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

tuffy05

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为吴芝圃平反对不起河南人民！　　
古彭万俟轩　　 　

1979年1月24日下午，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xxx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吴芝圃真的像悼词中说得这么崇高伟大吗？悼词中所说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究竟又是指的什么东西呢？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至今蒙在鼓里，被改革派“精英”们年复一年的继续忽悠着。为了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吴芝圃在大跃进年代亲手导演的“信阳事件”，以及他本人的多次忏悔吧。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是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大刮“浮夸风”和“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中央高层注意。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先后派人到信阳调查，毛主席还专门为此做了批示，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对信阳事件做出处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信阳事件”先后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出现大批非正常死亡，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期间，河南造反派把吴芝圃从四川抓回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　　

那么，吴芝圃本人对“信阳事件”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1962年以后，吴芝圃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每年都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还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档案资料还显示，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大跃进年代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在全党第一个站出来搞“浮夸”、“放卫星”。在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时，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主席根本不信，当场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毛主席还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但是，吴芝圃对毛主席的批评无动于衷，仍然顽固推行形“左”实右路线。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1958年夏收时，在嵖岈山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高产田。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亩产数字全是谎报的。当信阳地委发现正准备纠正时，《河南日报》已把亩产几千斤的消息刊登出来。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这一消息，还专门发了号外。河南省在下面吹，人民日报在上面捧，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全国各地趋之若鹜，“放卫星”成了时髦。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当年为高指标、“浮夸风”拼命呐喊唱赞歌的是《人民日报》，而中共中央负责宣传把关的主要负责人、统一《人民日报》宣传口径的就是SXP和彭真。他们的呐喊支持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吴芝圃是河南“信阳事件”的始作俑者，也是阻挠中央调查事实真相的主要支持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作为河南省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对此难辞其咎，也是不应该推卸责任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那段历史，再看看吴芝圃亲口说的话和检讨，就会明白当年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然而令人奇怪地是，连吴芝圃本人都承认自己“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并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这样一个对河南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人，却在1979年非毛反毛的大环境、大气候下得以平反昭雪。改革“精英”们对毛主席多次纠“左”的努力故意视而不见，却偷天换日将极左帽子反扣在毛主席头上，并为大刮“浮夸风”、虚假产量、大“放卫星”造成“信阳事件”的始作俑者、滔天罪人吴芝圃平反昭雪。这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历史是不容小人和伪君子随意打扮的，朗朗乾坤也不能容忍那些阴谋家们永远一手遮天。历史真相大白天下之日，就是小人、伪君子、阴谋家被钉上耻辱柱之时。其实人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为吴芝圃平反昭雪只是一个信号，也是改革“精英”们别有用心的惯用伎俩，其目的就是给毛主席抹黑。然而，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初衷事与愿违，因为人民总会觉醒，历史已经在人民心中定格，河南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谁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完全有理由作出如下结论：1979年给吴芝圃平反昭雪是改革“精英”和阴谋家们非毛反毛的阴谋，它愧对全体国人，更愧对河南人民。欠账总是要还的。总有一天，哪怕他们已经到了九泉，其灵魂也会向国人赎罪，不然永远都不会安宁！　　

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吴芝圃”，此人是大跃进期间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始作俑者，于1979年在某些人的干预下“平反”。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xx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徐　明

　　 据说，大跃进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河南省省长、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
信阳事件」批判会议上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1958
年风云一时的吴芝圃，曾提出「跃进的哲学」，是当时的「左王」；但大跃进失败
以后至今天，他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唾骂。

一　 1957 年反右倾、水利化开河南大跃进先河

　　1957 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
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 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
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
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
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
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自此，以吴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
地位，吴也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实际上，河南省委内斗争由来已久， 50 年代
初，潘、吴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 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
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闹社问题」，吴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
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放人。
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

1957年秋天吴芝圃的胜出，在政治上为他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

　　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
…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

　　1957 年 10 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
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
自赴会讲话。 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
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 12 月 7 日，中央
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演示文稿》，称全省 1,500 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
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 991 万人，农村出现了
大跃进局面。于是， 1958 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
吴芝圃组织讨论 1958 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 700 万亩，灌溉面积增
加到3,000 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地，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
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
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
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投入 1958 年苦战水利的人有 1,500 万， 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6 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
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
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 1957 年度（1956 年 10 月至 1957 年 9 月）全
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 2,909 万土石方，后来持续跃进的 1960 年度（ 1959 年
1 0 月至 1960 年 9 月），也只完成 1.34 亿立方米土石方。 80 年代末，河南
的蓄水能力只有 150 亿立方米，到现在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 5,000 万亩，不到
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 1958 年度是 1.6 亿元，
1959 年度是 2.1 亿元（同期中央投入 2.75 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
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 年同时有 9 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 600 亿立方米（其中
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 46 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
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 1959 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 11 个，加上几十个
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
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
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 60 年代后期或 70 年代才得以竣工。
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 1957年 11 月至 1958 年 7 月），
宣传可灌溉 1,000 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 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
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 1958年 3 月至 1958 年 8 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
蓄水 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 1959 年 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
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 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
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
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
盐碱化， 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 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
；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
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
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
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二　河南的高指针与「放卫星」

　　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 8 日至 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
芝圃，对高指针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
前述指针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
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毛在 3 月 20日说：「河南
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
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
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会议过程中，毛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
第一，达 4,800 万亩」。被毛肯定的数字，已是 1957 年实际指针的 2.4倍。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
275-300 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后来吴
芝圃在检讨书中透露，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半开玩笑地对吴说：「你是马列主义，
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
也不堪设想」。但无论如何，毛与吴芝圃在当时也想象不到，大跃进在河南造成
的「不堪设想」的后果究竟是甚么。

　　6 月 8 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 2,105 斤， 11 日
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 3,530 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 月 13 日，
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 103 亿公斤（实际只有 50 亿公斤）。接着，西峡
县先锋社的 6,49 4 斤、西平县和平社的 7,320 斤、跃进社的 7,201 斤、邓县
岁营社 6,541 斤，「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
4 8,925 斤、光山县钢铁公社 31,302 斤、商城县跃进公社 30,009 斤的「卫星
」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
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
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 10 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 7,300 斤、芝麻 5,600
斤，单产增长 70 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
「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 1955 年合作化时
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
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但更为严重的
是，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针征购粮食。 1 958 年全国粮食征购比 1957 年增长
22.23% ，河南则增加了 55% ，达到75.43 亿斤！同时还外调 14.78 亿斤，而
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 75% 以上。

三　人民公社的太阳从河南升起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 4 月 20 日，河南遂平县山查
岈山红卫社率先由 27 个小合作社、 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接着平舆县也办
了一个。平心而论，河南农村出现新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偶然的，水利化热潮、地
方和农村工业发展、登封县农业大学的出现，都促使上下思考这个问题。激进的
共产党人致力找寻既能促进经济跃进又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吴
芝圃是省委里最热心探讨这个问题的人。他后来概括说：「由于工农业生产力的
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
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农村经
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刘少奇曾经回忆，
1958年 4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
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
到郑州，刘在车站与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谈了十来分钟，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
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吴的热情很高，说大社都有了，只是还不叫公社。得
到中央领导的理论点拨，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信阳
地区小麦「高产卫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热潮奉献的第一件礼物。 5- 6 月，遂
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 7 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

　　6 月底 7 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
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
把山查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吴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
热潮， 8 月 13 日省委汇报已完成计划的52.42% 。新乡地区的修武一县一社，
有农户 29,193 户。当时，地方大办工业，兴起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全民以此为
中心搞农具改革运动。商邱地区投入人员达 100 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铛响
」。种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
全省种薯 2,500 万亩，深翻土地 1.5 尺，每亩施肥 3-5 万斤。 7 月 27 日，
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吹嘘全省深翻土地 8,000 万
亩，每亩施肥 5 万斤。 7-9 月，每天有 3,000 人参观山查岈山，而参加各种各
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 8 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
省原有的 38 ,473 个农业社已合并成 1,355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 7,200 户
，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 95%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
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
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河南农村大跃进热潮深深感染了毛泽东，他在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
修武的一县一社，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
量就不同了。」并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注销来，「要好好
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
来」。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 1959 年 7 月 23 日）承认自己之所以受大跃进
热潮感染，是因为去了河南调查：「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了一个
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
一点……。」原来，毛在吴的陪同下，在 8 月上旬就巡视了河南。 8 月 6 日到
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
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
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次日，毛泽东到襄城县
视察烟地与谷地，顺路又看了深翻土地出名的长葛县五四社的玉米。 8 月 8 日，
他又到商邱县中华社看了红薯与水稻的长势（这里后来改名双八公社以作纪念）。

　　吴芝圃为北戴河会议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素材。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
山查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就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
到与会人士手中。 9 月 1 日、 4 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
山查岈山公社简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 1958 年是吴最行
时的一年，他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四年实现共产主义。他
在修武实验，以县为单位搞全民所有制，农村牲口饲养室点灯用油都需到县里去
领。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
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称「家
务劳动社会化」。人们在惶惑中憧憬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吴芝圃不失时机地在
《中国青年》 9 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
，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9 月 27 日，刘少奇证实：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
大家都赞成。

四　大跃进深化河南「反右倾」

　　吴芝圃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跃进的到来；反过来，大跃进又加速了
对右倾的清算。在 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
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巿、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
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
「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
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
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
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它人区分开
来，「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
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
了河南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进而准备了〈右倾机会
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强烈要求清洗潘，同时把住院的潘拉到
会上，让光荣地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河南省常委批斗。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
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
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
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
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
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全省掀起批
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结
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 20 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 18 名，洛阳的
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通过 7-9 月在经济、政治上的苦斗，吴芝圃已取得瞩目的进展，《河南日报
》10 月 19 日发表吴的署名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吴回顾了河南跃
进的历程，批判右倾份子的「生产悲观论」，认为河南人抓住这个对立面，通过
四大，「兴无灭资，大破大立，拔白旗，插红旗，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彻底粉
碎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谬论」。他吹嘘令人瞠目的成绩，剖析跃进的发生机理。
在生造的思辩气氛下，大跃进的观念被吴芝圃升华到思想领域，他庸俗地认为，
精神的解放转化为经济的跃进；而以高指针、高速度标志的经济大跃进实践和毛
泽东的哲学著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跃进。吴芝圃提出：「只要
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958 年「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他从
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
夸风正名。文末，他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
河南果然掀起农民学哲学的高潮，同时，基本实现「无文盲省」，全省兴办红专
学校 3.5 万所，「已有」高等学校 71 所。

　　12 月下旬，吴主持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并作出
《关于潘复生、杨?、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1959 年 8-9 月，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后，吴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
批判省直、地巿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斗争推到顶点，继续打下
去一批干部，从而浮夸也走到极端。 1959 年麦收前，吴用半个月跑了 32 个县，
一路叫下面虚报产量；回到郑州发表长篇讲话，确定夏征任务，结果许多地方粮
库透底。吴在 1961 年 1 月的检讨中承认：「不但没有接受 1959 年的教训把浮
夸风压下去，而且在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以后，浮夸风又变本加厉了。」当时，
吴把荒年吹成丰年，估产粮食 200 亿公斤（高估一倍），以此安排生产、生活，
以及粮食征购和基本建设，维持跃进假象。

　　伴随 1958 年反右倾，除了「一年水利化」、「一年上纲过长江」、「一年
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和一个月全省公社化之外，还有全民大办钢铁。
1958 年 3 月 18 日，河南就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
「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 7 月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 30 万吨，铁
150.9 万吨； 9 月河南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
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 9 月
12 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 15 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
以上的县有 8 个，禹县高达 4,396 吨。 17 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
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 1.8 万吨，放了「卫星」。 10 月上旬，省委召
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
全省有 577 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 22 万余座。 10 月 11 日冶金部在
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
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到 11 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前夕问新乡地区
有多少人参加炼钢，答曰 120 万（其中 40% 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
投入炼钢，毛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新乡只是一个典型，安
阳、洛阳、许昌、南阳、信阳等地，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
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
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
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一步。

五　从「共产风」到大饥荒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中共称为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
坦陈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
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
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
产自动交给公家」。山查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牛场、万猪场、万鸡山，集全社
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 305 间畜舍，从农家牵去 192 头牛、赶走 89
头猪和 2,700 只鸡，即大功告成。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
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 1958 年冬天，
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 30 亿元，而首当其冲的河南会是多少呢？即便是
每个农民 10 元，就会是四亿多；计算人工，仅是新乡地区120 万人炼铁百日，就
将耗去 1.2 亿个工日；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1959 年初毛在郑州会议上承认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
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 1 958 年全省生产、积累、税收占
70% ，农民只分 30% ，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吴在 1961 年
1 月检查，说省委提倡刮共产风，「如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
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
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使某些人误以为进入了乌托邦的天堂，而恰恰
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使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给予河
南毁灭性打击。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巿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 1958 年
全省基建投入 16.04 亿元（是年财政收入仅 14.16 亿元），吴芝圃统计：「截
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该年全省增加全民所
有制职工 129 万人，职工总数超过 1957 年一倍多。城巿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
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巿的共产风也将巿民的私人房产收归国有。

　　从反右倾斗争不断深化来看，可以想见吴芝圃一直面对着阻力。 1958 年，
因为与农民的关系紧张，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有意见，省委干部也有微词。一次
会上，吴芝圃吹起他的理想和计划，同僚和者甚寡，仅毛泽东冷清清地鼓掌。但
在不久之后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一度态度变化，希望调整和农民的关系。吴芝
圃不识时务，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料，多次赞赏他的毛泽东
也不满起来，毛在郑州会议上对吴与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会后，一行路经遂平、信阳到武汉，毛
居然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在武昌会议上，毛继续发挥：「水利任务，今
冬明春全国要搞 1,900 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
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毛甚至要求整顿公社四个月，
有十分之一搞好就算成功。「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
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就不会垮？」但吴
芝圃显然无法理解毛的纵横捭阖，他跟不上领袖的变化节奏。

　　1959 年 4 月，河南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
针，对 1959 年计划指针进行调整，钢由 80 万吨调为 22 万吨，生铁由 150 万
吨调为80 万吨，粮食由 500 亿公斤调整为 325 亿公斤，基建投资由 18.6 亿元
调整为 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针依然高不可攀，结果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
5.14 万吨，生铁 69 万吨，粮食只有 97 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
强行完成 18 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 1959 年的实情，在 12 月中下旬的计划
会议上，要求 1960 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 1959 年
增长 55.7% ，粮食 270 亿公斤，钢铁达到 150 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
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
可是，吴芝圃仍然要维护大跃进这色彩斑烂的气球。 1960 年 2 月 4 日至 19 日，
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 1960 年的持续
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
河南大跃进至此达至顶点。

　　为挽救生产，地方干部和群众在 1959 年尝试「包产到户」，甚至得到耿起昌
、王慧智这些地委书记支持。秋后的反右倾沉重打击这些苗头，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
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典型，将包产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1960 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
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 1959 年农业产值 35.55 亿元，比
1958 年下降 8.9% ，粮食总产 97.45 亿公斤，下降 22.9% ； 1960 年农业产
值再下降 11% ，粮食产量仅有 88.69 亿公斤。画饼不能充饥，河南城乡民众陷
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
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
全省牲口死亡 74 万头）。信阳地委报告， 1959-1960 年冬春，正阳县死人 8 万，
息县死人 10 万，新蔡县死人 10 万，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 4,000 人，占其
总人口的 10% ，有的队的死亡率达 30% 。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
只有 5% 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
72.58 亿斤。按官方统计数字，当时农民人均只有 250 斤原粮。实际上，由于大
办地方工、副业，大办公共食堂，饲养场集中饲料，高产密植消耗大量种子，导致
所剩口粮不多，也不在农民个人手中，所以一到 1960 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
粮。吴芝圃在 1962 年 1 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 58 、 59 年粮食产量，
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
…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 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
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没有检讨他当时居然还坚持外调粮食 8 亿斤。与此同时，
吴也迫使干部讲假话，对讲真话的人施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
之定为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关押起来。

　　严峻的局面已经出现，但 1960 年《河南日报》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
仍坚持全面跃进；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针有所异议，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
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
瞒不报。这年 2 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
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 4 月 15 日，吴芝圃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
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
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黄泛区、郸城、
永城、虞城等县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死人事件。农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
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有人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但是，偷藏、偷吃
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那些极左的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被说成是坏份子
、是地富反坏。信阳地区打人成风，向农民、干部逼粮，全区竟逮捕了 1,774 人，
拘留 10,720 人（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据凯恩（ Penny Kane ）统计，
1952-1957 年河南人均产粮 257公斤，但 1960 年下降到只有 145 公斤，是当
时各省中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
城巿群众也以代食品——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省政府 10 月发出调整
城乡口粮的规定，并急忙向四川调粮，但粮食大省四川这时也已无粮可调，遂向
东北、广东借粮。但整个 1960 年，河南仅仅调入 9,200 万斤毛粮，人均不到两
斤。种种努力已来不及遏止饥馑的蔓延，浮肿病大量发生，因饥饿病死的人数迅速
增加。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农业生产力， 1960 年粮食产量跌至 177.38 亿斤，
1961 年更跌至谷底，只有 136.85 亿斤。经过几年的调整、恢复，直至 1965年
，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
河南人民则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现将大跃进前后河南粮食的统计数据罗列如下：

　　从表中可见， 1958 、 1959 年是征购最多、唯独调出的两年。

　　「民以食为天」，究竟河南在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
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 300 万，有说 200 万。按官方
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这三年的死亡人数约 315 万（其中 1960 年约 190 万），少
出生人口两百多万（其中 1960 年约 100 万）；按 1954-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保
守地估计，多死亡了两百多万人；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 1960 年，为 39.6 ，而增
长率最低的也是 1960 年，为 -25.59 ，居全国之首。信阳地区饿死近一百万人。
直到 80 年代中期，大别山区一些县的人口总数也未恢复到半世纪前的水平。

　　由表 2 可见，河南的出生率、死亡率受大饥荒影响很大，凯恩的著作也说明
了这点。但十分荒谬的是，在吴芝圃的授意下，信阳地委的报告居然把大量饿死、
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
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 1961 年 1 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
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
人寰的程度」；错误原因却是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阶级
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自己「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
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个人主义在作怪」，「惟恐怕损伤了三
面红旗…… 」。让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在 1961年元旦却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
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
力，反掉五风。中央批示反而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中的左倾错误，整风整社不去
纠正省委犯下的左倾错误，而是再次打击基层干部，搞扩大化，一大批县级、公
社级干部被关押；整风也严重打击了早已被剥夺了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原地主、
富农份子和他们的子弟。

　　当然，河南大跃进的大失误、大失败，生产大倒退，非正常死亡两百多万人，
是无法靠斗争干部和地主来解决的。 1961 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
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 2 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
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 7 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
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吴改任第二书记。刘建勋开始了所谓「救灾书记」的第一
步。 1962 年 4 月，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同时，省委作
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
结束，他自己也成了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但吴芝圃平安离开了河南政坛，他没能
听见人们的痛骂，也没想到河南人在文化革命中把他的极左思想当作「走资派」
来批判。 作为特定时代政治文化的典型，吴芝圃给二十世纪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影
响与教训，值得今天的国人沉痛反省。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事件

　　路石按：对于共产党前进中的失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教训，这不仅对那些夸大事实借以攻击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者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一贯形“左”实右的……（人们）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后，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读者）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芝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的批评，至今河南的许多过来人仍记忆犹新。虽然吴芝圃也承认“对河南五千万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饱受其害的人民对“信阳事件”又旧事重提，此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而追随吴搞浮夸风的省委副书记杨蔚屏、赵文甫首当其冲被群众批斗。1967年7月，杨、赵被中央定为“走资派”。……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还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　本文作者张树藩在发生“信阳事件”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93年，张树藩同志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信阳事件的回忆。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北京看望了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信阳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此时张树藩同志已过世。李瑞英同志把这篇遗作送给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当年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杨王”中的杨钰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假话是要死人的啊！”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关于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见附件）。联系当今不也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吗？
　　鉴于毛泽东论坛《三年自然灾害真相馆》开馆之际，献上此文，供同志们参考。　---------------------------------------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地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桐油、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喳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行公社化。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是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中，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二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受到问题的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人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谈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的李产，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书记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招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