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源：向党交心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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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父亲孙源1958.6.21日的一份思想汇报，在父亲去世十年后，从他工作单位的档案中抄录的。我一字未改，原样照录，为的是能够客观地了解当初的反右斗争。

                                 向党交心

1.  我在整风时期两次发表恶毒地向党进攻后，到后来反党情绪越来越猛烈，觉得话未说完。换句话说，我还想向党进攻，就是说我还想第三次发言，我甚至拟出了题目：

       （1）国家是大家所有，非党可得而私。

       （2）要有“党性”，但也要有“人性”。

       （3）没有“公道”，没有群众，群众心中自有天平。

       （4）欲盖弥彰，少往脸上贴金。

       （5）党团员快说话，来个内外夹攻。

    从这些题目看来，是要比我前两次的发言恶毒多了。只是具体内容还没有，我虽然在动员座谈会上听到有些右倾言论，在我本子上记了一些，又从报上摘录了一些，但是总觉得不具体，未能早日发表。其次，我希望听别人多发言（就是向党进攻），我少说一些。因此在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我未再发言，但是假如，反右运动不是及时起来，那么极可能我再一次放毒的。

2.  我在两次发言（尤其是第二次发言）中，攻击了唐愷同志。但当时我还觉得已经是嘴上留情了，未曾完全倾泻心中的“积怨”。我看到大字报上攻击唐愷同志的很多，我不必多说，让别人多说些比我自己说更好，更能证明唐愷同志的“不好”，同时我还存在一个从个人利害出发的想法，就是唐愷同志毕竟提拔了我当付主任，也是他对我的一点好处，不能忘记。但是后来在荒芜家里，刘有声对我说“你是对唐愷最熟悉，应该多说些，你不说就没有人说了。”（大意如此），我想也对。所以又想找个机会再攻击唐愷同志，我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了一些，如攻击唐愷同志怂恿魏英邦反抗领导（指我），偏听偏信陈迪全、魏英邦等的话，以及业务上的错误来证明他不行。但是当时觉得也没有新的东西，而且后来反右了，也就未能“如愿”。假如鸣放继续下去，我也是会再度攻击唐愷同志的。

     总之，我当时还是向党进攻的。因此我被划为右派，从这一点上说来也是十分正确，十分地道的。

3.   此外，在整风和反右中，我的反党罪行已经交代，尚有些思想活动交代如下：

    ——我看到储安平的发言，说到大和尚小和尚，我觉得太刻薄，但说到付总理没有民主人士，我很同意，这点是我原来的民主党派分庭抗礼的想法是符合的。

    ——反右开始，报上批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我没想通。我心想毛病不出在政治设计院这个建议上，而是章伯钧平日所作所为和他政治上的野心。

    ——我看到时代共青团开会，团员沉默了四十分钟之久，我心中想时代确实太糟，问题比我社更严重，没有想到这是右派操纵。

    ——我看到时代右派在黑板上挂了一面镜子，我想时代的方式是比我们新颖活泼。

    ——我非常欣赏刘尊棋和孙战科的文章，我认为他们确实触到问题的中心了。我自叹对社级领导太不了解。

    ——反右初期，我看到肃反小组公布江泽镛几条反革命罪行，心中颇不以为然。我想不是说不谈肃反吗，为什么组织上自食其言，宣布肃反案情呢。

    ——我看到右派分子纷纷攻击陈锋同志，心想党为什么不立即调查研究撤他职呢，是不是保庇领导党员。

4.    ——我在解放前深感一个人为了生活是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的，往往干些自己毫不感兴趣的工作，解放后职业应该自由，因此听到右派的论调：干部自由市场，我十分同意。

    ——我以为机关里所以找来的干部有时不合适，正因为没有：“职业自由”，我主张合用者留不合用者去。这想法完全是资本家雇佣职员的办法，是不符合我们干部政策。

    ——我一直觉得解放后报纸太少趣味，太单调。我向往着资产阶级的报纸。

    ——左叶事件中，我也是认为现在新闻记者是不够被人重视了，对以前所谓“无冕之王”表示惋惜。

    ——我以个人利益出发，埋怨现在向国外买些书也不容易了。

    ——我认为对国外，通讯是不大自由的。

    ——上海公私合营，私营的出版社合并，我觉得今后投稿的地方少了，认为这是对出版自由的限制。

    ——我有一时期曾想，社会主义国家自由是太少了，何怪有些人要逃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个写“我选择自由”这本书的作者也许有些道理吧。

    ——党帮助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我错误的认为是干涉思想自由，我曾想过去不是反对国民党思想钳制，这不是一样吗？因此百家争鸣提出来后，就曲解为此后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了，否认了马列主义的领导作用。

    ——我对教授思想的改造有错误的看法，认为要一个教授在广大学生群众面前检讨，有失教师尊严，是对知识分子的侮辱。

    ——周总理报告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上各方面优待高级知识分子办法，我误以为大概党认为过去对待知识分子过于粗暴简单，现在要改变了，片面地了解党的政策，只见照顾方面，不见改造的必要性一面。

    ——我觉得我们法律上虽然规定罪犯可以为自己辩护，但这种辩护权没有人敢于应用的，因为越辩护越会加重罪的，不辩护还比较好些。

    ——我认为领导同志工作上常接近的人容易为上面了解，从而入党比较容易，因此过去曾在一个时期想，我社搞英文的比其他国文的吃的开。

    ——我认为运动中运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是不妥当的，群众往往会过激，我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我在鸣放时期，看到一本书“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女记者所著），谈到苏联1933-1934的肃反，冤枉了许多人，我感到苏联个人的安全太无保障了，对斯大林也起了反感。

    ——我在报上看到捷克恢复拉（？）伊克的名誉，我想人也被枪毙了，恢复名誉也枉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是不是有墙倒众人推，原来作假的人呢。我又想到当事人一定受不住审问中疲劳轰炸，干脆认罪，以求一死了事。

    ——我由此想到我们现在审问中自然不用国民党那样的酷刑逼供，但疲劳轰炸式的审问是不是会让人糊涂，胡乱认罪呢。不然为什么三反五反那么多假老虎，从而又怀疑肃反中采用的手段是否过于残酷。

    ——我觉得搞肃反工作的同志是宁左勿右的，因为即便弄错了，反正检讨一下就完事，别人被斗得多惨，他不用关心。

   ——在肃反前，我认为今后不会再有大运动了，肃反后我想这真的不会有什么运动了，可以安安静静搞业务了。这说明我不懂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我厌恶政治运动。

    ——我同意有些人的说法，说知识分子改造的差不多了，不知道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

5.   我划为右派及处理后的思想活动

    我被划为右派原不出我的意外，因为我在对冯亦代斗争时候，把自己的发言对照了几次，觉得自己是难免被划为右派的。虽然如此，由于觉悟不高，对自己的罪行认识不够深，还存在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对于处理，我是认为宽大的，当时同志们讨论时，有许多同志主张对我以第二类（也有主张第三类）处理的。

    尽管如此，我思想上还是有波动，还是有过许多不正确的想法。

   ——首先，我后悔讲了话，我想不讲话多好，祸从口出，悔之晚矣。转而一想，我这人藏不住，心里有反党情绪不会不说话。

    ——别人发言或贴大字报也有很恶毒的话，为什么偏把我划为右派，心中有些不平。继而一想，党所以划我为右派，不但因为我发言攻击了党，而且也由于平日言行，思想作风，所以我当时曾对李风白说，这样也好让我比较全面地看看自己，我有生以来从未这样看看自己过。

    ——我后悔1945-1946年抗日胜利后应该回香港去，我想要是现在我还在香港，这些事我就不用管了，而现在是无处躲藏了。

    ——我后悔不该来外文社，我想如果进了别的出版社（例如人民出版社），别人了解我，不会这样被组织老看成落后分子。

    ——我又想，假如没有唐愷同志来法文部当主任，那么郑平同志比较了解我，肃反就不会轮到我，从而鸣放中间我就不会有这样多的“怨气”。

    ——我被划为右派和处分后，同志们不理我，家里人埋怨我，我心里很痛苦。感到孤立，我想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干脆死掉好。对自己很悲观，觉得从此没有前途。

    ——报上提到右派。尤其是负责同志报告中提到右派，心里总是要震动。自己想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真是一生就完了。

    ——我怕见人，就是坐电车也觉得有人在指责我。我想最好能有间屋子，躲在里面不出来，省得与人接触。

    ——我自己怀疑我这个人政治上即这样糟，业务上也没有本领，究竟对社会有没有用。

    ——我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说反右不是阴谋是阳谋，我心想如果毛主席的“内部矛盾”早些出版，有六条标准在，何敢乱说乱动。实际上是事先给过警告的，只是自己反党情绪太强，未放在心里面而已。

    总之，这些想法都是不对头的，都是消极的想法，还是个人主义的想法。爱面子，不实事求是。我想到处分前，钱俊瑞副部长曾召集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分子开会指示，我记得钱部长曾对我们这些反党分子说：你们是摔了一跤，这一跤摔的不轻。你们应当从中取得教训，但是摔了跤躺在地上不起来，也是不对的。钱部长那一次的报告语重意深，对我们右派分子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我曾深深感动过，深深感到党的慈爱和温暖，而尤其他这句话（我记得大意如此）。给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我必须从他的指示中取得力量，振作起精神来，拿出勇气认识自己的罪行，彻底改变立场，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孙行玲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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