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景忠：我在中南海见到的朱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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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南海见到的朱老总

文┃曾景忠



从国内战争时期的工农红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再到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总司令。1949年后，朱德逐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主要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呼他朱总司令，或简称朱老总。这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亲切感。


我在上学期间，只是从报刊和电影中看到过朱总司令的形象。直到1960年参加工作（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住在中南海，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他的举止，了解到他的一些活动和性格，还直接听过他的讲话。虽然我与他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但还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与总司令家比邻而居





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在院子里能经常见到的领导人，就是朱德总司令。原因是我居住的宿舍楼和工作的办公楼，都与朱老总住的小楼紧密相邻。


我们的办公楼和宿舍楼，都是三层的筒子楼，这两栋楼，从东到西大约80米长。办公楼在北，宿舍楼在南，两座楼平行，相距也就三四十米。而我宿舍楼的东、西两头，各连着一座三层小楼。东头的小楼，住的是刘少奇、王光美一家，朱老总和康克清一家住的是西头那座小楼。两座小楼既是领导人的住宅，又是他们的办公地。


由于我工作、住宿的地方与朱老总的家非常近，所以能经常见到他在院子里活动。他的面庞、身姿，与我过去在报刊、电影中看到过的没有两样。他严肃的面容和厚厚的嘴唇，显示出的质朴、坚毅，给人深刻印象。上世纪60年代，朱老总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身体壮实，精神矍铄，一副老将军的丰姿。


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当时都年纪轻轻，见到朱老总时，多想与这位老元戎握握手，问声好。但是不能，大家都没有这样做。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来，听说“彭（德怀）总”原先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也没有架子，见到普通工作人员，也爱说说话。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被划为“反党集团”头子，被批判为“伪君子”。彭老总被批判并搬出中南海后，机关工作人员被规定：凡遇到首长（领导人），不能打招呼、交谈说话，以免影响领导人的休息。大家自然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定。


朱老总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军人作风，生活非常有规律，注意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晨坚持做早操。冬天，室外天气很冷。他家住的楼因在我们宿舍楼的西侧，故而早晨阳光被我们的宿舍楼挡着，他自己的家门口见不到太阳。早晨八九点钟，我们开始上班了，偶尔往窗外一看，发现正对着我们的办公室窗户，朱总司令在院子里低矮的冬青树前，伸展胳膊做操呢。


下午，我们经常看到朱总司令右手拄着手杖，由警卫员郭仁陪伴，在院子里散步。他们从第二道门走出去，经怀仁堂南面向东行，到达中海的西岸。中海西岸边的码头，停放着游船。警卫员搀扶他坐到船上，然后将船划到东岸登陆。原来，中海东岸有中南海里养花的花房、花窖。朱总司令酷爱花卉，他有空就喜欢到花房、花窖赏花。他还在自己住的楼前搭花棚养花。


中海东岸的花窖旁边有个幼儿园，中南海机关干部的小孩可以进这个幼儿园。朱总司令喜欢儿童，他到花窖去，有时也到幼儿园看看。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见到朱总司令去，都拍手欢迎。他还和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合过影。


朱总司令闲不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他即使在北京，也不总住在中南海里，还常到玉泉山庄去住。玉泉山庄为政治局常委每人建有一栋小楼。朱总司令不时到那里休息。


自1958年后，机关干部每年要参加体力劳动。我们参加劳动，就在玉泉山庄里。如果朱老总正好住在玉泉山，我们就能沾光看电影。每逢晚饭时，听到通知说，今天晚上放电影，我们就猜到，朱总司令在呢。





春藕斋里邀请江青跳舞





朱总司令还常参加中南海举办的舞会，跳交谊舞，活跃身心。


中南海里每周都举办舞会。舞会在两处举行：一处是紫光阁，那是国务院机关举办的，周总理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等都在那里跳舞。另一处是春藕斋，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举办，也可以说是专为毛主席举办的。毛主席在北京时，春藕斋就有舞会。毛主席到外地去，这里的舞会就停办了。所以，从春藕斋有无舞会就能知道，毛主席是否在北京。


春藕斋的舞会每周两次，一次是星期三晚上，一次是星期六晚上。每次舞会，毛主席来得很晚，一般总要到九十点钟以后。而朱老总在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左右就来了。他来得早，走得也早，一过九点就回去休息了。由此，我们感到朱总司令严格控制作息时间，生活极有规律。


朱总司令跳交谊舞，也是活动活动身体，可以说，他是在音乐伴奏和舞伴的陪伴下，在舞场里散步。每当舞曲响起，他身边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扶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他左手举起搭着舞伴的右手，右手微揽着舞伴的腰背，跨着步子直往前走，绕着舞场转上一个大圈，再回到他落座的大沙发前，这一圈舞就算跳完了。朱老总不讲究什么舞姿，甚至节拍也不很讲究，只管走步子，走一圈而已。不过，这能活动他的身体，达到锻炼和保健的效果。


朱总司令邀请江青跳舞的情节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有一年（印象是1964年）夏天，有几次舞会开始后，江青早早地来了。她高挑的个子，穿着整齐，但毕竟年届半百，体态已经丰满。她身着布拉吉（连衣裙），按她这个年纪，当时还是蛮新潮的。参加春藕斋舞会的，女舞伴多（多为部队文工团团员），男舞伴少（多半是中南海里年纪较轻、单身的机关干部）。男舞伴平常找文工团员跳舞都比较自然自在，而江青的身份特殊，大家一般都“敬而远之”。组织舞会的工作人员于是专门向几个舞姿较好的男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主动找江青跳舞，以免江青受冷落而尴尬。


每逢江青来舞会，朱总司令出于礼节，都要邀请江青伴跳一曲。朱总司令与江青的座位相距较远。舞曲响起，朱老总要从西端的大沙发专座上起来，走一二十米远，才能走到江青的座位前，邀请她跳一曲舞。


我当时坐在舞场里，作为年轻人，从尊老的角度产生一点想法：尽管舞会交谊舞的礼节，一般由男性主动邀请女性跳舞，然而，江青一定要等朱总司令邀请才与朱老总跳舞吗？虽然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但朱老总是革命元勋，年长江青近30岁，江青在朱总司令面前应算晚辈。如果她尊老的话，她应该主动找朱老总跳舞呀。





朱老总酷爱养兰





朱总司令有一项喜好，就是酷爱养兰花。


近查《朱德年谱》，书中即有关于他喜爱兰花的记载：1963年元旦，朱德在广东视察华南植物园，专门观看了兰花圃。他对植物园负责人说：不要小看兰花，兰花可以出口，要广种兰花，多赚外汇。1964年1月7日，他在南京视察中山植物园，赠给植物园四本兰花谱，并在《四川的兰蕙——我的艺术生活》这本书上，题写了“养好兰花”四字。


我想，朱总司令说到兰花可以出口赚外汇，这只是讲兰花的经济价值。实际上，朱总司令生性喜爱兰花。他本人就在家门口养了许多盆兰花。


暮春时节，朱总司令住的楼前，即搭起凉棚，支起花架，每个架子上一层层摆放着花盆，花盆里栽着各个品种的兰花。凉棚披挂着竹帘，通过竹帘筛下阳光，这使棚子下面通风，还有点阴凉。一盆盆兰花，既能见到阳光，又不曝晒。他经常在院内散步，赏兰。我们机关工作人员，工间休息时也去朱老总家门前看看兰花。


我看到原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写过一篇文章，文章说：“朱老总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种兰。听说他早期在滇军中就酷爱兰花；革命胜利后，他年纪也大了，这便成了他的一种高尚的志趣。”朱总司令说：“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强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


但过了几年，情况有了变化。1964年，我下放到北京市郊区顺义县劳动，并参加“四清”运动。夏末，回到中南海时，原先每年看到的朱总司令楼前的花架子怎么不见了呢？后来听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养花种草有所批评，大意谓：养花莳草，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情调。


水静所写的文章中也写到此事：“‘文革’前夕，中央办公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党发了一个通知，大意是养鸟种花，玩物丧志，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云云。于是朱老总把几千盆名贵兰花，一盆不留地给了北京各大公园。有的还送给了外省的有关单位。这充分说明了朱老总的坚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他时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不过，我们听了之后，为此深深惋惜，硬让他与朝夕相处的兰花分手，他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从上下文看，这些情况是作者亲自听朱老总说的。作者感慨地说：“我觉得，朱老总种兰花，既是一种业余爱好，也是一种健身活动，无论对自己，对社会，都是有益无害、无可指摘的。”（水静《朱德的“兰花经”》，《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名流写真》，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关于毛主席批评养花的指示，我记得“文革”中流传的毛主席语录本上，好像有这样的记载。我想查找毛主席当年这个指示的准确版本，但现在找寻起来相当困难。幸而，我遇到我们所图书馆的张秀清同志，请她帮助。她很快在所图书馆书库中帮我找到一份“内部本”，确有这样的文件，现录存于此——





（毛泽东）同汪东兴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有闲功夫摆花养花。


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养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


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撤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走了。你们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


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院。今后庭院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


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于子孙后代有好处。（《资料选编》，1967年2月，近代史研究所二楼藏书。这段话在“文革”中群众组织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或《学习资料》许多版本中都有收录。除个别文字外，内容几无差异。）





另据一篇文章介绍：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一书中披露，朱德在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厉的批判。有网文说：会议发言称朱老总有“政治野心”，朱总司令说：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而据载：当年5月23日，有一位高级干部在会上批评朱总司令：“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确实，中国古人以兰花比喻君子，清香高雅，不随流俗，不得志者尤以爱兰表达不向权贵低首的傲世品格。另据载：朱总司令将兰花送出时，还说过：“兰花不是资产阶级花！”（权延赤《共和国第一元帅》，《炎黄子孙》，1993年第3期）





到中办机关看大字报





“文革”开始时，我们在办公楼里见到了朱总司令来看机关的大字报。


其实，中办“文革”运动从1965年11月已经开始准备了。与中央内部秘密批斗罗瑞卿，《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所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剧的文章差不多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多年的杨尚昆（他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突然莫名其妙地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明显是非正常的降职调动）。中办主任改由受到毛泽东信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安全生活安排的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担任。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5月下旬中央办公厅内部开始“揭盖子”，各单位开始批判杨尚昆、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的“罪行”。田家英的一条重要罪状是窜改毛主席著作,根据是他“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胡乔木说：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另一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央向田宣布其罪状，要田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忍受“对他的诬陷和侮辱”，23日衔冤辞世（自缢身亡）。（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运动一起来，中办秘书室走廊里贴满了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


听说，中央内部分管中央办公厅的李富春和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童小鹏都来看过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5月底或6月初，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总司令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也到秘书室走廊来看大字报。因为是星期天，有家的同志都在家里，当时只有我们几个单身汉在机关。我们陪着朱老总看大字报，挑选几篇内容充实的让他看。因走廊里光线暗，虽然开着电灯，但朱老总年纪大，也不可能看得清。于是有人搬来椅子，请朱老总坐在大字报前，由工作人员将大字报的内容念给他听。看完一篇，再移动椅子，看下一篇。


二三十分钟后，朱老总就从楼道东头的门出去了。他看完大字报，对田家英和秘书室的运动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他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说了几句话，我印象深的有两点：一是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是当时文件中的话语）；另外一点是说，这次运动要搞两三年。


朱总司令离开后，当时担任秘书室运动领导小组的一位同志，还让我将朱总司令所说的话写成文字稿，交给秘书室保存。


中央办公厅“文革”运动开始不久，1966年6月中旬，我们一大批“革命同志”与批斗对象（杨尚昆、田家英领导下的骨干）一起，被清除出中南海，进了“学习班”，下放“五七干校”。此后，我再没见到过朱总司令了。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次中央全会后，政治局常委变动很大，除副主席只留下林彪一人外，居第二位的刘少奇和原来居于第四位、第五位的朱德、陈云都被排到后面去了。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南海里开始搭大字报棚，张贴出许多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连带着，朱老总也被批判，有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80岁的朱总司令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文革”会带给他这样的灾难。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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