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声：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

reading

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

舒声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６５级学生，现居美国的王复兴先生２０１６年写了一本《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在一些网刊上部分连载，产生一定影响。笔者作为他的校友，亲历了北大文革，认真地阅读了全书，对该书有以下几点评论。

一、该书的可取之处

１、该书第一章《文革前夜》，记述了在作者在北京四中学习期间学习九评、学潮和社教的情况，提供了一些文革前夜发生在中学的实际情况，认为“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四中的学潮和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和预言”（该书３５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２、该书的第二章《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记述了北大历史系开展文科试点，下乡半工半读，搬到昌平太平庄，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展史学批判，以及邓拓、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２月１日参加开学典礼等情况，应是北大文革前夕的真实记录。

３、作者的祖父王卓然是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东北帮”元老之一，１９６８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父亲王福时解放前在美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活动，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弟弟王复光１９６８年８月２日在海南兴隆农场被对立派的民兵队长开枪打死，作者一家都是文革前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这些遭遇都值得同情。

４、作者虽然“出身不好”，但却不像别的同类学生那样在文革中谨小慎微，而是积极地投入文革，得到风云人物聂元梓的信任，有时还特地带上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他和孙蓬一、李清昆、宋一秀等北大文革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并组织了跨系的“红旗兵团”、“６６串联会”等组织，因此比一般群众了解情况多一些，在书中提供了一些“记忆碎片”，并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虽然拼接的并不成功，但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这种“抢救记忆”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５、作者作为北大文革中“新北大公社”一派的重要成员，虽然自始至终拥护校文革和聂元梓，但在面临武斗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反对校文革和公社中的极端分子的做法，反对武斗，这一做法无疑也是可取的。

二、混乱的思维逻辑和错误的结论

　　该书最大的缺点就是整体思维逻辑比较混乱，导致做出错误的结论。

１、关于校内两派的形成和矛盾

　　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次要因素。校文革成立之初，全校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拥护支持的，聂元梓这个得到最高领袖支持的“左派领袖”声望如日中天。但是聂元梓掌权后便得意忘形，独断专行，在校文革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先后把昔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清除出校文革，又把不紧跟他的聂孟民（副主任）、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常委）赶出校文革（《新北大》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４日）。在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初，残酷打击反对她的群众组织井冈山、红联军，把杨勋、杨炳章、乔兼武等送进监狱，残酷批斗中文系学生陈一谘，逼死中文系女生沈达力。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把善意提出意见的郭罗基打成“机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设立劳改大院（牛棚），关押大批干部、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被中央明令保护的科学家周培源也被他们打成“美国特务”，设立专案，并企图抄家抓捕。事实让许多有良知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北大群众认清了校文革和聂元梓的真面目，毅然走上反对聂元梓的道路。例如笔者和班上大部分群众原来都是支持校文革和聂元梓的“北京公社”成员，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日，在东大操场还举办过纪念“第一张大字报发表５周月”纪念大会，由我班同学程某某主持，请聂元梓发言，会后程同学拿出毛主席语录本，恭敬地请聂元梓签字留念。但是从１９６７年３月整风后聂元梓那种文过饰非、死顶硬抗、排斥异己的做法令人实在失望，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对她的道路。王复兴书中说的“北大３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一道裂缝，到了６月５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要把他所说的北大“一潭死水”掀起“大风大浪”，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１４４页），则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事实上，在陈伯达来北大之前，北大已经有几个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而死保聂元梓和校文革“红色政权”的人，当时固然是受到“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思想的影响，情有可原，但是现在还抱着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支持聂元梓，甚至为其辩护，这种认识是否太落伍了？

２、关于聂元梓反对潘、吴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极左路线”

　　近年来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宗式连续在网刊《记忆》上发表文章，宣扬聂元梓在文革中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并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对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对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所以聂元梓在文革中不仅无过反而有功。王复兴在书中延续和重复了胡宗式的逻辑，他写道：“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９月，在北京、在北大，从上至下，曾经存在过反左与反右之争。而先知先觉者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是历史进步因素，具有重要意义。”“１９６７年，以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为代表的一派，抵制了极左路线，冒着极大风险，以进攻姿态，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反林杰，反谢富治，这是历史事实。”“客观上，新北大不自觉地抵制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见该书１８５页）把聂元梓等人打扮成了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的的“先知先觉者”。

　　而事实是自从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掀起的夺权风暴后，聂元梓积极活动，亲自出马，联络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勾结洋造反派头头李敦白，企图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见张从“胎死腹中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一文，党史博览，２０１６年第２期，２６－２７），并派出人马到一些中央部委去夺权，在夺权的过程中遇到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吴传启一派和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一派的反对，形成了矛盾。在文革中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凡事都要追后台，聂元梓等人把吴传启和谭厚兰的后台定为林杰、关锋等，从而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吴传启就是反林杰、关锋，就是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极左路线。这种逻辑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聂元梓不在北大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而是到处伸手夺权，甚至想当北京市的一把手，和谢富治发生矛盾，这种情况至多只能算是“争权夺利”而已，算得上什么反极左路线的英雄？聂元梓是在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的扶持下才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和造反派领袖的，１９６７年还当上了首都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她对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感激涕零，俯首听命，怎么会去反对中央文革和抵制最高领袖的极左路线呢？

３、关于对聂元梓错误和罪行的认识

　　作为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在北大的头号代理人，聂元梓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导致她在文革后被判刑１７年。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清算文革灾难，回顾总结北大文革历史时，必然要对聂元梓和校文革进行批判和否定。但在王复兴的书中，总体上对聂元梓充满同情，对她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轻描淡写，在一些问题上却千方百计地为其辩护甚至美化。该书说：“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１３０页）。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１页）更是罔顾事实，对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的恣意美化。事实上聂、孙和校文革在反“走资派”方面做的不比任何造反派组织差，他们第一个贴出反邓小平的大字报，第一个在校刊上点名批判朱德同志，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据统计，被他们点名批判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彭真、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李雪峰、李井泉、王任重、陆定一、胡乔木、杨成武、傅崇碧、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周扬、齐燕铭、刘仁、万里、邓拓、吴晗、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其中很多人点名的时间还抢在其他报纸的前面。就在该书说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１９６７年４月，聂、孙在校内组织多次批斗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李维汉、徐冰、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等老干部和王光英等民主人士，７月１４日，又把胡耀邦、胡克实等共青团中央的干部揪到北大批斗。（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更为严重的是聂孙在校内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错误和罪行，挑起和制造武斗，造成大量干部、教师、学生非正常死亡和残疾。至于聂元梓实行个人专制和愚民政策，破坏了北大长期形成的科学民主的传统，给北大师生造成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该书作者总体上否定文革，但在具体问题上又试图为文革中的代表人物犯的错误和罪行开脱，甚至美化，这就使作者陷入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的境地。

三、缺乏科学的史学态度和严谨的求实精神

　　王复兴虽然是历史系的学生，但缺乏科学的史学态度和严谨的求实精神，经常不经过严密考证，有些是道听途说，就作为事实根据，妄下结论。

　　例如该书写道：“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中旬，哲学系６６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某某和史某某两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该书１６５页）。且不说文中所说的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时间不对，那是还是工作组时期，“新北大公社”和“红旗飘”根本没有成立，也不说牛辉林的宿舍是在三楼楼上，根本没有什么总部办公室，那两个人能在三楼窗外偷听吗？即使是他们偷听到了，这些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据吗？把几个学生在一起议论的几句话就作为“秘而不宣的纲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吗？

　　又如该书叙述１９６６年９月，历史系２３名教师干部被系文革送到太平庄劳改，竟说“太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按郝斌回忆，比起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少了许多侮辱。”“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该书７９页）把太平庄描写得似乎是世外桃源。可是作者在这里完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是断句取义，因为在郝斌所著的《流水何曾辨是非》一书中，“就幸免了”后面不是句号，而是逗号，紧跟着就写道：“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由被制定的一个人朗读一段语录，而后我们一起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地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之后，又叙述了监管学生如何批斗辱骂向达先生，如何半夜在断崖上斗争杨人楩先生等事实，以致在从太平庄回校不久，向达先生就因病救治不及而去世。（郝斌：流水何曾辨是非，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７９、８９页）。１９６７年，周一良、郝斌等历史系教师，又被二次押回太平庄，一关２０个月。“其中约有半年可称得上是暗无天日。监管学生不但人数大增，而且手里还添了长矛和用自来水管加工改制的短棍。一天之内，我们要７次列队集合，７次背诵“语录”。其中晚点名一场，总要喊出一两个人，轻则斥骂，重则动手。”“１９６８年６月的某日，监管学生聂玉海对着周一良先生，一个嘴巴就抽过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来；跟着左右开弓，周先生满脸是血。（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江淮文史，２０１７年第一期，３７页”。王书又说：“近年郝斌曾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该书８０页），也是搞错了人，喊话的不是郝斌，而是周一良先生，后来周与高也并未相逢，所以该书说“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王书第８２页），也是夸大其词。正如郝斌先生说的：“周先生的海量，说来也不比曼德拉狭小多少，可他成就的不是佳话，却是个“剃头的挑子”！（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江淮文史，２０１７年第一期，４６页）

　　再如该书记述“３月２９日（１９６８年）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２８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３、４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了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也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具体情况，当时在现场，后被污蔑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的化学系６３级学生樊能廷和经济系学生蔡华江有专文记述（见《燕园风云录》第三集，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６－１７，蔡华江：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１７－１９），说明所谓刺杀聂元梓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还有，该书第１００页写道：“６６年１２月至６７年２月‘井’、‘红’、‘主义兵’垮台、解散，当时校文革并没有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也没有把对立面学生打成‘反革命’，那些说法都夸大其词，不符事实……。一般没有给他们戴什么反动分子的帽子，更没有入‘档案’，那时档案管理已停了。”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１９６７年２月７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教师杨勋和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学生分别在校、系系会上遭到批斗。文革中虽然正常档案制度暂停了，但校文革的保卫组（二组）一直在整干部和学生黑材料。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部分群众查抄了二组，在查出的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５６斤重，其中有“井红反动言论集”１３集，每集都有１００多页，“井红”的主要负责人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等，每个人都有“反动言论集”。哲学系６５级学生罗雪莹参加“红联军”仅１０几天，就有了厚厚一叠子材料，其中有一条罪状是：“去年８月底，作为哲学系文革委员的罗雪莹带领２０多人外出串联，破坏了哲学系的运动”。在燕南园６３号的澡盆下，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日期是６７·５·６，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１０个人，中文系６２级女生沈达力被列为第５名，她已经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７日被迫害自杀了，校文革二组依然不放过她。（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至于该书中由于不严谨出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仅就笔者发现的列举如下：

　　１、该书第７页：“１９８６年９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１９４８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经查，乔冠华是１９８３年逝世的，怎么可能在１９８６年为王父出证明呢？

　　２、第４３页：“那时（１９６６年６月）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叶蛋的、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实际情况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城乡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根本不允许小商贩活动，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这些个体商贩出现过，而且买粮要粮本粮票，鸡蛋、花生都是定量供应的，小商贩也不可能卖这些。

　　３、第６７页“孔繁、杨克明、徐运朴、侯汉清后来退出校文革，也没有想着征求选民意见”。孔繁、杨克明是被聂元梓操纵的校文革开除的，并非自己退出的，徐运朴、侯汉清后来参加了井冈山兵团，也没有自己宣布退出校文革，更无法征求选民意见。

　　４、第１７０页，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侯汉青（应为清）、徐运朴、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牛辉林、陈醒迈、靳枫毅等１１人，有误，孔繁、杨克明当时不是核心组成员，他们是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才参加井冈山兵团的。

　　５、第２１０页，说“东总”骨干刘澜波是水电部长、于毅夫是统战部长，都有误，他们文革前都只任过副部长。

　　６、第１０８页，１０１中美术教师陈南昆被殴打致死，应为陈葆昆；１０９页北工大的谭立夫应为谭力夫，９９页樊立群应为樊立勤。

　　类似的错误在该书还有多处，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由于作者主观、客观方面的局限性，这本书是一部片面性很大的作品，不能告诉读者一个真实全面的北大文革，如果想要获得北大文革历史的真相，还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希望更多的亲历者和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写出自己所了解的北大文革情况，给读者和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

http://hx.cnd.org/2017/03/06/%E3 ... %EF%BC%9A%E8%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