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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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纠误

发布时间:2014-03-11 11:01
作者:卸甲一书生


据介绍，《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朱旦华访谈录》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社香2002年和2006年多次采访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并整理而成。
笔者曾读过同一作者的《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对朱的生平略有了解，并写过《毛远新，久违的母子亲情》一文，感叹朱旦华与儿子毛远新之间不平常的亲情经历。
此次读了马女士的文章，觉得怎么看待毛泽东的婚姻，是朱旦华自己的事儿，别人无权干涉。但朱接受采访时年事已高，对一些史实并不太清楚，误听误信之处颇多。鉴于她身份特殊，有些说法容易误导读者，还是澄清一下为好。

一、毛泽东是在井冈山上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交往的吗？

《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朱旦华访谈录》（以下简称《朱旦华访谈录》）说：

“我（指朱旦华）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

朱旦华、毛泽民皆非此事当事人。毛泽民当时在上海中共地下印刷厂工作；朱1938年10月才与毛泽民相识，相关情形都是后来听毛说的。
实际上，“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李慎明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一文，引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说：“大革命失败后的湖南省委是几经严酷破坏。
1927年11月，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叛变；1927年12月，新任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余位地方领导人被捕，先后就义。
1928年1月，湘鄂赣边特委成立，郭亮任书记，3月又被叛徒苏先骏告密，在长沙被捕牺牲。
同月，中共安源市委交通员邓贞谦牺牲，市委工作中断。但据《毛泽东传》记载，从1928年3月起，湖南党组织一直在不断派人上山。
3月，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山上；
5月，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多次来山上“巡视”，
6月底，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也上了井冈山。
如果说这期间湖南党组织与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切断，这么多党的干部是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山上，并与毛泽东联系上的？

其实，仅就毛、杨的联系而言，“秘密交通”被切断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毛泽东从山上写给杨开慧的第一封信就是通过民国政府邮政系统递送的，杨于10月20日左右收到此信（杨的遗书有非常清楚的记载）时，正是大革命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毛泽民本人尤其不该拿“秘密交通线被切断”之类的无稽之谈说事。

因为毛泽东上山后，他一直从上海给嫂子寄钱，资助独自拉扯3个孩子的杨开慧。毛泽民是通过秘密交通与杨联系的吗？显然不是。
一个有力的反证是，杨在毛离家后，一直想与湖南省委联系，却直至1930年10月被捕，始终未能如愿。
假如毛泽民从上海送钱来，哪怕有一次是通过秘密交通送来的，组织关系马上就恢复了。
杨被捕前一直住在板仓老宅，通信地址也从未变更过。毛泽东、毛泽民二人想与她联系并不困难。
问题是，毛泽东自寄出第一封信后，再未写第二封；毛泽民在上海地下印刷厂被破坏后，转移到天津，也主动切断了与嫂子的联系。

朱旦华说“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其实这是一个为毛在杨开慧活着的时候便与贺子贞结婚一事开脱并流传甚广的说法。
毛、贺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在一起的？
《毛泽东传》说，1928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永新西乡的塘边村结婚。在此前后，毛三次到过这里，前后住了40多天，领导分田。
“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村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仰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第179页）。
井冈山地区普遍开展“分田”，是在1928年5月至7月。3月中旬和4月上旬还只是在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搞“试点”。
6月15日，湖南省委代表杜经修在报告中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完了，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可见永新并非“分田”最早、最得力的县份。
就算毛从5月1日开始3次到塘边村，住了40多天，加上间隔时间，怎么也得有两个多月的光景，时光就到了7月份，这与袁文才嫡孙袁建芳在《我的爷爷袁文才》一书中认为毛、贺结婚是在1928年5月；《毛泽东年谱》将结婚时间系于1928年6月下旬都不相符。
研究贺子珍的专家学者们则认为，其实毛泽东与贺子珍早在茅坪就很熟悉了，而不是晚至1928年5月在塘边村。
1927年11月7日，毛在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后，调贺子珍到“前委”当秘书（参见石永言《毛泽东与贺子珍》，第48页；邝工《毛泽东贺子珍在井冈山》，第127页），实际上是把贺留在身边。

井冈山在毛、贺结婚前已得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消息，这个说法在中共内部流传多年，周恩来等人都在极力维护此说，却苦于拿不出任何证据来。
直到2011年10月，一位名叫刘晓农的学者在茅坪登门拜访了85岁的谢美华。谢说自己有个姑父吴福寿，曾经开过小铺兼银匠店，1928年1月下旬毛曾派吴去长沙打探杨开慧的消息，吴回来告诉毛，“你们恐怕很难相见了”（《揭开“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的历史谜团》。
一些人得知这个明显不靠谱的故事后如获珍宝，力证其真。
笔者在《毛泽东的感情婚姻生活》一文中已证明它根本不可信，理由不再重复。
朱旦华说“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这话人云亦云多年。
但在那个吴福寿故事于2011年冒出来之前，毛究竟多少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派的又是谁，却举不出一个例子来。
杨一直住在板仓老宅，从未离开；毛刚上山时还给杨写过一封信，也收到了，怎么这时就联系不上呢？
朱旦华又说，贺子珍和毛1928年初夏结婚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这是误记。
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军阀何键杀人如麻，许多共产党人都死在他的屠刀下。朱德妻子伍若兰1929年为掩护朱德被捕，遭杀害，湖南的《国民日报》刊登了消息和照片，连住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都看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第189页）。
杨开慧1930年10月被害也登了报纸。但在毛、贺结婚时，别说“长沙报纸”，任何报纸都没有刊登过杨开慧牺牲的消息。

二、贺子珍的“就此分手”回信和“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的抱怨，到底信哪个？

在《朱旦华访谈录》中，被采访者提到：

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也对我说过，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主席带口信和打电报；二是走到兰州，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到苏联后，主席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贺子珍还说过，这封信是主席写在手帕上的，是主席自己用过的手帕。

说贺子珍从苏联给毛回信“就此分手”，笔者猜想这可能是一些人说毛与贺已经离婚的原因。朱旦华说“那时候，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正式结婚证，一段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段婚姻，都是合法，也是合情的”，也确为过来人的知情之谈。“就此分手”算不算两个人婚姻感情最终结束的书面协议？笔者以为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算的。

可朱又说贺在江西疗养时，跟她说过：“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
对于“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前面已做过分析。所谓当时井冈山上关于杨开慧已死“已成定论”的说法，连《毛泽东传》都没有采用，而是说毛告诉了贺自己在湖南的妻儿情况，只是说“现在杳无音讯”（第179页）。
毛与贺1928年初夏结婚，杨开慧1930年10月被捕遇害，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贺此时坚持她是在杨已死的情况下与毛结婚的，又说“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显然思维上出了问题。
贺留在异国他乡数年不归，又写了“就此分手”的回信，表现出结束这段婚姻的绝决态度。
朱说“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他们十年夫妻感情不错，贺子珍才有一种潜意识，只要她活着，主席就会等她”。
贺可能会这样想，其他哪个正常人会这样想？
值得一提的是，贺是什么时候精神开始不正常的？笔者判断可能是她第6个孩子夭折之后。
现在国内著述多说贺在卫国战争期间转移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保育院，因得罪了院长而被送入疯人院（精神病院）。根据的都是贺本人的一面之词。
事实上她那时的精神疾病确实很严重，有病治病，怪罪一位苏联院长不厚道。1959年毛在庐山与贺重叙后也说她“脑子坏了”，这个判断并不错。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更愿意相信“就此分手”的回信实际上结束了这段婚姻。

三、毛泽东是什么时间开始与江青正式交往的？

《朱旦华访谈录》说：

马社香：也就是说，毛主席是在收到贺子珍这封回信后，才开始与江青正式交往。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那么如何评价毛主席与江青的婚姻?

朱旦华：1938年秋，主席和江青结婚，此时距贺子珍离开延安已一年多了。
马女士这段采访有诱导之嫌。贺确有“就此分手”的回信，但这封信是什么时间写的，又是什么时间送到毛手上的？都没有记载。
马女士一开始就确认毛是收到贺这封回信后，“才开始与江青正式交往”，预下结论，没有任何依据。
马女士所说的江青唱完戏、毛去慰问这一幕，当时看到的不只赵登本一人。
据翟林椿回忆：延安为纪念抗日一周年，举行了文艺演出，演出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
江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一致好评。毛泽东等中央一干领导，也都在场观看。
“演出结束，江青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在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卸装。”翟林椿说：“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两人在大庭广众之间的表现能否说明有无“亲密关系”？笔者认为不能。
作为警卫连战士的赵登本和工作人员的翟林椿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笔者多年来见过同事、同学、朋友中很多对恋人，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在关系相当成熟后，才公开“亲密关系”。
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是在1938年7月7日，如果那时两人尚不太熟识，就算从此江与毛开始实际交往，也只有3、4个周末的接触机会（鲁艺离毛的住处较远，平日来往不便），而8月份江青就调到中央军委当秘书，开始与毛共同生活，二人感情升温如此之快，恐怕连当今社会上的“闪婚”一族也是自叹弗如。

事实真相是，江青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便开始与毛交往。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她调去当戏剧教师，在此期间已与毛同居。
朱鸿召《新婚后的幸福生活不修边幅的毛泽东为江青改变》（摘自《史客1202?两情》）说，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过来，周一早上回去。
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

朱旦华说1938年秋毛和江青结婚，这也是目前党史学界的普遍说法。

但笔者并不赞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三次婚姻中，没有一次举办过什么正式仪式。
据说1920年在长沙，毛、杨只是与两三个朋友花几块钱吃了顿简单的饭，与平日“打平火”无异。
1928年在塘边村，也没有听说毛、贺有过什么仪式。据说袁文才、王佐张罗在象山庵请人聚了聚，吃了一顿饭（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82页）。那是事后补办且由别人张罗的。
1938年11月份请客，同样属于贺龙的玩笑激出来的事后补请。按毛本人的想法，他与人同居就算结婚了，无需举行仪式或请吃饭让别人证明这一事实。

朱旦华强调毛、江结婚时，“此时距贺子珍离开延安已一年多了”。其实无此必要。既然贺已经回信“就此分手”，毛愿意与谁结婚都可以。
当时党内反对毛、江结婚，主要是怕政治上影响不好。但说句开玩笑的话，如果贺子珍从1927年冬天就与毛结合，江青1938年到鲁艺后就开始与毛同居确为事实，在毛泽东时代可是要被抓起来的，因为当时有个罪名叫“非法同居”。

四、江青的资产阶级作风只是因病怕风，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那么简单吗？

《朱旦华回忆录》引述朱本人的话说：

江青自生下女儿李讷之后，患上严重的妇科病，曾多次到苏联治病包括妇科化疗。
1951年10月我去主席家，江青已是第二次从苏联治病回来。后来又去了两次，反复医治，效果都不大。那时候化疗没有现在先进，患者很痛苦，后遗症也大。
1959年在庐山，江青曾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废人，怕风，一吹就病。一动满身虚汗，上个山差点休克了。医生嘱咐我要稍微活动，不能着凉，不能被风吹着，不能穿湿衣服。我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谁也想不到我有病，还以为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

朱在这里所述为江青本人的辩解。事实上问题远比这严重得多。

笔者在《1949—1976，“第一夫人”江青的日常生活》中曾描写了她在“文革”前生活的几个特点，诸如模仿外国电影中贵妇起床仆人要趋前问好，要在床上吃早餐等情调；
与毛泽东分餐，特设自己的专用厨师（其他中央领导人家中无此例）；
上海等地为她个人修建专用别墅或对住所进行特别装修；
享受远远超过其他中央领导夫人的医疗保健待遇，多次专程赴苏联治病疗养；
一年四季动用国家交通工具和疗养资源，到外地休养，等等。
如果单单引述江青的辩解，可能会觉得她挺冤枉的，加上上述说明，才能全面了解1949—1966年间“第一夫人”的日常生活。

五、毛泽东为江青所拍照片题诗体现了两人在摄影艺术上的志趣相投吗？

《朱旦华回忆录》引述朱本人的话说：

主席对江青的爱意，更多的体现在某些志趣相投。他俩在京戏方面都有较高的素养，人人皆知。他们之间也有诗画唱和，我说的画主要指江青的摄影作品。
主席对江青认真学摄影一直比较支持。上世纪50年代亲自请石少华做江青的摄影老师，主席特地邀请石少华到家里做客，郑重拜托。
听说江青早年在上海就喜欢摄影，但摄影艺术的提高都是解放后的事了。

首先纠正这段文字的一个错误，江青拜师学摄影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毛泽东特意为她请了在摄影界享有盛名的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老师。
所以毛泽东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为女民兵题照”，所看的都还是她处于业余爱好者阶段的作品。
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说：“那时的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德国老牌产品，镜头的清晰度极高，可是全部靠手动操纵，没有一点‘傻瓜’可言。一个初学摄影者想轻而易举抢拍一张照片，谈何容易。
江青的照相机也是那个时代的产品，外表比较陈旧，镜头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江青那时的摄影技术远远没有达到准确掌握百分之一秒瞬间的水平，对选景也欠整体审美构思，拍摄时需要主席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她选景，对焦距，然后由她按动快门。”
至于说江青“能够深入生活”，这本是每个摄影者都应努力去做的。无奈江青做不到。
杜修贤说：“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儿又有人又有景，是一处出照片的地方。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随同的警卫领导不敢让江青四处走动，万一保卫安全出了问题，谁交得了差？
江青毕竟是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这时也拗不过警卫领导的劝阻，身不由己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到人民大会堂的楼顶，从远处拍摄天安门广场。
后来江青又连续几次去大会堂的楼顶拍摄，每次拍摄，都有进步。江青拍摄的兴趣越来越大，病体也不治而愈。
她觉得北京太小，希望到各处拍拍。对于学生的好学，老师当然赞同，鼓励她多拍。
江青的摄影给警卫局的警卫工作带来了麻烦。‘解铃还需系铃人’，办公厅的领导求援似地请石少华不要给江青再出‘深入生活’的题目了，不然无法招架江青一会东一会西的‘深入生活’。江青一动，警卫局上下都紧张，生怕有个闪失。”（《中南海摄影师亲历：江青的红都女皇梦》）
所以毛泽东为之题照的女民兵，就是中南海的机要员；另一幅颇有名气的《月夜哨兵》拍的则是江青住地的警卫战士。
说毛泽东与江青在艺术上志趣相投，举京戏的例子可以，但恐怕不能说二人在摄影艺术上也志趣相投。
因为毛、江在延安时，江还没有条件展示她在这方面的才能；毛为她的照片题诗时，她还仅是个没入门的业余爱好者；等到她真正在摄影上有了一定造诣时，毛反而再也没有题过词。可见为照片题词与摄影艺术扯不上多少关系。

朱旦华说：

主席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
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又说：

我认为毛主席“是一位对婚姻家庭比较严肃的丈夫”。

这反映了朱旦华老人对毛泽东婚姻感情生活的看法。当然，了解事实真相后，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看法。

http://m.creaders.net/bbs/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014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