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对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再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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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二字：是“理论”，还是信息？
——对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再追问

武振荣

把50年前发生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里的“革命”二字，不是当成一种“理论”，而是看成一种信息，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可以突破现有陈旧水平，亦可以抛弃那些陈词滥调，上到一个新台阶。
我不否认，在1966年的毛泽东那里，革命的确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要想“掌握”“人民群众”的理论，但是对于不是理论家并且对理论一窍不通的“7亿”（当时中国的人口数字）“人民群众”来讲，它绝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信息。人民如果要接受一种理论，必须要有一个学习、领会和消化的世纪过程，而且要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和理论的修养，所有这一切，1966年的人民根本就不具备（现在的人民也不具备），但是，人民在接受一种信息时，你说他们不会处理，不会消费，那就不对了。
因此，更接近实际的分析法是：与其说当时的人民群众是要“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不如说是要处理革命的信息。此处，假设我个人同意那些铁杆“文革反对派”的观点，认为1966年的中国人民是“愚蠢”的“群氓”，根本“落实”不了革命的“理论”（又假设人民对此“理论”一无所知），退上一步讲，假设他们不人，而是“蚂蚁”（法国就有一个研究中国“文革”的人提出了“7亿红色蚂蚁说”），“蚂蚁”难道就不会处理信息吗？其实依据现代生物学的观点，蚂蚁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完全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
1966年革命的信息传播的途径是自由式的，它主要的形式是“广播”——典型的大众媒介，用当时的话讲叫“红色电波”，这样的传播途径如果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线，那么，他们能够发现的价值就不多了。而我在回忆和研究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时，对此一点记忆尤深。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17年”（1949-1966）中，所有的中央文件都纸质的，从上到下,逐级往下传达的。譬如1963年的“23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现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传达过程，很能说明问题，文件每到一级，都有一个严格的保密期限（尽管很短），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控制，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池。为了方便读者们，我把我自己接到《23条》时的全过程复原如下：
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西北局党委——陕西省党委——咸阳市地委——兴平县县委——兴平县文教局党委——兴平县于仟中学（我所在的学校）党支部，学校党支部在接到这个“红头文件”时，先进行“内部消化”和讨论，然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支部书记“宣读”传达。传达完了以后，由学校布置，分班展开讨论，并且讨论的情况要由班主任汇总，上报学校党支部，党支部然后逐级上报……。
而在1966年8月中旬，正值“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8月8日，由中共中央8届8中全通过的《十六条》（简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8月10以广播的形式直接向社会传达，越过了中共中央以下的各级组织，一下子传达到了“人民群众”中去，被时人称之为“一竿子插到底”。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建国后的17年中，是头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啊。
那时，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西郊中学举办的“兴平县中小学教师学习会”，和学习会的全体师生坐在大操场上，收听了《十六条》的广播，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主办“学习会”的兴平县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张世龙和学习会的其他领导，也坐在大操场上，于同一个时间里，和大家“收听”《十六条》。可见，在“接受”《十六条》文件这个问题上，张世龙和全兴平县人民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以往“中央文件”在他办公室停留的特权和先知权，不仅如此，他还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传达文件”的权力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对文件享有的各项主动权。
这是那个年代中的一次变化，乍看起来，它似乎是一点小的变化，可是呢？由此而引出的事情的后果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后的研究认为，它是1966年正在进行的“共产党运动文化大革命”转化成为“人民运动”的一个转捩点。所有研究1966中国大事变的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他们研究是不得要领的。
我们一般称为“理论”的东西，它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构成；其次，体系内存在着组织上的逻辑性；最后，理论本身蕴含了逻辑开展所需要的演绎空间。所以，就最简单的方法看，一个被看作是理论的体系，实质上是一个知识的组织单位。就此来讲，理论在这里已经具有了独特性，具有相应知识的人才可以“占有”它，或者说“掌握”它。
对于特定的人群来将，理论具有组织性，特别是对于现代革命的政党来说，理论所具有的组织性是不言自明的。于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革命的政党，在特定的条件下用特定的理论组织人群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的，我不再多言。
可见，我们分析一种革命的理论，就会发现，它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少数人优先占有的问题，而占有的行为事实上又关联着特权，所以，在一个革命的政党内部，特权的分割也就自然地造成了科层化的等级制度现象，而对于革命党的外部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为复杂了。如果说一个革命的政党占有了一种革命的理论，那么，这种行为对于普通人民来讲，所产生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无论怎么说，理论在这里对人民群众来说，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首先是人民群众“没有”理论；其次他们要“学习”理论，最后领导他们学习理论的人又判断他们到底能不能“掌握”理论，“掌握”了或者“没有掌握”理论？总之一句话，人民群众如果和“理论”联系在一起，他们便永远是“理论”的奴隶，不管那种理论是什么？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没有革命的理论，怎么去搞革命的运动呢？怎么可以成为“革命”的人呢？诸位，在1966年的8月份“文化大革命”的紧要关头，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没有超越出上面我所说的“逻辑”问题，只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情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向被共产党人奉之为金科玉律的理论体系，忽然间变成为一种信息。
如果说理论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靠“学习”和“灌输”的话，那么，信息的传播则主要靠媒体。上面，我已经说道，1966年是中国广播时代，《十六条》用广播向社会发表的情况，有力地促进了“理论”向“信息”的转变。那时，我和我们的“战友们”（其实是“同学们”）口口声声地说“红色电波”的话，可是，就没有人可以看出其中变化之奥妙。
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们虽然没有看出上述的奥妙，可是，我们已经处身于那种“奥妙”的变化之中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身上出现的那种奇怪而又奥妙的变化，自己却全无感知。过去一个党支部书记就是神，我们反对他，就是反对党，这样的——数也数不清的事例，我们谁没有亲眼看见过呢?可是，眼下呢？情况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反对党支部和支部书记的行为不但不是“反革命的”，而且是非常“革命的”，所以，很快地，我们由反对党支部，发展到反对党委，由县一级党委反对到省（区）一级党委，由省（区）一级党委，反对到“中央局”一级党委，最后反对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兼党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党中央副主席）那里。这就是1966年，共产党“理论体系”坍塌后，“革命”“信息”促成了我们行为的最大变化！
以前，我们见到了当权派（哪怕他个芝麻官），都对之点头哈腰，恭维奉承都不及，我们今天竟然当着他们的面，斥责他们“变质”、“变修”，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地斥责他们啊！我在一份材料发现，任仲夷（文革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事后承认，文革中“我被斗了2400场”。
在1966年那一场人民对当权派的斗争中，说人民一方“掌握”了“理论”，那是不真实的，绝对的不真实。但是，当时的人民都这样认为，说是“革命的理论”“掌握了人民群众”，或者说“人民群众被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了”。时隔50年，我对上述语言的真实性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已经说明理论是一个系统，再简单的理论都是一个复杂的建构体系，都有其逻辑的内在运动轨迹，同时，也完全维系在特定理论所指向目的坐标上。可是，在1966年，人民之于理论，哪有这么复杂的关系啊。
就拿我们——在文革打头阵的被《十六条》称之为“勇敢的革命小闯将”的——中学生们来说吧，能够“掌握”多少理论？如果说理论在被我们“掌握”前有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灌输的过程，那么，情况就更不妙了。真实情况是，在文革开始的那一个月（5月份），我们这些“被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俘虏了”中学生们，正在“白、专化”的道路上疯狂地奔跑着，满脑子里的都是“数理化”，谁个没有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话呢？特别是我们（毕业班）初六六级学生，为了中考，几乎个个都“开夜车”，“通宵奋战”，以至于，学校每到夜晚12点，用“断电”的方式强迫学生睡觉。
有的学生为了刺激自己，竟然过量服用麻黄素（那时没有毒品），以至于我们的石祥老师在学校高声呼吁：“危机，危机啊！南位公社医疗站的麻黄素，被于仟中学的学生都买光了！救救学生啊，麻黄素吃多了会破坏神经系统啊。”那时，如果中考落选，根本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们这些“农村娃”“一辈子就是打牛下半截了”。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一届中学生们，他们在接受所谓“革命理论”的前一个月里的现状竟是如此啊！
因此，我作为1966年学生运动的当事人，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在那一场匆匆而来的运动中，根本没有“学习”、“消化”和“掌握”所谓“革命理论”的事情，因此，在运动中，我们标榜自己“掌握了革命理论”，“被老革命家”“掌握得还要牢靠”的话，完全是“吹牛”，地地道道的“自我吹嘘”。
但是，那是个允许“吹牛”的时代，经我们自己一吹，我们自己也信了，社会也信了，甚至连那些以往的“老革命家”也给信了。在我们和他们的“大辩论”中，他们几乎都承认我们“革命小将”被“他们的觉悟高，”被他们的“理论水平高”，所以“革命”和我们最配称。我记得，就在我们那伙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上百号造反派中学生冲进县委大院，（就兴平县文化大革命问题）找张世龙辩论时，这位“38式”的“老革命”，左一个“向革命小将学习”，右一个“你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被我们高”的话，不至于都出于恭维。
我的文章如果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就等于白写，我是要给出一个结论的：是说当年参与运动的“数以亿计”的人民，虽然不是“掌握了革命理论”，也不是“被革命理论所武装”，更不是人民在“理论上”高过当权派“一头”，只是，人民接受了“革命”的“信息”，他们的行为的全部意义和基本的价值是人民“自由”地（打倒了当权派所获得的）处理革命的“信息”。
中国革命的“信息”不是在1966年才产生的，它在中国社会有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存在时期，具体的说，它和1949年共产党革命运动，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运动、1917年的护法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关，更远地它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革命也息息相关。因此，它在1966年的特别运动中获得“史无前例”的表现，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了。写作了《法国革命史》的米涅说：“革命从来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绝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
1966年的中国人民一旦接受了革命的“信息”，剩下了的事情就是“敢干”，而法国大革命的一位英雄——圣茹斯特曾经高声说道：“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法国革命史》。

2016年4月25日

《博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