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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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
——兼谈潘书中的若干史实错误

在展开讨论之前，不能不先做一点说明。潘佐夫的《毛泽东传》自2007年首版后，迄今已有了四五个版本，即2007年作者独立出版的俄文版为一卷本，书名为《毛泽东传》；2009年扩展为两卷，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故事》，两卷各有一个副标题；2012年与美国学者梁思文（Steven I.Levine）合作出版英文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2015年又分别在台湾地区和大陆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和简体中文版。只是繁体中文本是从2012年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简体中文本“是以作者在2009年进一步修改后的俄文本为准”的一个未发表的英文本翻译的。对照繁、简本，可了解作者独立撰写出版的俄文本与作者和梁思文合作出版的英文本叙事内容大体相同，章数都是36章，但书名不同，一级目录不同，全书总字数、引文量及注释量，前者远多于后者。简体本没有收入英文版的“绪论”，大大压缩了“尾声”（改为“后记”），还删除了一些重要的叙事，正文总字数比繁体本仍多出十五六万字（汉字）。另外，即使没有直接阅读过该书的俄文版，只要读过英文版的前言和尾声，对照简体本的序言和后记，读者也不难发现，俄文版与英文版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也有差别。这一差别的形成，很可能与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参与以及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有关。由于存在着上述明显的不同，我也就很难笼统地评论这本书，只能把对此书的讨论限制在大陆发行的简体本《毛泽东传》的范围内。当然，已经出版的英、俄本也好，繁、简本也好，它们的主要叙事和一些重要判断还是基本一致的，故在读不懂俄文本的情况下，涉及一些具体的译文、概念和表述的问题不易弄清时，我也会对照一下经过作者认可的英文版的文字，来求证问题所在。

1、利用俄档重写毛泽东传的重要性

一本人物传记写得好或不好，可以选取的评价角度很多。历史人物的传记如何写才算好，至少近代以来就有多种流派的尝试与争论，至今也是众口难调，纷说不一。从事历史研究的学人的评判标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离不开学术标准。但即使从学术的角度来要求，也还是可以有高低两个标准：低标准是和前人的学术传记相比，高标准是和前人的学术研究相比。

不论人们对历史人物传记的写法存在着多少种不同的意见，相信今人绝大多数都会同意，一部好的传记的基础是真实。历史真实之不易重建，史料的缺失又最为关键。莎士比亚也好，屈原也好，后人之所以很难写出大家都公认的真实可靠的传记作品来，就是因为他们当年留下来的能够成为可靠史料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有关毛泽东的传记所以层出不穷，除了距今较近，感兴趣的读者多以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在于有关他的生平思想的文献史料留下来的很多，并且一直还在不断地被发现着。

保存毛泽东生平思想史料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中国大陆。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毛泽东传记性著述，还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撰的《毛泽东传》（也包括《毛泽东年谱》）。这里所说的权威，指的是编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实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毕竟，有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各种史料，包括文献、回忆，以及其他各种声像、实物资料，唯有中国的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最为充分；在中国又唯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相关研究人员才有条件接触并利用到这些资料。纵使作为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其资料的取舍有很强的倾向性，但当今几乎所有其他撰写毛泽东生平思想史问题的作者，包括潘佐夫在内，仍旧不能不从中大量地转引史料或转述史实。

但是，中国大陆保存的有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档案史料，尤其是与毛泽东生平思想关系密切的党的历史文献，还是存在不少缺失。这当然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意外散失与主动销毁有关。好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前联共（布）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下级支部之一，双方这种关系持续了20年之久，中共不仅有大批人员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留下大量史料，而且中共中央还曾持续地将国内难以保存的众多档案文献送交莫斯科做备忘和保存。即使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双方电讯及人员往来依旧非常密切，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很长时间仍在中共中央派驻有代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也还是一度定期向莫斯科汇报情况，更不必说新中国成立后双方高层间的频繁互访了。故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莫斯科都保存有大量涉及双方关系，包括中共历史情况的档案文献。已知在今天俄国众多国家级档案馆中，像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外交政策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安全部档案馆，以及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等，都保存有很大数量的涉及中共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档案史料。仅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一个馆所藏数千卷档案中，约半数都是共产国际档案和中共历史档案。其中有关毛泽东个人的特别档，据称就有15个卷宗。由于这些资料长期不对外开放，包括20世纪90年代部分开放后限制亦多，故直到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出版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毛泽东传记曾经系统地利用到俄国哪怕是一个档案馆的这类档案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分1949年前和1949年后，先后出版于1993年和2003年。1993年出版的上半部完全没有用到俄国档案，2003年出版的下半部虽然有条件利用到俄国档案，但编撰者也只是在实在不能不用的时候，才间接转引了3条。因为这种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俄档部分开放以来，外国学者利用俄国档案来做毛泽东传，便成了一件炙手可热的事情。2005年，英国作家张戎夫妇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所强调的一个主要卖点，就是利用到“俄罗斯大批新解密的档案”。但因作者并非历史学者，辨识真伪能力不足，再加上自身主观色彩过于强烈，因此其书在发掘利用俄档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后潘佐夫推出俄文本《毛泽东传》时仍会公开声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抑或在俄国，由于俄国档案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部分近几年才解密，因此，包括张戎夫妇的新作在内，过去关于毛泽东生平思想的“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他宣称，他的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中文序，第4页）显然，潘书也正是因此获得了中外大批读者的期待。

2、潘佐夫《毛泽东传》的主要贡献

不过，能够说过去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的“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吗？可以肯定，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炒作的味道。如前所述，潘书中本身就在大量利用和转述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内的中外各种人等编著的与毛有关的传记、年谱、文集等提供的史料和说法，如何能说过去所有说法都离真相很远呢？但注意一下作者对此话的具体解读，或可发现，他所指的所谓“所有说法”，其实主要只是如下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按照作者的概括，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说法”，一个是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

所谓“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说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一直是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公式”，是说他们“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声称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经和莫斯科保持距离了。（中文序，第3—4页）

这样的概括说明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首先，斯诺真的与费正清等西方学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列宁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吗？西方学者中把毛泽东看作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定为莫斯科傀儡的观点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是这样评论和看待毛泽东与中共的，但这却和斯诺没有多少关系。只要多读一些美国人在中国抗战期间与中共交往的回忆或研究著述，就能发现，从抗战中前期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以及罗斯福总统，到战争后期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也包括费正清和战时不少访问过中共根据地的英美人士，他们当年大都相信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是不同于莫斯科的，而这种看法主要就源自于斯诺。正是斯诺1937年、1938年在英美报刊上的一系列报道和书籍的出版，影响了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斯诺的这类观点不仅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明晰和坚定。1949年4月，鉴于中国大陆国共易手在即，美国政府及舆论界普遍怀疑中共会成为苏联傀儡，与美国作对，斯诺为此还曾专门投稿给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吗？》的长篇文章，明确反对这样的看法，认为新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的大国”。这也就是说，斯诺的说法和被潘佐夫批评的第二种说法，即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所谓“经典公式”，其实并无太多区别。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认为只能根据俄国新解密档案并由他这本书来推翻的这两种传统“说法”的观点，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苏联，还是在西方，对于这类“说法”或观点一直是有争论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运用俄国未解密或刚解密档案，人们也一样得出过和潘书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说法。
有关中苏两党关系，包括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开展得最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苏联学者在70年代，中国学者在80年代，也都开始着手研究，并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国学者前期的研究，因为受到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多半倾向于认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后，受中苏关系紧张及中美缓和等影响，美国学者的说法又较多地回到斯诺或费正清的所谓“经典公式”上来了，即认定毛泽东自革命战争年代就与莫斯科存在隔阂与分歧，此一情况最终影响到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

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前后不一的情况。但前期的研究多侧重讲友好，利用回忆录较多，运用档案文献较少。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对毛的批判达到高峰时，虽陆续有一些档案文献的利用，但其强调的仍主要集中在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的层面上。直接涉及毛泽东个人史实问题的研究，多采取以历史当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忆或日记的形式来呈现。这其中虽然也有档案文献的运用，但此种形式以及书写者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回忆，包括其中资料选取的客观性和准确度。

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受到限制，直至改革开放，即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展开。由于最初的研究者多属传统党史学者，再加上当时仍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影响，故最初阶段的研究同样主观性较强。多数学者都尝试证明苏联学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此前中共党史研究或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响问题不同的仅仅在于，新的研究不否认中共革命曾经受到过莫斯科的影响，只是转而强调这种影响负面多而正面少。研究者当时更侧重于想要证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领导地位，改行并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导下，只会延续以往的失败，绝无成功的可能。

中国学者的这一波研究的说法很快就在苏联引起了反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方面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体现莫斯科正确指导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档案并可直接证明，1935年以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仍旧受到并依照共产国际的指导调整变动。包括决定着中共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重大决策，也都离不开莫斯科的正确作用。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对中共党史学者此前的研究和说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国档案一度大量开放，许多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献得以编译出版，从而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大陆方面的讨论研究。事实上，还在俄国档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国学者在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苏联外交政策改变影响共产国际统战政策改变，进而影响中共统战政策改变的问题，也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西安事变、延安整风、战后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以及台海危机等许多重大事件背后苏联因素问题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更加合乎实际的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说法，也包括国内外一些流行的说法。像潘书中突出强调的两大新说法，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对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主张，如新民主主义论等，都受到过莫斯科的直接影响等等，早在潘书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一下潘书的注释，也不难有所了解。

由上可知，潘佐夫所著《毛泽东传》，包括其中提供的新说法，不是也不可能是仅靠其个人之力，在全面阅读和研究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相关档案所取得的成果。关于这一点，从作者几乎没有针对学界现有研究进展及其观点展开对话和讨论（对张戎夫妇著述的个别批评除外），只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亦可见一斑。

换言之，潘书的主要价值或贡献，理当是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俄、美等诸多方面各种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时提供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国档案的披露还在其次。

强调这一情况，未必就会贬低潘佐夫此书在毛泽东传记研究中所取得的进展。如前所述，历史人物传记即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有两种评价标准。潘书在写法上没有与现有研究展开对话和讨论，但它毕竟将不少新发现或新开放的俄国档案，包括中外学者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较已有传记更全面、更系统地集中起来了。仅此一点，对现阶段大批关心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读者来说，它也还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

3、关于潘书的“史料价值”问题

自潘书中文简体版出版以来，不止一次读到和听过人们称许此书的“史料价值”。可惜的是，简体本删去了可以展示潘书史料价值依据的“参考文献”，一般人仅从注释不大容易了解作者到底参考和利用了哪些俄国机密档案。

读英文本所附的“参考文献”，可知作者将所用史料分为第一手和第二手两类。第一手史料包括档案馆档案、私人档案、已出版档案、回忆录和报纸杂志。作者利用过的俄国档案馆只有两个，主要是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另一个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也有利用，但可忽略不计，因为作者只利用到一个全宗里的两个文件，即1953年来华做过半年多驻华大使的B.B.库兹涅佐夫的日记和周恩来在一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对于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作者说明他至少查阅利用到9个全宗里大约25个卷宗（其中部分档案，如季米特洛夫日记和一些与毛及中共历史相关的文献资料已发表或出版）。根据作者提供的其他资料目录，可知书中利用最多的，还是各种已经在中国和俄国出版的文献资料或年谱传记资料。作者提到的私人收藏的资料，只有他本人与孟庆树、王凡西三种。

作者利用到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机密档案，在潘书中得到披露的情况如何呢？中文简体本出版不久，共识网曾登出译者就繁简本及其对应的英俄文本各自删节情况所做的对照说明。他们特别强调，潘书的主要特色就在其“史料价值”。因此他们对英文本和繁体本删除了俄文本原有的众多机密俄档的做法，深表遗憾。他们并举出为潘书繁体本写过导读的丁学良的话来证明说，就连丁都发现，根据英文本翻译出版的繁体本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俄文本这个最核心的优势了。他们甚至说，与基于俄文本翻译的简体本相比，英文本和依据英文本翻译的繁体本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这样的看法恐怕很值得讨论。在英文本中也有长引文，只是其选择性很强，数量有限，且不超过1页篇幅。除个别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胃口者外，这类引文都是因确信对读者阅读很重要才保留的。如一则出自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即1940年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提交给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对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评估的备忘录，因为事关莫斯科对毛泽东与王明，及其对两派干部的政治评价和任用建议，英文本用了长达1页的篇幅把主要内容都摘录了下来。同样引自该档案馆的长引文，还有一则王明1943年年初给季米特洛夫宣布承认毛泽东政治统帅地位的声明信，摘录原因也很明显。其他几件引文略长者都不是首度公开，也并非出自该馆。如斯大林1950年转交捷克总统说明苏联为什么听任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干涉朝鲜战争的信，和毛泽东关于中国暂时不能出兵的原因给斯大林的信等，因为对说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当时所取方针的原因有帮助，因而也保留了长引文的形式。除此之外，英文本明显地不重视披露史料的功用。

那么，英文本主要删去了俄文本中哪些在简体本译者看来足以显示潘书核心优势的机密档案呢？

非常感谢中文简体本译者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对照列表。从这一对照表可以看出，英文本及繁体本主要删除了两部分材料：一是“很可能是此书第一次披露的涉及档案史料的内容”；二是“未必是档案史料，也不是潘版毛传第一次披露，但普通读者和非相关专业的学者知之甚少”的材料。这意味着，最能体现俄文本核心优势及其“史料价值”的，主要是前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被英文编者删去了多少件机密档案史料呢？15件！这15件中有2件不是潘书首次披露，另有4件与毛生平思想无直接关系。真正属于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并直接与毛生平思想史有关的，主要是：（1）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代填的简历；（2）1939年毛泽民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代填的调查表；（3）担任中共领导人保健医生的苏联专家就毛泽东的健康和生活在1949年给斯大林写的报告；（4）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克里姆林宫御医对毛泽东的体检记录即病历；（5）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苏联医生1950年撰写的关于毛泽东生活和健康的两份报告；（6）1949年江青在苏联养病期间陪伴和监视她的苏联女特务给上司写的汇报；（7）在莫斯科时毛泽民对康生的否定性评价；（8）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其随员记录的毛赫二人关于核战争的争论。

在上述8项删除中，（6）（7）（8）三项内容较简，引文仅几句话而已。第（1）—（5）即简历、病历报告等因首次披露，作者似较为看重，故全文照录，每份都在数页以上，合计近20页之多。唯在我看来，将这些内容冗长，烦琐细碎，不少家长里短，有些还充满医学名词的简历、病历及报告置于正文中，作者又没有具体分析解读，提示文献要点、特点，对读者阅读理解帮助何在，其实是成问题的。这类文献资料不是不重要，对研究者或有帮助，但放在正文中大可不必，作为附录置于书后，或许才比较妥当。

我在此所以要讨论潘书的“史料价值”问题，实在是因为过分强调潘书在发掘、发现、披露俄国机密档案问题上的作用，会造成误导。从前面提到的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与中共历史，包括涉及毛的生平思想史的档案情况可知，俄国保存有这类史料的档案馆至少有七八家之多，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家。凡研究中共史或中苏关系史的学者都知道，自苏联解体以来，涉及毛泽东生平思想历史最具重要性的一些机密档案的披露，大都不是源自于主要保管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与各国党关系档案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比如1947—1953年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通电，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与毛泽东等人谈话后的系统报告，斯大林几度对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询问的答复意见，以及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等访苏谈判的各种记录，朝鲜战争前后中、苏、朝三方领导人协商交涉情况的记录与电报，还包括从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领导人频繁会面谈话的记录，等等，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政策档案馆这两家档案馆提供给学者阅览并同意刊布的。该两馆中毫无疑问还有许多重要档案尚未被发现和利用过，而其他像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内务部档案馆、经济档案馆等一众同样藏有和中共历史有关的史料的档案馆，迄今为止甚至还极少得到利用。面对还有大量俄国档案史料没有发掘利用的情况，如果我们以为主要只利用了（且只是部分利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一家史料的潘书，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利用俄国机密档案研究毛生平思想的问题，就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说潘书在发掘、利用和披露俄国重要机密档案方面还差得很远呢？潘书虽然说明至少利用到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大约25个卷宗的档案资料，但全书2000多条引文注释，直接引自该馆者仅120条左右。即使加上书中注明引自季塔连科主编，已经出版并广为学者利用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的70余条同样出自该档案馆的史料，都还比不上作者书中引用施拉姆主编的英文“毛泽东集”（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的条目多。

而且，这120余条注释引文，不少还是重复引自同一文献的。如引自萧三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回忆文章（大陆早已出版），就有十五六次之多。还有不少虽注明引自该档案馆藏档，实际上早经前人发表或早有人利用过了。如马林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季诺维也夫1922年年初在远东大会上的报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1924年给维经斯基的信，斯大林1925年5月在东方大学的讲演，以及1926年关于国民党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资料等。真正首次为作者所利用或由作者首度披露于此书中者（有些未注明出处），数量十分有限。直接与毛泽东有关者，除了被英文本编者删去的几件外，更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共产国际就毛泽东问题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数封来往电报，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的斯大林谈话和前文提到的1940年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备忘录等。但这些资料除备忘录外，若干年前都已经陆续刊布并译成中文了。

由此或不难了解，过于强调潘书的特色或价值在于作者大量发掘、利用和披露了俄国机密档案，很可能会令熟悉毛生平思想史的读者失望。在这一点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潘书英文本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压缩世人熟知的内容并删除大量冗长的档案引文，只会使潘书的特色和贡献展现得更清楚。这样做不仅不会降低潘书的学术价值，反而有助于提升其质量，突出其在研究视角与历史解读上的特色所在。

4、潘书所用俄国档案的局限

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对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局限，在潘书中反映得很明显。如全书36章，就有将近1/3的内容作者无法从该馆的藏档中得到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作者在此书中论证和贯彻自己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新说法”的效力。在缺乏新史料的情况下，作者只能大量转引转述前人用过的史料和史实，这不仅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完整形成自己的“新说法”时还不免会捉襟露肘，甚至不易自圆其说。

如该书前两篇，总计8章，将近13万字的篇幅，讲述的是1893年到1924年毛泽东31岁以前的生平经历。对于这段时间毛的生平思想，俄国几乎没有哪个档案馆保存有很值得重视的史料，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是一样。因此，在这8章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条有用的俄国档案。查这8章共有注释430条，除了20余条名词解释性质的注释外，数量最多的引文出处是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和毛亲属编著的毛传记、年谱、文稿、文集、族谱和回忆录之类。其余征引最多的，就是多数读者已熟知的斯诺早年的各种访谈报道文字、施拉姆选编英文版毛泽东集，包括菲力浦·肖特并不很可靠的《毛泽东传》。这8章唯一直接引自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注释，只有16条，15条是出自前面提及的在中国早已出版的萧三的回忆录，1条新史料即后面会全文照录的毛泽民1939年12月底在莫斯科替毛填写的调查表。不过其内容也只是说毛的母亲非常勤劳而已，同样的内容在斯诺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以及其他中文史料中很容易找到，并无必要做此注释。可以想见，对于多数读过其他毛传，对毛这段家事和经历多有了解的读者来说，再读这8章13万字并无“新说法”的文字，不免会有些乏味。

相比之下，潘书第七、八两篇8章，讲述从1950年朝鲜战争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毛的生平思想，同样没能从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利用到有用的档案，却因为有作者的“新说法”，就写得风生水起，能给人较深印象。当然，由于作者只能借助于前人研究已经反复利用过的个别史料，并无新史料支撑，其“新说法”有时也不免会让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看得瞠目结舌，有些难以接受。

受文章篇幅所限，这里仅略举其第七篇第一章几例，以证此所说之不虚。

这一章主要讲的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从俄国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国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发掘了大量档案文献，对战争爆发原因、经过及过程，早就有了较为一致的了解和判断。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以往西方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是苏联的战争计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一“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但是，这一并不新的“新说法”有哪些可靠的文献依据呢？

书中着重介绍了1950年3月底金日成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谈统一朝鲜的军事计划，以及5月来华向毛泽东通报与斯大林商谈结果的情况经过。作者利用的资料，一是来自于俄国学者托尔库诺夫的著作，一是来自于美国学者威瑟斯比的著述。两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一军事密谋很大程度上与金日成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斯大林和毛泽东相反都较为被动。潘书则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斯大林想要通过让中美发生冲突来削弱美国，说这原本就是斯大林“扩张苏联霸权的一个手段”，甚至说斯大林“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第577、585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明显不熟悉冷战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甚至不知道朝鲜在1949年春和1950年春实际上有过两度分别与苏、中两党就此商谈的情况。在他的叙述与论证中，1949年春和1950年春三方两度商谈交涉的资料竟被混为了一谈。作者把1949年春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赴华密访，当成了1950年春金日成访苏以后的事情；把1949年春毛泽东对金一讲的话，当成了斯大林1950年春对金日成讲的话；把1949年朝鲜几度提出的希望得到人民解放军三个朝鲜族师（1950年年初已大部交给朝鲜）这件事，当成了金日成1950年春访苏后才派金一去向毛提出的，等等。这一连串史料的误植和误读，首先就动摇了其“新说法”的可信度。

潘书接着谈到了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出兵后发生的波折，按照作者此前对斯大林与毛泽东关系性质的理解，中国出兵早就在斯大林的计划之中，依照中国官方20世纪90年代初公布的毛1950年10月2日决心出兵的电报，这一说法很容易成立。不巧的是，9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发现了10月2日另一封同样由毛签署的拒绝出兵的电报。这就给研究者造成了麻烦。坦率地说，对于这两封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的由来，中外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但作者却别具一格地提出了一种新说法。

作者写道，在出兵问题上毛本来一直信誓旦旦，但真的到了苏、朝都要求中国出兵的“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退缩了”。原因是“10月1日和2日，毛同他的亲密同事们讨论了朝鲜局势”。“在权衡了所有的赞成出兵和反对出兵的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美国人。中国还没有做好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据此，毛只好通过罗申大使给斯大林去电，借中共中央之口，说我们决定“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但是，出于对斯大林的畏惧，“就在当天，他又向‘伟大导师’写了一封完全不同的电报”，表示准备派兵去朝鲜。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毛泽东知道，“同斯大林争论当然是危险的”。既然如此，毛又为什么会违拗斯大林的想法，发去一封不同意出兵的电报呢？作者的解释是，“他决定，还是先‘探一探’斯大林的口风再说，谁敢说斯大林就一定不会接受他（不出兵）的意见呢”？（第583—585页）

无须说，这样一种解读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在这里，作者至少是有意无意地弄错了，或没有弄明白这两封电报稿形成的时间顺序。

实际情况是，10月1日夜，毛收到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即与另外三位书记处书记进行了紧急磋商，基本取得一致后，便于2日凌晨起草了决心出兵的电报稿。第二天白天，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否定了毛的出兵主张，会后毛只好通过罗申大使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初步决定，压下了原来的电报稿。但毛并未放弃出兵的意见，因而将在外地的彭德怀等重要军事领导人召来北京，于4日、5日又接连开会讨论，最终促使中共中央改变了2日会议的决定。

同样，接下来谈到毛泽东在出兵朝鲜之后的态度变化时，作者也明显缺乏对已有的关于战争过程中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复杂关系的研究成果的深入阅读。在他看来，一切照旧都在斯大林个人意志的支配下。他写道，出兵之初，考虑到与现代化美军作战的困难，中方请求斯大林提供空中掩护，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毛仍然无力与斯大林对抗”，只得勉强派部队入朝作战。出兵后，中国军队很快推进到了三八线一带，说毛这才开始有了将战争“拖延下去”的信心。想不到不久战况就陷入僵局，斯大林却不给中国人提供重大援助，上百万中国军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毛终于不得不开始考虑把他们撤出朝鲜的问题了”。“从1951年春季开始，他就不停地向斯大林灌输这一想法”。但毛的话讲得再委婉，斯大林也不接受，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这场战争”，结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花了两年时间都没有能够说服斯大林同意停战。直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周恩来受命到莫斯科参加葬礼，才得以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加速停战谈判的迫切要求”，并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同意。（第587—590页）

在这里，作者明显不了解朝鲜战争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

首先，斯大林并没有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他只是相信时间上要延迟一两个月。中国军队出兵后不久，苏联空军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并跟进到朝鲜境内，为中国军队在提供空中掩护了。

其次，中国军队推进到三八线一带时，中、苏、朝三方根本不存在想要将战争“拖延下去”的想法或计划。除了前线指挥官彭德怀希望暂时停下来休整外，三方政治领导人都坚持要立即突破三八线，并争取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再次，正是由于打过三八线后的战役失利，带来了一个导致中国方面两年多难以与美国通过谈判实现停战的麻烦问题，即美国拒绝无条件遣返2.1万名志愿军战俘。因此，毛泽东这期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撤出朝鲜”的考虑。不仅如此，为了迫使美国遣返中国战俘，毛显然想要和美国较量下去。因此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反而是中、朝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形成一致的意见，斯大林却支持了毛。说毛泽东想和，斯大林想战，中、朝不得不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勉强继续作战，显然不准确。

5、“新民主主义”是斯大林的阴谋？

写政治历史人物传记很容易观念先行，黑白分明，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作为现当代争议最大的政治历史人物之一，毛的传记作品在这方面自然也呈两极化倾向。然而，作为苏联培养出来的研究者，作者对毛的评价看上去显得要客观不少。至少，对革命年代的毛泽东，作者多半都抱持着一种比较理解的态度。比如反复说明毛在中国农民问题上所做的种种努力，声称1925年春毛就认定“只有依靠无数不幸的农民，革命才能成功。”（第199页）说“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追求普遍平等的理想！”（第271页）尽管，作者也注意到毛那些军事共产主义性质，或曰极端平均主义的社会正义蓝图，本质上是反农民的；注意到“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浪漫主义色彩迷住了他的双眼，强大的意志力推动着他去克服一切障碍”。（第289、291—292页）但他认为毛最大的特长，就是“有对事实进行理论归纳的能力，明快、清晰而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为一个概念体系的能力，及作为一个宣传家的才能。”（第226页）肯定毛能够实事求是，“每到一地首先是认真调研当地的情况”，因此能够调适自己的观点。（第328页）作者甚至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毛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位能够对形势做出非常清醒的评估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这一评估是他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第259页）

当然，同许多俄国学者一样，作者在致力于分析说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时，也会特别看重来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响。在作者看来，他的“新说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种种史料印证了毛泽东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其评价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其中包括毛，在意识形态、组织和政治上几乎完全依赖莫斯科。”（第637页）毛泽东尤其“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第616页）如果说有毛主义，“也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变种，换句话说，是中国的民族共产主义。”即使毛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与斯大林的策略路线也是一致的（第495页）；哪怕中共建立政权后中国全面走向毛泽东化，也并不改其斯大林主义的特质。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体系，斯大林主义一如既往地影响着中国”。（第660页）

在一部传记作品中做出类似的评判是容易的，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任何一种结论性的评说，都需要一连串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史实的支撑。在这方面潘书做得显然还很不够。以潘书着力论证的一个说法，即毛的新民主主义说实际上是来自于斯大林，并且反映了斯大林的一个阴谋为例，我们不妨做一点概要性的讨论与辨析。

作者认定毛的新民主主义说源自于斯大林，主要是基于他对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的谈话记录的理解。因为简体中文本译者对作者这段文字表述有个别关键词句译得不准确，故笔者参照2012年版英文本，结合简体中文本的文字，试提供新的译文如下：
斯大林着重强调了以下问题：“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投身到全民族的洪流中去并取得领导地位。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适宜进行理论的讨论，把理论问题往后放放，留到战后去吧。和过去比，现在不是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好时机（毕竟，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着！）。”换言之，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第466—467页）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这段谈话，毛自然不可能听到，作者虽无史料依据，但合理推测“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和毛本人转达这一指示”（第468页），且猜想“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他似乎掌握了1937年11月11日这位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对中共领导人谈话中表述的，这一斯大林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髓”。（第476页）

这一“真髓”是什么呢？作者还是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做了大胆的推断和概括。称：
斯大林对共产党的要求是……大力宣传这个国家在战后所应选择的新的发展道路，即温和的民主道路，以此来取代并不为多数人民所支持的左翼的激进道路（即“非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道路”）……换句话说，需要用战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完整的民主发展阶段的思想来取代不间断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这一策略能够把诸中间阶级的代表们吸引到共产党这一边，进而帮助共产党大大扩充其群众基础，因为中间阶级反对任何专政，不管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国民党的专政。（第476页）
对照前引斯大林的说法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概括与斯大林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出入。斯大林说的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都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作者却偷换成了战后中国也应排除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而走“温和的民主道路”。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主张战后中国也应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者的解释是，“斯大林的策略一直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政策其实“是一个精心掩饰了的战术手段，其目标不仅在于团结全中国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还在于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奠定基础”。（第476页）

问题是，如果采取温和政策的目的“在于为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奠定基础”，那么，说战后中国也应排除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激进选择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经过抗战，中共取得了领导权，随后顺利地战胜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也要走“温和的民主道路”吗？

作者相信这就是斯大林的想法：中国不应急于走社会主义的或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是，按他的推断，斯大林的目的有二：一是争取“中立美国，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方案的字面意义信以为真，支持中共！那样一来，中共就将能够把蒋介石及其支持者逐渐地‘挤出’权力部门，然后通过争取国民党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最终夺取政权。”（第519页）二是“身为俄罗斯民族的共产主义者，他十有八九会为一个新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在未来的崛起而担忧。遵循苏联模式并通过专政手段迅速完成经济现代化的共产主义中国可能会对他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霸权构成威胁，如能设法把毛的抱负限制在‘民主’的目标上，斯大林就有可能使毛作茧自缚，并使中共的策略路线服从于他本人的政治行动路线”。（第536页）

不论这一大胆想象是否合理，作者的结论显而易见，即毛泽东利用1937年11月斯大林的指示，于1940年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不过是在贯彻落实斯大林的夺权计划。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做的这些工作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他的新政策完全符合斯大林的地缘政治战略”。（第500、502页）在作者看来，一心想要把中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对建立在统一战线政策基础上的这类方针不感兴趣。（第536页）因为“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激进”。他清楚地知道，新民主主义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斗争手段。因此，抗战一结束，毛就打算要抛弃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了。到1949年春天之前他之所以还“在正式表述中一直沿用这个提法，是为了避免触怒莫斯科的那位领袖”。（第536页）一旦“伪装成新民主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管斯大林喜欢不喜欢，他就改提“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从毛的讲话和文章中消失了”。（第543页）

历史史料和史实是否能够印证作者的这样一种判断呢？恐怕很难。

简而言之，第一，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谈话涉及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抗战期间不要搞也不要去讲过去苏维埃那一套，一切等战争结束再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1940年前正是按照斯大林这一指示精神做的，这也是为什么从1937年战争爆发到1939年年底，毛及中共始终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建立“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共和国”。

第二，毛的新民主主义说不同于斯大林要求的关键之处，在于斯大林坚持抗战期间一致对外，战争结束再来解决国共两党“怎么打的问题”。（第467页）毛从1940年起就认定，抗战中就要准备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要努力争取创建一个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第三，1949年毛并没有因为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政策和方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公报都明确肯定，胜利后的中国将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他同样解释称：“人民民主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据此，由中共中央负责起草，并经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更是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义的国家。”

因此，说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抗战中毛贯彻斯大林夺权阴谋过程中创造的一种宣传策略，恐怕未必准确。实际上，潘书对诸多这类涉及毛泽东、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或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政策、主张、态度、说法频繁变动的历史现象，不少都存在着解读、说明过于简单、武断，用力过猛，甚至明显靠猜的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展开。

6、对若干史实错误的辨正

上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潘书的历史叙述，与学界在许多重要史实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相比，是有距离的。一部研究型的历史人物传记，尤其是强调自身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人物传记，无论如何应该重视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忽略对话，只满足于个别材料的引用和新观点、新说法的提出，势必会因研究上的脱节，造成许多史实上的或史料解读上的错误。

为说明潘书中这类错误的严重性，我在下面选取了该书第三篇至第六篇中10个较大的问题稍加辨正与说明。对这几篇中一些一望而知的错误，我亦择要以表格形式列出，唯不再做具体分析。

（1）第三编第二章讲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倾向时，作者运用史料的方法颇让人奇怪。长期以来，很少专业研究者不知道三大发言等第一手史料仅见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年的工作笔记和报告书信。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引用马林档案，但在谈到毛在中共三大上的表现及态度问题时，却放着马林档案基本不用，主要转述张国焘几十年后回忆录中的说法以为叙史的根据。

作者依据张国焘回忆在书中写道，毛泽东在会上和他及蔡和森一样，都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规定持不同意见，反对马林和陈独秀等轻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是毛的态度不如蔡和张那么坚定。作者引述张回忆录中的说法称，大会决议投票通过后，毛“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蔡则“沉重的说……服从多数的决定”，张最坚定，声明“保留原有意见”。作者据此描述称，毛在会上一会儿“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一会儿对在中国发展群众性政党和工人运动“抱悲观态度”；一会儿认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一会儿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刚刚还投票反对大会决议草案，决议通过后马上又宣布“接受多数人的决定”。（第172—173页）

马林在笔记中又是怎么记述中共三大上的会议发言及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呢？马林写道，会上对共产国际党内合作持异议的主要是蔡和森和张国焘二人。蔡坚持独立发展工人运动，张国焘坚称“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同样从事过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邓培等代表却明确讲，中国工人只“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充其量拥有民族主义情感。毛并告诉马林：“他对（湖南）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毛在发言中还明确表示，他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正因为如此，毛在中共三大会议召开期间就按照马林的口径，写了专文发表在会后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公开呼吁全国中小商人联合起来，“领袖全国国民”，以掀起国民革命。

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中共三大上取代张国焘，不仅顺利当选三大中央执委，而且做了中央局的秘书，成了党的最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马林原先更看重瞿秋白。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三大上中共党的领导人中陈独秀、李大钊和年轻的瞿秋白表现是最出色的，他衷心希望瞿能够做陈独秀的助手，协助陈在中央工作。“可惜他的健康这么糟糕”，“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绝不能从事繁重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联合战线政策坚定拥护的态度和表现，自然就赢得了马林和陈独秀的认可。

（2）第三篇第三章作者引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1924年2月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称，身为中共中央代表的毛泽东竟然在青年团全会上公开宣称“国民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阶级阵线应该抛弃”。达林为此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另派一位新的代表来替换毛。作者据此写道：“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作者举出的证据是：“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批准了《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主张“吸收工人、农民和城市中间阶级的代表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书中紧接着告诉读者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对这种‘偏向’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以图扭转航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随后来到上海，于5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否定了中共中央2月的这个决议案，规定了新的方针。维经斯基转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张是：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加强共产党，使之为下一阶段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第192—193页）

首先，中央二月决议关于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主张，与毛2月讲话称“国民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阶级阵线应该抛弃”，能称得上是“同样的见解”吗？

其次，共产国际4月关于“加强共产党，使之为下一阶段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的主张，与中共二月决议关于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主张相比较，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显然，作者在这里没有弄清楚自己转引的所谓毛泽东2月讲话、中共中央二月决议案和共产国际4月指示这三段话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

中共中央1924年的二月决议案是不是受到了5月召开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的批评呢？是。但五月会议批评的是潘书说的这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吗？不是。

作者本人是否读到了自己引述的这个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批准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颇值得怀疑。因为他在正文中既没有直接引述文件中的文字，也没有给出文献资料的出处所在。

查相关史实和五月会议批评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弄错了二月决议案的标题和内容。

这个二月决议案，标题应该是《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该决议案的主旨按共产国际4月指示和中共中央5月会议的观点，确实偏“右”。因为它强调的是，全党同志要千方百计维护好两党“忠诚的合作”，“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可在国民党内和右翼起争论，必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要努力使国民党“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等等。也因此，决议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之类的文字。

同样，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二月决议案的基础上，作者所称达林关于毛的讲话，以及“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的说法，才可能是成立的。

（3）第三篇第四章作者在说明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称“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由于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无视蒋介石的存在，“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有意利用季山嘉来败坏蒋介石的名声”，“蒋将军出手了”。3月18日，“蒋命令中山舰政委、共产党员李之龙把这艘军舰开到黄埔军校附近以执行警戒任务。当李奉命将军舰开到军校附近的停泊处之后，他又突然被指责为企图‘哗变’，蒋由此捏造了一个‘共产党政变’的流言”。20日，“他宣布广州全城实施戒严，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的住所”。“一时间，广州城里到处贴满了蒋发布的告示，其中称：‘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本人几近共产分子。但中共党人把自己出卖给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决意反对他们。’这次事变给蒋带来的直接收获是：季山嘉及其副手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立即就失势了，而他信任的布留赫尔则再次被任用了。”（第214—215页）

有关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不少当时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苏共中央军事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人员事前事后的信件、报告资料，其中不少内容也已经刊布发表在潘书常常引用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这部资料集里了。但奇怪的是，作者的这段叙述及其引文，没有任何一条源自于当年这些档案史料。书中关于这一事件只有3条资料，其出处除一条系转引外，两条均源自于事隔四五十年后的个别俄国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位事变期间还不在广州），因此不确及错误处甚多。

首先，“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误解。一来，读者很容易以为鲍罗廷当时还在广州，因而会对鲍罗廷为什么在事变过程中没有起作用感到好奇。事实上，鲍罗廷当时也已离开了广州。二来，说只有鲍罗廷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内部的矛盾问题，这不仅与事实不尽相符，也和作者随后对事变发生原因的解读对不上号。

其次，前面说“布留赫尔不在”，后面又说事变后蒋信任的“布留赫尔则再次被任用了”，给人印象好像布留赫尔只是暂时离开了广州，因蒋对他十分信任，故事变后其他苏联顾问有些被解职，布留赫尔“再次被任用”。实际上，布留赫尔在事变发生半年前就因旧伤复发不得不回莫斯科，季山嘉已经接替了他的军事总顾问一职。蒋赶走季山嘉后，坚持要求苏方将布留赫尔派回广州，经莫斯科同意后，布留赫尔5月30日再来广州，这才有“再次被任用”的情况发生。

再次，作者说明此一事变发生原因时，只谈到季山嘉如何“低估”甚至“无视”蒋介石，声称季山嘉“试图将国民革命军置于他个人的严密控制之下”，给人印象，蒋发动事变主要是要从苏联顾问那里争夺权力。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导致蒋、季冲突的原因作者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蒋一直在布留赫尔的帮助下在做北伐的准备，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并公开宣布了北伐的意图，没想到却遭到了新来的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的反对。双方之间随后的隔阂、猜疑及其矛盾冲突，均由此而发。蒋必欲驱逐季山嘉而请回布留赫尔，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段叙述中还有不少错误，比如作者引用的两位俄国人的回忆都清楚地记述李之龙是中山舰舰长，作者却称其为中山舰“政委”；比如说汪精卫有意利用季山嘉败坏蒋的名声，这在两部回忆录中都无记载，也未见其他档案史料的证明。又如说事变发生后广州城到处贴满了蒋发布的“我信仰共产主义”，但不能容忍中共“把自己出卖给俄人”做走狗等内容的告示，这本属一看就不合情理的道听途说，作者却当成事实来叙述。实际上此说出自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录，唯切列潘诺夫事变时并不在广州。他在回忆录中也只是说，这是他后来听说的蒋当时没有发出的“某些传单”之一。

（4）第五篇第一章称1930年8月初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得知红军打下长沙后，想“要挑起一场苏联会最终取得胜利的世界大战”。斯大林得到消息后，当即“对李立三发出一道威胁性的命令：‘立刻到这儿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要求下，中共中央于9月末召开了一次极为保密的扩大全会，但“李立三在党内很有权威”，无论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瞿秋白，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对他都无能为力”。故会议最后仅仅承认犯了策略和组织上的局部错误。作者接着写道：“对此，斯大林再也没有耐心了。他迅速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处的领导巴维尔·米夫派到中国来。”米夫10月到达上海，于1931年1月初在上海召集了新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在会上，仅凭他的一句话，就让他以前的学生陈绍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此人以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另一位毕业生沈泽民……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为了支持这些决定，米夫邀请了一群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中央委员，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第322—324页）

作者用了近3页篇幅叙述这一情况，总共使用了6个注释，其中两个是解释性的，一个是借张国焘回忆评论米夫为人的，一个是借助一本中国学者整理的资料介绍几个留苏学生姓名的，只有两个注释属于引文注释。但作者使用的这两条注释都不准确。一条注在斯大林“发出一道威胁性的命令”后面，查原注文献，里面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的是在1930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主持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其中要求“李立三同志尽快到这里来”。虽然用语中提到“尽快”（英文为immediately），却没有“命令”的意思，也看不出“威胁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接电后毫不犹豫地“请求不要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去，又过了半个月之后，远东局还在担心李立三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莫斯科。

在这里作者发生误判和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误以为斯大林在李立三在8月初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上述狂妄的讲话后不久，就得知了李的言论，并想当然地认为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已经知道了李立三两周多前的讲话内容，让李立三到莫斯科来一定是斯大林的主意，而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一定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进行的。既然斯大林有此严厉指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却敷衍了事，只承认犯了策略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作者自然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李立三在党内很有权威”，中共领导人和远东局“对他都无能为力”的结果。进而也就很容易推论出斯大林发了脾气，这才把米夫派到中国来，决意要根本改组中共中央了。

在这里，作者显然不了解当年条件下中共中央重要决定和相关文献资料报送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复杂过程。当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联络的渠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电台；一是利用苏联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前者的信息传递自然比较及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定马上即可翻译成俄文，转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人员，送到苏联领事馆发至莫斯科。后者则费时甚多，通常先会经过中文整理缮写（会议记录经常还会由会议发言者审改文字）后，再交远东局转交苏联外交信使经海路带去莫斯科，经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后，共产国际相关人员才能具体了解其中的内容。

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言论，即是按此既定程序，经过缮写、加工、交通传递和翻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才看到的。结果，斯大林直到10月才知道李立三8月初讲了些什么。也因此，虽然也是批评李立三的一些过激说法和做法，8月25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中却完全没有提到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说法问题。9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指示，以及9月16日远东局就召开全会问题给周恩来、瞿秋白的信中，也都丝毫没有提到李立三的8月初讲话中的问题。因此，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没有触及李立三8月初的那些言论问题。

莫斯科因李立三狂言而震怒的直接表现，反映在10月下旬拟就，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才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由于直到10月中下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才了解到李立三8月初不可容忍的讲话内容，并开始做出激烈批评，因而作者接下来关于斯大林为此亲自派米夫来上海改组中共中央的说法，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米夫到中国来的时间不是作者说的10月，应该略晚一些；二是米夫在此之前就受到派遣，转经德国到上海来，帮助解决中国党的路线问题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米夫最初的使命中可能并不包括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的任务。

关于作者所说米夫在主持召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的过程中“为所欲为”的情况，也与事实有较多出入。

比如说四中全会上“仅凭他的一句话”，不是中央委员的可以“当选”为候补委员，还可以当上政治局委员，就极不准确。实际情况是，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和党内投票选举制度所限，米夫要想实现他所希望的改组目标，存在很多困难。包括会议名称、开会形式、日程及时长、推举或补选名单的拟定等等，会前会中不同意见各方始终都在激烈争吵中。以米夫11月到上海来计算，到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他至少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与中共各派人物在进行交涉和讨论，光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六届四中全会，就磋商了很长时间。即使米夫和远东局最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并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在会上仍旧受到相当多与会者的质疑，因而投票表决时仍不得不接受反对派代表提出的名单，一同进行投票。由此可知，米夫当时并不能轻易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

再比如，说米夫“邀请”（英文为invited）了一群自己的学生与会，甚至说“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中央委员，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一说法更是错误。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引注，给人印象，他是从中国学者王健英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一书得来这一数据的，但查王书并无此一统计。

实际情况是，与会者37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22名，列席15名。虽然列席者也可投票，但列席15人中约半数是来自反对派的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及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真正算得上是米夫学生者只有陈绍禹、王稼祥、秦邦宪、沈泽民、陈原道5人而已，他们至多只能占到列席者的1/3，如何能占到与会人数的1/3呢？

另外，作者关于米夫通过四中全会让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让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说法也不确。实际上，会议经过两次投票，第一次先补选中央委员，第二次才补选政治局委员。补选中委投了两个名单，共10人当选，陈绍禹、沈泽民均入选。之后才举行了政治局委员的补选，补选的5人中有陈绍禹。至于张国焘，他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员，再度选进政治局亦情理中事。何况让张回国“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也是米夫来上海前六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作者说这是米夫刻意安排的结果，显然也是读史料不细致的结果。

（5）第五篇第三章谈到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1935年6月中旬会师后，张国焘等与中共中央争权的经过。称两支部队会师后即发生摩擦，毛等“只能退缩”。7月中旬，“洛甫准备把总书记一职交给张，但是张却宁愿要当时来看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红军总政委……周让出了总政委一职，毛也让出了前敌政治委员的位子，军队的指挥权到了张国焘手里”。下旬，“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20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洛甫要求张汇报1932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张报告后，“毛对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张放弃老根据地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两个星期后，洛甫又指责张国焘放弃了川北的新根据地。张终于忍不住了：‘你们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了，怎么还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第376页）

对于上述内容及引文，作者注明引自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但查对该年谱，基本上找不到潘书中的那些引文和说法。年谱完全没有提到洛甫也准备交出总书记一职的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在7月18日于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了党内分工问题，同意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并增补一、四方面军负责人进中央军委。之后21、22两日再开会，“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但毛、洛及会议都明确肯定张国焘领导下四方面军总的路线是正确的，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唯对没有打败仗就退出通南巴一事，他们认为在策略上是不对的。进一步查对芦花会议的原始记录，也查不到张讲过什么指责中央放弃中央苏区和批评中央路线不正确的话。

（6）第五篇第四章讲西安事变后莫斯科的反应及决策过程，称12月13日当天消息传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保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联的反苏运动。”第二天开会后他才跟斯大林联系，斯大林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斯大林“建议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拿出独立的主张，站出来反对内乱，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签订协议和共同行动”。“斯大林实际上是在要求共产党人释放蒋介石！”几小时后斯大林又突然来电话质问季米特洛夫是否知道王明电报的事情，季米特洛夫表示不知道，斯大林气冲冲地说要把电报找给季米特洛夫看。随后斯大林又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并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苏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曼努伊尔斯两个人去。（第398—399页）

作者注明，这段文字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但奇怪的是，作者的引述和日记的表述多半不相符。

下面摘录季米特洛夫日记中与上文相关的部分原文以便对照：
12月13日……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作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2月14日……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后）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我们的）建议是：“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乱，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我不知道有这种事！）“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明天下午3∶30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曼努伊尔斯基，别人不用来！”
由上不难看出，第一，作者错把12月13日苏联副外长斯托马尼亚科夫对季米特洛夫说的话，当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话。第二，作者错把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和讨论邓发报告后起草的针对中共中央的意见稿，当成了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通电话时提出的针对西安事变处置的指示意见。第三，作者错把莫洛托夫打给季米特洛夫的电话，当成了斯大林打给莫洛托夫的电话。以至于就出现了十分诡异的情况，即季米特洛夫竟然听到了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电话中的指示：“明天下午3：30请你们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只有你和曼努伊尔斯基，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季米特洛夫吗？！）

（7）第五篇第四章讲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读到了莫斯科指示电的全文， 说“ 但他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面前显得太窝囊。因此， 尽管毛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观情况也有利，他还是没有（ 英文为went slow） 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当然， 蒋也不急于与
中国共产党建立同盟”。（ 第401页）

必须指出，这样的历史解读实在有些离谱。

第一，这个时候党的总书记不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并不由毛负责。毛虽分工负责统战和军事， 但在应对西安事变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决策问题上， 当时也还是集体讨论决定。毛既不需要为共产国际来电前的中共中央事变处置方针的对错负责， 也无法出于挽回自己颜面的目的，去阻碍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协议的商谈。即使出了什么问题，首要负责者，也是负总责的总书记，而非毛。何况，要和蒋谈协议，也是远在西安的周恩来等才能谈，毛如何“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

第二，在共产国际指示传达到陕北，事变进人最后几天时，中共中央最大的愿望就是与蒋介石签订一个双方和解或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周恩来一直在西安为此努力，没有谁会想拖延或拒绝与蒋签订协议。直至１２月２４日晚和２５日上午，即张学良已决定放蒋之际，蒋、宋等虽已有口头承诺，中共中央还曾两度提出释蒋应以留下书面保证为前提的要求。问题在于，蒋介石既不与中共代表见面谈判，更不同意留下任何书面的妥协字句。

（8）第六篇第一章介绍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情况，称“在四天的激烈争论之后，毛泽东胜出了”。２５日，“洛甫起草并由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声称，为了贏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舆论的好评，八路军在最初阶段应该在与其他中国军队合作的情况下进行运动的游击战。该决议要求，在日军战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共产党控制的部队应转而进行独立的和纯粹的游击战，借此来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２７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讲了很长一段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要求警偈右倾危险。９月１日，毛又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党人在战争中要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今后与国民党的关系，“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要想战胜国民党，“共产党军队只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保存实力，绝不能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傀儡。他解释说，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因此有必要保持耐心，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第４６４＾６５页）

上述叙述及引文，作者注明分别来自三个来源，即一本叫《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的教材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第１８—１９页，以及《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８—１０页。在这里，除了２７日的引文作者全文照录了《毛泽东年谱》中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引述或概述明显错说甚多。

第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相关内容中并无所引文字。第二，洛甫起草并通过的洛川会议决定中完全没有谈到军事作战方面的问题。第三，９月１日毛泽东的“报告”确是引自《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８—１０页，但编者已经注明，毛的报告对象是“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不是“党的高级干部”。文集收录的只是“报告大纲”，内中谈到“战争中要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却没有谈到“保存实力”，“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之类的问题，也没有“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的说法。査原文，毛关于国共关系的这句原话与２７日作者引用过的那段话的原文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但是，作者在这里不仅没有结合毛２７日讲话内容来理解，反而依照他想象的“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来取得最后胜利的逻辑，把“追随”和“吸引”直接改写成“战胜”了。

说作者对毛泽东这时的持久战思想和国共合作思想，更多的是出于自我的主观想象，并非客观史实，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作者所称洛甫起草的决议要求在日军战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应转而进行独立的和纯粹的游击战，借此来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的说法。不仅此说法不知所据为何，更重要的是此说法离历史事实太远。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时，八路军刚开始改编，还没开赴前线。当时才打到南口、张家口一带，南口战役还未结束，保定会战还未打响，华北敌后根本就不存在，不要说洛甫不是军人，就是军事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有谁能够在当时就估计到很快会出现深入敌后作战的可能性？在日军还只占领着平津一带，尚无任何敌后军事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又有谁能够提出“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这类说法呢？

同理，８月底前后上海抗战刚刚打响，华北抗战也才初揭帷幕，当时战争的发展趋势还看不出中国非败不可的样子。再加上这时正逢国共关系全面上升阶段，绝大多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都跃跃欲试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毛泽东这时再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范围会上去争论，又怎么可能跑到积极分子大会上去讲什么“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以及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之类的话呢？

査潘书引述的毛９月１日报告大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时苦口婆心地告诫党内干部的只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未来前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他最担心在国民党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共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最后被国民党吸引了去或者瓦解掉。他当时的目的，是要保住现有的党和军队，争取在战争中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最终影响、吸引友党友军，并引导中国未来的建国方向。也正因为如此，８月２７日中央座谈会所列讨论问题５项，不仅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而且还有“革命前途是否有和平转变可能”，“和平转变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可以有两党存在”这样的问题。

（9）第六篇第一、二章讲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一事，称“１９３８年２月底３月初的时候，王明这一派的成员在政治局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斗争，后者中最积极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时”“就在这个关头，毛决定派他的一个心腹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寻求指示……他选择了任弼时。”任到莫斯科后既“不能公开出面反对王明”，又“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因此始终小心翼翼地通过报告来传递“以毛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的信息。由于４月中旬递交上去的第一份报告没有任何回音，“５月中旬，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提交了第二份报告，进一步称赞了王明，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一次试图打消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可能有的对毛泽东的任何怀疑。他传递的信息显然是：毛对莫斯科的忠诚绝不在王明之下；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现在不会出什么问题，将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因此，最好不要对中共领导集体做任何变动，让毛继续掌舵吧＇季米特洛夫在请示过斯大林后，表示了对中共政治路线的完全支持，还以决议的形式“‘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４７９＾８１页）

首先要说明一点，作者这里对任弼时先提交了一份报告，没有回音，不得不又提交了一份报告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查任弼时的所谓两份报告的内容可知，任４月１４日撰写的其实是准备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的“报告大纲”，５月１７日所谓“第二份报告”才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做的正式报告。换言之，并不存在所谓两份报告，前一份报告未得回应，任不得不再提供一份补充报告的情况。先行提交一报告大纲，等待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好专门的报告会后再当场报告和回答与会者的提问，这是一个惯例，故所谓“没有任何回音”
的说法也不确实。

从作者提供的注释看，上述史述及引文全部只依赖于两个来源，一是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任弼时选集》，一是２０００年高华在香港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由于《任弼时选集》只收录了任弼时５月１７日的正式报告的内容，因此可知作者并没读到任弼时４月１４日报告大纲的内容。据此亦不难判断，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发现任何俄文档案，他关于任弼时的出使经过、所拟报告大纲的内容及其被冷遇之类的说法，只能是从髙华的书中来的。对照高书，不难发现作者上述说法大都与高书相似，唯不能理解的是，高书已明白写道：“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作者何以就认定是毛泽东“决定”和“选择”了任弼时呢？

同样的情况，因为读过任弼时这两份文字，故高书虽也推测任此行是旨在争取共产国际对毛的认可，但其解读毕竟没有脱离文本，只是分析认为任报告中的文字隐含着“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的意图。而潘书这里却在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就大胆解读称，任弼时的报告就是在告诉莫斯科：“毛对莫斯科的忠诚绝不在王明之下；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现在不会出什么问题，将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因此，最好不要对中共领导集体做任何变动，让毛继续掌舵吧。”事实上，任的报告大纲和报告正文直接提到王和毛的名字都只有一处，而且都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说王明带回了季米特洛夫指示，说毛发表过一个重要谈话。除此之外，报告没有任何地方谈及两人的情况或党内问题，更不曾单独为毛讲话。

至于潘书称，共产国际依据任弼时报告通过的“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与史实不符。该决议是６月１１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可以很容易地在季塔连科主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中找到，内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过毛泽东，更不必说“同意”让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党的总书记了。④莫斯科对毛泽东和王明在党内地位问题确有表态，但据现有资料可以确定的是，那是７月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所做的口头表示，且并没有直接谈到取代洛甫的总书记问题，只强调党的团结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同多数谈论毛泽东生平，特别是毛政治崛起过程的著述一样，潘书在几乎所有涉及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８年这一段中共党内的领导关系的时候，基本无视总书记洛甫的存在。好像洛甫只是挂名的傀儡，毛才是党的最高领袖。包括在上面的叙述中，作者也是上来就断言，王明一派人“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动了公开的斗争”，任弼时去莫斯科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洛甫在这里仅仅被视为是与任弼时一样的毛泽东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而不是党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最髙领导人。如此述史也是不尽妥当的。

（10）第六篇第三章称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３月七届二中全会时，已“竭力避免提及‘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转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术语”。称“二中全会做出的决议明确指出了毛对这两个概念所做的区别。决议宣称：在被称为人民民主国家的东欧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厉害。’与之相比（英文漏译）‘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暗含着相当大的经济自由。”（第５４３页）

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相关的原文是这样的：今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间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

对照决议原文可知，决议并没有“竭力避免提及”中国革命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包括对东欧国家，也同样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倒是作者把它们改成了“人民民主国家”。决议也没有表现作者所说的，毛想要像东欧国家那样实行限制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缩小资本主义存在及发展政策的倾向。恰恰相反，决议明确认为：中国不应学东欧，而应坚持“中国型”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对资本主义发展既不过分放纵，也不加以严格限制和使其缩小。

换言之，作者在这里偷换了决议中所说的东欧国家的属性概念，颠倒了原文中所讲的意思，硬把“人民民主”与“新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按照自己的逻辑想象对立起来，进而得出毛从此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结论来。这样来概述史实，既不准确，也不恰当。

7、并非多余的话

在结束本文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附带提到。


（1）潘书在中文文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学者所撰毛传中，真正用心且专业性较强者，不能不提到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他出版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毛泽东》就已经在高度重视毛的历史文献的初始性问题了。其７０年代后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编辑“未经加工”过的毛的文章、谈话及书信资料集。他的目的，就是想为世人提供一套能够基本还原毛思想生平本来面目的最基础的原始文献。对此，潘佐夫应该也是有所了解的，他也大量利用了施拉姆已经编辑出版的前７卷资料集。但是，他对于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分类即显示，他远不像施拉姆那么敏感。这也难怪他经常会直接把前人研究毛的各种观点性的和背景性的说法拿来就用，甚至加以发挥。其书中的许多史实性错误，均与此有关。

历史人物传记写作，固然是一种集大成之举，但历史学者做此工作还是理当保持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标准。即使是各种已出版的资料集、年谱、回忆录，并不是都可以简单地当作第一手史料来利用。施拉姆、竹内实等早就在千方百计地重编毛泽东资料集，其原因也正在这里。换言之，即使是当今较具权威地位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各种文集文稿、年谱传记，学者引用时也同样需要保持谨慎的和考据的态度。

比如，毛１９３０年５月所写《调査工作》，散失了３０多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找到后，毛做了大量修改补充后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重新发表，潘书未加考据和说明，就简单地当成１９３０年形成的史料，拿来说明那个时候的史实，这显然过于轻率了。（第３０５页）

又如，潘书依据《毛泽东年谱》提供的一则说法，照搬到书中称，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毛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并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已经引发了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说“临时政治局的代表们几乎是勃然大怒”，有人当场反驳称：“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毛因此即请病假上山休养去了。（第３４４页）事实上，读一下会前及会后毛领衔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等诸多文献，就能发觉这种资料的可信度有问题，必须要做详细考据方可使用。把这种一望而知是来自于回忆录的说法当作信史来用，也是不慎重的。

再如，称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７日，即洛川会议结束两天后，中共中央又举行了政治局常委座谈会。（第４６５页）这也是照搬《毛泽东年谱》的记述，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作者的参考资料中是有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査一下就知道，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只设有政治局和书记处，并无常委会的设置。且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多半也是参加刚刚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成员，故这个座谈会不会是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依据常识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2）对简体中文本译文的意见

对一部译著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译文的质量。好在潘书还有一个英译本多少可以对照，故我在遇到中文阅读存在明显问题之处，一般还可以对照经过潘佐夫本人审定出版的２０１２年英文译本。但简体中文本所依据的英文译本到底是以２００９年俄文全本为底本的，２０１２年的英文本则为压缩本，两个英文本并不完全一致。故本文对潘书的评论固然注意了对照中、英两种文本，但仍难免会因为没有读到过潘书俄文原本，包括２００９年英译本，也包括可能会因为没有认真对照２０１２年英文本的每句话，而出现有误议甚至是妄议的地方。此点还需要再加说明。

就个人看法而言，我认为简体中文本译文的质量总体上还是好的。否则的话，本文的讨论就无法进行，非改去评论２０１２年的英文本或繁体中文本不可了。但是，行文到最后，我还是不能不说，简体中文本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粗枝大叶，以及因译者用心不够而出现错误的地方仍可谓比比皆是。一个会让专业读者最感头疼的问题，就是译者只核对了极少量引文的出处，书中大量引自随手可査的引文，包括中文的引文出处，相当多处连页码都标错了，有的引文甚至与注释出处完全不符，译者都照录不误。

至于各种小错误，像漏译，如把“进行不没收富农财产的土地改革”译成“进行不没收财产的土地改革”（第５４２页）；人名译错，如“郭绍唐”译成了“郭肇堂”（第３８５页）；名词译错，如把“英美使馆武官”译成了“英美军事专员”（第４０１页）；形容词译错，如把“灵活的（或机动的）游击战”译成历史上就有争议的“运动的游击战”（第４６４页）；动词译得不准确，如“他也懒得去解释在生产关系体系中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经济地位”，这里“懒得”一词的译法值得商榷，原英文短语为nor did he burden himself by，比较准确的意思是“没有尽责”或“没有用心”（第２１１页）等情况，仔细梳理起来就太多了。这些小错误有时候一样会造成误读。


作者授权，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