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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喜东
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都来源于启蒙主义哲学，它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反迫
害精神。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提出了“公民权和人权”，当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发生
利益冲突时，恰恰是下层民众将真正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和人权付诸实践，并批判资产阶
级的虚伪和言行不一致。迫害和反迫害斗争贯穿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这包
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镇压在空前规模的血
泊之中的历史记忆。从个人经历看，从巴贝夫，到马克思、巴枯宁，再到列宁，都有受
迫害的经历，反迫害是他们革命斗争生涯的重要部分。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有着历史
上受迫害和反迫害的深厚经验，而争取作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的公民权和人权，曾是
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
不久前，有人编了一本《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和压迫》（题目是仿照二战
后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罪行黑皮书》）[1]，声称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各种迫害暴
行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记载。一接近这个问题，自然就会闻到强烈的冷战气味。反共意识
形态家最不遗余力地宣传的一个公式就是：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迫害：反迫害
然而，冷战史的现实本身更说明问题。估且不谈美国支持下的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
政权的对百万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即使是把“个人自由”和“人权”放在政治图腾地位
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因政治观点而判处死刑的卢森堡夫妇这样的迫害案例，曾有
着种族隔离这样的仅以肤色为标准的制度化人身迫害，以及象保罗·罗伯逊、罗伯特·
威廉这样的因不同政见受政府迫害而被迫到其他国家寻求政治避难的例子（后者在六十
年代曾去古巴和中国进行政治避难）。[2]并不是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就不
存在着大量的、包括令人震惊的黑暗面，重要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历史共产主义”（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称呼）在迫害与反迫害方面的纪录，是高度复杂矛盾的，可以说，它
呈现出古罗马神话中的詹奴斯两面神那样的面貌：一方面是亿万人民反对人吃人的压迫
、追求全面解放的巨大激情，以及由此带给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道的光明和实质的进步
，一方面是新制度彻底取代资本主义野蛮的人类渴望遭受巨大的挫伤，这包括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失误，以及后来的蜕化、变质和走向反面。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历史共产主义”内部，“迫害与反迫害”并不总是一个沉默
的题目，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曾经成为“历史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瞩目中心的中国文
化大革命。也许今天人们不能正视的是：恰恰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免受政治
迫害的权利，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一度曾成为一个中心命题。同样，这里并不否认：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群众遭受迫害的事例恶性增加了，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把“迫
害－反迫害”这个詹奴斯两面神的矛盾面貌发展到极端。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有一个蔚为壮观的平反、翻案运动，这个运动的高潮时
刻是官方宣布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从那时起，一个强大的、深入人心的观念被凝聚
起来，形成了一个和冷战公式类似的公式：
文革：否定文革＝迫害：反迫害
文革被等同于迫害，主流文字谈起文革，无休止的内容就是迫害，特别是脱离了上
下语境和历史背景的、骇人听闻的惊恐回忆。和这个公式相关的一整套语义系统、二元
对立范畴被建立起来了，比如，如下的一系列范畴对：
文革 否定文革：
迫害 被迫害、反迫害
毛泽东 刘少奇
林彪、中央文革（四人帮） 老干部
造反派 走资派
封建法西斯 民主与法制
反自由、反人道 自由、人道
残暴 温和
…… ……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这些概念构造，和文革运动复杂矛盾的真实历史之间，存
在着很大差距，通过对原始材料，特别以基层群众为关注点的那些材料的回顾和研究，
就能够发现：文革本身就包含的迫害与反迫害两方面的内容，反迫害和平反运动，并不
是外在于文革的东西，而恰恰是文革群众运动本身的一个关键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说，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平反翻案风潮，也不是对文革的否定，毋宁说，它是文革群
众运动在另一种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延续和发展。
以群众的角度来考察文革历史，它并只是一幕无休无止的迫害，一场漆黑一团的浩
劫，相反，它是迫害与反迫害相对立、相冲突、相斗争的一幕，它既有令人发指的迫害
场面，也有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翻身解放的盛大节日，它既有阴暗压抑的时刻，也有亿
万群众获得空前的公民自由的狂欢瞬间。这里面，谁是迫害者，谁是被迫害者，谁对谁
施加了迫害，不同的人、不同阶段内受迫害的情况和程度有何不同，迫害与反迫害的区
别和界限，等等，更是高度复杂和曲折的故事，是直至今天仍然能引发高度情感和争议
的问题，也是被主流文字所有意模糊、掩盖和颠倒的问题，因此，这里尽量紧密地参照
原始文件、尽量忠实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完整性，来试图恢复有关历史事实的复杂
面貌。
作为笔者所试图编写的一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记载一九
六六年的两、三个月内的主要社会冲突和群众集体行动，即从十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之前的这个阶段。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军委紧急指示
这里值得重复一下笔者在上一篇文章（文革初期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
行动）中提到的：借用“革命的自然史”这个概念来考察文革史重大事件的时间序列结
构。“革命的自然史”的概念来自里福德·艾德华兹和克伦·布林顿有关革命的研究，
他们注意到：经典的社会革命大都经历相同的一些阶段，如旧制度垮台、革命派别的逐
次更替和激进化，最终发生热月反动导致革命的结束，这些历程仿佛象是革命的内在生
命周期，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革命所重演。[3]显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
会革命，尽管我们仍然能够从文革过程中辨认出派别的分化、激进化，类似“雅各宾主
义”的兴起和衰亡，群众动员经历数次波峰、波谷，最终从高潮走向低落，社会格局最
後走向复员等等过程。借用“自然史”的概念是为了克服主流话语里类似“十年浩劫”
这类对文革历史的简单化倾向，辩明事件发生的顺序和主次，人物、行动的是非曲直。
任何编年史性质的材料，都蕴涵着某种“自然史”的叙述结构；比较一下几种不同
版本的编史资料的目录，比如《“文化大革命”简史》、《大动乱的年代》、《天翻地
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和刘国凯的《文化革
命简析》[4]，就可以发现：对1966－1968年群众运动阶段的处理，《简史》和《大动乱
的年代》是以精英上层的人事变动为线索（特别是《简史》），而《大事记》和《简析
》则更倾向于以造反派群众和党委领导的冲突发展为线索；前者将文革归约于宫廷斗争
，因而不仅低估了下层群众的主动作用，而且有关下层群众的经历、感受、言论和行动
的记录也一笔勾销，而后者关注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中两派之间对立的形成和发展，
因而“五十天”以及十月一日之后的重大转折，就成为重大的阶段性划分了。
从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到9月底，是文革群众运动脱离官僚控制和官方运动
模式的第一阶段。如前文所述，这期间各地领导对群众的依旧严重压制，包括对给领导
提意见者进行人身迫害，另一方面，群众中发生对抗领导和拥护领导的派别分裂，各大
城市都发生了群众性大规模街头抗争和官方的无情镇压。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
曾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革命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
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按照王力的回忆，“一九六六年九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开会
提出：‘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从八月三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
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当时毛主席不止
一次地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路线’。”[5]
林彪10月1日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第二天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
社论所包含的几句关键性修辞，是继“十六条”发表之后，中央推动权力向群众倾斜的
又一次舆论动员。如果说，“十六条”发表在基层产生的效果，是逐渐的、迟后的，那
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所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各地产生
了较为显著的扭转作用。
《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中关键性的最新修辞是这样的：“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
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
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
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有关从林彪讲话中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到《红旗》社论正式提出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措辞取舍过程，王力在《现场历史》中有所解释。然而，这里关心的
，不是精英上层的决策过程，而是上层的最新修辞策略对各地基层矛盾发展所起的效应
。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以传统的路线斗争语言对各地领导与群众的冲突、
群众中少数派与多数派分裂等状况的概括。根据一份《解放军报社接待室同志谈当前两
条路线斗争》（时间：1966年10月7日；访问者：清华“卷巨澜”战斗组、化工系五同志
）的采访记录材料，《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是针对各地压制群众的情况写出来的：“中
央文革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抽了一批人，到全国、北京各校调
查，发现两派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是两种思潮、两种路线的斗争。”
无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存在多大的含混、矛盾，《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
意义在于：宣布各地领导镇压群众的行为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样就把当时出
现的前所未有规模的党群冲突、群众内部的分裂，纳入到现存的官方阐释话语之中，因
而为矛盾解决提供了一定框架。比如：“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具有确定的含义：“方
向性是指矛头所向，路线性是指依靠谁”。[6]这就是说，各地党委的错误在于：在方向
上把矛头指向群众，在路线上没有依靠群众。其次，“方向、立场问题”相对于“路线
问题”、“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相对于“方向路线错误”，又有严重程度区别：刘少
奇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对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的讲话》中就谈到：“你们犯了错误，
是什么性质，主要讲思想，你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我问了他们（指“八一团”代表），
××、×××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的错误。你们考虑光说方向、立场问题
够不够？中央现在还有人在考虑有没有路线问题。”。《戚本禹同志九月六日在二七机
车厂（原长辛店机车厂）工具车间讲话纪要》记载：“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要说
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还不够，而是方向路线错误。带上‘性’字就太轻了。”
另一方面，新的修辞指向一个意义重大的方向，那就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范式下，解决党群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解决官僚主义当官坐老爷、脱离
群众的问题，而同时避免以往官方政治运动的上纲上线、残酷斗争的“极左”套路。比
如，11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十四期社论进一步解释说：“一般说来，犯了路线错误的
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
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
、‘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
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7]
比《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有更强的政策性效果、并直接给群众赋权的，是军委、总
政治部10月5日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份文件的关
键部分是：“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
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
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
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
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
的形式规定为受迫害群众平反、销毁针对群众的黑材料。
这份文件，自然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因而几乎成为各地受压制的造反派的福音
和旗帜。这份文件首次和群众见面，是在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首都三司发起、有
十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这是受压制的少数派群众
庆祝解放的一个空前盛大的场面。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了一个极短但被广
为流传的讲话，然后，张春桥宣读了《紧急指示》和中央有关同样适用于大中学校的批
示。[8]
据记载，当时在场的许多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的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呼口号。[9]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
红旗”和桂林、扬州、西安等地的代表，他们发言的主题大都是受迫害的经历和对迫害
者的控诉。这次大会立即成为一种模式，此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
会”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最新的集体行动方式，随着串连者的传播，由受压的一派群众
在各地重演。
新的修辞、新兴起的受压迫者平反运动，也并非不存在内在的矛盾。比如：参与迫
害少数派群众的，不仅有党委领导人，还有按照领导人意旨行事的积极分子和多数派群
众的成员，对以往迫害的平反和清算，很容易演变成对这些人的新的迫害。中央文革很
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反复地警告少数派、造反派，督促他们不要搞逆向迫害。10
月9日，张春桥对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说：“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
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後犯错误的是你们。”[10]10月18
日，王力在政协礼堂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时候，要涉及到一部分同学，……这是不能叫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热
烈鼓掌，呼口号此起彼伏）。”“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
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啦，盯稍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
种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
此外，如何平反，怎样才算正式平反，也是含混不清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
采取了口头上支持各地的造反者、但不直接下令干预各地矛盾冲突的作法。各地、各单
位的领导人坚持认为给领导提意见、和领导作对的群众是“向党进攻”、“右派分子”
，受压制的群众去北京上访、告状，总希望中央和中央文革直接干预地方，直接下命令
为受压制的一派群众平反，而中央和中央文革恰恰不这样做。例如，王力、戚本禹11月
12日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时的讲话说：“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
压力，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他们脱离关系。”“有的同
学提出来，重庆的小学生红卫兵让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有的同学提出中央发给一个平反证，你们不要相信这个
东西，应该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要靠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在另一次接见谈话中，福建文化系统的赴京代表对戚本禹说：“我们和北京的同志
不一样，蒯大富，周总理还给平反了。我们得不到由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示，只有报
纸。”戚本禹回答说：“有报纸就够了，那是很有力的武器，我们去过的学校反而搞得
不好。而没有人管的地方，他们自己在那里滚爬，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由少数变成多
数，搞得很好。”[11]
各地上访者要求中央干预，正是因为各地领导仍然掌握着权力，维持着对群众的高
压政策。1966年11月30日，即《紧急指示》发出后将近两个月，首都三司的报纸《首都
红卫兵》的社论写到：“事实证明，至今，平反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一些地区，象重庆、长沙等地平反运动很不容易进行。在工厂、农村和小学教师队
伍中平反比在高等院校阻力更大，更不容易。过去被打击得越是严重的革命群众，现在
平反越是不容易。”[12]
1966年10月后的几个月内，受地方和单位领导压制的群众，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
改变了以往由上级下令的平反方式，而主要通过群众自己推动的结社、集会、出版（群
众小报）、言论（大字报、辩论会）、串连，包括比较激烈的方式如请愿、示威、绝食
、占领，来影响公共舆论，以达到平反、恢复名誉的目的。如果说，平反、恢复名誉仍
然是旧体制内的改良性目标，那么借以达到这种目标的群众大民主手段，对旧体制的冲
击则是根本性的。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冲击，才使1966年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名义下兴起的群众性平反运动、反迫害运动，为1967年的全国“一月风暴”铺平了
道路。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方政治迫害的记录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军委《紧急指示》发布后，平反、控诉迫害成为群众
运动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此为主题的集会、集体行动、群众组织
、群众出版物、文字写作的数量是浩繁的。虽然中央有关平反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文化大
革命开始以来（明确规定是1966年5月16日以後）的冤案，但一方面由于十七年来领导与
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积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群众性平反运动的势头强大，难以
限制，平反或要求平反的案例也包括了整个十七年间的受迫害事件。
为了叙述清晰起见，这里对“批判资反线”期间所揭露出来的受迫害案例作一个大
致的归类。（一）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特别是6月1日以後，遭受党委或工作组的迫害案
例。这一类是平反案例中最多的，其责任也直接归结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案
例中的受害者是通常个人，但也经常有夫妻，有时包括全家，有时是数人的集体。受迫
害的时间通常开始于五十天，而且延续到五十天之后很长时间。（二）在建国后十七年
内遭受迫害的个人案例，包括历次运动的冲击、不公正的待遇，直至政治迫害、人身迫
害。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案例，是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冤狱案，和“新时代的狂人”陈
里宁案件。[13]（三）十七年间受迫害、受不公正待遇的集体案件，受害者通常为相同
职业或人口特征的群体，这包括许许多多的合同工、临时工集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
集体、半工半读学校学生群体对不公正待遇的集体申诉。[14]
由于本文专注于文革运动，因此这里主要集中讨论第一类。此外，还应对案例的范
围作进一步的限定。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指各地、各单位党委领导直接参与和支持的对
群众的迫害行为，而不包括没有当权派参与的、群众组织自主性的迫害行为，而这后一
类绝大多数是指在“西纠－联动”或“老红卫兵”名称下那批特别以残忍暴力著称的集
团的所作所为，这个题目需要另文专门论述。当然更不包括1967、1968年间基本属于内
战性质的暴力。还有时间上的进一步限定：官方政治迫害按照一定的阶段发展：五十天
是第一个阶段，典型的迫害方式是过去官方政治运动常见的那些整人的办法。从“十六
条”发表到十月一日是第二个阶段，以由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大搞牛棚、大刮劳改风为
特色，另外，在各省，一种形式是动用军队、警察和政府的保安人员在街头和广场对学
生抗议者施加暴力，甚至个别情况下有大规模逮捕的案例。[15]“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开始后，官方迫害逐渐减少。但又一波大规模的官方政治迫害发生在所谓“二月逆
流”期间，这期间的官方迫害严重升级，方式是出动军队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逮捕（个别
情形下对群众开枪导致大屠杀，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取缔、解散群众组织、长
期的监禁等等。本文不讨论“二月逆流”及之后的迫害升级，而且主要关注于当权派对
群众个人的迫害事件。
群众大民主对揭露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暴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除了上面曾提到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各种“控诉大会”，以及无处不在的大字报成为申
诉个人受迫害冤案的渠道外，各种各样的群众出版物成为反迫害、要求平反的主要讲坛
，揭露材料很多就是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和大字报。这类文体开始出现于1966年底，在19
67年间大量见于群众出版物，通常的标题是：《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残酷迫害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一个受害者的血泪控诉》等等。除
了登载在象清华大学《井冈山》、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这样的著名造反派报纸之外
，还出现了大量的铅印、油印、手抄的有关个别案例的单行本材料和文件汇编，在社会
上流传。
象《北京日报》这样的原官僚体制内的报纸，在1967年1月夺权之后，也给予下层群
众控诉当权派、申诉冤屈的声音以一席之地，这在新中国新闻媒体的历史上也是一桩历
史性的记录。《北京日报》1967年2月4日，刊登了滕玉虹的《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篇发言，因为该文是无数篇控诉迫害文章的典型，这里稍加详细介绍。
文章长达上万字，占了整个第三、第四版，加有编者按，以及一幅插图，描绘作者
在被监禁中坚持斗争的形象。滕玉虹是北京周口店中学的数学教师，她的叙述从四清期
间和工作队与党委领导的冲突开始；在文革运动开始的前夕，她就被指责为“反工作组
（指四清工作组）”、“反党”，被囚禁在私设的牢房中。滕被打成“文化大革命的横
扫典型”，周口店文教系统的许多师生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反动
小集团”。7月20日，滕逃出周口店中学到新市委告状。并给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队长
贴了大字报。此后，滕经历了被公安分局关押、被定案为现行反革命、遭到受领导唆使
的学生的暴力围攻等迫害。八月份，滕再次被关进私设的刑房，受到了毒打、折磨。
8月13日，滕玉虹“冒着被发现的危险，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小同学给我
带出，没过几天，我收到了中央的来信，让我上京汇报。”然而，校领导将中央来信没
收，并宣布“这又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此后，滕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和侮辱
，比如：“把我当作动物展览，让大家往囚室里掷石块，砖头，毒虫，枣核、碎玻璃，
往我的被子上泼水，让大家在窗口外说下流话”，以及体罚、抄家等等。
8月18日，滕冒着危险再次给江青写信，但底稿被抄走了。滕被长期的折磨，已经生
命垂危，而学校领导人却对滕几次三番说城里教师被打死的形状，“想让我害怕，想诱
我自杀”。以下直接摘自原文：
“就在我随时可能被害的日子里，一天半夜，有人在囚我的小屋子门外叫我，我以
为要提审、斗打或黄福泰要下毒手了。
……
我走出门来，我楞住了！
万万想不到，门前站着的是亲人－－解放军，解放军！
原来江青同志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派解放军报社的同志来救我了。”
上述情节发生的确切时间，原文没有交代，但应在九、十月间。此后，尽管有江青
的关注和解放军报社的干预，滕继续遭受到迫害和监禁，十二月初，滕第三次冲出监牢
，此时的政治气氛已经越来越有利于造反者，滕于12月17日再次给江青写信反映情况，
并以申诉自己的冤案的种种活动，加入了造反运动的行列。
滕玉虹的发言开篇说到：“要不是毛主席让江青同志派解放军抢救了我，要不是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早就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了。”这绝不是
文革中常见的那种浮夸之词，而是个人体验的直接流露，正视中央文革在受迫害群众的
平反运动中所起的正面作用，这意味着对历史的起码尊重。
如果说，滕玉虹的材料是体制内传媒对社会阴暗面的一次公开的、全面的大揭露，
那么，借助群众出版物辗转登载的材料，其流传范围广度、影响深度方面也不会逊色。
有关郭嘉宏案例的报道就是一例。从1967年3月起，有关江苏省镇江蚕桑工区生产队队长
、耕读学校教师郭嘉宏的材料，就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报纸上竟相转载，郭嘉宏成为第一
位具有圣像符号意义的造反派烈士。
了解这个案例的首要原始文件，是郭嘉宏本人于1966年10月所写的《控诉书——愤
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这份文件是造反派所特有的、以
控诉迫害、伸张公民权利为修辞特征的一个受压迫者的文字范本。《控诉书》开篇说到
：“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与世隔绝了四个多月，市委工作组定
我为‘牛鬼蛇神’‘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四个月来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公民
权，剥夺了我的发言权。”
矛盾起因于矛头指向工区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六·一五”自发性群众大会，以及《
问汤政》的大字报。这次群众大会被镇江市委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六月十六
日，他们［指市委工作组］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
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六
月十七日又借‘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就这样，这些穿着人民公安
警察外衣的人，竟为这场严重的政治迫害的事件助威，蚕桑工区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被
扑灭了。从此充满生气的蚕桑工区听不到歌声，看不到职工的微笑，大家默默地劳动、
吃饭、睡觉，全体职工也被软禁了，白色恐怖笼罩了蚕桑工区。”
就因为我是《问汤政》革命大字报的积极支持者，“六·一五”会
议的积极参加者和会议中途主持者，这样，在工作组的心目中，我成了
“黑会”的主将。
在“保护”的幌子下，我被关进一间没人住的房子里，房子里堆满
了豆饼，地上散满了碎玻璃，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屋里散发
着阵阵霉味。门口设下了岗哨——“保护”我的警察和工区的“保卫队
员”，强迫我写检查，夜里就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后来才搬进来一张
床），他们把房子里的棍棒砖块、玻璃等物全部拿清，电灯也吊得老高，
象对待犯人一样，裤带、衣物也要放在帐子外面。我吃饭、睡觉、甚至
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从这时起我失去了自由，开始与世隔绝了。
《控诉书》接着讲述了随后的审讯（包括镇江市市长亲自审讯）、揪斗、恐吓、游
街、戴高帽、挂牌子、家庭成员的受牵连等等。《控诉书》结尾部分描述当地的情况：
“四个月来，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在我工区干尽了坏事，至今蚕桑工区仍然是他们的
天下，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组织围攻，打击报复，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他
们公然对抗十六条，公然违背毛泽东思想，工作组就是不撤，并且扬言‘蚕桑工区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镇江专区的典范’‘是镇江专区的样板’。”
根据其他原始文件的辅助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蚕桑工区的“六·一五”事件引
发了轰动镇江全市的政治大迫害，三百多名群众“被推向‘反党’地位”，在十六名场
、队级干部和半耕半读学校的教师中，受关押、审讯等严重迫害的竟达半数至多。[16]
十月份，在“批判资反线”的影响下，郭嘉宏经过斗争终于获得自由，但仍然受到工作
组和领导的压制迫害。郭嘉宏和战友们被迫去北京找中央文革申诉，回到江苏后又到省
、地委申诉。市、地的各级领导拒不给郭嘉宏等人平反，郭嘉宏等人于1967年1月初受十
二个造反派组织的委托，再次去北京告镇江市委的状。在北京，郭嘉宏路过解放军某建
筑工地的失火现场，他奋不顾身地投入救火，献出了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17]
郭嘉宏的受迫害和造反经历，在各地千千万万的造反派那里，是如此的熟悉，因而
使他们立即认同他为自己的英雄，而郭嘉宏在串连上访期间壮烈献身的结局，吻合了雷
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烈士的模式，这大大加强了造反派的革命形象，这大概是郭嘉宏
作为造反派烈士和圣人的强大符号意义。
在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类似滕玉虹和郭嘉宏那样的控诉材料和
调查报告，构成了一部揭露官方政治迫害的丰富记录，这在二十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除了以上两例，本文无法再详述更多的案例和原始文献，这里
选列了一个很小的原始材料样本，这些材料的内容基本上是同质的，时间范围大体相同
，其主题是高度一致的。
表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诉材料的样本
受迫害人 工作单位和职务 受迫害时间 受迫害情况 资料来源
高万岭 南开大学教工 1966.6-10 抄家,审讯拷打 《砸烂枷锁彻底
革命－－控诉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我的迫害》，
《卫东》67.4.18
郑兆南 北京五十二中 1966.8-9 被毒打、迫害 《血泪控诉》，
语文老师 致死 《大喊大叫》
67.2.22
蒋安平 北京通县北关 1966.8-10 被关押67天 《卑鄙的手段，
中学语文老师 受侮辱、折磨 丑恶的灵魂－－
控诉张耀先对我
的政治迫害》，
《新通县》
67.7.14
贝管城 上海建光中学 1966.9-10 被打成反革命 《建光中学青年
老师 分子、被毒打、 教师贝管城是怎
被逼自杀 样被逼死的？--
“贝管城事件”
调查报告》，新
北大《丛中笑》
战斗组，67.1
杜萍 黑龙江省戏校 1966.7-8 被打成反革命、 《控诉资产阶级
老师 被监禁45天 反动路线对我的
迫害》，《红艺
战报》66.11.28
曹家珍 北京西城 1966.6-10 被侮辱、拷打、 《红心永向毛主
宣武门小学 关押 席》，《首都红
旗》67.2.7
王品兰 山东荷泽专区 1966.6-10 被拘留103天 《血泪的控诉》
小学教师 遭受酷刑折磨 《首都红卫兵》
67.1.31
徐建华 北京市东城区 1966.8-10 被毒打、被逼迫 《血泪控诉资产
十字坡幼儿园 打自己的母亲 阶级反动路线》
老师 《红色职工》
67.1.29
窦起曾等 石油部 1966.8 被毒打、折磨 《血泪控诉康世
十四人 石油一厂干部 恩、孙晓风之流
的滔天罪行》，
《大庆公社》
67.5.19
周嵬伟和 中学生、售货 19666.6-12 被斗争、毒打、 《一家三代人的
母、父、 员、军人、干 污蔑、开除、 控诉》，《财贸
爷、奶、 部、家庭妇女、 剥夺政治权利 尖兵》1967.3.4
叔 大学生
表内的受迫害时间都大约从五十天开始，至八月份达到高潮，而在一九六六年十月
至一九六七年之间争取到了平反。受迫害的起因，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因为给领导提意
见、贴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
这个样本只具有展示意义，它当然不能代表文革中反迫害文献的全部，也不一定是
现存的这类材料中最重要、最典型的；这里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有关材料的特点有一
个感性的了解，如果读者查阅这些样本文件[18]，就能够体会到有关材料在时间、情节
、修辞、来源上的特点，希望这将对有关原始材料的进一步核对、整理和分类有所帮助
。再次说明的是：还有一大批有关人身迫害的材料，其迫害者是联动集团或直接受联动
影响的“老红卫兵”，因为这个范畴和主题的特殊性，不包括在这个样本之内。
“保护人民的自由”
如果说，法国革命中的《限价法》是无套裤汉阶层和下层民众通过无数个“瓦块战
斗日”式的街头抗争所争取到的权益的体现，那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以
中央文件的形式禁止人身迫害、保障人民的自由，主要是由造反派群众的平反运动所推
动的结果。1966年11月20日，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尽管文件旨在
一般性地制止群众自发性的迫害行为，但联系到上面所叙述的迫害案例，以及从十月份
以来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的兴起，这份文件的意义，在于限制十七年来各级领导人已
经习以为常的的专断权力，改变历来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人身迫害的作法，以保障群众的
公民权利。中央批文和《重要通告》原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
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
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
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
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
分。
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和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从内容
到法律地位都大致相同，但把它的意义拿来和法国革命中的《限价法》作类比，是因为
：这份简短文件不同于一般的官僚文件，它是四个多月群众抗争的结晶，是以受迫害者
的鲜血生命为代价，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式内艰辛实践的第一步。《限价法》所包
含的反市场精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内部的异端，而《重要通告》所包含的“保
护人民的自由”的思想，似乎也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主题不相协调，
自然引起困惑和反对。周恩来1966年11月27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中，对《重要通告》作了一些说明，他说：“最近，中央批转了一个《重要通
告》，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自由。有的说《重要通告》是个‘大毒草’，这是误会。北京
市委的通告，是中央文革小组提议，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发给了各地。……比如过
去派出的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时，曾经把革命师生、革命左派拘留起来，是错误的，批
判过的，我们不要去说他了。据我们了解，现在有些地方有些掌权的还这样作，所以我
们要禁止，也有的地方由于受了工作组作法的影响，受到打击的，一时激愤也想照样作
一下，这就代替了专政权力。……这是过去的学校、机关的党政负责人作的不对引起的
错误后果。”
另一份谈话记录－－《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一日下午在故宫的讲话》，透露了在一个
基层单位，有关问题的复杂情形。戚本禹说：“我需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拘留所的问
题。你们集训班也好，拘留所这个问题，我上次跟工人同志交换了意见。我认为设立拘
留所是不对的。但是，就设立拘留所本身这个问题，不要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看。
那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许你们有，也许你们没有。”“陈伯达同志要我把这些人［
指拘留所里被关押的右派－－萧注］、拘留所解散，他给训话，训完以後，叫它们回家
。”“伯达同志当时有指示，马上要带去，要解散。当时，有中央通告啊！”“这个中
央通告，它的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群众的，这个矛头是这样。有些领导人
，他为了镇压给他提意见的群众，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都抓起来，关在拘留所里边，我
们这个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抓的右派分子，你们这里抓的是不是都是右
派，你们将来可以一个一个的审查，我不作结论这里也不能作结论。那么，对右派分子
这些私设拘留所，象我们中央通告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但是，对这些私设拘留所，也是
不反对的，因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嘛！有法律嘛！也是不反对的。当然，是革命
群众要这样做，要给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不要那么做，硬做了的话，我们处理这个事情
。中央通告发了，要处理，因为中央通告发出来，就是要群众处理。可是发了好几天，
这里没有处理。”“因为没有处理，别人把那个事情反映到公安局了，反映到市委，市
委刘建勋同志把这个通信拿给陈伯达同志，你们想想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应该怎么
处理这件事情。我看，你们作为陈伯达同志也要解散，也要马上解散。因为说了要马上
解散，要处理，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群众，我们也希望你们马上解散，事情就完了，我想
伯达同志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要解散拘留所，是为了保护革命群众，你们要理解这一
点，没有通过群众这个问题，……因为不准私设拘留所，是我国的法律，党的纪律，宪
法里面有规定，那么宪法这些规定，它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七亿人民的讨
论，所以这里不发生一个不通过群众就解散，就是错误，不发生这个问题，……”“究
竟你们拘留的是什么人，是要问的，如果拘留的是群众，人家给你领导提意见，贴大字
报，这个搞人家是‘右派’是‘反革命’把人家拘留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人拘留了，因为很多
拘留所我发现都是拘留些革命群众，所以我从形式上看也差不多，也是些人。”
这份口头报告的记录，措辞不准确，逻辑性差，前后有一些混乱和矛盾，但联系上
下语境，可以大致做出如下分析推断：一、在《重要通告》发出三、四天之后，戚本禹
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到北京各单位，解散各种名目的拘留所、集训班，把被拘留的人放
回家，其中就包括北京故宫。二、戚本禹第一次到故宫后，发现集训班里有一些所谓“
真正的”右派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比如吴仲超、唐兰、郑未真），因此引起两派群
众的争议。一派不赞成解散集训班，认为解散集训班没有通过群众，而对立的一派支持
解散集训班，认为集训班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戚本禹面对的难题是：集训班里
的确有“真正的”右派，而解散集训班又有引起两派矛盾、“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危险
。因此，戚本禹采取的修辞策略是：以保护革命群众作为最高的宗旨，因而坚持：即使
是针对“真正的”右派的拘留所也要解散，这是根据“十六条”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
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戚本禹不再坚持拘留所一定
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此来避免和保守派群众的对抗。
笔者尚未找到有关北京故宫文革运动的资料，无法进行核实。但仅从这个讲话记录
所透露出的复杂情况，我们应该能想象出：“迫害与反迫害”的主题，在1966年10月以
後的相当一段时间，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大批群众的苦难与解救都维系与
此。正如同任何有广泛参与性的公民政治一样，文革的群众大民主实践，不仅把人们最
强烈的冲动与激情释放出来，也注定要把“人身自由”、“公民权利”这些主题提升到
日程上来。
和中央批转《重要通告》相关的一件事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于11月19日视
察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在北京六中设立的劳改所，要求西纠立即拆除这个被群众称
为法西斯杀人魔窟、白公馆、渣滓洞的私设刑堂。详情也将在以“从‘对联’到‘联动
’”为题目的专文中论述。[19]
这里还有一个重大题目，要放到本文的续篇里详细展开，那就是：有关“资反线”
时期针对群众所整的“黑材料”，以及十月份以後，受迫害的造反派群众要求各地党委
领导按照《紧急指示》的规定，交出、销毁这类材料，因而围绕“黑材料”展开的斗争
。
结语
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对文化大革命性质和意义曾前后有过大致三种不同的阐释：
一，是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毛泽东倡议的对《武训传》进行批判、有关
《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以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中，能找到其先例。二，是和传统
的、经典意义的阶级斗争基本相同的一场“阶级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
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三，是发扬群众首创精神，在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监督
党和国家机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0]
阐释上的变化，是和文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曲折有关。文革运动中两个阵营的对
立冲突，发展到后来，其剧烈程度，恰能以“全面内战”来概括。因而，对这种对立冲
突的性质，就有必要做出相应的阐释。在文革运动当中，这被归结为两个司令部和两条
路线之间的斗争。[21]
文革后的官方决议中，着重否定了“两个司令部”的说法。然而，假如屏弃掉“两
个司令部”说法中的阴谋论成份，把它看成是精英层斗争和群众层斗争之间的联盟关系
的形象概括的话，这个概括就是恰如其份的。一方面，是毛泽东以及他的思想追随者，
与基层造反派群众联合、和各种各样在十七年和“五十天”中受到不合理的压抑的人群
的联合，另一方面，是刘少奇，以及大量害怕群众、厌恶“动乱”的党政军干部，与未
来中国“特权阶层”的胚胎－－高干子弟联合、对新中国的黑暗面尚未有清楚认识的基
层保守派群众的操纵利用。
同样，将文革中的冲突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更合乎情理了。历史材料很清楚
地表明：毛泽东、刘少奇在群众问题上，在对待群众的首创性、对待群众新生事物上，
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谓“路线”，无非是一整套有系统的、有哲学和理论基础
的政策导向和实践经验。这种政策和实践体系，甚至不需要有“司令部”式的命令传达
系统，各省市委的领导人已经是在哲学思想层次上认同刘少奇式的群众观和官方运动套
路。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将1966年在各地延续至八、九月还未有完期的刘少奇式的
矛头向下、运动群众的官方运动路线，称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其他各种场合
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用法，到底是学理分析上的意义，还是其符号引申的
意义？
王年一认为，1966年10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是“从思想上武装
了造反派”。[22]无疑这是事实。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一词，早已经从“有财产的市
民等级”这一原有的学理分析内容，转化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性的代码，成为一个政治
斗争的范畴，成为最高等级的定罪标准。在1966年，人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已经主
要不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所谓的“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的“工业中的百万富翁
，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这一社会学含义，而是最抽象、最高度地概括了革命的对象
和敌人，最广泛地指涉一切反动的、应该批判的、应该打倒的东西。一个原来具有学理
分析意义的词汇，变为只具有指控色彩，因而在话语混战中丧失原有的学理分析意义，
也许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与斗争结合的必然逻辑，这也同时意味着：革命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随着斗争实践的开展，不断澄清概念并更新理论范式，才能
保持自身的分析和批判力量。
以这个严格标准来衡量，文革当中有关“阶级”的话语和阐释，无论是“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存在着
巨大的含混和不确定性，而这恰恰是文革运动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失误。
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例：各级党委为什么执行这种镇压群众的路线？如果说
，在文革头“五十天”里，各地领导是在按照旧套路积极推动官方运动，那么在八、九
月间，各地当权派在感受到群众威胁之下，自保倾向明显增加了，有时甚至露骨地动用
国家机器来镇压群众。文革当中造反派对此解释，就只能是在那种指控性的而非分析性
的、因而是含混不清的和自相矛盾的“阶级”概念框架下做出的，而这样作通常导致阴
谋论，比如：走资派“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撕下几
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策划于密室，或点火
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时而绝望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然而这类阐释很难
对当权派镇压和两派斗争实质做出有真正社会科学意义的分析。[23]
而大量的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又集中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的使用上来。一
方面宣称：“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另一方面却透露：“各地走资派对
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到处一片白色恐怖”，概念与现实的冲突，同一概念不
同含义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发展到极端。
澄清在这个概念上的各种混淆、误用，是正确阐释文革及其冲突斗争的前提。如果
从新中国推翻“三座大山”、革命建国谈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分析意义是很清楚的
：它不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中国各阶级的现实状况为基础，而且包含着对新中国
政治制度的规范意义：它规定谁属于人民内部，因而具有公民权利，它规定着政治协商
会议的构成和法律地位，等等。然而，当“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成为“人民民主专政”
的同义语、并渐渐取而代之时，“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学理分析意义就日益变得含混
不清、同时也无关紧要了；它越来越被符码化、空洞化，甚至最後变成一个咒符，成为
冲突斗争中的一个修辞武器，成为“打着红旗反红旗”里的“红旗”。领导人威胁群众
时，就说：“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无产阶级”仅具有咒符和面具的意义
，而“专政”才是真实的、冰冷沉重的。同样的，当群众对领导人施加逆向迫害时，在
修辞上也借用完全相同的这个咒符和面具。
问题的实质是：苏联、中国等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国家形式，是否就是马克思、恩格
斯在《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
革命专政”，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
力量的政权”？
因为本文目的不是专门的理论探讨，这里仅提一些命题供批评讨论。二十世纪，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外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稳定的阶级社会
，也不存在稳定的、通常意义下的“阶级专政”。假如说，在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后很久都未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亦即“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表现
为波拿巴主义的个人独裁、资产阶级少数上层独裁和旧势力的复辟的交替，那么，在帝
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包围中诞生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性质用社会科学的方
式描述，也不是任何“阶级专政”，而是革命政党的精英和官僚的专政。这里，“官僚
”意味着科层等级机构和现代理性管理制度，而不完全是所谓“官僚主义”所包含的那
种脱离人民、与人民敌对的意思。假如坚持说这些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不是在
任何严格的社会科学意义下，而只是在比喻意义下、引申意义下和极为宽泛的意义下才
能成立，因此只有修辞渲染上的作用，而不具备学理分析的功能。
革命政党的精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出于坚定的意志，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为工
农阶级摄政，为普通劳动人民谋利益。这个过程由于缺乏民主（或说缺乏真正的“阶级
专政”），难免存在家长式、简单粗暴甚至斗争扩大化而损伤群众的现象。然而也正因
为缺乏民主，精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对革命初衷的执着是靠不住的，出于一两个领袖
的更替，就可以在整个国家搞“非斯大林化”，出于“先锋队”的“转变观念”，就可
以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当时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包
括了这些问题。
根据上述讨论，文革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无法以通常的社会科学分析意
义上的“资产阶级”来理解，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斯大林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
的一个范畴，它有关到二十世纪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列宁主义政党精英和官僚机
构与人民群众之间始终存在着的、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矛盾对立。有了以上理论澄清
，对文革中有关“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有
关清华“团派”和“四派”的争论，才能也有一定澄清：作为实践的文革运动，在建立
人民内部对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直接参与监督的意义上，它既是对十七年体制的彻底
改造、彻底扬弃的尝试，同时又是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劳动阶级所获得的权力的
巩固，而不是将它“大翻个”。
如同法国大革命在1793年左右，曾出现过一个以普选权（尽管仅限男子）、巴黎公
社、限价法和大恐怖为内容的短期的人民大众专政时期；在文革运动初期，比如从“批
判资反线”到“一月风暴”夺权时期，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一些时刻，也确实存在
过一个人民大众专政（或说人民大众民主）而不是党的精英和官僚专政的局面，也许这
才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社会科学分析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纪录。
[1]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By Stephane Cour
tois and oth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
nce, 1997.
[2]未能找到有关罗伯特·威廉生平的详尽资料。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发表的《支
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称威廉为“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
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当时他在古巴避难；根据文革前夕中国报刊的
报道，威廉夫妇来到中国进行政治避难。有关卢森堡夫妇案例，可见Howard Zinn: A P
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492-Present.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1999.保罗·罗伯逊案例，可见罗伯逊的自传：Paul Robeson: Here I Stand, Beaco
n, 1971.
[3]Lyford P. Edward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
go Press, 1927. Crane Brinton: The anatmoy of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38.
[4]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人民之声》特刊，第二期，1980年12月。
[5]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p66。
[6]《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时间：10月14日；访问者：化工学院“飞舟”战斗组；被
访者：编辑部周修庆。
[7]《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红旗》1966年第14期，11月1日
出版。又例：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申诉告状的师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中说：“我们说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方法去解决，去批判。只有那些坚持反动路线不改的，或者本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或者是两面派，表面上站在党中央、毛主席这一边
，讲一些革命的话，背后搞阴谋破坏，象你们知道的前北京市委彭真，这就超过了人民
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或本来就属于敌我矛盾。”
[8]江青的讲话全文是：
同志们，同学们：
你们好！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问你们
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
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
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和传达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
人，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在十月五日批准了军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现在，请张春
桥同志向同志们宣读好不好？（答：好！）
[9]《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p40。
[10]《周总理、张春桥同志接见清华大学要求王光美同志回校检查的八个组织代表的座
谈纪要（1966年10月9日）》。
[11]《戚本禹同志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革命组织的讲话》（1.8人大会堂）。
[12]《我们是怎样在斗争中平反的》，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1966年11月30日。
[13]对这两个著名案例，我将以单独的文章和原始文件加以说明。属于这一类案例的几
份典型的原始文件还包括：张迅如：《愤怒控诉旧北京市委对我的政治迫害》，北京市
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教育革命》1967年7月14日。赤宇：《控诉彭罗路线对我的迫害》
，广州公安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公安红旗》1967年12月。魏存桂：《高等学校“下等
人”的遭遇－－愤怒控诉万恶的修正主义教辅制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的迫害》，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1967年12月6日。
[14]几个比较典型的材料是：上海“六○事件”赴京控告团：《骇人听闻－－上海“六
○事件”》，1967年1月；《血和泪的三年》，革命知识青年广州钢荔总编辑部《支农红
旗》第7期，1968年1月；有关广州“工读六百”事件的报道，载于广州新一司工读八三
一战斗团《八三一》，1967年12月。一篇有关下乡知青参与文革的研究：Stanley Rose
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I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 19,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1.
[15]如在湖北武汉：“……省委、市委出动大批囚车大肆逮捕学生，毒打学生，镇压学
生运动。中学生占绝大多数。张体学自己检查都逮捕了100多，有的至今还未放出。”（
《关锋、戚本禹同志11月18日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16]《愤怒揭发镇江旧市委迫害郭嘉宏烈士的真相》，镇江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
会《红色战报》1967年6月15日。
[17]《是可忍孰不可忍－－记郭嘉宏烈士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经过》，镇江市机
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红色战报》1967年6月15日。
[18]这些文件将全部收载于网上文革文献馆：http://geming.org。
[19]可参看：《触目惊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淋淋事实》，《红旗报》1967年1月
22日。
[20]分别见：“五．一六”《通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王力、贾一学、李鑫《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还可参看《关
锋同志十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行文可看出是对接待工作人员的讲话，关
锋说：“……用大民主这样一个方式来监督各级领导机关实在十分重要，造成一种社会
风气，群众可以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宪法的民主变成人民民主的自由，真正变成实
际行动，这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将发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有些省的、部的负责人是好人，
有些世界观没改造好犯了错误，让群众冲一冲没有什么不好，过去历次运动都整下边，
省委书记作了几十年没有检讨过，从没公开向群众检讨过，让这些同志公开向群众检讨
确实不容易，让群众冲一冲没什么不好。大家知道前几年安徽发生那样大的事情，Ｘ东
也发生那样大的事情，ＸＸＸ畏罪自杀，搞的简直是法西斯专政，有一个同志被打成反
党分子，他的爱人要到省委、北京去告状，就叫Ｘ的人知道，就叫公安局派两个便衣跟
踪、盯稍，到车站后不问三七二十一关了一年多监狱，中央还不知道，如果有今天这样
的大民主就可以上街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前，上北京告状，中央即可查清这回事。”
[21]前后矛盾的是，到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学生把“全面内战”作为文革的“
三分错误”之一，而不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生死大搏斗”的具体表现。还应提到
的是，在民间，曾经存在着“异端”解释，将两派冲突理解为人民大众反对官僚特权阶
级的斗争，甚至把“全面内战”看成是“国内革命战争”。见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
去？》（1968年1月6日）。
[22]《大动乱的年代》，p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3]引文摘自《大事记》。明显的例外是，造反派中的个别“异端”言论，如湖南省无
联所作的分析，无论是否正确，在学理分析和符合逻辑的程度上都要强一些。
（本文根据书稿《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分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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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4 15: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