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双来：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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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宋双来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自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在庐山召开。在这次全会上，雪峰同志作为华北组的组长、主要召集人，因为签发了华北组８月２４日下午大组讨论情况的二号简报，被指责为“抢先”抛出“六号”“反革命简报”。１９７０年底，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主要因这项罪名，被说成“紧跟陈伯达反党”；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又被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大将”，进而被“永远开除党籍”，解往安徽，关押长达九年之久。
　　我作为九届、十届候补中委，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被编在华北组，经历了各组大讨论，了解讨论发言的情况，目睹了雪峰同志主持讨论的情形。负责任地说，因简报在政治上“诛杀”雪峰，不合事实情理，应当还他以清白。我亲历的事实是：

◇　审慎主持讨论

　　尽人皆知，这次庐山会议是一次情况复杂、斗争诡秘而又激烈的会议。全会开幕前，雪峰和我们一样是带着轻松的心情到会的。因为会前中央两次告示与会者，会议议程有三项，即讨论修改宪法草案、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其中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是全会的主要任务。并且说，８月开全会，９月开四届人大，接着过国庆节。我们上山前后，曾三次听到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传达。并且在７月下旬发给我们和省部级党组征求修改意见的宪法修改草案中，已经没有国家主席一章。在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中，还特别提到，中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因为心里有这个底，我们多数与会者上山时，都是带着既开会，又避暑，舒缓一下那个年代超负荷紧张工作的疲劳。记得雪峰在飞机上问我到过庐山没有，我说没有到过。他说，这次开会不会紧张，庐山很美，景点多，文化遗迹不少，多转转。开幕前，我游览时还曾两次碰到他，可见他的心情也是轻松的。
　　可是就在８月２３日的开幕会上，毛主席宣布开会，周总理按预定安排正式宣布“三项议程”后，原本排在会议后期讲讲战备的林彪，突然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接着康生抛开原定的由他对宪法修改草案作说明的话题，大肆吹捧林彪，发表了与会前中央告知与会者的会议任务、主旨大相径庭的讲话。本来新宪法修改草案已没有设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讲：新宪法草案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是“肯定了毛主席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康生则说：“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的讲话”，“在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的讲话一结束，我们看到已经不耐烦的毛主席立即宣布散会。这样一来，与会者的心头罩上了阴影，大家如堕五里雾。当时虽未料到这场斗争的内情和尖锐性，但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如有的猜测林彪大讲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地位，重提被毛主席划掉的“三个副词”，说什么“除国内国外反动派都不能不承认的”，是否镇一镇所谓的“二月逆流”与会的老帅和副总理；有的猜测否定毛主席地位、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的人是否出在宪法修改小组；说新宪法草案肯定了毛主席“国家元首”这样以前国内从未使用过的提法，是否意味着国家体制要改变；毛主席明明多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康生却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带着这些疑问，８月２４日上午讨论休会时，我曾问雪峰，他说：“我也不清楚，独立思考，看看再说。”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２４日下午华北组讨论时，陈伯达、汪东兴顺着林彪讲话的调子作了火上浇油的发言后，大部分与会者情绪激昂，把发言集中到了讨伐反对毛主席的人、要求设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上来。因为与会者大都认为这天的讨论，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重大原则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反映讨论情况、情绪和要求的华北二号简报，上送大会秘书处措置。
　　据我所知，这份简报是中央派驻华北组的秘书和大会指定的华北组各省市、北京军区轮值秘书整理，雪峰和另两位召集人共同签发的。尽管华北组这次讨论“闹得很凶”，雪峰主持这次讨论和以后的各次讨论，只是召集主持，自己始终没有对林彪、康生的讲话以及陈伯达等人的讨论作一句表态。记得当时有一位中委好心地提醒雪峰：“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明确表态好不好？”他笑笑说：“想不清楚啊，怎么表态？”甚至２４晚和２５日上午的讨论，雪峰还是只主持，个人不作发言。就是说，毛主席所说的林彪、陈伯达一伙闹了“两天半”，雪峰矢志独立思考，慎独发言，审慎地主持了两天半。雪峰同志这种在高层复杂斗争中保持静气，临乱不惊的审慎情形，给我的印象尤深。受他的影响，在那次会议前期，到口的话，我也含而未吐，没做一次表态发言。由此，多年来我怎么也想不通，雪峰同志当时那样的状态，怎么会与林、陈在庐山反党篡权联系在一起？

◇　雪峰签发的是华北组二号简报

　　庐山会议前期，即林彪、陈伯达一伙闹事的阶段，华北组总共出两期简报，即一号、二号，这两期简报都是雪峰主签的。一号简报是反映８月２３日晚上大家短暂讨论发言的情况，内容有据可查，主要是反映对开幕会的感受。如主席亲自主持开幕，总理、林彪、康生讲了话。主席、林彪身体健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等等。对于林彪、康生不寻常的讲话所引起的震动、不安、猜测、疑问并未涉及。二号简报，主要反映２４日下午大家讨论的情况、情绪和要求。当时在讨论结束后，三位秘书就问是否出简报，雪峰和几位副组长交换了一下意见。雪峰说，按中央规定办。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你们整理出来，我们签发。于是秘书立即在会议室抓紧整理。整理完毕，２４日晚大组讨论前，一直压在雪峰同志手上没签发。压了约四五小时后，即当晚１２时左右，经雪峰和另两位召集人审阅签发，由中办派来的秘书带回去交大会秘书处。这期简报的编号为华北组二号。
　　８月２５日下午，在吴德同志主持下，大家讨论了一会儿，雪峰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决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责令陈伯达等人做检讨。接着宣布休会，听候中央安排。之后不久收回了六号简报。得知毛主席批评雪峰出简报“没把关”“你这组长怎么当的？”随后因此怀疑李雪峰参与了林、陈的反党预谋。传出毛主席批评李“抢先”出简报是因为六号简报发在了四号、五号之前。
　　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批评，先是一惊，随后疑惑不解。先讲“抢先”问题。我想，雪峰签发的是二号简报，怎么又弄出“六号”简报？经问秘书才弄清原委，按照中央规定和职权范围，华北简报送大会秘书处后，由中央统一编号，统一印刷，统一分发。华北二号简报，中央编为六号，这就不关雪峰和华北组的事了。因为怎样编号、如何印刷、何时发出，与雪峰毫无干系，编号、印制、发出时间先后，雪峰也管不了。因此说雪峰“抢先”出简报是主观臆断。为准确起见，当时我的这种看法、想法形成后，曾问过与会知情人和雪峰的秘书。他们都说我说的是实情，雪峰主签二号简报后，再无过问简报印发的事。
　　再说简报的内容。负责任地说，这份简报如实反映了大家讨论的情形，后来被说成为“反革命简报”。它是否为“反革命简报”？我认为，林彪、陈伯达这一伙在全会开始时，就大使阴谋，毛主席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看到这份火药味十足、煽动“揪人”、要求设国家主席、与大会初衷和会议议程大相径庭的“简报”，他生疑、生气、发火、收回，使用尖锐的言辞予以批评、讨伐，似有可体凉的一面。问题的实质在于雪峰签发的这份简报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大家讨论发言的情况。主席批评后，我和几个同志曾对照简报内容，核对大家当时词论时的发言，完全负责任地说，简报真实无误地集中反映了大家发言的实情、情绪，要求，连所载尖刻语言都是发言者的原话。每一个观点、建议、要求和呼声，都能从发言者的发言中“对号入座”。因为雪峰只主持、未发言，简报上没有他的话。雪峰要求简报如实反映讨论情况是不应当受到责难的。反过来说，简报假如离开大家讨论的实情另搞一套则是不可思议的，是为党性、原则、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离开实事求是，还有什么是非曲直，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因此，我认为雪峰同志按实事求是处理这份简报是无辜的。

◇　华北组下午的讨论什么会“闹”起来

　　就我当时的感受、认识，加上后来看到的有关材料，思想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华北组讨论时闹起来的因由，除了林彪、康生开幕时讲话的诱导外，发言表态的同志，主要是听信了陈伯达、汪东兴这两位具有特殊地位、身份的人煽动蛊惑起来的。那天下午讨论时，陈毅、钱学森先讲，接着河北的中央委员马福全同志发言。马未讲完，陈伯达、汪东兴来了。他们刚落座，陈伯达就迫不及待要发言。因为马已经讲的时间不短，雪峰让马讲简洁些，马很快结束了发言。陈伯达即兴讲话。他的闽南话我们大都听不懂，有些话是雪峰、汪东兴翻译的。记得他讲的主要意思是，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煽动把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妄图否定毛主席领导地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揪出来。汪东兴接着陈伯达发言，汪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加之他语言清晰，声音高亢，与会者格外注意听。汪东兴讲的主要观点和所起的作用，《吴德访谈录》中有准确的记述。最引人注意的话：“有人利用不设国家主席，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一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多亏我们林副主席发觉得早，不然问题可就大了”。讲到这里，陈伯达立即站起来，连手带脚比划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欢喜得跳起来。”陈插话后汪继续说，“有的人天真地想，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减少主席的外事活动，我就在主席身边，我完全清楚，哪次外事活动少了主席？主要外宾不见到主席就不肯走”；“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我非常清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发言最后，他特别激动地说：“我代表８３４１部队，强烈要求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对于陈、汪，特别是汪的发言，原来疑惑猜测、莫衷一是的与会者，信以为真，以为摸到了底，情绪一下激愤起来，以致出现了抢先发言的情形。此后的发言更集中到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和揪出反毛主席的人上来。记得汪发言一落音，一位要去开三北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同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就这样，在陈、汪发言的蛊惑下，华北组讨论会像开了锅的水，闹得一片沸腾。确定无误地说，闹成这样，最直接的因由是陈伯达、特别是汪东兴的发言引起的。与会者之所以受到汪东兴同志发言的影响，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会前于三月下旬听中央工作精神传达与七月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意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派汪东兴同志回京向政治局转达的。所以他违背常情的发言，人们自然特别看重。
　　前面已经讲过，全部华北组的讨论，雪峰同志都是审慎地主持讨论，既不引导大家发言，个人也未作发言，由与会者放手按自己对会议精神的领会、意愿去发言，，即使在陈、汪作了如此明确、激昂的发言，他也始终处于静思、慎言中。当时他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紧跟林彪、陈伯达反党呢？
　　我在《吴德访谈录》中，看到这样一段话，８月２５日下午，因雪峰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由他主持华北组讨论，河北的四位年轻中委、候补中委讨论发言。口径一致建议、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由此吴德同志怀疑雪峰同志事先给他们打了招呼，统一了口径。当时的讨论，我在场。发言的不止是河北四人，还有北京、天津和山西的同志，口径也是设国家主席、揪人。究其原因，这个口径于２４日下午已由陈伯达和汪东兴同志统一起来。因为我所在部队抗美援朝回国后就驻在河北，与河北发言的四位同志都很熟悉。一次在石家庄市开会，见到他们中的两位闲聊时提起那次会议发言，两人都说是听信了汪东兴的发言。我想吴德同志的怀疑可能是推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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