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龙宇：权威人格下的文革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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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人格下的文革和香港

区龙宇

五十年前，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吹响文革进军号。最近一两周的报刊，颇有一些关于文革的杂忆和反思。但我就想起一本30年前旅澳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的书，《毛泽东与红卫兵》。[1]

值得留意的，不是书中关于四个红卫兵的深入访谈，而是陈佩华的访谈背后的理论框架。她主要借助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权威人格》的分析，来了解文革和红卫兵。这个学派的好几位大师（赖希、佛洛姆、阿多诺），从1920年代到5、60年代，研究了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他们认为那么多普通群众，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狂热信徒，与一种「权威主义」的社会人格很有关系。1999年，徐友渔在他的《形形色色的造反: 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认为陈佩华运用《权威人格》理论来分析文革不靠谱。诚然，陈书较粗疏，有不少漏洞。但徐友渔以几句话，不只否定陈，而且否定权威人格论对文革有任何适用性，未免太轻忽。我个人认为，权威人格的理论，在了解文革上，有相当高参考价值。

有权威主义社会，便有权威人格

文革与法西斯主义运动，虽有相似，到底是两回事。但反过来，上述几位大师的理论，本来也不只是用来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赖希（Wilhelm Reich）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便指出权威人格普遍存在，跨越阶层，跨越国界：「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2]权威人格者不一定都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反过来，保守主义的群众暴力运动（从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穆斯林」，到当代法国「民族阵线」），往往见到权威人格的影子。

性格分析从来都有先天还是后天（nature or nurture）的辩论。现在我们大抵知道两个因素都有，且互为作用。有部分性格似遗传而来（基因决定），例如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长大后的性格仍十分相似，就是典型例子。也有研究者声称找到神经质和合群性两种基因。[3]但除了先天原因，无疑后天环境也有重大影响。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同时，在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群体之中的个人，又往往有某种雷同特性。这就是佛洛姆（Erich Fromm）所谓的「社会人格」。

权威人格多少就是这类「社会人格」，它从「社会教化」（socialisation）而来，即人在成长时期，与外界的家庭、宗教、教育、媒体、国家机构等等互动中，所内化的社会主流价值。越是权威主义的社会，便造就较多权威人格者。

权威人格九种特征

所谓权威人格，是指一个人在思想上极端信奉及屈从某种权威，同时又热衷于对违反权威者施加强制甚至暴力，以迫使违抗权威者服从。极右运动当然可以从政治社会经济危机等等方面去了解，例如战败、经济危机、小资破产、工人失业等等。但这些因素虽然重要，却未能解释为何同为失业工人，何以有些变成激进工人政党的党员，有些却变成法西斯？上述几位大师，便试图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尝试找到答案。赖希较早便作此尝试，他在1933年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便说：「性格结构的分析，填补了马克思的思想系统中关于社会状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空白。」

但更精细分析权威人格的，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50年的《权威人格论》。他认为这种人格，都有一个严厉的「超我」，只有这样，才能监督软弱的「自我」，去管控代表原始欲望的「原我」。三个「我」的冲突，造就了人格上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阿多诺罗列了权威人格的九种特征[4]：

希特勒那本梦呓书《我的奋斗》，便充满上述特征。他歌颂民众，但他笔下的民众，却是典型的小人物：「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于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只如何使用和自由，还要觉得满意。…他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去支配一个弱者。」[5]当然了，如果强者叫他去殴打弱者，那时他肯定非常愿意支配弱者。因为潜意思里，他们对地位较高者，自然服从；对地位较低者（例如有色人种、穷的新移民），却傲慢鄙视。当中，「投射」作用特别明显。这个源自佛洛伊德概念，应用于权威人格分析，便是这样：权威型人格，往往羞耻于自己地位较低，其心理自卫机制，先是压抑自己的耻辱感，继而将之投射于被视为地位更低等者，并对后者采取攻击性态度。

社会教化下父权主义

与权威人格相对的，便是民主人格。一个人究竟偏向哪种，一定程度决定于个人成长的最初几年，其父母如何抚养孩子。父母越倾向于强调尊卑，权威和服从性，孩子便越有可能演变出权威人格。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三人的成长都有一点惊人相似，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极度权威型人格的父亲，都爱时时殴打孩子；而童年时代的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又都反抗父亲，但在反抗的过程中，又都发展出同父亲一样的权威人格。这当然不是说，凡被父母虐待过的孩子，都会发展出权威人格。但权威人格，往往可从暴虐的父母，进而在暴虐的社会中，找到部分解释。

毕竟，父母的人格，往往同社会教化相关。我们不可忘记，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与父权主义社会之取代母系社会几乎同步。父权社会必然意味父亲对家产的控制，而这又衍生出对女性家庭成员的控制：唯有控制住妻子的性生活，他才能确保妻子怀的一定是自己的儿子，他的财产才有后继人。从这里，又再衍生对控制下一代的需要。若要把控制绵延千秋万代，自然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撑。父权主义和国家机器，遂变成双生子。资本主义时代，如果父权主义有所减弱，那主要是各种社会反抗运动（特别是劳工运动/普选权运动/妇女运动）所致，它们削弱了父权主义统治者权力。但在社会运动斗争转趋不利时，种种保守主义运动便乘势而兴，父权主义和政治反动便全面回潮。当时德意两国便是典型。

回头说文革。陈佩华认为，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特征中的1-4，6和8，以及5的「刻板印象」，适用于红卫兵。虽然陈只有类比，而无较细致论证，所以贻人口实，但这个「大胆假设」，毕竟为继续「小心求证」，开了个头，不可简单否定。

文革：表面极左，实质极端保守

人们说文革是一场极左运动，谬矣。左右光谱的其中一个量度范畴，就是对等级制的看法；右翼倾向于「上智下愚，永世不替」，左翼倾向于平等，减少等级。极左，就是极端平等主义，例如无政府主义，便是连任何领袖、政党、多数决都不要。1921年，列宁骂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极左，证据也是后者主张群众自发性，而否定「领导」作用。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高喊「打倒一切」。

但自始至终，这个「一切」就不是一切，没把毛包括在内，而且相反，不论文革哪一派，都高举毛泽东的图腾，而毛本人又快然享受。毛与红卫兵，双方越互动，毛越成为超凡入圣。

虽然文革到处都有貌似非常革命和极左的口号，但就只是口号；反对不平等之类口号，到毛死之日，从来都没有认真落实过。文革的本质，乃毛藉疯狂的个人崇拜，来重建绝对权威。这哪里像主张不要领袖、崇拜群众自发性的极左思想呢？反倒更像所有保守主义的群众暴力运动，这些运动往往也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陈佩华认为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第5点特征中的「迷信神秘力量」和第7及9点，不适用于文革中的红卫兵。

这不对，其实适用。

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并无什么进步意义可言，性质上基本反动，是对人民和青年人的民主期望的反动。虽然红卫兵本身非常庞杂，当中也有朴素的民主诉求，但大体而言，更像希特勒的「冲锋队」。两者都绝对效忠「领袖」，且以担当其私人军队而自豪，滥用暴力于假想敌而毫不羞愧。两者基本上只是最高领袖斗争政敌的工具，最后亦是狡兔死，走狗烹。[6]至今有毛粉还说，毛的政敌，要复辟资本主义，所以该斗。这根本不是事实。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有这个计划，那纯粹是毛的诬蔑罗织。如此不顾事实来为自己的偶像辩护，的确不能不令人再想到权威人格理论。

权威人格理论，在二战及战后曾是显学。随着战后大繁荣及福利国家之来临，极右思潮悄然退位，权威人格理论也不再流行。不过，世界轮流转，从九十年代以来，极右回潮，又变成世界性现象，香港也不例外。这个时刻，再回顾一下所有关于法西斯主义理论，包括权威人格理论，也许不是多余之举。

2016年5月17日

[1]《毛泽东与红卫兵》，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新北市，2011年，最后一章。英文版（Children of Mao）出版于1985年。

[2]《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赖希，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三修订版增补序言。

[3]《心理学的邀请》（Invitation to Psychology），Carole Wade and Carol Tavris，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人格理论》，《遗传的贡献》一节。

[4] 陈佩华的书列出了这个表。但这里抄录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硕士吴冠纬所作的翻译，因为其较为详细（笔者只把第2、3点「权威性的服从」、「权威性的强加」原文，修改为「权威型服从」、「权威性攻击」）

[5]《我的奋斗》，希特勒，文堂书局，台湾，1999年，7-8页。

[6] 可参考《简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1/20160613.03S.htm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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