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知青下乡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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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的意识形态

潘鸣啸

◇　培养革命接班人

　　毛在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具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

　　从１９６３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治宣传中，１９６８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知青下放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指示在第二天的报纸头版重新刊登。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意。“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

　　毛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他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轻人思想的严重危险。１９６４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他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被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

　　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这种新形势在年轻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的强烈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毛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这个时期的毛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韦伯（Max　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通过考试选拔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韦伯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

　　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

　　１９６３年毛曾经提出为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依赖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从１９６８年起，宣传重点就不断强调知青必须投身到“三大运动”中锻炼自己。１９７０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１９６０年代初到１９７０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的歧视就愈发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

◇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１９６７年５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

　　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到７月３１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同意在８月１３日公布以后，他对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十七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该《纪要》正式撤销为止。

　　毛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１９３９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于共享乡民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农民，甚至指手画脚，因此在他们与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

　　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十九世纪时也存在于俄国民粹主义者之中，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自１９６８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再教育”的意念其实是一面倒的：是贫下中农来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而后者只有在证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众接受。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和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和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一句话，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

　　一篇宣传文章谈及一位决心自我改造的女知青：“她决心要彻底铲除盘踞头脑的‘我’的概念”。而他们应该学习的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优点：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特别是又累又脏的活儿）、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特别是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具有勇于牺牲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电台广播稿件都同一口径地宣传这些优点，经常是通过作为知青代言人的模范人物来转达。比如金训华，他学习雷锋好榜样，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生命，死后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

　　宣传机器进行各种说教，无一不指出艰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吃苦，首先是为了革命化。比如在冬天，地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

　　知青们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劳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如何证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接受毛主席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青年革命者“要心在农村。要从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户。这就要下决心准备踏踏实实地捏一辈子锄头柄”。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复杂，但得坚持不懈：城市青年必须将内心世界改造成农民，“和贫下中农有同样的思想感情”。

　　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经受考验，参加农田里的艰苦劳动，因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修正主义思想。上述的知青模范金训华在刚到农村的时候这样写道：“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炼。”

　　别忘了，农民的革命优秀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校的教育就会令其变质。翟秀珍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１９５５年初中毕业，但她嫌弃农村工作，正是因为“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为了重新净化思想，她得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越是令人厌恶的活儿越是要去干，比如说用手从牲口的肛门里把粪便挖出来，最后她成了阉割猪崽的专家。身体越肮脏，思想就越纯净。在这个自我完善的每个阶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进的是“圣书”，当然就是毛选了，特别是伟大领袖当年那段清楚不过的话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

　　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

　　且听毛泽东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在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１９６４年１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

　　毛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１９４２年５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１９４２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

　　到了１９６８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着地去力图塑造。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　缩小“三大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止于此。尝试塑造新型农民，也就表明了要消灭社会分工的决心。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个概念是从斯大林那里借用来的；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下放知青去农村，……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消灭这三个差别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市里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到农村去，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革命。”

　　传统手法是抓思想，这也就成了搞革命的特有法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是“主要因素”，首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体力劳动者。文化革命前，还会谈到双向的改造，就是说农民也得知识化：“知识青年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使自己劳动化，同时帮助农民知识化。”

　　“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１９６８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样了，逐渐成了单向独行了。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

　　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缩小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拉甫罗夫（Lavrov）为首的那一派强调必须教育农民，让他们向知识分子靠近。而巴枯宁派则主张自我改造成农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强加于他们所想象的“农民”。

　　１９６８年后在中国明显占优势的是巴枯宁派的观点，而在延安时期及文化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两者的混合。

　　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著名的“五七指示”（１９６６年）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毛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

　　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农场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

　　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暗示过。因此，将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年轻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１９６９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须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

　　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无须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的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青年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

　　１９６４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原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活动的江湖，向有“绿林好汉”之称。对毛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然而必须指出，毛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不过继承了李大钊的观点，李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１９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１９６９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

　　这个位于延安东南边的地区在１９４１年３月以后被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旅开垦出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后来，就披上了革命神话的色彩，成了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政治理想主义及艰苦奋斗能取得胜利的象征。在伟大舵手住过的窑洞前面朗读他的语录。有人做出一个对比：当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军事封锁线”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该是冲破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他们思想上设置的“精神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

　　官方特意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一层象征性的再革命的色彩，这一直坚持到林彪身亡以后，狂热性当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说，１９７５年，报纸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讲话，他向湖南家乡的知青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学习怎么用针线，那倒不是为了补衣服，主要是为了继承延安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他们那时候自己织布做衣服。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的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作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毛决定让城市青年离开腐蚀他们思想的学校，去重新感受几十年前他自己体验过的实际经历。老革命家们（首先是他自己）是在农村锻炼成长的，对那些准备把革命棒接过来并保证延续已开创的事业的人来说，那里自然是最好的学校。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重复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

　　１９６７年真正为着革命理想而自愿下乡的知青并不是一时糊涂，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失业问题。某些曾经的革命狂热分子看到城市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明争暗斗，会感到厌恶，而他们所向往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只能到农村去实现。下面这句话是从专门论述革命历史的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将革命与下乡运动象征性的联系表达得一清二楚：“五十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下乡上山的中央委员”。

　　由于这场运动，不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连城乡之间的差别也都缩小了，中国与此同时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毛认为他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得以成功。对他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而制定的“伟大战略措施”。

□　本文为《失落的一代》的第一部分第一章，标题为编者所加且略去了原文的注释。《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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