义3：
   
    把文化大革命看成“10年”，那么在前“3年”中，毛泽东和造反的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在后面的“7年”中，人民实质上是同毛泽东作战，毛泽东也事实上同人民作战，但是因为前“3年”中的事件太特殊，留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以至于“3年”时间上的图像也套在了后面的“7年”上了，好象是人民在“10年”时间中都是忠于毛泽东的，这是人们看法上的错误，与运动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运动的一半意义表现在后“7年”的斗争中，毛泽东认为人民站在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而人民认为毛泽东站在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就是至今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内容。
   
    但是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人们也还是没有解读出更多的意义。譬如毛泽东支持人民造反这样的事情，被我个人解读为“毛泽东精神出偏”（见拙文《论毛泽东精神出偏和人民在民主上的立正》），而在此之后，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多少也想支持人民的人分别在1989年和1989年以后，被人们当成一面旗帜举了起来的事情，都在时间上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偏”有着联系，以至于失败了被软禁起来的赵紫阳在北京市民中成功地赢得了“赵紫阳万岁”的口号（见《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别小看这一句口号，它是至“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停后中国的出现第一个“万岁”声。分析这样的声音，许多人说它与“阴谋”有关，鄙人在不反对的同时提出了它与“人民”的“良心”有关；民主——用我的话来说，既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体制，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公民“良心”深远的结构。谁支持人民，人民就捧他；谁不支持人民了，或者要背叛人民，人民就把他摔掉、抛弃，任何人都不例外。
   
    关于意义4：
   
    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有一个意义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纪念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运动中，人民判定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这些共产党当权派人物是政治上的“反动派”，这一个判断在当时虽然缺乏民主理论话语方面的支持，但是它本身却是民主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是失败了，所以当邓小平这些人在毛泽东死后的“翻案风”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对他们所作的批判之后，人民好象是接受了他们是“受害者”这样的一个概念，于是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批判的意义就在这样的时间中流失了。因此，当所谓的“四人帮”在说他们这一伙人是共产党社会中的“还乡团”时，人民好象还不信，若不是在1989年人民亲眼目睹了“还乡团”杀人事件就会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错斗”了他们。在这里，我作这样的一个假设，情况看会是什么样的，假设在1989年的运动之前，人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打倒邓小平这些人的行为是民主的，正确的，那么“89运动”也许不会在“6-4大屠杀”中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存在于1966年，在1976年、1979年、1989年和今天我们所在的2006年，都有一个“现实”意义的存在，不但如此，它也是上述年份中的“现实”的一部分，而且还要注定变成为未来时间中的一部分存在。
   
    关于意义5：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运动相对比，和世界其它国家中的政治运动相对比，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特征、特点就是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多元的运动，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在我们中国的近300年以来的历史中只有这些一次，因此我认为它比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共产党战争都伟大，如果说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也是多元的，那么它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验源泉了，因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值得纪念的话，那么舍了它还能有什么呢？
   
    结论：
   
    上面的6条“意义”在逐一地被我分析之后，就得梳理出这样的头绪：意义6（“害人”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有，就是在今天，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它也是存在的，和文化大革命相比一点儿也不减少其“害人”性，法轮功修炼者、民运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压的事情证明了专制政治在完好存在的时候就必须要“害人”，而只有在人用政治造反的方式在打破了它时才能够获得解放，因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意义值得我们民族永远纪念的话，那么就是意义1、意义2、意义3、意义4、意义5，而意义1——5可以归纳为一条：政治上解放人！现在，我们已经远离了解放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纪念它，对比地看，不纪念意义6的原因是：迫害没有远离我们，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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