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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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冬连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这里提出四个问题来与大家讨论: 一是贯通性思维问 题; 二是全球视野问题; 三是政治史深化问题; 四是整体史关照问题。

一、当代史研究应有贯通思维

所谓贯通，就是把当代史问题置于整个 20 世纪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做当代史研究的有一个缺陷，就是与近代史、革命史研究衔接不够。其实，离开了近代中国这个大背景，许多当代史问题不容易讲透。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主要是从事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打破 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的 视角观察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

尽管 1949 年前后的 “革命” 不能等量齐观，但革命的传统 对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和持久，却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沿革来说，新中国成立 之初的各项制度，并非一切都是草创，许多制度是战争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 从党政关系、 党军关系到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等，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源头，新中国成立后只不过是把过去革命队伍中实行的制度扩展到整个国 家和社会之中而已。当然也有学习苏联的，主要是计划和工业管理部门的设立。还有一些制 度，如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 我看不一定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因应时势的现实选择，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强化。 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的制度即革命传统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包括道德信念、战争经验、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等，例如 “延 安精神” 肯定是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廉洁政治和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经验也会发生时空错置，以革 命的方式解决革命后的问题， 难免事与愿违。 例如，从 “大跃进” 运动中可以看到过去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的误用。1958 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畅想有多种思想来源，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和一系列政策 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不了解中国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史。

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史

在一次关于我的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一书的座谈会上，牛大勇提出一个意 见: “对几次转型的外部因素、国际环境要给予 一定的注意。” 我是很认同这个意见的。把中国当代史置于全球背景下来考察，这是当代史研究者应当有的大视野。极而言之，离开了对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认知，不可能得出一个中国当代史的完整图像。

所谓国际 背 景， 有两大因素最需要注意: 一是冷战，一是全球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 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之中。这种战后格局不仅制约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而且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后来的几 次重大政治转轨都可以看到国际因素的影子。 1953 年之所以走上仿效苏联的道路，虽然不能 归结为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但不可否认，东西方冷战格局和被封锁禁运的国际环境限定了中国选择的余地。因朝鲜战争而强化的安全考 虑和苏联工业化援助的到来，是促使决策者推行 “一化三改造” 整体部署的重要因素。1956 年至 1959 年中国政治多次戏剧性的转向中，更可以看到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东欧局势演变的直接影响。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 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 “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然而，这种探索很快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1957 年从整风到反右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波匈事件给中共领导人造成 的阴影。另一方面，苏联问题的暴露和苏联领 导人相对弱势也强化了毛泽东的赶超意识，演 绎出一场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中国走上所谓 “继续革命” 的不归路，与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不无关系。 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在当时，反修斗争成为国内政治的最高使命， 在一种同仇敌忾、 激进亢奋的政治氛围下，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延伸，而对外封闭的国度则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

考察中国的发展不能不引入国际因素。自 50 年代起，中国因西方封锁禁运而被长期排斥于世界主体市场之外。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交恶，向苏联单向开放获取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渠道也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战后新技术革 命和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中国的工业化积累方式，即依靠国家强大的 动 员力 量， 实行强制性国民储蓄， 所谓 “勒紧裤带搞建设”，不能说与这种封闭环境没有关系。客观地讲，中国的封闭是外力强加的， 但也不能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分时段来看， 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的余地的确有限。近年来有学者批评说，抗美援朝导致了中美两国长时期的对抗。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即使没有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对中国新政权的敌视，新中国更不可能从美国获得所需要的援助。事实上，中苏结盟使中国获得了两个方面的好处: 一个是安全方面的，一个是经济援助方面的。然而，50 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的内外政策日趋激进，特别是 60 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政策，“两个拳头打人”，背离了外交常规。

三、政治史研究如何深入

历史叙事以政治史为中心，这是中国历史 学的古老传统。其实古今中外的传统史学，都 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这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虽说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影响历史进程最大的，无疑是执政者及其政治决策。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不以政治史为主轴，很难理清当代史的发展脉络，也很难说清其他任何问题。

然而，即便以政治史为中心，也存在表面化、平面化叙事的问题。对此，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应当重视政治决 策的过程。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把会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串联成篇，被人戏称为 “会议文献史”。会议文献在中国政治中的确处于一个重要地位，有人甚至把中国政治叫作 “文件政治”。但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献编排和文本解读上，文件的形成过程更加重要。一个重要文件从动议到调研、起草、讨论再到通过，是党内 逐步取得共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话题。我读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仲泉、 韩钢等人主编的 《中共八大史》，这本书以翔实的档案材料记述了中共八大会议筹备和文件起草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指导思想的多次调整、 重要提法的形成以及人事安排的考虑等，生动地反映了 1956 年中国政治的发展状况。另一个例子是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从起草到通过前后历时两年多，其间经历了大小范围的多次讨论和文稿的多次修改，反映出党内高层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以及最后达成共识的复杂过程。当然，与文件的形成相比， 更重要的则是文件如何贯彻。过去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某文件或某领导人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也太过偷懒了。即使是说在认识上解决了问题，也未必准确，因为认识经常是反复的。文件出台与文件实施不是一回事，一个政策从中央贯彻到基层，经历太多环节，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包括认识歧 见、利益扭曲和客观情势的制约等。其中有得到较好落实的，也有时效远远超出最初设想的， 如统购统销政策，起初或许只是一个应急措施， 不会想到它成为延续几十年而很难放弃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实际效果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的情况亦非个别，有些文件甚至一出台就被束之高阁。例如，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很快就被否定 了。再如，1980 年制定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随后的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重视吗? 关于腐败问题，1980 年陈云提出: “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话讲到头了，但腐败趋势并没有因此而被遏制。

第二，应当重视各层级的互动。我们过去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高层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和活动，尤其热衷于高层机密，对于党内各层 级的作用很少顾及，省级以下的研究基本阙如。 然而，历史不是几个人的小合唱，而是无数人 参与其中的大合唱。1980 年 4 月，邓小平在谈到 “大跃进” 时说: “‘大跃 进 ’，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这话讲的是实情。在 “大跃进” 运动中，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干部都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贡献了他们的 “想象力”。特别是几十万县级以上领 导干部，地位 极为 重 要。1956 年毛 泽 东 说过: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如果有人对当年几十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人际渊源等做一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 政治生态会有很大帮助。以本人阅读所见，李若建写的 《理 性与良知:“大跃进” 时期的县 级官员》一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我们看到，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地方领导人仍然拥有很大的裁量权，特别是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算是一言九鼎，“大跃进” 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如四川与湖南地理环境差不多，都可称为鱼米之乡，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比湖南严重。 陈云曾经说过，毛泽东犯错误，一些地方负责人起了不好的 用。他虽然没有谈具体事例，但绝不是随口一说。在许多情况下，毛泽东的想法总会得到地方大员的更多呼应，特别是在出现意见分歧时，毛泽东往往能在他们中间找到支持者。省委书记们也影响着毛泽东，有时甚至走到了毛泽东的前面。 现在我们对于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模式知之甚少，但肯定不是你令我行那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 权，区域差别显得更加突出， 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更加复杂，包括各种利益的博弈，例如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就经历了一个 艰难的谈判过程。总之，中观研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应该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中国当代史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人们把改革开放前称为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后称为邓小平时代，这 样说在特定意义上是可以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东左右着政 治 走 向。但 历 史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事情的发展并不依一个人的意志而行，其结果更不都是决策者想要的。我相信恩格斯说的， 历史是一个合力，各种方向的力量在其中起作 用。中国当代史也当如是观。极而言之，每一 个人都参与了对历史的塑造。如果真的只有一个脑袋，只有一种方向的力量，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党内分歧和斗争了。承认这一点，丝毫不会减损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第三，应当重视人事背后的制度。我们的当代史研究重视记述重大事件，对一些基本制度的考察则很不够。客观上说，叙事容易上手， 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制度研究则困难得多。然而，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制度由人设立，因人事而改变，更会对人事构成局限。1949 年以 后政治运动不断，与计划经济制度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 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 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一些基本制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超过任何运动。我们在记述 1963 年至 1965 年的历史时，似乎几亿农民都在做一件 事，就是 “四清”，其实 “四 清” 只 在部分农村进行。即使是 “文化大革命”，对于多数农村来说也就像一阵风，大风过后农民该怎样还怎样，不可能像城市人一样 “停产闹革命”。

道理很简单，没有人给农民发工资和口粮，农 民还得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真正影响农民每一天生活的是诸如统购派购制、口粮制、工分制等等这样的基本制度，而横亘在农村青年面前的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就是那个农村 户口。

对当代中国一系列制度的源流和利弊做一番梳理，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问题。例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就值得认真梳理。户口调查和登记制度古已有之，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户口登记也是为了适应一般 性社会管理和治安需要。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技术上需要厘定计划供应 人 口，这促成 1955 年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分界。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取消自谋职业，城镇就业由国家统包，同时，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限 制了新职位的创造，于是出现了就业压力，限 制农民进城的政策由此出台。特别是60年代初，为应对经济困难，2000 万城镇职工和人口下放农村，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倒流，向农民打开城门的可能性更小了。当然，基数巨大又增长迅速的就业人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仅是就业，附着在城市户口上的各种福利保障制度构成了排他性的利益屏障，而这些福利保障制度正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不过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 块拼图。钱穆说，历史上 “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这个话在这里也适用。不过，人民公社取消 30 多年了，计划经济也已成过去，户籍制度的改革却还任重道远，2 亿多农民工仍然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这无论如何都做不出合理的解释，只能说是受阻于利益屏障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性歧视。政治制度方面，邓小平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过去发生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 制 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列举了党和国家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包括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遗憾的是，人们至今都没有对这些制度做过深入的研究。

四、关于“整体历史”的关照

“从底层看历史”，不只是肯定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史的意义，也为观察大事件提供了新视角。 《开放时代》 杂志 2015 年第 2 期发表了一篇文 章——— 《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这是杨奎松、王奇生等参加一个工作坊的发言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当前高校学者以 “社会—经济史” 角度研究中国革命的情况。它给我的启发，不是所得到的结论，而是视角的 转换。过去考察中国革命大都是 “从上往下看”而 “社会—经 济 史”角度是 “从下往上看”，试图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和传统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当代史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部群众运动史，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几乎看不到 “群众”。举 例说， 从土地改革、 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60 多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无不关涉几亿农民的命运。然而，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变革，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缺乏解释力。

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超乎所有人预期地提早完成，而且没有遇到什么群体性的阻力，这与苏联当年的情 况形成对比，有人把这称之为 “中国集体化之谜”。传统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 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 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然而，这些结 论都是写在文件上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史实验证。1955 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农户 总 数 的 14% ， 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 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 有入初级社而是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 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 “自愿 互利” 也很难做到。由此看来，解释 “中国集 体化之谜” 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性研究，特别是 从农民和农村干部角度来研究。也许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农民只是被动的顺应和承受者，他们的行为无足轻重，不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集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行为模式。高王凌写过一本书，专门调查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中间存在的各种 “猫腻” 行为，他发明了一个词叫 “反行为”。对于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农民在制度框架下总会有一些自己的应对之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政策意志与农民意愿之间经历长期 “顶牛”，最终政府还是不得不向农民做出让步。在 80 年代以后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中，更可以看到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自发选择所起的作用。

中共党史研究, 2016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