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江青对公安机关怨恨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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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江青先后在15个场合声嘶力竭地提出砸烂公检法，点了20多位公安机关领导的名字，这些被点名的人先后被抓进监狱。所以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发表的《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一文中说：“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有些读者给我来信，提出疑问：文化大革命前，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到全国各地去，你们公安机关都要为她服务、为她警卫，她和你们公安干警联系最密切，也最信任你们，有什么恩怨可言？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砸烂公安机关，没有详细说明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怨恨的由来，读者有疑问，可以理解。本文就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怨恨的事实和由来加以阐述，以便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江青其人，这对了解共和国那一段历史会有帮助。

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共有680多人参加。我作为安徽省公安代表团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安机关，否定公安工作，残酷迫害公安干警的罪行，澄清公安工作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指派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具体领导这次会议。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40多名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的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坐牢时间最长的达10年之久，最短的也有四五年，对江青恨之入骨。1978年1月3日晚上，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辽宁在文革中坐过牢的25位老公安，串联开个座谈会，交流各自坐牢的经历和经验教训，发起者是江苏省公安厅老厅长洪霈霖（“两案”审判时，他是江青一案的公安预审员，江青经常和他顶牛，拒不认罪，以致一度预审不下去——笔者）。安徽省公安厅厅长马敬铮在文革中被江青点名以苏修特务嫌疑被捕入狱9年，出狱后身患肝癌住院治疗，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不久去世。安徽省公安代表团由常务副厅长伍彤率领出席，他获邀参加座谈会。伍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点名，诬陷为苏修、蒙修双料特务，坐牢8年，出狱后身患糖尿病、高血压、青光眼，由于行动不便，要求我陪同他去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愉快接受。

座谈会开了3个小时，与会者发言踊跃，个个怀着满腔怒火。有人在发言中数度哽咽，泣不成声，其中一人因为心情激动，血压升高，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大家控诉的主题是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坐牢经历，但是在讲到被迫害的具体问题时，我发现讲的大都是江青如何如何迫害他们，很少提到林彪迫害他们的具体事实，甚至连林彪砸烂公安机关的话好像也没有说过。不过，林彪老婆叶群配合江青迫害过公安和文艺界人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一些场合说过附和江青要砸烂公安机关的一些话语，具体砸烂行为也都是奉江青指示而为。在控诉批判中不时有人自问：公安机关和我们没有得罪过江青，她为什么那么痛恨公安机关、痛恨我们？有一位局长说，我接触过江青15次，每次都尽心尽力为她服务，指派专人照顾她的生活，警卫她的安全，为她找最好的医生看病。我自己还经常陪她游览、陪她购物、为她挑选舞伴陪她跳舞，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不满，甚至还多次表扬我，说我办事认真、细心。可是文革开始不久，她就点我的名，说我对毛主席和她搞窃听，扣押毛主席和她的信件，整理她的黑材料，结果我被押到北京关了7年半。有一位厅长说：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们无限崇拜毛主席，虽然感觉她爱挑剔，难侍候。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对她始终尊敬有加，她交办的事，我们想方设法去办，她对我很满意，1959年、1964年两次主动和我合影留念，我很感动。可文革中她点了我的名，说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关进监狱，通过叶群指挥空军部队战士冒充造反派两次对我家进行搜查、抄家，合影照片也被搜走了，同时被抄家的还有和江青熟悉的演艺界的名人。有一位局长说，江青30年代的历史我比较了解，当时她在上海当演员，她和几个男人同居过，绯闻较多。尤其是1936年和唐纳结婚后，不久就闹翻了，又和别人同居，导致唐纳在济南、上海两次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一时成为上海滩最大绯闻。因为演艺界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们也不感到特别奇怪，而且考虑到她年轻时追求进步，不到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被逮捕过，经过营救出狱，后来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和毛主席结婚后，两性关系乱的老毛病没有再犯，所以实话说，对她我还是很崇拜的，就像崇拜宋庆龄一样，把她当国母看待。1967年她说我整她的黑材料，把我关了10年，在狱中我常想，毛主席怎么娶了个这么不讲理的老婆……

座谈会结束后，我经过认真思考，怎么也弄不明白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有什么过节，她为什么那样痛恨公安机关、痛恨公安干部。当时潘汉年、扬帆冤案还没有平反，这个谜还揭不开。

1987年秋我参加了公安部公安史编纂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史搜集整理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胡立教、李世英、李丰平、扬帆等公安老前辈参加指导。我第一次见到了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大冤案的当事人扬帆。几十年牢狱之灾，使他显得特别衰老、疲惫，目光呆滞，佝偻着腰，行走需夫人搀扶，思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天下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请教问题，他说了几句正常的话后，突然对我说：我不能再和你说话了，毛主席派人来接我，专机已经到了虹桥机场，我必须马上走……。听了这话，我感到非常难过。过后有人告诉我，1954年12月31日，他被公安部派来的人员押解北京，说是开会，实是关押，一去不返20多年。关押期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自言自语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他去开会。出狱后虽经长时间治疗，仍未恢复，时好时坏。当年他可是公安情报战线的一员儒将，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文韬武略，今天竟成了这个样子！

随着潘、扬冤案的平反，大量信息的披露，使我明白了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的怨恨是由来已久的，文革只是个集中爆发点而已。

江青对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怨恨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秋天。当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皖南新四军总部，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项英觉得不妥，向当时的新四军总部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科长殷扬（即扬帆）打听江青在上海的情况。殷扬将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了解到的有关江青的情况写下来交给项英。项英发电报给中央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并附上殷扬所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内容主要是综合上海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她的那些桃色新闻和她曾经被捕过的情况，认为共产党领袖和这种人结婚不妥。可是电报到达之时，毛泽东已经和江青结了婚，电报的内容却由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告诉了江青。江青得知这一情况后的愤怒情绪可想而知。在愤怒的同时，江青也深深地感受到在上海当电影明星那一段风流史，差一点毁了她和毛泽东的婚姻，今后还必将影响她的前程。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销毁那一段历史的记载，可这是办不到的；销毁不了就隐瞒那一段历史，这也难以做到；隐瞒不了就使那些了解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闭嘴或死亡，可当时她没有那个能耐。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叛徒杀害，去掉了一个知情人。可那个叫殷扬的人在哪里呢？因为是化名，不知是谁。江青时刻记着必须找到那个叫殷扬的人。不是冤家不聚头。1953年春天，江青因病到苏联治疗，以后和蔡畅在苏联休养胜地巴哈维尔苏联部长会议疗养院疗养，而此时的扬帆（殷扬）因患脑瘤，于2月份经公安部批准、联系到苏联开刀治疗后，也到这家疗养院疗养。4月的一天，在蔡畅的提议和带领下，一同去看望江青。在交谈中江青得知眼前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原来就是新四军时期给项英提供她历史资料的殷扬，她的愤怒情绪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她不动声色，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所以扬帆并未察觉到异常。但是，20天后针对扬帆的突发情况出现了：脑瘤病还未痊愈，却接到公安部电报：立即回国。扬帆于5月11日从苏联回到上海。回来后，没有人给他解释要他立即回国的原因，却接到公安部一纸公文通知他在家“安心休养”。紧接着公安部秘密派两名局级干部到上海调查扬帆问题。1953年12月21日，扬帆的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职务变动后面有交代——笔者）和市委政法委员职务被莫名解除，没有给他分配新的工作任务，把他晾在那里。1954年12月31日被公安部秘密逮捕，押往北京。第二天，即1955年1月1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审问扬帆，先是询问上海市公安局“以特反特”情况。其实，两位部长非常了解“以特反特”的情况，而且在公安部的指导下已经纠正了，询问只是个幌子，然后转弯抹角地和不动声色地问起他1938年写蓝苹（江青当演员时的名字）材料交给项英的情况。扬帆如实回答。审问结束时，罗、徐两位部长严厉警告扬帆：对蓝苹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今后不准同任何人谈起，即使是审讯你的人也不准谈。文革中专案组几十次审讯扬帆，他都没有说这件事。这就清楚地表明，罗、徐两位部长是来亲自核实扬帆是不是给项英提供蓝苹在上海历史资料的人。1962年，中共元老林伯渠夫人朱明因1953年匿名给江青写信的事被暴露，不得已在家中自杀身亡。在朱明的档案中，周恩来亲笔批示：“毛主席指示：朱明问题同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同志的性质是一样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就说明，扬帆写的江青30年代的历史资料，不仅江青怒火万丈，毛泽东也认为是对着他的。扬帆在劫难逃。

真实的历史要有真实的细节。有人认为，扬帆冤案和当时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政治大背景有关，和他在上海执行“以特反特”的错误有关，跟江青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关系。以上事实已经充分地驳斥了这一论点。下面这些历史细节更加证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谋，而这些细节这么多年来却被很多研究潘、扬事件的人忽视了。

一是“以特反特”是194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提出，在中共上海市委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包括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长陈毅，第三书记谭震林，上海市公安局一把手、局长李士英，华东局公安部部长（社会部部长）梁国斌，等，也都参加了会议，表示同意。为什么揪住执行市委决议的公安局二把手、副局长扬帆不放呢？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是李士英，任期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这是“以特反特”最集中时期；扬帆任局长是1950年6月至1951年12月，后调任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1952年4月又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二是“以特反特”执行时间主要在李士英任局长期间，在扬帆接任局长的两个月后的1950年8月份就开始纠正。1951年2月，罗瑞卿部长视察上海，对上海市公安局“以特反特”提出4点批评：预审科不应该使用特情；不应该用特情领导特情；不应该公开使用特情；用特情不应该太滥（过多）。同时肯定了上海使用特情取得的成绩：一是破了案，有些还是大案；二是发现特情有问题，就立即纠正了；三是对胡均鹤（中共原高级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投敌叛变，先后成为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重要特务，抗战胜利后被判刑。国民党垮台前夕被释放出来，投奔新四军，上海解放后被逆用。1955年被捕，1982年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笔者）用得好，罗部长给予高度评价，说上海侦查工作有锐气，纠正错误的态度也是好的。根据罗瑞卿的指示，扬帆于1951年4月27日将历史问题比较严重的特情分子全部逮捕（不包括胡均鹤），不再使用。所以“以特反特”问题在1951年4月就已经彻底解决，并受到罗瑞卿充分肯定。1951年12月，扬帆被免去公安局局长职务，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局长由原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梁国斌担任，1952年4月，经梁国斌一再要求，上海市委和公安部同意扬帆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直到这时上海市委和公安部还是信任他的。可是自从在苏联同江青见面后，马上被电令回国；回国后不向他做任何解释，不给他分配工作，1953年底免去他一切行政职务。这些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扬帆的失势确实是江青捣的鬼。

三是下面这一历史事实更进一步说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谋：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随毛泽东到杭州，一次在和公安厅厅长王芳谈话中问道：“你认识扬帆吗？”王芳做了肯定回答。江青又问：“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扬，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这时扬帆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江青这样问王芳暗示着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嘛！因为要打倒扬帆，只有他写的江青历史资料发到延安和“以特反特”是不够的，必须抓住他的历史问题。以后，扬帆以“内奸”被逮捕、审讯，就是根据江青说的他曾经在南京剧专工作过，被诬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道藩有联系。而此时扬帆还没有被捕，江青就向王芳透露这一秘密，再一次证明江青就是迫害扬帆的主谋（见《王芳回忆录》）。扬帆被捕后，1955年、1956年江青多次到公安部向徐子荣询问对扬帆的审讯情况（见《徐子荣传》）。这都充分证明，江青是扬帆冤案的主要制造者。这是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第一次结下的深仇大恨。

江青和公安机关、公安干部第二次结下冤仇，是她先后收到的3封匿名信，使她感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将会妨碍她第一夫人的地位。而她认为公安机关在侦破这3封匿名信案件上不作为，甚至怀疑是匿名信案件幕后指使者、庇护者；而她的历史问题却被更多专案人员所了解，她担心一旦形势有变，这些了解她历史问题的人就会扩散出去，时刻威胁她的政治生命。因此，文革前她对参与侦破案件的人表面上客客气气，使他们对她有好感，让他们为她保密；文革爆发后，她达到了权力顶峰，原形毕露，有恃无恐，把那些了解她历史的人关进监狱，甚至使他们消失、死亡。那些参与侦破这3封匿名信案件的公安部和上海、浙江省公安厅（局）领导和大部分专案人员，都没有好下场，全部被捕，有的死在监狱里，罪名是对毛泽东和她搞窃听，整理她的黑材料，并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对这些人员家里反复搜查、抄家，把涉及她的历史问题的资料、档案、照片统统运到北京，在她亲自监视下销毁。

这3封匿名信是这样的：

1953年12月27日，江青随毛泽东到杭州，1954年3月14日离开，住了70多天（毛泽东先她离开杭州）。3月7日，江青收到从上海给她寄的一封匿名信，披露她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问题和绯闻。江青对省委书记谭启龙和公安厅厅长王芳说，有人给她写匿名信，诬陷她，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并主动对谭启龙和王芳说明自己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是清白的。回到北京后，江青将收到匿名信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得到认同，于是号称“18号案件”的专案侦破拉开了序幕。这个案件惊动了党政最高领导毛泽东，周恩来。警界最高领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挂帅负责侦破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召开会议，由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布置，抓案件侦破，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全力以赴，投入侦破。由于匿名信封上写的是“华东文委”的字样，信又是从上海发的，江青要求侦查部门将重点放在上海市党、政部门和30年代曾经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身上。案件一时未能侦破。1954年柯庆施调到上海任市委书记后，亲自挂帅负责案件侦破，抓得很紧，专案组100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嫌疑人的笔迹，凡是过去和江青关系不好或议论过她、说过对她不满话的人，都作为嫌疑对象，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也都作为嫌疑对象。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夫人曾菲被专案组作为重点嫌疑对象，原因是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党组织对毛泽东前妻贺子珍（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并没有和贺子珍离婚，贺子珍此时住在上海）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赖妻曾菲和贺子珍关系密切，同情贺子珍的不幸遭遇，她又在上海文委工作，所以柯庆施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秘密提取曾菲笔迹，经过鉴定笔迹相似，嫌疑更大了。但是专案组经过严谨细致的大量秘密调查，没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证据，仅凭相似笔迹，还不能定案，侦破工作陷入僵局。江青多次过问案件侦破进展情况，怀疑专案组里有人捣鬼，几次对罗瑞卿、徐子荣表示不满。案子一时破不了，但专案组对此案一直没有放弃侦破。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犯罪嫌疑人“自投罗网”才告破。原来中共元老、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于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其夫人朱明（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人，1945年在延安与林伯渠结婚）1961年写信给中央，反映林伯渠逝世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文稿处理问题）需要解决，上报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发现其笔迹与8年前寄给江青的匿名信笔迹相似，于是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这两封信笔迹为同一人所写。杨尚昆和徐子荣同朱明进行谈话，她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的匿名信是她写的。组织上还没有来得及处分她，她就立即在家中自杀（吃安眠药）身亡，被中组部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江青对公安部门迟迟未能侦破这一案件曾经表示强烈不满，案子破了，又怀疑朱明作案公安部门早就掌握了，迟迟不破，是为了保护林伯渠的声望，保护朱明。

“四人帮”被粉碎后，朱明亲属申诉，经胡耀邦批示，由中央组织部复查，结论为“给江青写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在第一封匿名信还没有侦破，时隔5年，第二封、第三封匿名信又出现了，还是披露她的历史问题，还是寄给她本人。江青的愤怒可想而知。

1959年3月24日，江青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从北京乘飞机到达上海，入住上海市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在柯庆施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和公安局局长黄赤波陪同。上海市委认真检查为毛泽东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锦江饭店会场安全保卫和毛泽东饮食起居的准备情况。江青对上海的安排很满意。3月26日，江青心情特别高兴，在房间里拉起二胡，自拉自唱。正在得意时，锦江饭店办公室主任敲门进入，给她送来一封“亲启”信。她感到疑惑：没有人知道她住在这里，怎么这么快就有人给她寄信呢？她打开信封拿出信纸读了起来，只几分钟时间，就气得晕倒在沙发上。她的随行人员和饭店服务员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江青苏醒后，马上镇定下来，若无其事，搪塞说可能是低血糖，吃块饼干就可以了。说着，真的拿起两块饼干吃了起来，骗过了随行人员和宾馆服务人员。当晚，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抵达上海，住锦江饭店，来看望江青。江青将匿名信交给康生阅读。康生读后说：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3月29日，周恩来抵达上海，江青和康生一起向他汇报匿名信事件。周恩来马上把罗瑞卿叫到自己房间，限他10天内破案。罗瑞卿不敢怠慢，立即与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通电话，安排刑侦专家火速来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一起破案。第二天，公安部刑侦专家宋添福率领两位破案能手飞抵上海，和公安局20多名刑侦专家组成专案组，柯庆施点将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为专案组组长。八届七中全会定于4月2日开幕。4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飞抵上海，江青随中央领导到机场迎接。她离开宾馆时间不久，当天寄往锦江饭店转江青的第二封匿名信又到了。专案组不敢打开信件，交给江青。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前一封匿名信是从上海寄的，于是专案组一分为二，立即派人赴北京调查。

由于江青只给专案人员看信封，信的内容不让看，专案人员无法判断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目的、语言习惯、地域特征和其他信息，对破案非常不利。专案组要求黄赤波向江青反映，黄赤波不敢，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也不敢对江青说，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罗瑞卿和江青谈。罗瑞卿打着周恩来旗号和江青面谈。江青答应考虑，但是第二天又拒绝了。罗瑞卿只好向周恩来汇报。于是周恩来亲自出马，找江青谈话。江青无奈，只好将信纸交出。专案组紧张工作了10天，一无所获，过了限期。周恩来询问罗瑞卿，案子为什么破不了？罗瑞卿请求再延长半个月，一定破案。

案子破了（破案详细情况省略），作案人为东海舰队的一名海军中尉，名叫金柏麟，现年28岁，是一名烈士遗孤，由姨妈史文慧收养。史文慧是上海评弹演员，认识江青，了解她的历史，平时和金柏麟议论过江青，对其产生影响。江青入住“法国俱乐部”时，被偶然路过那里的金柏麟认出。金于是用打字机打出两封信，一封从上海发出，一封到北京出差从北京发出。破案后金柏麟以泄密罪被军事法庭判刑两年，送大西北劳改农场劳改，文革中躲过了江青追杀。文革后被平反。

揭发江青历史问题的3封匿名信都不是寄给党组织，而是寄给江青本人，可见寄信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党组织去追究她，而是为了发泄个人不满情绪，警告她：你不要太张狂，不要忘了你在上海滩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其实，揭露别人私生活的匿名信，分量是很轻的，而且是寄给本人，要是发生在一个普通演员、普通人身上，可以一笑置之；要是发生在现在，披露出去，反而让人出名。匿名信上写的那些内容，在解放前的报纸杂志上随处可以查到，无秘密可言，所以写匿名信的人根本构不成反革命罪、泄密罪，可它却偏偏发生在第一夫人身上，惊动了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大员，花费了大量民脂民膏，案子破了，江青却不满意，因为有更多参与破案的人了解了她那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使她的“国母”形象受损。

文革期间，反革命标语、传单案件占了整个反革命案件的90%，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对着江青的。为了不使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知道她的历史，维护她“光辉”的形象，使知道她的历史真相的人闭嘴或消失，就成了她的主要任务。而这时她的权力无边，想整谁就整谁，所以就上演了一幕幕迫害公安干警的大戏。

（2015年第1期《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