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 “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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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作　者： 陈东林
发布时间： 2008-4 发表或出版单位：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摘要：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整个“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仍然是党史、国史研究界乃至宣传领域争论较多的一个热点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粉碎“四人帮”后通行至今的一种说法是，“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
全文：

一、一般研究状况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8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制造的错误理论，拨乱反正，揭露“四人帮 ”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由专门机构组织撰写，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研究，有些政治性评论语言如“‘四人帮’ 代表党内资产阶级”等，以后不再延用。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主要是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和彻底否定“文革”宣传教育运动的推动，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3）》首次公布“文革”时期经济数据的带动下，发表了一批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的学术论著。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时期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全面，具有专业深度，是本课题研究中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十年内乱时期破坏那么严重，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增长速度的问题，文章回答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比“文革”前14年和其后6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还有增长，是因为能源工业上得快。文章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是：1、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3、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文章最后还总结了“文革”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陈雪薇关于1966年的工交座谈会[1]，阎放鸣关于第三、四个五年计划[2]，程中原关于邓小平1975年整顿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等[3]。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较少，只有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一部。该书实际是他们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中的一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史实清晰，叙述中肯，资料比较丰富准确，利用了刚刚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首次公布的“文革” 时期经济数据，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总括性研究的空白。针对“文革”时期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该书指出：1、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3、经济效益全面下降。4、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该书也指出了“文革”时期取得的进展：1、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4、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个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结论，与此前许多论著相比更为实事求是，为以后研究“文革”经济的学者们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关的经济行业史中，尤其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相关卷，如经济、财政、工业、农业、商业、外贸、金融等专题卷和各地方卷中，专章分析了该行业、地区“文革”时期的状况，虽然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都比较抽象概括，但毕竟使“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了。比较有深度的卷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该书对1969-1972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评述，认为后果是：1、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2、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效果；3、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不仅没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时期通史体裁的党史、国史、“文革”史中，也相应介绍了“文革”的经济状况，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5]等。但这些书主要是从政治史角度审视“文革”，经济只附带涉及。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文革”发动30周年与结束20周年的1996年为起点，以迎接建国50年的1999年为高潮，对“文革”经济状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开始了观点争鸣。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较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但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校教材性质。它们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或者沿袭成说，或者抽象论述，互相雷同，没有多少创新。也有一部分著作建立在较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性的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仲藜编著《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年出版）等。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文革”经济的专题性著作较少，仅有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出版）、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几部。其中，马泉山的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严谨结论。书中对贯穿“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的评价是：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其效率与效益的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得到补偿。[6]

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1967年到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2、1969年至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3、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4、1975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使“四五”计划得到完成；5、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5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7]。

对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各方面论著都有共识。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这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以及历史教训——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建设》，《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这些损失进行了具体分析：1、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2、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文革” 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以完成，但“三五”计划本来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的较高指标则被大大压缩。3、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4、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水平；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8]

但对这种损失达到的程度，即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评价，各方面论著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以下简称“有所发展论 ”）。除此之外，还有境内外一些舆论，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另外网络上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后两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得不到认同，本文不予评述。

二、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报告为什么要把“崩溃的边缘”界定为1974到1976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四人帮”是在1974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文革”还是肯定的，能否定的只是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以后的那段历史。这个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等被作为“崩溃边缘”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崩溃边缘”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9]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做报告说：“到了 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越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10]这些说法，明显地是前面华国锋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10年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1993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1]

1990年，胡绳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从而为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评价的准则，“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 “文革”本身的错误。

学术界的争论始于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说“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社会生产总值（GDP），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1965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但由于时间所限，会上未能展开讨论。

1997年2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中说：

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认为说“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同年底，陈东林发表《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公开评述。由于发表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并未引起较多关注。1999年5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不仅许多杂志、网站予以转载、摘登，中宣部《社科动态》（1999年12月1日）予以摘报，甚至德国《BERLINER CHINA—HEFTE》、香港《星岛日报》（2001年8月26日）也予以转载。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年至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 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12]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立起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等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197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石油工业1966年到1978年，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

陈文上述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2002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增长速度，但这种速度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它的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13]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研究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1、“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2、“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3、“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4、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主要观点是：1、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2、“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3、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4、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邓的评价。有资料证明，1981 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1992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没有用“经济崩溃” 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 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4]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季度研讨会，题为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中断了三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通知，要求从1970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15]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 ”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 “文革”十年既有欠帐，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 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二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1979－1984连续五年增产，与“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在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上应属于“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10 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经济增长率的1/3—1/4”。因此，他没有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16]

2007年2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17]书中以1976年为座标，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与1949年进行了比较。据了解，这一写法在征求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经该书编写组报中央申明理由后，保持了这一写法。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两个字，和薄一波著作的1967、1968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三、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有些历史学家限于对经济学不够了解的弱点，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限于对政治大环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然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当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是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著作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１０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18]。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即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文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 ”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是颇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如上世纪90年代某些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该效益即低于“文革”时期。[19]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1957—1978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5.4%，低于7.5%——9%的模拟结果。 ”[20]

二、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反而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备战备荒”导致供应政策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1965年的 536斤提高到了1976年的612斤。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3、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笔者期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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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谭宗级 郑谦编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 见阎放鸣：《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完成》，《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

[3]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7] 马洪等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9]《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6页。

[10]《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13] 郭德宏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在日本庆应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的讲稿《中国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概况》。见郭德宏主页http://www.1921.cn/new/zjsq/guodehong/view.asp?id=355。

[14](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出版。

[15]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16]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692页。

[17]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5页。

[18]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

[20]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710页。

hank

     
　　毛泽东26年与改革26年之比较,为何让人吓一跳

　　1949 年前，被八国联军侵略，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凌辱, “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两百多年。千疮百孔，一穷二白(连洋火洋钉洋皂从外国进口)。而且还仍然处在“战争状态”，经历了朝鲜(如援朝中国付出了50亿美元)、越南(如援越抗美200亿美元)、印度、中苏边界大军压境抵御战争及中越西沙海战(曾5次遭核打击威胁)、和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国际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以及国内地富反坏右叛特(国民党反动政府留在大陆上的政治土匪有200万，伪军汉奸陈壁君之流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分子120万。

　　还有众多是如今山西洪洞黑砖窑厂这种老板奴役、伤害包身工化身的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惯盗、盗窃分子)26年的破坏下,人均资产仅10 元, 然而, 毛泽东却依靠自力更生，就以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速度，我国经济与美国相比由49年相差28倍变为1978年的相差5.52倍，事实上49-76年中国GDP从世界第8变成第6，而05年是第7。是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 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66年至76年的文革，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69年年均递增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说“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因此，“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试问，人类历史上和今天有过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奇迹吗：

　　(1) 毛逝世时, 即无内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粮(78至80年让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米),500多万吨棉花, 20多亿美元, 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600吨黄金等,支援国外200多亿美元,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反毛派胡说经济快崩溃了?);

　　(2)遍布全国的无数水利工程;

　　(4)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到65岁，婴儿成活率从20%上升到70%;

　　(5) 建立了数千所大专院校、各类中专基础教育体系(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识字率从20%上升到80%, 新中国的四次扫盲高潮, 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02年我国文盲约8507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文盲总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0%，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 教育投入却排名世界到数第三)，在校学生增长8.4倍，小学在校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1.5亿，入学率达到了97.3%。

　　普通中学在校人数1977年达到了创记录的6780万人，而1977年之后的几年，大量学校关闭，在校规模迅速减少，仅中等学校在校生到1982年已经减少了2000多万);

　　(6)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几个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几个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档雨的外交大树.

　　(7) 毛时代只用十年时间就成功发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如果没有毛、周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已经起步的歼十、大型喷气客机,80年某某一句话被迫下马,天真地幻想和波音公司合作，结果97年放弃了和中国的合作)、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复方蒿甲醚 ”、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蚕式导弹世界闻名、建成下水的高科技“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70年下水的导弹驱逐舰其制海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等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当然，为了工业化，也牺牲了一代人的消费和健康, 但这是为了使后人不再如此受苦啊)，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工业和科技成就超过了中国以往几千年的总和，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26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科技成就更是远远超过改革开放的26年。

　　如78年以来中国培养了3600万人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198万，居世界前列,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但上百万的草包干尽坏事犯进了牢房，上千万没有真才的花瓶下了岗，上千万的得不到尊重学非所用，上千万的学而不用(只会公款吃喝嫖赌玩),只会读死书，除了60年代研制出来的红旗，因而至今中国的大街上竟没有一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悲哀的是却己把中国沦为外国人打工的血汗工厂，更遗憾的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至今中国再没有出现过象以身许国，年龄都只30几岁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桓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催化剂之父闵恩泽、黄土之父刘东生、植物学家吴征镒、数学家华罗庚、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等一大批顶尖级的科学家，至今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几乎仍是毛时代培育研发的。

　　2008年03月01 日全国政协会议广东委员痛陈“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应该彻底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重庆委员提出大胆建议解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49年到65年，中国派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公派留学生就50万，都无一不是学成后归来抱效祖国，改革开放20年公派留学人员40多万，只回了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李国杰院士警告说，现在中国多数技术落后国外两代,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未换来的技术、市场却被占领(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8个重要行业21个被外资控制!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企业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原本是中国大陆农产品的传统优势市场，但现在却正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逐步替;

　　(6)毛时代没有假文凭、学历、干部、警察、军人、外商、成果、广告、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消除了拐卖妇女儿童;

　　(7)公务人员普遍的廉洁奉公，被国际组织评为最廉洁，称强于世界;

　　(8) 毛时代占压倒性优势的浩然正气盈贯国家上下，老百姓扬眉吐气，邪恶奸诈之流惶惶如丧家之犬。毛时代秩序优良, 26年来几乎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被他杀自杀枪决的不到1万人, 文革十年几乎没有刑事案件(文革全国武斗仅死几百人，84年邓qq在全国恶抓了一次文革打砸抢3种人, 查了一年,查来查出, 不僦仅几千人犯了案吗. 而现在一个月被杀死被枪决的人数就相当于毛泽东时代的总和呀,只有今天才算是真正的稀乱呀)。

　　媚外的"精英" (调查显示，六成青年认为国人崇洋媚外八成认为中国非强国)上台26年, 走的是一条与毛泽东"重工业，重技术，重积累，省自已"完全相反的"吃老本，挖墙角，留缺口，重消费，卖将来，坑后代"之路，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地位和尊严、以社会黑暗、政治腐化、文化摧残、基干产业的瓦解、国家的安全度下降为代价换来的。GDP年均仅仅递增所谓的9.6%(人均收入世界倒数),而且由泡沫构成：

　　(1) 信用缺失的低效(中国行政成本全球居冠 1/4财政用于官员消费，06年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7571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

　　(2) 无效益的产出(出口一个10当美元的芭比娃娃，留给国内的利润只有0.3美元，出口一个79美元的MP3，利润只有1.5美元, 大量的海外欠款无法收回,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 和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为出口退税制造假出口;

　　(3) 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四十与人民币贬值(百分之几十) ;

　　(4) 吃尽毛时代留下的水利、农田、港口、基础建设和教育等老本，留下了不小的缺口;

　　(5) 是透支未来，有学者估计全国基层政府的隐性负债数以万亿计,面临破产的危险，每年赤字3000亿;

　　(6) 是随处可见的假冒(70年代一双尼龙袜可穿10年, 现只能穿几个月)伪劣产品水份(每年5%以上儿童受劣质用品侵害);

　　(7) 是卖断将来，出卖赖以生存的农民土地(26年来进入中国市场1.5亿亩土地，市场价折为50万亿, 人平可分3.6万元, 可是，不法官员和地产商、富官从农民手中窃取了)、矿山、工厂(国有资产私吞5万亿)等带动的经济;

　　(8) 是重复统计(房地产进入市场几千元/亩炒到几百万的反复炒卖的暴涨“升值”……)计算而增加的GDP与泡沫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

　　(9) 是杀鸡取卵，每年造成损失达GDP的10%为代价换来的，即森林的滥砍滥伐(《中国时报》报道，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现存荒漠化面积、危害人口、危害程度是最严重的国家)，水利土地资源的滥用，耗尽土地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由近5亩减1.4亩, 不及世界人均耕地1/3)、水资源、植物资源和能源、浪费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日本的1/20，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9倍) 及环境污染(三分之二城市供水不足，我国资源形势有多严峻);

　　(10) 是在西方重工业过剩的前提下的发展，外贸依存度高到惊人，60%出口总额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财富可不是中国人的呀。中国经济就只能徘徊在高对外依存、低附加值的全球产业链之末端，成了依附在美欧列强下的三等大国。是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补贴(摩根士丹利：中国最大风险是美国经济不衰退，要仰人鼻息，从别人的"饭碗"中扒饭吃，而以出卖工农人力，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换来的;

　　(11) 是敲骨吸髓的看病、学费(26年涨千倍)、住房(涨近百倍)、坐车(涨50倍) 带动的消费经济;

　　(12) 是靠巨额的内外债借贷(全国平均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左右的债务)和巨大的西方资金和技术;

　　(13) 低水平重复建设(一年GDP中大约一半是城建, 奢华浪费已达惊人程度，如珠海机场, 在周围已有多个机场的地区内，硬要花几十亿元再挤进去一个机场。十年过去了，这个机场要赔上7000万元)、偷工减料的各种"豆腐渣"工程带来的财富贬值;

　　(14) 官方统计，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5%;

　　(15) 与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

　　(16 )为显示发展速度超过毛时代，工业和科技上不来，没有其他硬本事，只有着手发动全民炒股，玩几乎无效益的股值数字游戏来填补10%的GDP;

　　根据最近世界银行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被高估40%”，如除去30万亿土地值和90---04年占GDP比重30%的股值(几乎无利润)等等，实际上GDP仅递增长7.5%，远远低于毛时代9.8%这个增长实在，质量确保，没有泡沫的发展速度。

　　听从事统计的前辈人说,毛时代的经济增长还有一块从未被计入GDP。例：2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的铁道兵完成，当时仅计入几十亿元，按如今计算需要万亿。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红旗渠，当时林县人只投入了 7000万, 如今，没有几百亿投资是下不来的。

　　还有毛时代没有计算经济成本的上千亿个业务工, 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公路增加了76万公里,相当于几百个三峡水库的农田水利建设几万个水库等都是没计入GDP的，按如今统计方法来计算至少增加了5万亿GDP，那么,毛时代的GDP又要增长几个百分点呀(因此,现在与毛时代统计方法根本没有可比性,如文革乘公共车,当时2分,现1元,增长50倍, 你说经济高速增长50倍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