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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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之停课闹革命

----作者：黎劲风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度一下，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也是目前官方的说法。

　　“文革”给神州带来的灾难有多严重?著名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而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生于1955年。文革期间，年少的我一直生活在广东吴川县(现吴川市)，与数十万吴川人一同走过多灾多难的岁月。

　　按吴川民间的说法，吴川文革开始的标志，是1966年7月间，吴川二中学生转抄、张贴在县城梅菉镇华光庙门前的毛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即“十六条”)。

　　据《吴川县志》记载，吴川县的文革是从1966年12月18日正式开始的。当天，吴川县委在县城梅菉电影院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符在泽宣布：吴川县文革开始。

　　而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开始的。在我1965年9月刚升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读的梅菉实验小学已作出决定，让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我读完四年级就提前考初中。然而，好好的一切全因毛发动文革而变：四年级第二学期尚未读完，学校就“被停课”了!四年级第二学期没考试，就提前结束了!原定在1966年7月举行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也被取消了!《海康县志》(海康县现为雷州市，和吴川同属湛江管辖)对此有记载：1966年6月，根据中央部署，各中学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

　　暑假后，我们名义上是升上五年级，实际上早与学习无缘了。所有学校都全面停课，我们的生活也全变了样。

　　文革与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北京的学生首当其冲。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北京圆明园的废墟上秘密成立，随后红卫兵组织向全国各地蔓延。毛多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检阅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就这样被发动起来了。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毛的鼓舞支持下，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发展成为一股席卷全中国的狂潮，让神州大地的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革命传单满天飞，是文革初期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有网民比喻像“五四”革命运动。各式各样的革命传单从上到下传到吴川，红卫兵组织纷纷拿去翻印再拿到街头派发，行人见了都争抢，即使不识字也留着擦屁股(那年代废纸比猪骨头值钱，如保存到现在更身价万倍)。

　　文革传单，传播着毛和中央文革领导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喜讯，传播着揭发出来的黑材料和文革进展的捷报，给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空想的色彩——

　　如最最革命的呐喊：《最坚决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再论是反革命必须制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又如最最革命的要求：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灯改为绿灯，把绿灯改为红灯。红色象征革命，怎能用来禁止通行?

　　如最最震惊的发现：某年某月印制的画报，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背面左下方，竟然出现蒋介石头像;某年某月印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背面右下角竟然出现国民党旗!

　　又如最最吓人的揭发：某某某为《欧阳海之歌》(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作者金敬迈)题写的书名，把“海”字草写成“反毛泽东”四字，把“歌”字草写成“不可久”三字，“欧阳海之歌”成了“欧阳反毛泽东之不可久”!

　　我家里刚好有一本《欧阳海之歌》，拿来一看，封面草书的“海”字真有点像“反毛泽东”四字，而草书的“歌”字更像“不可久”三字。我还找来画报和领袖画像，看了正面再看反面，还拿到阳光下反复看，遗憾的是没有特别的发现。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吴川大地和全国各地一样失去了安宁。各中小学争先恐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相继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小小的实验小学也不平静，组织了批斗会，曾教过我的女老师李瑞珊因出生于地主家庭，被挂牌批斗。班主任黄祁因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挂牌批斗，还被免去班主任职务，改由姚华安老师任我们班班主任。

　　我虽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但父亲的成分是中农，1961年蒙冤被戴上“贪污分子帽子”(1980年平反)，从湛江市发配来吴川县，而母亲的父母兄妹都在海外，“海外关系复杂”。我自然没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没能参加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革命行动。

　　社会出现的动乱很快升级。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让红卫兵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成为红卫兵行动指南。在红卫兵眼里，世界上已经没有正确的东西了。城市名、街道名，甚至许多人的姓名，都冒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受到批判。一时间，各地都刮起强制更名之风。如我就读的实验小学，改名为“工农兵小学”;梅岭小学一度改名为“反修小学”;十字街改名为“红旗路”......改名甚至换姓的浪潮随之而来，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词藻的忠东、卫东、卫彪、文革、红卫......成了被国人热衷追捧的时髦名字。

　　梅菉的红卫兵组织也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为榜样，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以昂扬的斗志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经风雨，见世面”地走向社会，开展抄家、“破四旧”等革命行动，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树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当年红卫兵的眼光看，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的黑货，都在彻底扫荡之列。于是，从小就受着“阶级斗争”理念洗脑和熏陶的红卫兵们佩戴着鲜红的袖章，杀向梅录的大街小巷，杀向祠堂庙宇，杀向封资修的每一个角落，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目标，把一个好端端的县城砸了个遍。商店也被波及，商店里的日用品大凡印有“福寿”字样或图案的，都被砸烂。许多文物古迹也被破坏。建于博铺(当地一地名)的“茂山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距今1700多年，也被破坏，由吴川黄坡镇黄坡村人、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题写的“茂山书院”四字被“红卫兵” 铲去。

　　我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也无缘参与“破四旧”等革命行动。只是有一天，我路过县城运动场(现吴川市区大富广场)，看见红卫兵们把抄家、“破四旧”没收来的物品堆放在运动场中央，一把火烧了。刚燃起大火时，一青年还从火堆里抢出一件小物品据为己有。《吴川县志》对“破四旧”行动也有记载：县木偶粤剧被认为是“四旧”产物，遭砸烂，并烧毁偶像、戏服、戏具等物。县粤剧团的古装戏服也被焚毁。

　　因为没课上，课室一直闲置着，成了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组织，无缘参加“破四旧” 等革命行动的局外人打发青春时光的场所。有时候，我们班中几个“局外”同学呆在教室里，在黑板上乱涂乱画，或者趴在课桌上，在纸片上乱写乱画。没想到，在写写画画中我们班竟然出了个“现行反革命”。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先后8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包括少数“造反派”青年教师)。就在毛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的一天，比我年长的孙华荣同学回到教室，随手在一张打折的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 “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 打倒刘少奇”等革命口号。这张打折的纸被展开后，竟然连成了“打倒林副主席”的“反动标语”。有同学向老师作了举报。随后，老师将此事报告给了公安派出所。为此，年仅十二三岁的孙华荣同学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几年徒刑，小小年纪就受到无产阶级的专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学弟在博茂坡(当地一地名)一民居见到这个文革初期的“少年反革命”，只见他未到而立之年已显得早衰和沧桑。说起往事，“少年反革命”不愿多谈，只是漠然地说：“当年运气不好，当衰!”

　　在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际，我对学校充满了抱怨，一时冲动起来，居然给实验小学写了一封信，对学校“停课闹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意见写了一页半纸，有六七条之多，至今我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意见的第一条是批评“学校执行的是‘谭力夫路线’”。

　　我对“谭力夫路线’”早已淡忘。百度一下“谭力夫路线”，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而今年届六十的人都应该记得在1966年文革之初，中国有一条谭力夫路线，正是这条臭名昭著的反动路线，文革时期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人群，使人难易忘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就是由谭力夫首先提出来的，其核心便是“唯成分论”。这个口号一出来，无数无辜的人一下子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修修竹_回复的新浪博客《谭力夫路线》)

　　由此可见，当年中国真有一条谭力夫路线，但“停课闹革命”责任并不在学校。我的批评意见虽然不中肯，也引起了学校的重视。班主任姚华安专门找我谈话，针对我的批评意见逐条作了解释。

　　如今看来，当年我的做法是何等幼稚!幸运的是，我并没因写此信招祸。

　　为了“闹革命”而停课一停就是两年多。直到1968年9月，吴川县才“复课闹革命”。

　　《吴川县志》记载：1968年9月，全县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镇中小学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管理，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管理。

　　然而，1968年9月“复课闹革命”时，尽管学习成绩优异，我却没能步入中学的大门。

　　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我还参加过“大串连”、写过“大字报”，参与“好得很”与“糟得很”的“大辩论”，耳闻目睹从“文斗”发展起来的“武斗”及涂炭生灵的“红色恐怖”。这是后话。

　　在大难不死的父亲1969年重获自由并多方奔走后，我在1969年10月中旬搭上读初中的“末班车”。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读完两年初中后，我进入吴川一中完成两年高中学业。待业半年后，我上山下乡4年多(期间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4年)，直到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如果不是“文革”，我可能在1966年7月就提前考上中学，在1972年7月就考上大学。“文革”，使我的初中生涯推迟3年多，使我的大学生涯推迟将近6年。

　　然而，比起我的家人，比起我的亲人，比起我的同学朋友，比起我的同乡近邻，我还算幸运，“文革”失去的仅仅是青春，而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的是自由，甚至生命!

　　(作者简介：广东省作协会员，吴川市政协委员，原吴川市文联副主席。)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