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太子党：革命党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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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党：革命党的怪胎

民主日记（34）

武振荣

2011年1月30日 星期日（天）

革命党是要蜕变的，不只是一个党是这样，可以说所有的革命党都是如此，特别是在20世纪前后，情况就更为突出。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也许很简单，革命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业，必须要有“接班人”，而最现成的接班人莫过于革命家自己的后代了。

革命闹出了个“封建王朝”??这是我们中国人早就熟悉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的记忆还存在的话，那么，在1949年被赶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被大陆人叫做“蒋家王朝”的事情就不应该被我们忘记。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中国最标准、资格最老的革命党即使到了台湾后，其“王朝”也存在了38年之久啊！

对比地看一下朝鲜，上述情况就更加典型了，那里实行的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的封建王朝制度。金正日的爷爷叫金亨稷，20多岁就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追求朝鲜独立的活动，后来去了中国，在中国继续搞，饱受牢狱之灾和疾病的折磨，32岁就撒手人寰；金正日的老子金日成16岁上就参加了抗日少先队，可以说是少年英雄，可是，他在朝鲜拿到政权后，一个可以说是完整不缺的金氏王朝在朝鲜出现了，出现了“父传子，甲天下”的事情。今天，金正日还没有死，儿子金正银就接上了班??这是百分之百的、不不折不扣的封建王朝，和“蒋家王朝”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台湾，蒋介石死后，还出了严家淦当了几天总统，修饰了一下“蒋家王朝”的门面，而在朝鲜，任何修饰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危险的。

对比的看，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毛家王朝或者邓家王朝，但是却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太子群体”，和单纯以血缘维系的“封建王朝”比较，这个以政治方式构建的“太子群体”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多的专制能量，并且可以避免血缘关系往往因为生理缺欠所造成的麻烦。所以，在反动性一方面，并不弱于“封建王朝”。此处，我要说的是，这个朝鲜的“太子党”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在近100年时间里，革命党蜕变过程里的一个事件，因此，我们对之的批判也不应该是孤立的。革命需要接班人??在理论好像没有多大错误，可是，当接班人的事情进入实践时，操作的难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习惯在这里使理论失效，旧事物就会戴上新事物的假面具大行其道。可见，民主革命事业需要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完成的思想，稍不留意就和宗法、封建的东西混为一谈了。于是，革命事业所追求的民主就会被性局限在一个民主不可能发达的空间内，从而使革命变成了一类特殊人物的“私产”，维护私产的传统观念反过来又助长了它，因此，民主的“公”之性质就被卸载了。

其实，如果我们具有研究问题的诚意和水平的话，便可以发现，早在1966年，毛泽东就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他对于自己当主席的共产党“17年”政治的批判，把它定义为由“资产阶级路线”所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是无的放矢的，也不是胡言乱语，而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进行的一种审查；事实证明，毛的审查的结论不是“错误”的，而是他纠正错误的方式和方法是错误的。毛所说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是一个和“资产阶级”此一政治概念没有很关切的内容，但是，它所指对象的性质??“脱离人民利益”的情况却是当真，一点儿也不假。因此，毛正确的做法是放开权力，还政于民，可他，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而是采取了使共产党把权死死抓牢，紧紧不放的行为。所以，被他所触及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他死后得到恶性发展，太子党就是其“结果”。

毛泽东错误的认为共产党只要搞好了小道德，就可以永享政权，而完全忽视了“权力可以使人败坏，绝对权力可以使人绝对败坏”的前哲训诲。毛一生搞了许多“历史的必然性”问题，但是，在革命党必须放权的这个革命的最大“必然性”上，毛是非常的懵懂，以至于他在1969年，把已经“放”了的共产党地方政权，又收回到共产党手里，不单单是收回，而且加倍地强化之，所谓“一元化领导”就是实事。

目前，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中，都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都在他本性“邪恶”上做文章，而没有发现毛是共产党共产党内唯一的一个对于共产党革命做了认真反思的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不想使共产党“带病”专政的人，可惜，当毛的行为被身后的共产党批为“错误”后，共产党就毁了自己的“警钟”了……。从此以后，共产党之病就变成为“不治之症”了。正确地说，邓小平是共产党内第一个主张党“带病专政”的人，中国今天的“太子党”就是它最丑陋、最具代表性的东西。

其实，依我之见，在中国太子党怪胎刚刚“坐胎”的那个年份上，中国人民就以 “发扬民主革命精神”的方式反对还没有“出生”的“太子”们，就和他们斗争了，可不是吗？请回忆当年：邓朴方被关押时跳楼，摔断了腿；习近平据说曾经被关进了派出所；刘源写声明，要划清与其“反革命老子”（刘少奇）的界线；薄熙来也近了专门为太子们举办的“文革学习班”，在班上大骂他老子薄一波“不是好东西”……，所有这些。今天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甚至可以说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观点是，革命作为一个过程，如果不可以容许“倒退”的话，那么，这一段中国人民同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的太子们的斗争就应该具有意义。就此而言，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反对太子们不错了，而是“打了个提前量”。目前，大家都想在辛亥革命的这100年时间里淘金，可是，含金量最大的近60年，却被“淘金者”们视为“无金”时期，其实，他们都就在在这个时期出生、生活、成长的，所以，那个和他们没有“谋面”的前40年的时间里的“金子”即使再多，可以拿到他们手里的“金子”也是星星点点的啊！

太子党的权力来源于他们“革命的老子”，因此，仅就来源讲，它是很脆弱的东西，所以，解决太子党的问题，如果从“根子”上着手，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他们“革命的老子”早在40年前，就被“亿万革命人民”批之为“反动派”……，如果人类历史的潮流是要彻底淘汰这些“反动派”的话，那么，人民的行为就谈不上错误，此时此刻，毛泽东有没有错误？是怎样的错误？我们大可不必关心，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正确性就足足的可以了。

1966的真理是：站在民主的观点和立场上，所有已经当了“17年”政的人，不管他们是“好人”或者是“坏蛋”，都应该无条件地退出政坛。当年，中国人民迫使他们下台的理由判定他们是“坏人”（刘少奇是“内奸、工贼”、邓小平是“走资派”、习仲勋是“黑帮”、薄一波是“流氓”等），以后，当人们发现他们这些人不是描述的那么“坏”时，就感觉自己错了。其实，批判的“理由”在民主的方程式里并不是意义能否成立与否的关键，而意义的本身是“换人换马”，不论其人物之“好与坏”，全部换。在正常的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中，换人换马的行为不需要把原先的当政者描述为“坏人”，可在中国这样的不民主社会里，被换下去的人，却必须是“坏人”，因为民主的另一条定律，凡遇“换人换马”时，“好人”也得下台的意义还没有力量，不足以支持人民的行为。所以，人民在1966年的行为没有错误，把未来的“太子党人”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圈点为“狗崽子”，虽然有一点霸道，可是却具有了先见之明啊！

有人说，1966的错误是“打倒一大片，不把无辜的孩子们也包括在内了”，可是，朋友们：那“一大片”不被“打倒”，你就只能“当牛做马”了，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而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不就是要解放“当牛做马”的中国人吗？

前一向，网上流传着一首“10马歌”，讽刺目前中国现实，很有意思，抄录如下：

“上级指鹿为马，

下级溜须拍马；

坏人招兵买马，

好人单枪匹马；

抛弃青梅竹马，

结友非驴非马；

上班心猿意马，

下班声色犬马；

政府盲人瞎马，

人民当牛做马。”

的确，上述出了“结友”那一句不具有讽刺意义，其余各句都入木三分地批判了中国的现实。

要彻底结束“人民当牛做马”的时代，靠谁呢？人民自己！辛亥革命实质就是要“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革命，其间，它经历了许多挫折，但是，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这些“挫折”只要被诚心实意的纪念者们所研究，并且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何尝不是有益的遗产呢？

《民主论坛》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