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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雨伞运动
《雨伞运动的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区龙宇
前言
雨伞运动后，坊间已有相关书籍出版，或记录，或诉情，而探讨运动前因后果及其终始则较少。然而，这个方面的讨论，至关重要。雨伞运动的意义之一，不在于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揭示了21世纪的中港新格局，它的全部矛盾与问题。本地民运须在下次危机/契机之前，解决最主要的方针问题，方有希望推前民主斗争。本文希望促进这个讨论。
雨伞运动的爆发，令所有人意外；它的发展，令人又兴奋又担心；它的结局，虽无直接胜利，但又令当初所有担心会导致大流血的人放下心头大石。本文尝试分析，雨伞运动的终始，是哪些角色在起作用？当角色们你方唱罢我登台，哪方面是按照预定剧本，份属必然；哪方面又是当事人临场爆肚，自由意志使然？这些分析，攸关香港民主前途。
此文从雨伞运动三大元素入手分析：主角、议题及过程（如图）。此处所谓主角，并不限于雨伞运动的参与者，而是运动内外都包括。中共当然是第一要角。没有831决定，就不会有那么巨大的运动。但没有新一代的兴起，同样没有雨伞运动。与旧泛民相比，九十后对政治有新的期待，新的视野，因此也提出了新的议题。一方面中共变得加倍顽固和专制，另一方面，新一代却有更强烈的自主自决的要求，有些人甚至呼唤独立。如此，冲突便注定早晚发生。当然还有其他重要角色。928雨伞运动，客观上代表了没有特权的社会大多数，与官僚财阀的1%的对决。正是各主角（及配角）之间的角力，催生了运动并决定了运动的过程和结局。
特区政府和雨伞运动
人大作出了831决定，特区政府在宪制上不可能不跟从。不过，它在处理群众抗争上，孰轻孰重，仍有相当自主性。但梁振英明显耍硬的，且硬到与前任政策大相径庭。有这一条，才直接刺激雨伞运动的爆发。如果只有831决定，而无927-928两天的强硬镇压，虽必有大型抗议，但难有雨伞运动。因为当时学界还没有占领决心。运动在928凌晨，突然内讧。三子一宣布占中，便有泰半学生离场，运动当时就有消沉下去的危机。但市民却比较普通学生更有政治敏感度。先是927晚上，警方迟迟不肯释放双学几位主要领导者，导致五万名市民学生到场抗议。然后，928日间，警方坚持不放被捕学生领袖，大量市民比较普通学生更加感觉到非要抗争不可，纷纷走到现场继续抗议并占领街道，下午更演变为警民冲突。最关键时刻，不是警方扔89枚催泪弹，而是警方举起「速离否则开枪」的警告牌。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强硬。但结果是吸引更多民众跑来抗议。十几万群众不理危险，坚持占领，才造就了雨伞运动。抗议群众之所以不畏镇压，多数已非出于要求撤销831决定；更多人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反感：「点解香港一夜之间变嗮样？点解依家政府做嘢，与大陆睇齐？」那种感觉，才引爆如此伟大的自发的公民抗命，诚战后香港未见。
也是这个时刻，警方突然撤退，而群众从此占领了金钟等三处街道超过两个月。一刻之前，尚在扔催泪弹，一刻之后，就撤退警力，当中有可能如传闻般，特区政府最高层，在实行多硬的镇压上，出现分歧。是否林郑如传闻般反对开枪，目前难知。但高层有分歧，按理也正常。梁振英过分强硬导致不可收拾的话，此对梁振英可能是上策，因为以人血染红自己的顶戴，乃中国二千年专制国情。但对多数行政高官来说，这样的局面乃下下策，因为自己只会失去权力，而无多少好处 - 他们的训练整体不符合「国情」，反正难受中共重任。传闻习近平也指示特区政府不可开枪。这也不是不可能。中央面对如此强盛的群众反抗，政府内部又有矛盾，本地富豪势力不积极配合，中央也无把握说开枪必定得失相抵。至于出动解放军，更加不是选项。理由很简单：雨伞运动仍然可控，在此情况下出动解放军，不仅小题大做，得罪国际资本，且更容易失控，是十倍的得不偿失。[1]
九月底那几天，连警察内部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情绪不稳。警队的层级制度及其盲目服从的纪律性，使异见难为公众所知。警队内也有自己的特务系统，专门监听警察，警察岂可不慎。但在那几天，仍有自称警察的匿名者，上载评论于网络。这篇《老差骨写给蓝衫同事的信（白衫同事勿看）》的文章，不直接讲有关政治纷争，而是以「老差骨」口吻，劝诫前线同事何必落力执行镇压任务：「你地千万唔好冲动，受伤有功勋，犯错无人可怜你呀。何必成为他人（指警官级「白衫者」）升级的楼梯呢？你地今次成功回去都只系会有一张大围影印的CP Compliment咋。其他指挥官就会步步高升，你地睇番WTO一战就知。」[2]
一般来说，在群众革命性行动出现时，军队发生分裂常见，六四也有。警察因为是日常地为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秩序，他们和社会上被压迫被边沿化的社群处于日常对立中，所以一般来说，在被群众分裂上，较军队还难。但香港情况是，过去三十年，由于种种原因，警民对立不严重；今天警察忽然被招发射催泪弹，更不用说开枪，当中会有人不忍，是合理推测。真的命令开枪，警队内有无抗命者也难料。
总之，香港的内外形势，都使到开枪镇压的风险太大，梁振英即使提出来，其遭到反对也很正常。如此便创造了机会给长期占领。
除了警队，政府也要考虑文职公务员。10月21日政府与学生对话前，政府人员协会和公务员总工会发表声明，支持政府。23日，1300名公务员在报章刊登声明，指出两个工会的立场不代表他们。联署者包括了警察及司法机构职员。
但如果没有其他刺激，大概雨伞运动不会占领79天那么长。是中共自己再制造机会给雨伞运动。早在7月，它已经动员所有在台面上的亲中共势力，组成反占中联盟，与占中对抗。但雨伞运动爆发后，港共及国安系统显然觉得不够力量去破坏雨伞运动，于是便动员了黑社会。同时，不少人相信，香港警方在动员黑社会上面，也可能有一手，或至少在黑社会攻击占领者时，消极应对。总之，更多占领者相信，政府以至警察不再像过去般保持中立。越是感到香港急速大陆化，占领者越坚定其占领决心。所以毫不奇怪，虽然有人号召撤出旺角，而事实上也有不少原先在占领的团体，也撤出了十字路口的主帐篷，但有更多人留下来对抗黑帮，把雨伞运动推向第二个高潮。然后，10月17-18两日，当警察试图清除旺角占领区时，占领者非常勇敢地在街头和警察对抗，以肉体迫使警察放弃进攻，造就了雨伞运动第三个高潮。这样，占领便继续下去。
中共是左还是右？
自1997年回归以来，中共一直尝试收紧对香港控制，所以先有临立会，继之以2003年的23条立法。不过，总的来说，中央政府做得谨慎又灵活，所以23条立法一遭反弹（先是五十万人上街，然后是自由党田北俊倒戈），也会暂时收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10年中央政府，在最后一分钟与民主党达成扩大直选议席的协议（虽则协议受到很多民主派批评）。但更明显的，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在收回香港的前三分二时间，港共的政治斗争，尚有点文明包装。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后，才开始采取群众斗群众的方式。先是法轮功在街头到处被港共外围群众组织打压，然后，各种爱字头的帮派迅速浮面，在街头到处针对泛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意味中共改变策略，在所有战线展开全面斗争。最后，就发展为831决定，连泛民政党都封杀。
北京全面强硬，当然事先估计到会有很大反弹，也事实上刺激了学联在9月22日发动罢课，继而引爆雨伞运动。
中共/特区政府在上面，雨伞运动在下面，两阵对圆，自然可以归类为专制还是民主二元对立。这也是一般泛民的政治光谱观。但下文将会看到，这种政治光谱观无助于了解雨伞运动。
也有不少人沿用几十年前的用语，描述亲北京阵营为「左派」，泛民为「右派」。[3]这种政治界定，更加离谱。[4]毛时代的中共，勉强称为左派，尚说的通。但按照「国际标准」的政治光谱，至迟从1989年六四起，中共只能称为右派政权，甚至是极右。[5]
谈到这点，不是对标签的执着，而是出于了解雨伞运动的必要。说中共是左派，或习近平是毛主义者，等于说毛时代与邓习时代，完全一脉相承。但这明显谬误 – 如果真的完全一脉相承，如果习近平是真正左派，那么，习近平应该还在反资本主义，冷战应该还继续；包括香港在内的欧美日财阀及其政府，仍然被拒于中国市场（反过来也一样），如此，即使中共也收回香港，即使有雨伞运动，也不会出现本地五大商会支持中共压制雨伞运动的场面。
两个时代，在一党专政上，自然是无缝承接；但在阶级政策上，因而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却相反。毛时代的中共，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劳动人民政权，但确是反资本主义，因而为全世界财阀及资本主义政府所憎恨，因而才有冷战。另一方面，中共却得到世界上很多工农运动和反殖运动的声援和同情。直到1970年代初，中共之反帝立场，对香港学生运动仍然有吸引力，学联当时也非常亲近中共。在台湾，一直到1980年代，仍然有不少社运活动者偷听北京电台并心焉向往。反过来，邓习时代的中共，却全面走资，党官则借走资化公为私；当民众在1989年起而反抗的时候，就报之以屠杀。此是极右，不是极左。但六四屠杀的滔天大罪，却很快获得全世界财阀及其政府的原谅，以换取继续做生意。由于中共阶级政策的质变，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差：1950年代美国在韩战和中共交手，而当时香港的华洋财团都赞助美国；但到了2015年雨伞运动，香港财团都支持中共，全世界财阀及资本主义政府也没有一个谴责中共。谁今天还寄望有一天欧美政府会拯救香港民主自治，实是幻想：「全世界大资产者，联合起来做生意！」的中共新国策，已经拉拢了全球财阀及其政府。
专制常数与自肥变数
简言之，分析中共，我们必须同时掌握它的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常数即其专制主义，此确未变；但它的阶级政策确有变 – 1979年之前仇富，之后亲富，走资且率先自肥（可以称为自肥变数）。官僚自肥，当然远早于1979。即使在其仇富阶段，官僚层也绝无奉行过「平均主义」，相反，是按等级自肥。但中共仍得等毛泽东死去，再花十年时间（1979-1989），才能彻底与1949年的革命道统决裂，才能完成从量变到质变，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并率先自肥成为官僚资本。只有同时把握中共的专制常数和自肥变数，才能明白，今日名为共产党，实为官僚资产党。明乎此，就明白，何以其敌人与朋友，都来个180度改变。如果占中三子一早明白这点，知道香港的中上资产阶级，早被中共的生意经拉拢过去，根本不可能成为民主的朋友，就不会颠倒敌友，傻到花时间企图争取工商界支持占中，同时对于真正的民主动力，即普罗大众，采取漠视态度了。可惜泛民限于自己的窠臼，连国际标准的政治光谱也不懂，一再蒙蔽了判断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面对本土右派，最初无法辨识究竟是什么回事，以后也无法有效回应 – 此是后话。）
从专制常数来看，习近平并无根本改变对港政策，不过是更为强硬而已。应该了解，不论哪个人上台，中共的专制主义决定了，它不可能长期容忍香港有民主，遑论普选。这是一。其次，加强对港专制，又要从中共走资自肥的变数来看。首先，三十年资本主义化，前期尚能带动国内许多小资变富，农民打工改善生活；但后期呢，官僚资本独大，其残民自肥之烈，亦把所有人逼疯，更不用说高速经济增长已为危机四伏代替。另一方面，国内新一代，像香港一样，比父母辈有更多的朴素民主呼声。本土排外右派叫人相信，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是和谐一体。其实，头一个不相信这种鬼话的，是习近平。国内官民对立，在官僚资本主义新世代更加深了。这种腐烂资本主义，同时也促使，从西藏及新疆，再到台湾和香港，都出现了继长增高的离心力。第三，党内斗争激烈化。由于第一二代超凡大圣如毛邓（韦伯所谓Charisma），已经告别舞台，无人再有能力摆平各派，则继承人之争，更趋激烈，自属必然。可堪注意的，不是习近平要集权，而是竟然有人（薄熙来周永康）敢和他争夺大位。总之，习近平所面对的形势，是国内各方面矛盾都走向全面爆发的阶段。而香港是中共头号不稳定因素，因此更强硬对港，不应太令人惊异。
中共自肥过甚，把人民推向对立面，把自己推向危机。同时要看到，中共走资也令到它强大的一面。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了20倍。1983年，香港是中国经济总量的13%，到了2013，香港跌到3%。今天中共小觑香港，自有经济原因。它亦以此巨大经济实力，牢牢拉住两岸三地以至全世界财阀统治者。如果邓小平仍然继续毛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虽然会有增长，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有这种起飞。
三十年前，泛民对于中共走资本主义，莫不视为好事：「看啊，他们越来越像我们呢」。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必然与法治及民主联姻。基于此，才会以为，中共答应香港资本主义维持五十年不变，也必是好事。他们没有想过，资本主义不只与法治及民主无必然关系，而且，港式资本主义，恰恰是中共可以利用来打造自己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好平台。如今，不只官僚资本主义打造好，而且越来越强大。
亲中共阵营的演变与矛盾
亲中共阵营，核心是港共及其外围，再外层，便是本地财阀及其政治代表自由党之类。
先谈港共及其外围。习近平上台，代表中央对港政策的调整。不过，中共通过港共及国安系统，加紧控制，早于中英1984年达成协议之后，便定位国策 – 这是合理推测。就此而言，中共经验丰富；早在中共与国民党内战后期，中共早已制定如何接收及管制被「解放」区域。九七后，港共及国安系统，更对香港实行天罗地网的统战、常规渗透、策反，组织及策动各种黑暗势力，对付民主运动。此有如自动化机器，自行运作，不待今天，亦不必直接依赖最高领导人 – 所以不要以为，中央换了领导人，对港政策便会有质的不同。例如，中共依托大陆各省各市各区一直到乡镇，来组织跨越陆港的数以百千计同乡会，这种安排，就进行了多年。当然，如果习近平一旦调整政策，变得更硬，以下各部自加紧配合。
港共同一切极右一样，都要勾结黑社会。何况，中共即使在国民党统治下，也曾经与黑社会有过合作，这本是它的传统。放到香港来说，早在1993年，当时的公安部长陶驷驹，便告诉香港媒体，某些黑社会是爱国的。在金钟占领区的尾声，大陆有个电视台访问了有社团背景的香港演员陈惠敏。关于大陆公安会否跟黑社会合作，他说：「怎么会跟你黑帮合作？！他只有命令下来你就要做，你所有香港帮会不敢跟国家公安局对抗，你跟国家对抗你就没法运行了，管你是什么帮会。」[6]这或许为10月3日至4日大批黑社会在旺角攻击占领者，提供一点环境证据。
总之，中共对港不少部署，按常理推测，准备不下三十年。中共以其无限财力物力，早已为香港出现大型抗议/革命/动乱，准备好处置方案及一系列后备方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计不成，转用他计；反之，雨伞运动完全自发，在敌我悬殊格局下，而想一战功成，机会率实在低
但要了解现在的亲中共阵营，必须把研究伸延到三十年前。1980年代之前，当然已有亲中共阵营，但那时和后来的很不相同。港共除了锻炼出民建联这个亲兵之外，更把本地主流财阀及其政治代表，从站在英国一边，统战到自己一边，炼成了所谓「建制派」；同时则抛弃过去的基层支持者。换言之，港共随着中共之质变，也变成了右派甚至极右的本地势力。
港共的根本目标，就是帮助中央及梁振英，打造香港的财阀专政。梁振英关于为何不能有真普选的发言，就是彻底撕破脸皮，告诫港人不要有普选幻想。他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解释之所以不能让港人享有特首候选人提名权，是因为不能让月入少于一万四千港币、而数量又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决定政府政策。其实，资本主义下，即使有了代议民主，财阀仍能左右政府，所以资本主义总多少是财阀专权。[7]但中共还嫌形式上的普选，太妨碍财阀发财，所以非推行赤裸的财阀专政不可。基本法所谓循序渐进实现普选，不过欺人之谈。换句话，中共专制主义是铁了心与广大中下阶层为敌。雨伞运动伟大之处，就是普罗大众和新一代联合起来，向中共的财阀专政，大声说「不！」。
但沿用上述两种光谱观（专制/民主二元对立观，「中共素来是左派」观），就无法了解港共前后变化，也就无法了解今天的局势。毛时代的港共，为了贯彻中央对香港资本主义「长期利用」的国策，所以，即使国内推行最疯狂的共产主义大跃进，对香港仍努力维持资本主义稳定。它也必然要拉拢所谓红色资本家，同时实际上压抑工运及反殖运动。从这方面来说，是右倾左派。[8]不过，右倾左派，仍然多少属于左派范畴。此非出于标签需要，而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即使其右倾，当时港共仍然主要依赖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依靠他们，港共才能既抵御国民党右派的明暗攻击，又抵御殖民地政府的打压，并且在1967年成为反英抗暴主力。不过，1967的极左政策彻底失败，又为后来中共的彻底转右，提供了最佳机会。[9]然后，邓小平上台，也标志了港共改变其阶级立足点，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置换成大中小资产阶级及港英旧电池。工联会虽然还在，名义会员更有增加，但要么纯粹数字游戏，要么就是吸引了最保守的雇员群众（参加工联会是因为「有阿爷照」）。简言之，今天，不论是民建联还是工联会，都成为本地财阀资本主义的得力盟友。打击雨伞运动的蓝丝带阵营，就是极右的港共，联合本地财阀的大联盟。
但矛盾的是，中共越是按照其专制逻辑及自肥逻辑走下去，固然成就了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崛起，但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离心力，不只把中港台无数普罗大众和新生代推向对立面，现在，连自己的香港财阀盟友，也开始得罪了。
两派财阀的角力
表面上，本地财阀都支持中央对雨伞运动的立场。7月25日，五个商会发表声明支持831决定，但习近平似乎并不满意。9月21日，包括李嘉诚在内的本地富豪，应邀访问北京并获习接见，聆听习近平关于中央反对香港出现任何「非法」行为的讲话。更饶有兴味的，是10月25日，在伞运动高潮，新华社发布了英文评论，批评香港富豪对香港雨伞运动保持沉默。文章虽然引述李嘉诚呼吁占领者回家，但又指李没有说明究竟是否支持占领者的要求。接着南华早报评论道：「关键的是富豪们没有采取行动。很多本地富豪，在2012年特首选举时，反对梁振英，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也不关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关乎谁吃得到蛋糕 – 究竟是旧的利益集团，还是新的。」[10]
从中共开始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时起，其国策已很清楚，所谓「港人治港」，绝不是指所有港人，主要只指本土华人富豪。华人富豪也一直认为，特区政府的高职，尤其是特首之位，是中央恩赐给自己的地盘。普遍认为，唐英年很久以前就被江泽民钦点为未来特首。不过，由于江派和习派的斗争，江派输掉一仗，所以唐英年意外地被梁振英代替。
但除开这个可能因素，我们还需要从专制常数和中共自肥的变数，来分析中共与本土财阀的关系。
香港主流华人富豪及其政治代表（自由党及其前身），一贯看风驶𢃇，从前亲英，现在亲北京。因此他们始终不被中共看成亲兵。中共的专制常数决定了，虽然之前的领导人答应委派本地富豪治港，但终归这些旧电池，仍远不如自己的家犬。何况，三十年前中共寄望本地财阀能够组成强大的工商党，使之代表中共压服香港中下阶层，但三十年过去了，本地财阀仍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又是阿斗又不听话，太上皇如何容忍？2003年田北俊在23条立法上倒戈，从此，任何大陆最高领导都要问：香港华人财阀及其政治代表，是否可靠？雨伞运动期间，田北俊说梁振英应考虑下台，这对中央来说，更不可容忍，也很快便把他的政协职务开除。
反过来，唐下梁上在先，田北俊被炒在后，本地主流财阀难道也不会反问：以前的承诺，是否不算数了？中共是否从此党棍治港？
从中共自肥变数来看，更可看出，本地财阀与官僚资本主义总代表中共，两者窝里斗，简直无可避免。中共国有企业，早已跟任何跨国公司一样，牟利为上，而且一，由于得到国家机器的协助，二，由于利用「自由市场」，遂能在过去十年迅速抢夺香港市场。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已经占到香港股市六成的市场份额。从梁振英政府企图向大陆买电这点来看，更加证实本地财阀的恐惧：大陆官僚资本明抢本地财阀地盘。这，如果中共维持毛时代的反资本主义路线，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其终于出现，那么中资的香港市场争夺战，早晚发展为抢夺政治地盘，也是势所必然。道理很简单：没有政治权力，其经济利益就没有保障。特别在香港，中资头上有ICAC及法庭这两把刀，不能不有所顾忌。只有当中共也把这两把刀握在手里，中资才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也只当中共能以自己党棍充任特首，才能先收编ICAC，再收编法院。这就是选择梁振英的利害计算。但中央这样一选，本土财阀能不担心死？
总之，无论是专制逻辑，还是官僚资本自肥逻辑，都决定了，大陆官僚资本早晚会同本地主要财阀冲突，并取而代之，同时把最驯服者收编。所谓李嘉诚撤资大陆之说，也应该放在这样的框架内去分析。
对，中共对港政策，始终以建设香港财阀专政为核心。但现在的问题是，哪些财阀才能入选呢？已经拿了香港身份证的中资老总，现在难道不也是「香港财阀」吗？所以，在排斥了普通香港市民之后，中共/港共就有必要慢慢把不听话的本地主流财阀，也排除出去，最后演变成中共官僚资本直接把握统治权。这就是中共的香港路线图。
但眼下，中央暂时还有点投鼠忌器。这些财阀在香港政经文化领域，盘根错节，中共一时难两刀斩断。此反过来又制约了中央政府对港强硬政策，使之难以直接干预和镇压雨伞运动。不要忘记，连邓小平这样的强人，1989年也要等解决了党内分歧，才去屠杀人民。
雨伞是反抗，不是革命
中共暂难直接消灭雨伞运动，但这不等于它不能持续地加强控制，也不等于不能以其他手段对付民主运动。关于后一点，我们第二章再谈。总的来说，中共及其香港代理，虽然无法更早一点结束雨伞运动，反过来，雨伞运动之不能取胜，迫使中共撤销831决定，也是预先由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所决定。事后，本土右派以及学界退联派，不断指责学联要为失败负责 – 因为学联指挥的龙和道占领失败了。这是不实诬陷，也是没有起码政治常识，不知道香港的先天不足，更不知道中共实力今非昔比。
雨伞运动期间，忽然响起了一句话：「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意谓只要够勇敢，则港人争取什么都可达到。这不过是主流泛民过去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的另一个极端而已。这句话如果认真落实，就是唯意志论，与中共大跃进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异曲而同工。严格来说，政治是介乎必然与可能之间的科学和艺术，就是说，我方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已经是前设的，也预先界定了什么是不可能，什么是比较可能或相当可能。正确的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这个前设格局，有个了解。放在雨伞运动，只要831决定已经颁布，又只要习近平坚持，香港的雨伞运动几无可能成功，除非国内出现变局。
首先，一国两制，一方面保障了香港的有限自治，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港人，使港人无合法途径可以抵抗中央决定;而任何法律以外的抗争运动，又不可不止于罗湖桥。香港人最多只可向特区政府施压。但人大一旦作了831决定，特区政府的确再无宪制权力去推翻决定。
如果港人拼命一搏，发动革命，自行推选特区政府，自然可以命运自决，不管中央。主流泛民闻革命而骇然，是不懂民主：民主当然包含革命权。但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形势；这又需要雨伞运动不断升级，群众参与规模不断扩大，才会出现。事实当然很清楚，雨伞运动后继无力，遑论升级。且不说，早前职工盟号召总罢工几无响应；10月中的高潮之后，再无巨大群众行动。占领龙和道虽然吸引眼球，但人数也只有一两千，与928无法相比。所以，警方在退让一个月后，便再次进攻，轻易夺回旺角。然后，金钟和铜锣湾之沦陷，乃早晚之事。无力升级，言何革命？本土右派事后把雨伞运动无限拔高，妄称其为革命，不过是狐假虎威一番而已。
本土右派把失败责任推到学联身上，但首先该问：当时这些批评者，又提出过什么锦囊妙计，从之则包保升级成功呢？一点都没有。如此，则即使学联未能把运动升级而负有责任，那么，这些批评者的责任不会少些。不，甚至多些，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运动内的作用，基本上是破坏而非建设。关于这点，第二章再谈。现在回头再探讨雨伞运动何以难以成功。
即使雨伞运动能够升级，例如发动大规模罢工、罢市，如果国内民运没有及时兴起，与中共对决，则香港一城的民主革命，如何英勇，结果都会轻易被中共坦克压碎。一字咁浅。那些本土右派讲什么香港武装起来，只是假大空。台湾有先进军队，但十年前美国国防部为台湾评估，一旦两岸开战，台湾能守多久？答案是：七天。[11]如今这个数字，只会下跌，不会上升。香港则解放军早已进驻，以此大言炎炎谈武力抵抗，不是疯子，是骗徒而已，专骗那些刚刚政治化的青少年。
雨伞运动难以升级，本身反映了本地民运有长期而重大弱点。1997年之前，港人比较有法治与言论自由，只是当时中英两国较量的暂时产物。两个大国虽有矛盾，但在保持港人之被殖民、继续驯服而不过问「宗主国」的宪政安排上，两者利益完全一致。结果是港人的民主力量，固从未真正扎根。此所以香港多数人，仍然带着深深的政治无能感。这也是为何民主运动，难以扎根社会；又为何雨伞运动始终无法升级。无法升级，自然无法取胜。这不等于主流泛民可以开脱自己的错误，但应看到，即使是神仙，单靠香港自己，难以战胜中共取得民主。
当然不是说港人不需要继续奋斗。尤其今天，大陆万马齐喑，港人更该利用本地的暂时自由，去巩固民运，植根民众，苦撑待变。香港的民主志士，必须有长期斗争的心理准备。而今天，首先是认真检讨雨伞运动。本章的简单结论是：虽然中港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雨伞运动难以成功撤销831决定，但反过来，中共既不能阻止雨伞运动的爆发，也不能提早制服之，更不用由中央出兵镇压了 – 这说明了中港力量对比，也有有利于港人的一面。香港民主派，有理由担忧，没有理由绝望。
第二章将会探讨雨伞运动内的各个主角，彼此的不同主张/要求，以及彼此之间的斗争，如何型塑了运动的终始。
2015年4月30日
[1] 请参看笔者在2013年底写的文章：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31128.001T.htm
[2] http://news.discuss.com.hk/viewt ... 641118#pid398641118
[3] 《批斗陈文敏损中港利益》，刘进图，明报，2015年2月11日。此观点自非刘先生特有，而是广泛存在于泛民。
[4] 雨伞运动期间，有五毛党者，借用托派从前对苏联的用词，称中共为「堕落工人国家」，可笑而滑稽。
[5] 请参考我的著作China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 2012, Merlin Press.
[6]http://www.post852.com/%E9%99%B3 ... %E5%AE%89%E5%B1%80/
[7] 「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信全面普选的制度，其实足够保障资本家的利益，或者甚至对资源丰厚的资本家很有利。」《港式法团主义功能界别25年》，第三章，马岳，城大出版社。可惜他这么晚才说这番话。
[8] 在中苏论战中，中共维持香港资本主义，成为苏共攻击中共形左实右的有力论据。
[9] 1967年，中央向港输出文革，结果暴动惨败；到1976年四人帮被政变推翻，文革路线被彻底否定，中共的进步/左翼信誉扫地，导致很多基层死忠者离开或消极，断送港共泰半群众基础。
[10] http://www.scmp.com/business/art ... ip-service?page=all
[11] 《以智取胜-国防两岸事务》，林中斌，全球防卫杂志社出版，台北，2005年，页227。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50711.01S.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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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8 21: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