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两派红卫兵，为什么都不愿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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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红卫兵，为什么都不愿意道歉？

谌旭彬

◇　红卫兵两大派系的历史作为与现实境遇，俱在阻碍其作出反思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需要先明确：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

　　1、“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长期热衷于渲染自己在文革中起到了理性的“维稳”作用

　　学者徐友渔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绝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红卫兵，无疑就是“保守派”——“走资派”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词汇，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顾名思义，针对的是文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文革伊始，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文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反右”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地方省、市、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各种“官办红卫兵”，其造反对象，大致与“反右”相似。校长、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政治倾向的，是文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血统论”思潮。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这一类红卫兵，一方面是破坏者，怀抱着浓烈的“接班人意识”，以出身划线，严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个范畴；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对现存秩序，主要是官僚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维稳”作用，是这样表述的：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它们‘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西纠’还受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大动乱的年代：“文革”十年动乱史》，人民出版社）

　　“西纠”是老红卫兵组织，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纠”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

2、“造反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被列为“三种人”，大多深感不平，认为自己当年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资派”为号召，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西纠”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是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为例，文革开始后，学校内的高干子弟、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分别是“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属于保守派，后两者属于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但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老兵派”被抛弃，“四四派”和“四三派”开始崛起。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王祖锷，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他在回忆文章《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中，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

　　“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人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

◇　必须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才有可能促成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1、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2、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还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

　　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领袖”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红卫兵“提线木偶”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

　　3、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

　　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其动机未必一致，或出于阶级情感，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随大流，或出于纯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结语

　　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如此之少，不止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甚至连现有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