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谈习近平对主席任期制修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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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习近平对主席任期制修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王希哲曼谷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希哲


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至二十大，大变动一定要来的。这次曼谷会本来就是要讨论这个变动，只不料，它这么快就来了！昨晚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共提出宪法修宪，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得超过两任的制度规定。反对的相当多。而且基本上集中的攻击是类似于袁世凯式的帝制复辟。什么“倒行逆施”。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我一直是从历史的角度，不光是从共产党政治性的角度看问题。对这种混乱，我就写了个声明，说我支持这个修宪。当然，我不是都支持，但是这一条，被大家所最集中反对的这一条，我恰恰支持。我讲讲我的看法。

在第一次曼谷座谈会的时候，我重点谈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必然性。不管毛泽东怎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抵抗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最后资本主义还是要复辟，而且越复辟越严重。所以我说到它的必然性。我又提出，中国一定要有左翼的力量来抵抗这种必然性，但必然性是最后抵抗不了的，左翼的反资本主义复辟的努力，最后只能形成一种合力，一种不是太坏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左翼的代表人物秋石客说，“希哲呀，你比右派还要右派，你是有理论的右派”。我说确实，我本来不是左派。这段时间我支持左派，我认为左派兴起之后，才能和右派对抗，形成合力。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左右合力的路线，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共产党过去总是说要消灭反动派，这就错了。实际上革命就像汽车的引擎，反动就像地下的轮胎摩擦力和刹车系统，如果把反动力量全都消灭了，刹车全都去掉了，革命就没有制约地往前狂奔，最后就一定灾难。但是如果完全没有革命，那也不行。最后总是要达到一个平衡。这是我在第一次曼谷会议上的观点。

现在我讲现在我的看法。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种所谓必然性，但是应该有一种力量牵制它，使它不要走向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问题在邓小平上台以后复辟资本主义，他那个时候也强调说，我们还是有制约的，如果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开门，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两极极端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出现，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很明显，现在根据邓小平当初的标准，改革是失败了。为什么现在上层不承认失败呢？而且还要不顾死活继续往前推进呢？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开始以后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内在动力往前推动。八九六四实际上当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运动。一方面它是文革的延续，相当多的工人农民民主学生对官倒，对资本主义出现的腐败极为不满，实际上是左翼的力量在推动运动，阻挡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面，另一方面，民间右翼的资本主义的支持力量、右翼精英，也发展起来了，并占主导地位。所以当时邓小平把它血腥镇压下去了。此后整个中国的资本主义往右的发展没有了制约，狂奔了。左翼力量完全被当作“三种人”，所谓文革余孽被完全镇压下去，一点声音不能发出。八九后，没有了左翼的牵制，而邓小平又去世，没有了强人，江泽民到胡锦涛，上层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胡锦涛几乎没有控制力。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混乱局面。表面上中国还是统一的，没有军阀混战。但实际上，用冯胜平过去的说法就是，今天不是军阀割据，是财阀割据。中央所谓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完全无政府化，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各地各政客各行其是，很多政策比如房地产政策各行其是。资本金融大鳄也是兴风作浪。越来越不受中央控制。军队更是腐败惊人。整个军委几乎全烂掉。徐才厚郭伯雄等，差点连范长龙都要牵下去。军委好像只有胡锦涛一个好人。军委一起烂掉，可想而知，下面兵团军师旅团基本都烂透了。买官卖官走门路的，怎么能打仗。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完全处于一种普遍混乱，甚至很可能分裂的局面，在这混乱的局面下，社会就有要求且必然要出一个强人，代表一种中央集权的力量，去控制它。这是历史的必然。过去中外历史都是有这个必然性。本来很可能薄熙来担负这个角色，但薄熙来过于旗帜鲜明，很快被右翼代表人物，特别温家宝们发现了薄的危险性，待他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局常委就就诬他一个“莫须有”将他打下去了，当然，也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认，因为符合他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强人还一定要出现，因为社会处于混乱之中，这时候习近平出现了。一出现就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各个的方面权力都抓在手里，组织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警察权力。中央集权化好不好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今日社会有这个需要。恩格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在社会的普遍混乱中，王权是一个进步因素”，这个王权可以理解为中央集权。因为在国家混乱危急中，中央王权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国家，使国家不处于内战分裂。而且恩格斯说，在这时，“所有的社会的革命因素都会向王权靠拢”，他说，这个时候的王权，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倒退，但那个时候就代表进步力量。所有的革命因素都会向王权靠拢。实际就是历史辩证法。社会向前发展，出现阶段性进步的时候，往往反而会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倒退，被认为“倒行逆施”。当年，74年我们李一哲写《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就说到这个问题。九大之后，当时我们认为文革发展到极左了，我们支持周恩来。周恩来跟邓小平整顿的政策，后来被中央文革攻击为“复辟回潮”。提出反复辟，反回潮。当时我们李一哲大字报认为这周邓的整顿，表面是“复辟回潮”，实际是进步，是对过左的东西的一种辩证纠正。今天同样。习近平的中央集权，在江胡三十几年造成的社会混乱之后，今天代表一种进步！

我们可以从近代史世界各国看到这种情况。各个国家都要向民主方向发展，最后的结果，国家的主权，最终要属于人民。但是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一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国家有它的特殊性，没有一个“普世的模式”，但各国的民主发展博弈中，总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存在，就是恩格斯所谓“王权”，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中央集权，王权中央集权与自由宪政之间的冲突，不断冲突反复，革命、复辟，最后达到平衡。达到那个社会条件下能够允许的中央集权和宪政民主的平衡，这就是近代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我们首先看美国革命，美国本来没有王权。美国都是从英国五月花号过来的受迫害的清教徒。但是社会还是有两种力量，因为这是社会的必然性，一种要求维护国家的统一，就是中央集权，王权，由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代表。独立革命胜利之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强调王权，中央集权，要有统一的联邦美国共和国。另一方面就是宪政民主的力量，麦迪逊、杰弗逊们，代表自由宪政。这两种力量不断斗争博弈。有人说华盛顿做了两届总统不做了，他了不起。不是他不做，是当时的社会力量斗争较量不允许他做下去。最后达到一种王权和自由宪政的平衡。才逐渐产生了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还有林肯血战，林肯平叛，实质也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势力所代表的自由宪政派的斗争。

英国经验同样道理，英国一开始是高度王权，认为君权神授，不受挑战，然后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它的议会代表宪政民主自由力量，要求限制王权。就反复斗争，最后克伦威尔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本来代表的是宪政民主派，上台后马上变成集权独裁者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需要这样的人物，所以克伦威尔把查理一世砍头以后，上台后自封护国公，马上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王权派，他去世后，他的后人被推翻，又发生封建王权复辟，英国王权派和自由民主派反复斗争。最后英国“光荣革命”，威廉和玛丽回来，议会拥戴他们做了国王，光荣革命后，英国王权派和宪政民主派的力量反反复复斗争，才做到了大致平衡，才有了后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最后稳定下来。

法国同样，法国大革命是民主自由平等派推翻路易十六，又经过不断斗争，因为推翻以后，王权的真空需要填补。不断斗争，出现了最极端的雅各宾专政，最后又被推翻。出现拿破仑称帝和专政。拿破仑实际代表了王权。但拿破仑已经向前进步了，他一方面称帝，代表中央集权，一方面颁布《民法》。拿破仑一人身上已经体现了王权力量和宪政力量的中和，但是资产阶级宪政派仍然不满意。拿破仑被欧洲联合战败后又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最后七月金融王朝复辟，最后，又是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政变，他做了皇帝。他角色好像英国光荣革命后一样，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了王权，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寻求和自由宪政派的妥协，而且不断进行民主自由的改革。所以拿破仑三世统治下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当然最后普法战争之后他又失败了，这是后话。

回过头来看，一个大的国家一定要有中央集权的力量，否则一定分裂混乱内战。但又一定要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要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而中国又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强调高度中央集权，又放手高度自由的“大民主”，文革。邓小平上来后取缔了“大民主”，又略略想放松一点中央集权。邓本来可以像克伦威尔一样，既是一个强暴专政者，又是一个“改革开放”放松者，但是他年纪大了，很快去世，下面两个，江泽民胡锦涛不能是强人，也没有强人的资本，只好也只能不断放纵，大家就看到了近三十年来中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大混乱。这样就一定要出现一个新的克伦威尔式的人物或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习近平角色就相当于路易波拿巴。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对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控制力，同时又可能向宪政民主方向去逐渐发展。

实际，中国近代同样。中国近代孙中山同盟会革命，代表宪政自由派，推翻满清。但是孙中山在推翻满清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必须要有中央集权。“百代都行秦政治”，超越不了。他的民国组织法原确定总统制，强调总统权力，是中央集权的，但是一旦发现力量对比比不过袁世凯，只能把权力让给袁世凯，则立即通过宋教仁起草《民国约法》改为内阁制，总统虚位，又完全强调自由民主宪政了。辛亥以后中国也是中央集权要求和自由民主要求的长期反复斗争，最后国民党在苏联支持下推翻北洋代表的中央集权。但推翻了北洋又如何？国民党蒋介石还是要再作冯妇。真不是“国民党坏”，而是社会要求的必然。实际袁世凯代表的中央集权对中国的稳定统一非常重要。袁世凯不能完全负面化。过去国共两党都负面化袁世凯，被铁板钉了钉。袁世凯当近代绝对负面人物出现，实际上不是。袁世凯代表中国王权的必然性。他上台以后保住了中国的五族共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自由势力原是狭隘汉民族主义，是要“驱逐鞑虏”的。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不少地区汉人对满族人群的大屠杀。袁世凯上台后提出五族共和，提出了“中华民族”，制止了族群屠杀，保住了蒙古。如果当时袁世凯总统一直下来，蒙古不会分裂出去。他的帝制复辟，实质上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君主立宪复辟。他受蛊惑错误地向前走多了一步。他失败，死了。后来国民党代表的自由民主力量把北洋王权推翻，自己又立即变成了一种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力量。蒋介石要统一全国，和割据军阀斗争，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时代表民主自由派，讲了很多自由民主好话，讲了美国式民主很多好话。今天右翼精英说共产党背叛了当年的自由民主诺言，是背信。但不是这个原因。我和冯胜平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真能按《双十协定》和平相安建国，共产党不会背信诺言的。但国共两党都“天无二日”，就只能打，两党就没法国会里见，只能各自“弯弓月”战场上见。结果共产党赢了，国民党推翻了，两个你死我活敌对政治势力形成且延续至今天（“国粉”）了，那就没办法了，共产党也就没法信守当年普世“自由民主诺言”了，也就只能共产党专政了，也只能加强社会需要的中央集权了。

大半世纪发展下来，至今为止中国还是中央集权和自由宪政之间的斗争。还没能达至相对平衡。中国经过辛亥以后一百几十年，反反复复国民党和袁世凯，国民党和共产党，反共派自由派和共产党的斗争，经过这么长的斗争，最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党内本身又出现了拥有雄厚私人资本的资本主义派，因为他们一定要求宪政保护资本主义复辟后他们攫取的既得利益。现在习我看是代表了一种中央集权和宪政民主的中和力量。但正因为是一种中和的力量，他一上台首先就要结束他前任留下的社会混乱局面，必须高度中央集权。进行反腐败斗争。有人说他选择性反腐，当时我辩护说，肯定要先选择性反腐呀。与打仗是一样的，要先打容易打之敌，后打难打之敌，先打堡垒薄弱之敌，后打堡垒强固之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把抓，同时四面树敌，肯定失败。就是我上台也要先选择性反腐，柿子先找软的捏。积累起我的力量之后再捏硬柿子。而且不是所有硬柿子都要捏，还要看情况。打到一定程度就大赦，既往不咎。安其反侧，收其人心，稳住社会。

习上来以后做了这么多事情，用十九大一些党政军头头的话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军队。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这样。但正因为这样，他树敌太多。他还有四年多时间。按照原定宪法程序退下去，窥伺机会极其仇恨他和王岐山的腐败势力立即会发动反攻倒算，对中国马上是个大动乱大灾难。那么，这两年他怎么选择接班人。他不可能像毛泽东一样指定林彪刘少奇，不可能。因为任何这样的指定最后一定悲剧。任何一个指定下的王储在他的过渡阶段一定会自觉不自觉积累自己周围的新的力量，而各种力量也一定会向他集中。马上就威胁到还没下来的帝王。这是历史的反复教训。看《戚本禹回忆录》就知道，江青反复跟戚本禹说过，刘和毛的矛盾是从华北政府开始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分成两部分。毛和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周旋，让刘少奇朱德去了华北。后来由于苏联催着要中共成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在华北政府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刘少奇彭真势力的基础上成立的。那个时候全党基本知道今后代替毛的是刘少奇。全部力量，特别是华北政府权力向刘少奇集中。解放后毛都调动不了，才引起毛的不满。毛后来为什么非要整华北，庐山会议整华北小组，根据戚本禹的说法，历史芥蒂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如果习还想四年之内指定某个人，而且我们抬眼看，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找到也很难接班，即使找到一个强势的，薄熙来式的人物，很快对他有威胁。如果找一个弱势的，像华国锋一样，一点用都没有，上来很快就推翻掉。如果选举呢？四年之内能马上树立起选举制度吗？也几乎不可能。他骑虎难下，如果四年后下来一定整个国家翻烧饼，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只好冒天下大不韪，取消82宪法两任制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有必要性，也有必然性，所以我支持。为了国家稳定，不混乱，不分裂，和制止腐朽势力必然的反攻倒算。

但是问题又来了，他代表王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他又必须要平衡自由民主的宪政势力。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他呢？他有没有可能朝着个人独裁的方向完全走下去呢？有可能，虽可能性不大。他任期延续是为避免中国的灾难，但无限延续下去直到死亡，那只是把中国的灾难往后推移了。那么我们要看他会不会在掌握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之后逐步改革，逐步向民主宪政方向发展。其实，习近平如果高度集权独裁至死，实际是有利右派势力的。因为继承他的人物掌握这台高度集权的专政机器之后，若该人物强势且红皮白心，共产党江山红色变白色的复辟一夜之间就随时可以发生，有如苏联。而这类人物在今天世界大势下，是迟早有的。恰恰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才可能防止这种结果，才能保证所谓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右派精英至今看不到这一点。

当然，我说了，一个国家有着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的情况下，是不能搞普世民主的。但是起码你要搞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毛泽东的说法，叫广泛的人民民主，即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共产党历史价值观这样一些人的民主。这个过去一直说，实际也一直没有解决。那么习近平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观察和判断他是可能的。第一，因为历史发展到一百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会认识到，走了一步无任期制，不能再走向终身制，再走下去危险。第二，看他用人的布局。他用王沪宁、刘鹤，可以看出，他决心继续宪政变革。这引起左派不满，觉得他没有回到毛泽东路线上去。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不是毛派，因为我也不主张完全回到毛的路线上去，我主张中和，合力。习近平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他肯定了毛前三十年的积极因素，他也在多少延续这个传统因素，但他又用王沪宁等，本身已经明白告诉大家他下一步集权之后是要改革的。因为王沪宁说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蒋经国。但我倒很不希望。因为出现蒋经国的所谓宪政改革，最后国民党就完蛋了。蒋经国是如曹操说的：＂图虚名得实祸＂。因为台湾有两个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民进党代表的是日本势力，它不是代表中国的民主势力。它不是台湾是中国的哪一派在台湾执政的问题，而是台湾究竟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问题。但是蒋经国有点迷信他的力量，他临死定了两条，第一，不准宣传共产主义，第二，不准搞台独。但他死后李登辉上来马上推翻掉。宣传台独合法，剩下是不能宣传共产主义。多年后台湾有人抓住这个说，既然台湾宣传台独可以，为什么宣传共产主义不可以？现在宣传共产主义也有所突破。这点上还真开放了一点。台独突破后，国民党整个就一步一步完了，到今天几乎无药可救。所以如果在中国还有坚决的反共势力，特别在西方整个强势国家阵营支持之下，如果效法蒋经国式的党禁开放竞争政权，共产党很快玩完了，剩下反共右派专政。

但是我希望还是要适度开放民主，民主不是一种图腾，并不是绝对民主就好，而是民主一定要适应那个时代国家经济文化和各社会力量对比发展平衡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民主才能实行到某种程度。不能一蹴而就去玩民主，这样中国肯定是大乱的。从这一点，我看习近平他的用王沪宁用刘鹤等，我认为他可能认识到高度中央集权后，要向民主宪政开放路线走的。他也许没有意识到，我认为他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路易波拿巴＂角色。第三，真正能制约他就要靠人民自己了。现在不少人攻击他，说你这样是复辟是倒退，把辫子都画出来了。我认为这攻击是错的。前面说了，他不能不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但我认为习近平应该容忍这种攻击。人民越是攻击你，你就越不敢朝你不应该走的方向去走，最后用我的说法，就达到一种合力。就是说，人民在尚无合法的程序民主权利的时候，他们的攻击本身便是对最高公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不能让他随心所欲朝个人专制独裁方向走。这三个力量，第一，习近平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第二，看他用人布局。第三，看人民的力量，人民能有多大的力量，无论左翼右翼，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归根结底，在我看来，是人民的力量决定中国未来走向。

2018年2月26日
曼谷枫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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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家祺先生文章，谈习近平对主席任期制修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引言：

严家祺先生最近写了篇奇文，问：“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他自己回答说，“是万润南！”。因为这老万曾提出，“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严说，这就是“种子”。这“种子”今天在习近平心里发芽了，于是习就修宪废除82宪法的主席任期制了。惊奇。严先生真持这种个人唯心史观？猜是瞎掰玩笑一番吧？

与不少右翼精英近日的攻击一样，严先生也认为习的修宪废除主席任期制，是习要复辟“终身制”，甚至“帝制”。其实没有道理。废除任期制就一定是终身制了吗？就一定是帝制了吗？并无必然的联系。中国用人的传统是“任人唯贤”，贤能兼备，这是好传统。百里奚相秦，他介绍自己说：“我才七十岁！”。秦果因百里奚而兴。任人唯年龄，唯任期，多少百里奚都只好望国兴叹，无所奉其能，或才未尽展，鸿图未酬，便含恨被迫出局，而荒淫无识的贪官污吏们，只要年轻，便得扶摇直上，满布朝野，好官我自为之好财我自占之了。改开以来，中国中央地方官场现状正是如此了。这闭眼不分贤劣的任期制，真未必是个好东西，废掉正好。

但国家最高权力席的无任期制，是可以潜藏着巨大风险的。它确可能演变为专制独裁的终身制，而将国家的安危系于一人。这就问题很大。严先生指出这点，是很对的。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必须置于良好的制度之上。但对国家最高权力席无任期制风险的制约，不在任期制，而在共产党全党，共和国全民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掌握了他们的民主选举权利，实现“随时可以罢免他们”。我赞成这个意见，认为习可能的二十年执政，会在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即所谓共产党“党主立宪”上，做一番事业（老王论述过，中国近代不断革命造成的社会两大深刻敌对政治势力的存在，使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党主立宪，不能是“普世立宪”）。敏锐的人士已经发现，习近平似正在悄悄地将中国的党权至上向宪法的国权至上，缓缓转移了。但希哲更相信觉悟人民形成的社会力量对习的推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