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农：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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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 作者：陈晓农 | 来源：《读书文摘》 ]




时间进入了1989年。“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8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唤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1989年8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一个多月后的9月20日，陈伯达溘然离世，


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事情先要追溯到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信，我对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厂请好假，并开具了探监的介绍信，随即搭车北上。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1980年5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1981年3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8月5日到达北京，8月6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八一年底开始照料父亲
　　
　　在我探视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王申科长与我商议了治疗、护理等事项，至于以后怎样安排，一时还定不下来。几天后，我又回到石家庄上班。医院本非久住之地。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就催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没有了住处，家庭成员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寻找一新的安家处所，考虑到陈伯达腰腿有病，开始还想找平房，但平房实不易找，当时已经天寒，而有暖气的平房更不易找，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把家安在东郊新居民区一幢六层楼的顶层。
　　根椐中央的有关条文，在征得我母亲余文菲（已于1948年与父亲离婚）的赞同并对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后，1981年底我离开了已做工14年的工厂，告别了在我极端困难时曾给予我生活勇气和诸多帮助的同车间工友，携妻带子，迁来北京，照料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1981年11月16日，我同陈伯达以前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萧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辆面包车，到中南海西苑门内中央警卫局一库房领取了上面发还的陈伯达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有些还能凑合着用，有些则已破损不堪，只能当废品卖掉。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陈只使用建国初期的稿费，1958年以后的稿费都已捐给科学院图书馆）购买的书籍却一本也没有。陈平生购买的书籍，以学术书为主，古籍碑帖也较多。碑帖为当世所轻，虽称文物，却少有问津者，陈惧碑学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画等物陈也少量买过一些。统共算来，陈的文物与他昔日学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伪藏品相比，无论数量或价值，都只是田的零头。陈伯达保外就医后，每天都要读书写作，由于过去的书籍去向不明，书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他先托熟悉的同志从有关部门借了一部分书，又从当时每月100元的生活费中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重新购书并订阅一些报刊。直到1983年2月，他的生活费增加为每月200元，购书用钱始觉稍宽松一些。
　　
　　出狱后的写作情况
　　
　　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1982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
　　
　　和周扬长谈四小时
　　
　　1981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对陈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为什么周扬会力主对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档案可能不再封存，许多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于世，到时人们将是会理解的。在此，笔者只谈史实，而不加以解释。
　　尽管实行了有区别的政策，陈伯达晚年仍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状况。凡要求与他相见的人都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只有两位他过去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获准可以经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扬处工作过，与周很熟悉。
　　1982年4月22日，记得是个星期四，离五一劳动节放假只有一周了，王保春和王文耀于傍晚时分来探望陈伯达。王文耀谈到，他最近刚去看过周扬，周扬说愿与陈见见面，但周本人并不方便提这个问题。便由陈伯达向他提出：希望见见周扬，请公安局向上级请示，如果允许相见，见面的时间、地点请公安局安排。当天公安局方面答复说：经过请示联系，同意相见，当晚七点在周扬家里见面。这一天，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在陈伯达晚年的清冷生活中，无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六点半左右由公安局萧键和老岳两人陪同，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周扬家中赴约。
按照公安人员的意见，我未能陪同父亲前去，只好坐在家中静等。原估计谈两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因为周陈两位都已上了年纪，谈话过久会很疲劳。但时间过了十点，外面已是夜深人静，却仍不见父亲回来，我不免有些着急。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终于回来，因时间已太晚，父亲没能多谈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起床比平时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讲了与周扬晤谈的详情。他说，周扬住的地方原是黄炎培先生的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晤谈是在会客室进行的，参加的共有四个人，除了他和周扬外，还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周扬的秘书谭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员没有在场，他们在另一间房子休息。
　　陈伯达向我讲述的他与周扬谈话的内容，我曾简要记下一些。
　　陈伯达对周扬谈到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说，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对于监狱中有所优待，陈伯达说，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时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陈伯达告诉周扬：“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提过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十多年第一次春游香山
　　
　　五一节过后，市公安局安排了陈伯达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春游，这使他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有了一次重新置身于稠人广众之中的机会。春游的地点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亲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去。从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亲去医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动，我都是不能参加的。
　　尽管如此，陈伯达春游时的兴致还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气温宜人，天空薄云舒卷，郊外惠风和畅。公安局的萧清河讲到，老人边走边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途中还遇到一位热心的游客过来闲聊，当游客听说他已经78岁了，还竖起大拇指以示称赞。
　　总之，1982年是陈伯达自倒台以来情绪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写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几乎平均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几篇涉及文学问题的稿子亦如愿被送交周扬阅读———这些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初冬。记得是11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来探望陈伯达。他们刚刚落座，尚未寒暄，王文耀即从提包里抽出一本三十二开本的印刷品，递给了陈。原来这是一本十月十日出版的当年第十期《读书》杂志，里面刊登了陈5月22日写就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求知难》，原文的副标题“记读《西游记》”没有印出，作者署名“纪训”，这个笔名倒是原来就写在稿子上的。
　　陈伯达曾谈到，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周扬八三年挨批再次会面告吹
　　
　　1983年9月初，一夜寒风过后，陈伯达腿疼骤然加剧，一时几乎完全不能走路，无奈，只得向公安局请求联系住院。那时联系住院，须层层报批，手续繁杂，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陈伯达感到身体日衰，想趁等候的时间与周扬再次晤谈，即请求公安局给予安排。几天后，公安局答复：周扬同意见面，但现在医院也联系好了，他们的意见是先治病，待出院后再与周相见。陈伯达同意了。
　　很快，陈伯达被安排住进了位于北郊的解放军二六二医院。
　　
　　10月下旬，报上开始点名批评周扬在5月份发表的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讲话。在此之前，虽然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学术范围内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争论的，而现在上纲为否定社会主义。
　　陈伯达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扬的为难处境，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由于他与周扬的来往而连累了周扬，于是托人捎口信给周扬：为避免给周带来困难，建议将再次见面的时间无限期推移。周扬表示同意。半个多月后父亲出院了，但不久周扬就病倒了。
　　1984年秋，陈伯达本人也因薄一波在大连突如其来的讲话带来的冲击，健康状况变坏，住进卫戍区二九二医院。从此，周、陈两人都处于新的困境之中。虽然困境的性质和程度并不相同，虽然他们此时的地位毕竟极为悬殊，但他们似乎忘了这些，仍常托人互致问候。
　　当陈伯达得知周扬已基本处于长期昏迷状态时，他很难过，特地托与周扬相熟的王文耀向苏灵扬转达他的关切。苏灵扬心情很不平静地说：“他自己也很困难，还来关心我们。前几年不是情况好一些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在场的人都对出尔反尔的现象说了几句牢骚话。
　　陈伯达曾对我谈到：“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章士钊在当时名声很大，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们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岁月留给陈伯达与周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八八年于桑主持刑满释放仪式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治疗，十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18年期满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
　　10月17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沙发空着，留给公安部的领导。我坐到沙发对面的病床上。八点多钟，走廊里传来了许多人走动的声音，但他们没有进病房，都走进斜对面一间空着的屋子去了。曲大夫进来照例查了病房，说：“他们好像已经来了，别着急，得等一会儿。”
　　过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陈伯达有些不耐烦，说：“我都85岁了，人都关到这个时候，不知道还要搞甚么名堂，实在没有甚么意思。”我劝慰了他几句。
　　又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要支录像机。因屋子太小，选支放点很费事，最后不得不把输液架挪走，才在床脚前支放好了。我对其中一人说：“能不能请他们快一些来，老人的病不轻，这样老等着，他精力坚持不了。”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答应去催一催。九点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
　病房内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领导坐在沙发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
　　一位刚才来过的年轻人站在我旁边，拿起照相机对着老人要照相，老人连连摆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什么好照的！”年轻人有些尴尬，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照了两张。那个录像机没有声音，老人倒没在意。
　　萧键先说了一句：“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后连任多届中共中央委员的于桑），请他讲话。”于副部长面对陈伯达开了腔：“今天嘛，你的18年刑期就满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了。还有个附加刑5年，也都由下面的单位去执行了。生活待遇不变，考虑到物价因素，再加50元，每月250元。怎么样，老陈，有什么要说的？”“附加刑5年”几个字说得很重，“释放”一词却不曾言及。于副部长话音一落，陈伯达的话脱口而出：“刚才你说甚么？还要加刑5年是吧？我说，再加刑8年、10年、100年，都可以，随便加多少！”于副部长有点尴尬：“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陈伯达道：“我今年85岁了，又得了这样的病，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有甚么可高兴的？还要搞5年，我是不可能再活5年的。”
　　萧键一看谈话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里摆弄着一张释放证明。我问了句：“写的甚么？”。萧键说：“嗨，甚么也没有。”我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只写着释放日期，并没有提到附加刑，看来于副部长是故意要强调一下附加刑的，他丝毫不考虑一个垂暮老人的心境。这个老人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年迈的犯人。
　　
　　我是一只蚂蚁谁踩都可以
　　
　　陈伯达瞥了一眼释放证明，抬起了头，凝重地说道：“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呀！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人，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我不过是一只蚂蚁，谁要踩都可以，什么时候踩死都可以，没有关系，听天由命就是了。”于副部长道：“不是讲唯物主义嘛，怎么你还相信天，相信命？”陈伯达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党。听天由命就是听党由命。”于副部长：“哦，是听党由命。”
　　陈伯达略喘了口气，又说道：“我只说一件事。1948年在阜平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听到飞机响，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说，飞机就在头顶，要赶快走，赶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才离开。飞机炸弹劈劈啪啪落了下来……”我听到这里，心头一酸，实在忍受不住，失声大哭了起来。室内一片肃穆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我擦干眼泪，说了两句希望。
　　萧键谈了将陈伯达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并站起来介绍了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徐世正代表文史馆讲了简短的话。仪式结束后，公安局搞录像的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和我握手，一边说：“对不起，我们不了解情况。”
　　
　　悄悄处理的遗体告别
　　
　　时间进入了1989年。“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8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唤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1989年8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一个多月后的9月20日，陈伯达溘然离世，领导部门通知：后事悄悄处理。仍有数十位了解陈伯达的人闻讯后自动赶赴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人们悲恸的泪水夺眶而出，巨大的哭泣之声惊动了室外过往的人们。据说，这种场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几位从家乡专程赴京的亲戚因北京正在戒严，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办公室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报的记者，也参加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北京市文史馆作为惟一的官方机构，送了花圈。
　　
　　（选自《各界》2005年第5期/刘述礼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