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关于文革初期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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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毛的“引蛇出洞”

来源: 法广
作者: 赵越胜


问：在毛主持的“五一六通知”中，已经暗示他的斗争目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刘少奇却仍然主持文革开始阶段的日常工作。这不是有点矛盾吗？答：从66年彭真主持起草二月提纲到毛亲自主持起草五一六通知这段时间，是文革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系统，也就是所谓一线，是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机器，还完全不明白毛的文革究竟要干什么和怎么干。而毛心里早已决定要把这个一线连锅端。因为他认定这个一线从思想到组织都和他不一条心。而且以毛的猜忌心和被迫害妄想症，他认定这个党政系统要夺他的权。而权是毛的“命根子”。我们不要忘记，毛早就告诉世人，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秦始皇是法家权谋大师韩非子的崇拜者，他曾读韩非子《孤愤》、《五蠹》之文，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韩非的学说正是教君主如何牢牢掌握权柄。所谓“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所谓“明君贵独道之容”。这一套毛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讲述中看毛是怎样把这个一线党政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2月8日，彭真带着起草好的“二月提纲”亲飞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看了文本，一点没表示反对。因为“二月提纲”是要依照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的传统套路来搞文革，还是强调批判斗争、讲究政策，尤其是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问题区分开，而毛恰恰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挂在一起。可毛当场对彭真说：“吴晗不罢官了，照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我们知道，这个“放”是反右时的用语，毛用这个字彭真一定会认为还会像反右一样搞。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让彭真吃了定心丸。2月12日他把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全党“照此执行”。可他完全不知道，就在同一天，毛对他信任的人透露，要彻底批判“二月提纲”，彭真要下台。

问：毛真可谓是老谋深算啊。

答：没错。在党内权力斗争中，他和那些一线人物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彭真以为他明白了毛如何搞文革的问题，所以他立即向上海打招呼，说“二月提纲”常委讨论过了，毛主席同意了，今后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但是彭真吃亏在于他在明处，毛在暗处。他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在1965年初亲自安排的。这件事的执行人是他最信任的江青。

我们看看江青是怎样讲这件事的：“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毛明知彭真的态度，却故意让彭真来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他在小组里放上康生做眼线，彭真前台活动，他在背后观察。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目的很清楚，引蛇出洞。

问：那彭真的这个“二月提纲”和毛的“五一六通知”的要害区别是什么呢？

答：“二月提纲”中最重要的提法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不能上纲上线，随意政治化。不能像学阀一样以势压人”。说实话，这些提法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开明的提法了。想想反右时他们对知识分子，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据此推断，彭真他们这些一线干部感觉到一种威胁，今日批吴晗，明日不知批谁。唇亡齿寒，所以才会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但他们对毛的心思的估计仍是太天真了。3月11日，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探军情。杨问学阀是指什么人，有没有具体对象。彭真气焰万丈地回答：“没有具体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张春桥知道后立刻断定：“二月提纲”的矛头指向姚文元，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他后来进一步明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这个判断肯定是毛对“二月提纲”的判断。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问：照这个理论，实际上根本取消了真理。否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真理的标准成为了任意的。

答：对。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谬误流传，真假不分，胡邓赵要推动改革、否定文革，先要讨论的问题是真理标准问题。毛通过让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摸清了底细，立即着手“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开始把他对文化革命的想法一点点抛出来。彭真虽然赶紧作检讨，但已成死老虎，毛随时可以收拾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江青向毛告彭真的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立即为她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文化革命的夫妻店性质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所谓共产党政治局就像一个黑帮团伙。

彭真急忙回北京组织批判三家村，自己还写了一篇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式的编者按。但新华社却通知全国各报刊一律不许转载。而在毛的亲自指导下，“五一六通知”正在紧张准备。彭真被叫到杭州开会。他知道大事不妙，想和毛谈话，毛根本不理他。

问：这就是说在这次杭州会议上，彭真就被打倒了？！

答：对。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共指定宋任穷、李雪峰护送彭真回京，就此失去了自由。但是彭真还不是毛的真正要打倒的敌手。毛后来对康生说：“彭真这种人肚子里没什么东西，一攻，他的章法就乱了，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拨倒。你告诉上海的同志，不必要无穷忧虑。这种人用小指头一拨就可以拨倒”。还引用唐人贾岛诗句：“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表示自己整人势如破竹的愉快心情。但是他心里要谋划的下一步是刘少奇。彭真是刘少奇的得意干将，收拾了他就是折了刘的手臂。他对刘少奇的定性在“五一六通知”中全部写明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毛已经筹划好怎样一步步把刘引入他挖好的陷阱。

201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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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用工作组问题摧垮刘少奇的党政系统

来源: 法广
作者: 赵越胜

代替《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已经点明了毛的主要目标。人们通常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的进军号，这是有道理的。而且毛亲笔在这个通知中加上了一段话，已经指明那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正在培养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问：上一次我们讲到毛利用《二月提纲》发难，把彭真拉下了马。现在我们知道，彭真远不是他的主要目标。请你再分析一下毛是如何实现他的主要目的的。

答：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小插曲。毛曾请陶铸和他夫人曾志吃饭。席间大谈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两人出来后猜毛这是指谁说的，心里有点猜测是指刘少奇，却又马上否定，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呢？我想可能和高岗事件有关。当时，我们可以断定，毛授意高岗整刘少奇，甚至让高岗去查敌伪档案，搜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可最后翻手打倒的是高岗。所以共产党高层的人都有个忌讳。不过我们可以断定，毛对刘一直不放心，所谓让他当接班人也是欲擒故纵之计。现在看刘少奇坐大，手里有整套的党政系统，毛断定自己大权旁落，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次一定要打倒刘，可刘是国家主席，多年经营，盘根错节，要打倒他就意味着要让全套党政系统瘫痪，另用一批人掌权。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一定难度，难在要找到一种力量，它能避开旧有的党政系统，独为毛所用。毛成立中央文革小组，这里完全是他的力量，可以在上层呼风唤雨，但还要有社会力量与之配合。他从聂元梓的大字报中看到这个力量，因为聂元梓大字报的核心就是号召踢开旧有党政系统，“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来闹革命，这正合毛的心思，一定要让中国天下大乱，在大乱中他才能重新独掌大权。

问：所以他立即下令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聂的大字报，还说这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答：一点不错，只是他把巴黎公社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了歹托邦（Dystopia）的现实。这个词是乌托邦的反义词，意为人间地狱。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先生将它译为歹托邦，真是妙译，既谐音又达意。这张大字报一播，立即天下大乱。各大专院校，甚至党政机关都纷纷造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正如毛所愿，党政系统开始瘫痪。我们要知道，《五一六通知》一发，毛就离京去杭州了。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放了火，人一走，留你们救火，我在远处看着你们救火时会出的错，再揪住倒打一耙。而这次他一走，把留京处理文革的事交给了刘少奇。这实际上把准备吊死刘少奇的绳子交到他手上，让他自己打结套圈。果然，在京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线老班底没新招，面对乱局，又使用共产党搞运动的老法子，派工作组上前线。但这次情况险恶，他们几乎事事请示毛。5月30日，留京的刘、邓、周联名致信毛，请示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领导运动。毛批示“同意这样做”。新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北大，新华社要发消息，电稿也是请示毛，毛也同意。几次试探，看毛无异议，就开始大派工作组来领导文革。但刘邓周对毛的态度还是吃不准，六月九日一起飞杭州，想向毛当面讨个说法。可在会议期间，毛只是云山雾罩地大谈历史，对具体问题不置可否。刘少奇抓个空问毛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的回答是“可以派也可以不派”。大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说先不回，文革的事你们相机处理吧。这话看似给了在京一线的这些人授权，其实为将来翻脸不认账打了伏笔。

问：所以这些人从杭州回京后立即全面大派工作组。

答：这正是毛的用意。他知道只要有工作组面临一线，势必和造反心切的学生发生冲突，战线会在冲突中明朗化。他就会知道自己的基本力量是谁，而中央一线维持工作的刘邓则非犯错误不可。这是典型的“诱人作案”手法。果然，各地、各学校、各单位在工作组问题上立即分成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典型的是北大“六一八事件”，那天上午九点，北大一批积极造反的学生在三十八楼前设了打鬼台，随意揪人上台批斗、戴高帽，脸上涂墨汁，身上贴大字报，揪头发，逼人下跪，动手打人，拉人游街，场面惨不忍睹。那天的这群歹徒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精心培养的“共产主义新人”。驻北大的工作组面对这乱象当然不能放手不管。结果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做了广播讲话，提出要重建秩序，建立纠察队，清查胡乱揪人、斗人、打人的这些人。这显然不是毛心里所想的那种“革命”，也就是说，没乱起来。可刘少奇却对北大工作组的作法相当满意，他下令把关于此次事件的9号简报转发全国。更愚蠢的是，他还派他老婆王光美去清华，做工作组的顾问，自己往枪口上撞。这一个多月，形成一个以刘邓为首的党政系统试图用工作组来规范引导文化大革命，而激进的造反派要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冲突局面。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卫兵出现了。

问：请你介绍一下红卫兵出现的历史好吗？

答：红卫兵诞生的具体时间是年5月29日，当时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在圆明园遗址聚会，讨论文革形势。这些年轻人都是一腔热血忠于毛的狂热分子，他们对本校的运动进展不满意，所以要自己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干革命。他们给这个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个名字是张承志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结果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给毛写信，指出学校领导的二十条错误。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慷慨激昂的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我摘引的这段话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当时被毛煽动起来的这些喝了一辈子狼奶的青年人的心声。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一张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片文章深得毛的精神之三昧。它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其中有一句话和毛不谋而合，他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毛则随后就称赞这些红卫兵是“孙悟空”。毛一下子抓住了这些热血青年，他知道这些天不怕地不怕又愚蠢的青年人是他打碎刘少奇党政系统的杀手锏和基本力量。不过别忘了，他也只是把这帮傻孩子当工具，用完就扔了，但今天就不谈了。

问：毛是7月18日回到北京，他似乎回到北京很不高兴，嫌北京冷冷清清。

答：当然，他手里掌握了红卫兵这个秘密武器，但他们还被工作组压着。于是毛开始动作。他先讲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暗指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人是北洋军阀。又讲，让学生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搞运动，又特别指出，照原来那样搞，搞不出名堂。他心里想的是，工作组仍在刘少奇的党政系统内，这样搞，动不了刘少奇的筋骨。他又几次严厉批工作组是捣乱、起坏作用。这时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推波助澜，坐实了刘邓派工作组是为了对抗毛的革命路线的罪名。刘邓只能连连检讨，终于在7月28日宣布撤销工作组。实际上这等于承认这场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犯了错误。刘少奇无奈地说：“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知道”。甚至话里有话地说：“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毛趁刘少奇还没缓过神来，立即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上毛亮了他的底牌，他痛斥工作组干尽坏事。刘少奇赶紧检讨，承担责任，毛不依不饶，说“你在北京专政得好啊！讲客气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刘少奇还嘴硬，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毛甚至当着刘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问：就在当时，毛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命令。

答：对。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8月6日，让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回京参加会议。刘少奇的命运彻底改变。毛用工作组问题摧垮了刘少奇的党政系统，从那时起全国掀起一片血雨腥风，国家民族陷入了空前大灾难。

20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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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

来源: 法广
作者: 赵越胜


彭德怀最精彩的活动，是庐山会议仗义执言，给毛提意见，写万言书。其实，在彭写万言书给毛之前，他已经公开发表了许多意见，完全没有想到这些话都批了毛的逆鳞。后来彭给毛的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全部恶化，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人类惨剧。毛对彭的忌惮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彭是军队中人，第二号元帅。因为朱德不问世事，彭实际上是军队中掌实权的人。

问：不久前大陆上演连续剧《彭德怀元帅》。官媒大肆捧场，认为又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号召青年人向彭学习。你今天的题目和这场戏有关吗？

答：有关又没关。说有关，我们都在谈彭德怀。说无关，大陆的这个彭德怀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可以说，彭德怀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它竟然一字不提。而偏偏是中共当局正在大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中共自身。在历史研究方面，中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话的。从披露的材料看，这部戏共拍了四十六集，可放映时只剩三十六集，到1956年彭访问苏归来就停了。可我们知道，彭德怀最精彩的活动，是庐山会议仗义执言，给毛提意见，写万言书。其实，在彭写万言书给毛之前，他已经公开发表了许多意见，完全没有想到这些话都批了毛的逆鳞。比如他说：“‘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要找经验教训，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同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浪费很大，很多省都给主席修别墅”。你听这些话，马上就有人告密了。毛心里已结了大疙瘩。再看你又有万言书，这不明摆着要造反吗？彭德怀当时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他还把毛当作一块打天下时的平等哥们儿。据说共产党得天下后，长时间他还叫人家“老毛”，二是毛岸英在他当司令的志愿军里死了。他对此没有深刻认识，那是断了毛的龙脉。他确实头脑太简单了，也真拿共产党口头上最爱讲的那些原则当了真。他居然真不明白毛是实实在在要当朱元璋的。

问：这么重要的历史，为什么这部写彭德怀的戏居然不提呢？

答：现在中共有个很危险的倾向，凡是历史中牵涉到共产党、毛泽东不光彩的东西，一律不许提。这比八十年代要退步太多。可共产党历史上不光彩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今后只能靠造假来谈历史了。也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对历史的深入反思了。你看现在中共治国的基本路数，外交上回到五十年代，拼命亲苏反美，经济上回到六十年代大抓国营企业，强调党对企业的领导，国进民退，宣传上加强控制，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炎黄春秋》的下场就是逻辑上的必然了。幸亏他们暂时还不能控制全世界，我们要抓紧时间多讲点真历史。

问：那就请你讲一讲毛后来是怎样对待彭德怀的。

答：首先我们要记住，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已是死老虎了。但彭给毛的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全部恶化，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人类惨剧。毛对彭的忌惮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彭是军队中人，第二号元帅。因为朱德不问世事，彭实际上是军队中掌实权的人。上次我们谈到毛对赫鲁晓夫的愤恨，但别忘了，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中有个最有力的帮手朱可夫。毛后来露过口风，他是把彭德怀当作朱可夫的。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在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也被他找到了，就是刘少奇。所以我们要好好体会《五一六通知》中那些提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混进党、军队、政府里的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下台后，是林彪主管军队，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是毛整彭的帮手，所以毛用退居二线的方法，让刘管事儿，实际上暗中观察。刘一朝大权在握，便真着手解决毛造成的灾难。这时，他发现彭德怀当年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你知道，在共产党里是完全不能讲良心的。刘明知彭是对的，但在七千人大会上仍然说彭德怀是不能平反的。更可恶的是，他说彭不能平反的原因是彭“里通外国”。他说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信，即使说得不对，也不能算错误。但彭和国外有联系。这就纯属污蔑了。彭知道刘的这个说法，气得要死。但彭也想不到，刘的下场和他一样惨。

问：看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就在暗中布局，想办法解决“身边的赫鲁晓夫”了。

答：对，这一点毛后来对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说了。他说，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就觉得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夺走了。这一段毛的心思用在和刘少奇斗上。但他忘不了彭德怀，61年底，彭回了一趟老家湖南，再一次看到农村的凋敝，回来写了九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全部上交。毛知道彭的脾气，所以判定彭是一点不认错，将来要翻庐山会议的案。64年，康生提到《海瑞罢官》这个戏，在毛耳边说，这个戏的要害是“罢官”，提醒了毛，所以他说“57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把海瑞戏和彭德怀连上了，也就把刘少奇的班底和彭德怀连上了。毛所以之要从批《海瑞罢官》入手来点燃文革之火，因为这出戏背后，有两个主角，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毛的棋局布局上，必需将刘和彭分隔开，也就是吸取苏共的经验教训，让中国的赫鲁晓夫身旁没有中国的朱可夫做帮手。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刘彭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他们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对毛动手。但对毛这样一个独裁者来说，权力本身就是危险，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问：为什么文革前，毛突然要让彭去大西南工作，彭已经赋闲6-7年了。

答：我想我上面的分析应该能理出一条逻辑线索。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

问：看毛当着彭德怀、刘少奇他们讲的这些话，真会以为他们是志同道合得革命战友呢。

答：可是，你要知道毛在他们身后正在下什么棋呢。这次谈话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登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毛精心准备的一块问路石，在65年初，毛就安排江青去上海悄悄准备了。他已经准备好借批吴晗的戏，点出“罢官”问题，彭德怀实际上是毛准备好的文革祭旗的猎物。中南海的一出温情戏一石两鸟，既让彭德怀离京，去掉了他假想的心腹之患，又把刘少奇和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拴在了一条线上。彭德怀到了四川，读到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悲愤地说：“早知道我的事没完，这无非就是再一次把我搞臭”。但他万万想不到，毛是要让彭死在“革命小将之手”。66年12月13日，毛宴请彭一年二个月后，江青对北京地院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让他在大山里养神”。她又看了在场的林彪一眼说：“彭去西南前，刘少奇对他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由你来当国防部长”。刘少奇一定没说过这话，这话只能是毛把他的担心告诉了他最亲爱的人。江青这番话，证实了毛为了战胜他的假想敌，演了一出戏。

20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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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刘少奇命运的一棵稻草

来源: 法广
作者: 赵越胜


问：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毛对刘少奇下狠手，开始于66年底。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关节点，请你给我们的听友网友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首先，我们应该记住，文革是毛处心积虑、孤注一掷的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毛这个人的性格有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他是一个心机极深的权谋大师。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有两三步后手。第二，他要动手从来是不达目的绝不收手。林彪对此点极有体会，他说毛要整人，一定要整到底。第三，毛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人，多少年前你得罪过他，几十年后他也要报复。第四，他是完全没有道德感的人，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他可以演极好的戏，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说过的话不认账。在他整刘少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格心理特征得到了充分表现。

问：众所周知，刘少奇一直是共产党内定的毛的接班人，毛甚至还向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成功掩护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于世的盟军杰出将领亲口说过。

答：对，但依毛的心理，他绝不会信任任何人。我甚至认为他在五十年代末所谓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在59年当了国家主席，都是他以退为进、老谋深算的设计。只有躲在暗处，看刘如何治理国家，才能断定刘到底是不是忠于他。这就是韩非子说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虚而待之，彼自以之”。毛对这套玩弄权术的要诀的把握是炉火纯青的。果然在62年，他就看出苗头了。那就是七千人大会。在这个会上，以刘少奇为首的政府官员对毛搞的大跃进三面红旗这套东西不满，原因很简单，饿死了几千万人哪！61年刘少奇亲自回乡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结果七千人大会无形中有一股指向毛的怨气。逼得毛不得不作了几句不关痛痒的检讨。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看明白了刘和他不一条心，对他的政治路线表面拥护实际上悄悄打了折扣，甚至想做些改变。

问：这么一说，要拿下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就成定局了？

答：是的，这点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中都明明白白地说了。67年刘少奇垮台已成定局后，毛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说：“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了高位，要推翻我们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刘少奇一伙人要夺我毛泽东的权了”。而你知道毛是嗜权如命的人。江青在文革中更几次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

问：但是，从中共党史看，毛掌握中共的绝对权力，刘少奇是出了大力的。

答：对，所以后来中南海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时，他大喊“毛泽东思想就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在延安时，毛和王明正斗得你死我活，刘少奇坚定地站在毛一边，猛烈攻击王明，甚至说他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毛对刘极为欣赏，当时让他兼任了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大局的书记。刘投桃报李，把毛捧上了天。而且正是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讨论的所有事情，只有毛有最后决定权。这等于让毛有了一票否决权。据说后来毛知道刘少奇已死，恶狠狠地撂了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这倒是句实话。刘少奇万万想不到在他把毛捧上天的同时，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下地狱之路。

问：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简直是又残酷又无规则可言。

答：这就是列宁式政党的天生痼疾。我今天要讲一个小插曲，这事虽小，却是毛整刘时的一个关键。我先给你念一段：“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你听这些话，有什么感觉？

问：感觉像在影射攻击毛呗，因为只有毛才是中共的马克思、列宁啊，是不是？

答：确实如此，我当年读这话也有这种联想，但错了。这是1938年刘少奇所做的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话，文革中称这书为“黑修养”，而且这话是当时为了帮助毛而针对王明所发。因为那会儿，王明从苏联回来号称带来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当时对这部书很是欣赏，说了不少好话。1962年9月9日，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在上海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周先生是中国老一辈学人中专攻西方伦理学的，曾任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伦理学协会主席。他的这篇文章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周先生从纯学术的角度讲古希腊伦理学，讲梭伦变法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谁知文章见报六天之后，毛泽东读了周先生的文章，更调诡的是，他立即把这篇文章批转给刘少奇看，毛泽东的批示说：“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问：毛为什么让刘少奇读周辅成先生的文章呢？他若不是有什么特殊用意，毛不大会关心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伦理学。

答：没错，我们只要把毛作批示前后的几件事联系起来看，大致能有个推断。七千人大会在62年2月7日闭幕，随后又有西楼会议，刘少奇真有点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开始全面调动自己的人马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就在西楼会议，他说自己是“非常大总统”。毛这时已经南下，一走一个半月，但这些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若以玩弄权术而论，毛刘实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刘少奇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精心修改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8月1日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刊登。刚才我给你念的话竟然一字不改，照登。这不是找死吗？因为现在毛再读这话可就句句戳心窝了。而且，刘这本书广泛发行，党员干部人手一册，那会儿林彪还没弄出小红书来，毛的著作也没这么大规模发行过。而刘的这本书是讲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明显属于伦理学范畴。我猜，毛这会儿最关注的就是讲道德的文章，周先生的文章这才入了他的法眼。还应该注意一个事实，毛让刘少奇读周先生的文章之后不到十天，他在和熊向晖谈话时忍不住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而且你要仔细体会毛的批语，他强调的是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特别指明“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这说明毛已经把他和刘划在不同的阶级阵营里了。

问：这些事件确实让人想到早在1962年毛就下了整刘的决心，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真有可能是压垮刘少奇的那根稻草。

答：没错。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王力戚本禹的两篇文章，批判刘少奇。其中王力那篇专批《修养》，毛泽东亲笔写到：“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这段话才是毛当年把周辅成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的真实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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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为什么不救李达？

来源: 法广
作者: 赵越胜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与李达见面，右一为王任重。

李达把毛引进共产党，又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社会主义信仰，但毛被捧上神坛后，他批评毛“头脑发热”。毛不能容他，在他向毛求救时，毛袖手不管，至李达惨死。

问：上次节目中，你讲了毛在文革中保护了章士钊的情况。你还提到，有人与毛的关系更密切，毛却一样整。我想你说的这个人是李达。请你给听众们详细谈谈。

答：好，只是这又是一段让人痛心、不堪回首的历史。李达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官职不大。但是他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把毛带进共产党，并且系统地启蒙了毛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更准确地说，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毛在延安时对斯诺说，他20年夏天时，因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现经专家考证，这个记忆不对。因为这三本书出版于20年底和21年，毛不可能在20年初读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主要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文字，那时他正处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而李达却早在1913年就去日本留学，而且学的是采矿实业，这和毛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缺陷相比，知识结构更倾向清晰、准确、实在。这绝非无足轻重，后来他和毛的分歧，知识结构的不同起了很大作用。1917年他第二次赴日，弃理从文，在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门下，系统攻读马克思著作，包括毛一辈子也没通读过的《资本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李达是最全面深入系统的。

问：河上肇可是大权威。李达是他的学生，这对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答：不仅是从理论上引进共产主义，还要从组织上建立共产党。李达20年回国，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起商量成立共产党的事，后来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党筹备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创立刊物《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领导人。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共的专家把中共成立的时间定为1920年11月，国内也有专家同意这个事实。但中共不承认，原因在于，20年成立共产党时，毛未参与其事，他的创始人身份就不存在了，至多是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中共绝不能允许的，所以必须篡改历史。而李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创始人之一，甚至在陈独秀去广东时还担任过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件事上，李达对毛有再造之恩，也为自己最后惨死留下了种子。李达是《共产党》这个杂志的主编。在这本杂志上，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亲自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文章。这本杂志成为左翼青年的精神食量，从这里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中就有毛！毛当时在长沙办有文化书社，这杂志就寄到那里。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现在认定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创始大会，因为毛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事实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了上海，找到共产党当时代理书记李达，让他召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今后的发展。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

问：听你介绍这段历史，李达对毛确实太重要了，等于他把毛引进了门。

答：这还仅仅是从组织上，从思想理论上，毛也得益于李达。因为1922年，毛请李达担任他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王炯华先生说，这等于中共的第一所党校。毛一方面组织这个学校，一方面也在里面学习。而且此时，毛与杨开慧同李达夫妇同住清水塘，比邻而居。毛经常敲门而入，向李达请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后来在延安时，毛又仔细读了李达所译《辩证唯物论教程》，夸赞该书“译得及时”。李达还给毛寄去了他写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毛说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毛是聪明人，他读了李达的书，能将之化为己用。所以，除了中国古代文史，毛的知识结构中有关西方马列主义这一块，受益于李达不少，可以说李达是毛的启蒙者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毛曾几次让李达去延安，但李达都推脱了，只是到处给毛唱赞歌。李达饱学之士，我猜他可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问：以李达和毛这么深的关系，文革中毛也应该保他啊？

答：情况恰恰相反。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

问：那李达又是怎么给毛写的求救信呢？

答：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就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问：这话什么意思？是救还是不救？

答：问得好。你说这种救命的事能“酌处”吗？一个人掉河里了，喊“救命”，您几个坐一块商量商量，斟酌斟酌，那人早淹死了。所以毛的意思就是不救。为什么？一般说来，在独裁制度下，一个人愈有恩于独裁者，便愈有害于自己，尤其在共产制度下，战友便意味着敌人，因为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种人，不需要战友，只需要佞臣，不需要诤谏，只需要谄媚。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不早整你已是格外开恩，又怎么救你？李达请毛救他一命真太书生气了。果然，十几天后，李达口吐鲜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