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批判“二月提纲” 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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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3月，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受张春桥委托，到北京来办事，他见到许立群的时候，许立群对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你们上海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就把北京的批评向张春桥汇报了，春桥又报告了主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许立群他们不让发表我们文章的事都对《文汇报》的艾玲讲了，我还把我的文章给了艾玲一份，请他带给春桥。很快艾玲带回了一封春桥写给我的信，艾玲告诉我，她还向江青作了汇报。

本禹同志：
　　信和稿子都收到了，可惜，这几天，我和其他同志都难抽出时间阅读，估计短期内也如此，恐怕误了你的事情，特先复你：不必等待我的意见了。
　　热烈地问候你的健康。
张春桥
一月二十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不加理会，拒绝转载。为打破封锁，毛主席建议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小册子，向全国征订。北京只订了几本样书，又不发行。这种情况已经是很不正常了。在毛主席作出了明确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之后，他们又不让发表我们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这些都表明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已经在公然抵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了。矛盾激化了。
　　1966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谈话。3月30日下午，毛主席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对“二月提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我一些人。
　　3月31日康生奉主席之命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由康生传达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康生在会上说，主席说，北京写了那么多文章都不请示他。为什么姚文元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要请示他们呢？是我代表中央？还是你北京市委代表中央？
　　这个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撒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会后，康生叫穆欣马上发表我的文章。《人民日报》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要发表我的文章。
　　1966年4月1号，我把《〈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拿给了穆欣和吴冷西的部下陈浚生，当天晚上我就坐火车去上海了。4月2日清晨火车到了南京，在火车靠站的时侯，邮局送上一大捆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会儿，列车服务员就去各个车厢卖报纸，我也买了一份，报上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被登在报纸上。随后我到各个车厢去转了一圈，看到许多乘客都在看我的文章。那时的群众都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的。
　　在我原来写的文章里，我还是肯定吴晗曾经是民主斗士的，只是说他现在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望他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重新思考自己现在的立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在我交给他们的底稿上是有这段话的，可是在4月2号正式发表的时侯这段话没有了，这或许是康生他们给删掉了。

2．我1966年4月的上海之行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我这次去上海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参加《红旗》杂志历史组和学部的哲学所联合在上海召开的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学哲学的号召后，《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我们就在上海组织了由工人和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的座谈会。另一个是去见江青，这是艾玲通知我的，说江青要我到上海去与她见面。
　　和我一同去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哲学研究》杂志主任编辑吴传启以及两个青年编辑，一行五人。到上海的时侯，上海市委秘书长来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下榻在锦江饭店。当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但是没有请潘梓年、吴传啓他们。在锦江饭店请我吃饭，是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负责人顾志刚安排的。顾志刚见了我，就跟我开玩笑说：“好同志来了”。我跟曹荻秋说，顾志刚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侯的入党介绍人，曹荻秋说他们已经听顾志刚说过了。那时侯我只是个局级干部，上海市委对我的接待是破格的。席间谈起了李秀成，谈了《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们都很支持我，给我说好话，我自然也谦虚了一番。那次，是我第二次见曹荻秋、魏文伯，我和他们很谈得来。曹荻秋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很有学术修养；魏文伯对历史很熟悉，对古诗词也有自己的理解，对毛主席诗词，他都能背诵。
　　饭后回来，我对潘梓年说，吃饭没请你们，我真觉得不好意思。潘梓年说，我们只是学部哲学所的和《哲学研究》杂志的人，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负责人之一，请你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晚上睡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带厅的套间，给潘梓年安排了一个単独的房间，给吴传启和另两个小年轻则安排了标准房。我觉得，潘梓年的资格比我要老多了，所以我坚决要把大套间让给他住，而且吴传启是研究员级，和那两个小年轻住一起，也不太合适，我就对吴传启说，你和我住在一起，让潘梓年一人住套间。潘梓年坚决不干。我就说，我和吴传启晚上要探讨点问题，你年纪大了，睡得早。这样他才勉强同意了。潘梓年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在毛主席去参加“重庆谈判”的时侯，他是《新华日报》社的社长，而我只是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小党员，人家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呢。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哥，因为潘汉年那时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他有一些思想包袱。
　　第二天，我就去锦江饭店的小礼堂见江青。江青在上海有她的住所，但开会、会见客人，一般都在锦江小礼堂。
　　我向江青汇报了北京的情况，讲了我们写文章的过程和许立群扣压我们文章的一些情况，也跟她说了我们对“二月提纲”的看法，并且说了在康生传达了主席指示后北京发生的变化。江青听完我的话以后说，“本禹啊，幸亏我们还有毛主席，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怎么办啊？”我对江青说，他们说我和关锋是什么学阀。可我们都是小人物，算得上什么学阀啊。依我看，他们说的这个学阀指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人物，也许包括你和春桥？江青说，他们恨我，要超过恨你们好几倍呢。但在他们眼里我和春桥也算不了什么学阀的，他们所说的学阀，其实就是指毛主席。这个说法在我听来真是大吃一惊啊。我说，他们不敢吧？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是革命的导师呀，他们有这胆子！江青说，哼，你说不敢，可我看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什么不敢？！她说，他彭真眼里有谁啊？听了这话，我惊愕不已。
　　江青又跟我谈了她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发表座谈会纪要的事。她说。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就要批判周扬。她跟我说起周扬等人曾经怎样迫害鲁迅。我说，许广平同志对周扬的意见是很大的。那时我跟许广平有一些来往，知道许广平对周扬他们有看法。江青问我许广平的态度和表现怎么样。我说，她的态度很坚决，表现也非常好。江青就让我回北京以后安排许广平来上海同她见面，具体商讨批判周扬的事。
　　和江青见面后，我就和潘梓年，吴传启一道去召开工农兵学哲学的座谈会了。我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来参加座谈的人，发言还真是有点水平，他们把批判《海瑞罢官》，讲得头头是道。会后我跟潘梓年说，真不能小看工农兵呀，他们一个个都快变成专家了。潘梓年说，你不知道，他们都做了很长时间准备了。那些文章都是经过秀才们改过的，都背熟啦。后来，我见到朱永嘉，我问他，我觉得上海工人的水平很高，我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工人的发言讲得很好。可潘梓年说，那些发言是经过其他人帮助修改过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朱永嘉说，我倒是没有去改过。但真有人改过。市委听说你们要来座谈了，就专门找人来辅导他们，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他讲的情况跟潘梓年分析的是一样的。
　　座谈会上的文章我们没做多少改动，后来都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工农兵的文章发表后，一次关锋跟我讲，山西有个工人，是个女同志，叫解悦。本来我也认为她的文章是别人替她写的。我就去跟她探讨，她没稿子，却能把写过的文章讲得清清楚楚。我没想到那么漂亮的年轻姑娘，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我说，是不是也像潘梓年说的那样，是人家给她作了辅导，再让她背下来的。关锋说，不像，我提的问题都是临时想到的，她都讲得很好。解悦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来成为山西省革委会的常委，再后来就也跟我们一样的受难了。
　　我又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格使我都感到汗颜，战士做到的事，我做不到，他们简直是半点个人主义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把自己限制得太苦了，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战士为了上海市民过年期间的安全，两三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给他假期他都不要。后来我专门写了个报告，表扬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质。这个报告送给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动。主席看了那个报告后，说，“好八连是好啊。”

3．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到了4月中旬，我们召集工农兵学哲学座谈会的任务完成了。准备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去编发工农兵学哲学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时，张春桥派他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指示让秀才们一起开会讨论，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并说陈伯达、康生、吴冷西、王力他们马上都要来上海。以康生、陈伯达为首，要我和关锋也一起参加。还说，部队也要来人，有刘志坚、陈亚丁等人。于是，我就让潘梓年、吴传启他们先回北京，去整理座谈会的稿子。我继续留在上海。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来参加起草文件会议的人不少，好些人我都记不得了，但姚文元没来参加。在会议期间，姚文元到锦江饭店来找过我。他是一清早走路过來的，六点钟就来了，他到了之后也不让服务员来叫醒我，就在外面坐着等我起來。可那天我是凌晨二点钟才睡的觉。后來一个服务员觉得这样让一个名人去外面等着实在不妥，就进来叫醒了我，说，首长，外面有个人等着，就是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姚文元，他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叫醒我。我赶紧把衣服穿起來把他引进房间。让他等那么长时间，我很过意不去，连忙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我坐在那里也是在想问题，不耽误时间的。他虽然已经是个名人了，却还是像个中学生，很朴素，又很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话又说得很得体。我对他印象很好。我们一起谈《海瑞罢官》，交换了对彼此写的文章的看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等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陈伯达就召集开会了。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接着他说，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了动员以后，大家开始对“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和批判，开始是逐句逐条地来讨论、分析、批判的，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说实话，有好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光从字面上看是不容易看出错误来的。所以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了。我就在会上提出，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是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陈伯达觉得我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对我的建议说说自己的看法。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后来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中，讲到平等问题和学术权威的那一段，就是吴冷西起草写的，后来又经主席补充修改，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样，就不再一句一条地批驳了，而是先找出主要问题，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大家发言踊跃，而且是各有特点。吴冷西、关锋善于理论概括，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吴冷西讲的最多，关锋也讲了不少。后来“五一六通知”文件中，有好几个重要问题都是吴冷西、关锋讲的。王力的记录、整理能力很强，他行文也快。他有个特点，能把别人的思想接过来变成他的，你给他一个提纲，他就能慷慨激昂地讲半天。你讲一分，他能讲二分、讲得比你的还好。可他自己却不大能形成独立思维。一次江青问我王力表现如何？我说，王力挺好，批判‘二月提纲’很积极，发言也很尖锐。穆欣没怎么讲话，陈伯达也不问他。陈亚丁讲得也不少。刘志坚人是来了，但他比较稳重，讲话不多。当时我觉得这人挺和善，又是老资格，很尊敬他，可没想到后来他在总政镇压起造反派来会那么厉害。在这次会上，我除一开始讲了一点意见，后面都是听的多、讲的少。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老干部，我是年轻人，我不能老是表现。
　　大家讲完之后，就各自把发言的内容先整理成文字，再把一段段的文字连接起来，交给陈伯达汇总。陈伯达是很会写东西的，而且他擅长做后期整理。他汇总出来以后，再请康生看。
　　康生在文件上改得很多。他的修改很规矩，用一条线勾划出来、然后在空白处用章草仔细地写好，他工作得很认真。
　　都弄好了就送去印刷厂，由工厂排版印出来，然后陈伯达、康生又给主席写了一个短信，再送给江青转呈主席。
　　江青不大来参加会议，她只是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找人碰头，主要是找康生、陈伯达、春桥他们几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文稿由江青派专人送去给主席，她负责和主席联络。
　　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对我们送去的文稿又作了很多修改。然后就印送北京，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看。请他们再提出修改意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

《戚本禹回忆录》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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