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文革研究向何处去？(附质疑与讨论)

reading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小鹰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50年了，还在争论不休。

最近，读到华新民先生2006年写的《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这给了我一个基础来思考：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这篇评述虽然是十年前写的，但文革研究的状况和思路，至今恐怕变化不大，所以我就先由此谈起。

从华文的介绍来看，“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说法，“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防修’”，这也是“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见。

而他所介绍的多数非官方学者均放弃了这一途径，转而集中在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上去研究。他们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

毛泽东“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华文最后综述道：“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

然而，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

看来，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这种转向似乎是想绕过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那就是官方宣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那么，如果再按“毛泽东自己的说辞”去谈“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就有点做不下去了。因为一提到刘少奇是“走资派”，他在“义正词严”的毛泽东面前，似乎就“理亏三分，矮了一截”。毛要打倒“走资派”，谁又能说个“不”字呢？因而一些学者干脆否认建国后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刘少奇是‘走资派’”，认为“毛刘同是‘一丘之貉’”，文革是“狗咬狗，一嘴毛”，从而就方便地搁置了毛自己关于“反修防修”的说法，不至于“坠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井”(高文谦)，甚至鼓吹“偶然性和个人因素正是当前文革研究应当深入的地方”(宋永毅)。

可是，这样消极地回避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派’”的这一明显的宗旨，便放弃了一个论辩的主战场，即毛刘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

今天看来，我同意华文中所肯定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但是，我不以为由此就只能从政治家的“阴暗心理”和“低劣人品”上去寻找其“隐秘动机”，也不期待通过“考据和索隐”去发见最新“密笈”，去解读“只言片语”，甚至从“传闻”、“八卦”与“宫闱私房话”里，企望“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原因”、“大秘密”！

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和体制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来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路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否则，难道人们日后只要精心甄选“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后来，有些学者重新开始接受毛泽东的说法，但又无法否认文革失败的事实，就索性归结为“试错”说。也就是说，毛是“好心”尝试，但他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没什么可多被责备的地方了。──那么，他就是一个“敢于‘吃蜘蛛’的勇士”囉？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思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先生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

应当肯定，杨文正确地批驳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说他们把文革看作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恐“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杨指出这种“争权”的说法，过于简单，“经不起分析”。

杨文也正确地看到了毛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但是，在这个分歧面前，杨仍然没有能够超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这个“障碍”。杨仍然肯定“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只不过毛是“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结果，结论还是毛的“主观意愿”是好的，“文革的宗旨”是对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

正是拘泥于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善’”的假设，杨不但不能认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合理性，反而迎合毛泽东的煽情说法，给刘戴上了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由此杨把文革曲解为由毛“怀着深深的忧虑”而发动的一场“反官僚”运动(即由所谓“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所引起)；同时杨又认为，因“极权体制”所限，文革也是由毛一手操纵的一场官场“权力平衡”的游戏(即由所谓的“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所引起)。结果，在今日一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反倒成了一位因反官僚、反贪腐而“失败的英雄”。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

“勇士”也好，“英雄”也好，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与上述的“心理”说、“阴谋”说、“争权”说、“试错”说，以及“官僚”说等思路相反，在我看来，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例如，由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十六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在这一点上，我接受毛泽东自己关于“文革宗旨”的说法，而且，刘少奇也不是什么“官僚”，他就是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但是，我要问的是：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动机，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他那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豪言壮语”，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党内真的就没有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吗？如果有，那到底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和需要，还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伟大、光荣、正确”？如果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会怎样看待“毛刘之争”？到底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的看法是，“文革”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也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如果把这场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官司”打到共产党祖宗马克思那里去，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道路问题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反走资派”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伪革命；极“左”的毛泽东和守旧的慈禧太后“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详见：小鹰：《“文革”问答三》 (2016年12月))

因此，这里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政治家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当然，我们这里不妨也反问杨继绳先生一句，难道“走资派”刘少奇的出发点就是“恶”的吗？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是因为“官民矛盾”还是“官官矛盾”？

可是，文革之后，不但刘少奇，连马克思也变得很臭，人们以为毛泽东搞的那些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教唆，让他和毛一起挨骂，那倒是中了毛毒太深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左”字了得，我们现在应当警惕，要实事求是地看人、看问题，免得重蹈复辙。我主张在文革研究中，把刘少奇和毛泽东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也切割开来，目的是为了彻底孤立和剖析毛泽东。

先生们，我写此文是痛感于目前文革研究，由于回避了理论、道路和方向等“大是大非”的根本性问题，结果路子越走越窄，题目也越做越小。导致文革的毛刘之争，问题还远没有辩论清楚，糊涂的看法和刻意的歪曲“比比皆是”。我希望能就此基本问题展开讨论，而不是只纠缠在历史的小事件上。

我的做法是想在研究思路上有所突破。根据史实和文献，我以上述方式把刘少奇和马克思作为正因子项引入“文革方程式”，再加上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地域的“边界条件”，看能解出来什么？希望这解不但能在统计上符合以往的“数据”，同时也能为以后的“运动轨迹”提供些指示。此外，讨论社会问题，和讨论物理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包括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言论自由”等等。否则，将形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却不得要领。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应当与时俱进，也绝对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内容的深度又决不是一个轻松“点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详见：小鹰：《“概念”六日谈》 (2016年9月))

现在许多人一看到我提“马克思”三字，就已经“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实，我还不至于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迂腐和堕落”。只是许多人不了解，“人云亦云”地跟风，而不做独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为毛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马克思是封建落后国家“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总而言之，“破除障碍、抓住矛盾、搞清概念、辨明是非”，这是我对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一个想法。

http://www.azcolabs.com/xy_wg_study_1.html

reading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续)
小 鹰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关心的人很多。然而，今日的现实再次把人群撕裂，如同文革初期一样，不同观点的派别已然形成，彼此话不投机，便刻意回避；若矛盾再尖锐些，恐怕就又会老拳相见，“砸烂狗头”了。

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多有不同，这不要紧，也很正常。不正常的却是不容许表达不同的观点。文革的思维和文化，依然如故，很不可思议。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阴魂好像仍在离我们不远的街角徘徊，并没有散去。

就思想界而言，可以说，我们还处在一个非理性且浮躁又狂傲的“后文革时代”。

我们且不谈当局一贯全力打压异见的做法，就连2016年初北美有人要主持召开文革研讨会，设置的“清规戒律”也甚多，像是不准谈“路线斗争”和“回归新民主主义”，不准谈刘少奇和马克思，也不准谈林彪。据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会引起争议”，“要谈到会后去谈！”但“研讨”不正是会议的目的吗？如果只讲共同接受的内容，你好我好，那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还是要搞“舆论一律”吗？难道还是要开成像“九大”那样的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一些刊物论坛审稿人也只允许说自己热衷的“宪政”，认为任何与己不同的见解“都已有人讲过，全是些老套”，“没有新意”，不予讨论或发表。这样限制思想，惟我独尊地在“小圈子内”搞“近亲繁殖”，不是“文革思维”，又是什么？

现在反思文革，如果替刘少奇和马克思讲几句公道话，那就是踩了“雷区”，被人归为“异类”、“体制内”，被骂为“脑残智障”、“顽固不化”，甚至迁怒于“编辑让这样的文章发表，也属无知！”又或被人先指为是“X二代”──一个类似文革中对“黑五类”的蔑称──谈论的对象不同，但思维方式还是一个。以血缘把人分“类”划“代”，先胜一筹，以保享自身廉价的“优越感”。这种“论辩的灵魂”是不是同样源自毛泽东的“阶级分析”？

文革结束了四十年，怎么还在变相地搞“血统论”、“贴标签”的把戏？文革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只由几个“精英”、“导师”把持研究，不容他人置喙？怎么可以动不动就戴帽打棍，搞一言堂？如果我们跳不出这类丑陋的“文革文化”，又怎么可能研究透文革呢？

所以，我以为，文革50周年时，首要反思的问题应当是：什么是“文革后遗症”？如何破除“文革思维”和“文革文化”？如何走出“后文革的时代”？否则，到了文革100年时，还是今天的老样子！

破除“文革思维”和“文革文化”，比“对文革研究本身”更重要。这就像卅年代时，“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比对口号内容本身的争议更严重，影响也更长久一样。这是要从几十年的尺度上，才能看明白的事，也是中国文化固有的问题。

记得在上世纪卅年代，左翼文坛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文学家邵荃麟先生曾感慨过：“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

至今80年过去了，华人学界还是一样，毫无长进。而且，这种思想独裁的问题不但共产党当局有，经多年“耳濡目染”，连一般文人自己也很容易就沾染这类封建文化专制或宗派的习气。一些当年经过文革历练的“左派”，今日难免技痒，重操旧业，那时没怎么经过文革的一帮中小学生，现在又无师自通，技高一筹。这些人有文无化，对不同思想管、卡、压的本事比“中宣部”还“中宣部”，非常可怕！

对此，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不幸得很，又是一个叫做恩格斯的人说过：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说到“反思文革”，一位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在对比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反省经验之后，写道：

“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2006年)

看来，还是局外人看得清楚些。的确，正是这种“派性”的持续发酵，使得现在一些“反思”陷入死磕当年恩怨的细节，推理精确至分分秒秒，或导致“论述”中的偷换概念、罔顾事实，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论如何，其目的还都是一个，就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在历史上的“正当性”。这种“‘造反’情结未了”综合症之另一个表现，便是打压异己异见，还在幻想效法“一言九鼎”和“句句是真理”的威权时代。

“记忆团体”，或更一般地说，派性或宗派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大敌。世界是这么大，对同一件事，原来可以有这么多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只有容许表达，鼓励争议，才能使这世界不断地进步。想想美国，还是多亏有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独立媒体，有一大批理智敢言人士，更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才没有堕落为法西斯国家。而我们“文明上下五千年”、“‘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没有这些，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美国的开放、包容，自由和民主是她的力量所在，也是世人向往之地，而不是仰仗气大财粗，蛮横无理来获得人心。假如美国不幸也沦为法西斯国家，那世界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让我们一起自觉惭愧、反省顿悟，抛弃私利、放下自我，忘记辉煌、从零开始，回复春秋战国时期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实，也不必回到春秋战国。回顾上世纪的“五四”运动前后，文坛和思想界的论争可是热闹的很，报刊上你来我往，直呼其名、直抒己见，批评尖锐，不留面子，常常争得不可开交。正因为此，也造就了像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一代文人。遗憾的是，现代的人倒是圆滑世故得多了。我们现在许多反思多是自说自话，或拉帮结派，相互吹捧，期望从此一言定乾坤。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意见，不是拒听拒看，就是粗俗谩骂，或加以种种限制，不准出声，更不用说有彼此间的批评讨论和思考交流了。

这可能是被历次“运动”整怕了，出于戒心和顾虑，恪守“不与陌生人交谈”的家教；或是出于礼貌或矜持，以为争论会伤了和气或降低自己“名人”的身分；也可能是在效法政治强人的“不争论”也“不讨论”的规条，采取“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态度，或笃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古训；甚至是因为自己不讲理，便心虚，怕别人挑战自己，就以不屑理睬来回应主动的商榷，叫人“莫测高深”、自惭而退，最好让你自己去“闷死”！结果彼此都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保持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却难以加深认识。这种学术氛围，令人非常失望。

为了打破这种“死水一潭”的沉闷学风，我在论文中有时甚至故意用词尖锐，点名道姓，带些挑战性，实在是希望能就事、就观点引发些争论，而并不是要针对某个人。

与此同时，我却又很高兴在北美发现了《华夏》这一片自由表达的乐土！正如《文革博物馆》的主持所说：“我们不会根据文章/观点是否受到读者的欢迎来决定取舍，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能够接受。”而这其中也包括点名与主持先生本人意见相左的文章。

对于设置思想论辩的平台而言，这是一个何等的境界和榜样！

“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消除派性、争鸣交流”，这是我对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第二个想法。

写于2016年4月，12月修改


http://www.azcolabs.com/xy_wg_study_2.html

reading

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小 鹰 (2016年5月整理)


[目录]：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佯谬与辨析
二、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
三、有关“心理”说与“路线”说的讨论
四、有关“档案解禁”及“维权”说的讨论
五、有关“官民矛盾”说的质疑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佯谬与辨析

4月11日XX来邮质疑：

你一直在马克思的旗下批毛，可是放眼世界，没有毛的社会主义又有哪家成功的？把取缔私有制作为目标，根本上违反了人性，违反了基因的力量，这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不是理论问题，实践已经给出结论。人性可以走向文明，但无法“无私”。（除了少数极虔诚的教徒）


4月11日小鹰答辩：

你说得不错，但看来你混淆了苹果和桔子，思维有点跳跃。

我不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社会”要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认同马克思。况且，1949年的中国也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革命。我这里问的是：像那时中国这样落后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该怎样做？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还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他这里并没有讲要废除私有制的问题，而是要破除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

换句话说，认为手推磨就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那是毛泽东发明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国家，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否定表达式。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毛泽东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所以，我认为要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从这里切割开来。

与毛泽东相反，建国初期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他看出毛要搞的“集体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当时就敢有文字批示反对“合作化”；在1951年他更主张工商业界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刘少奇很有眼光，也很有勇气。无论你怎么不喜欢刘，仅从这一点来看，他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并且日后一再坚持当“走资派”，实属不易！这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重要区别所在，也是毛最终要打倒他的原因。

但1949年建国以来，苏联“社会主义”一度成功的假象也曾误导了国人，让刘派“实事求是”的主张在毛面前始终低声下气，“理亏三分”；其时党内宁“左”勿右，业已“蔚然成风”。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凡群众运动中的“理智派”从来没人听，“狂热派”则永远占上风。刘少奇当年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今日的精英多以“义人”自居，处处贬斥刘少奇，然而，即使令他们自己回到建国初期，恐怕是远想不到、也做不出刘的所作所为。凭心而论，那时党内外没有几个人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面前讲出什么话来，除非真正了解苏联的真相、真正了解马克思痛斥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深意。这就是道路选择之困扰，中国遭毛这一“劫”之必然。而今天当政的和在野的，又有多少人读懂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和“要做些什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所说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凶恶实质？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走资派”的主张？来支持“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来理解“自由、平等、博爱”之重要？来阐明“民主、人权、法制”之必须？

现在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先生在内，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粗粗一望，便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合理的部分也加以否定，更看不出刘少奇路线之正确。这样做，恰恰是掩盖了毛泽东致命反动的地方，没有打到他的要害之处，因而也不知道以后应当怎样做。他们的思想深度不但远不如刘少奇，甚至似乎至今还没有能走出文革，还在继续完成毛要“彻底铲除‘走资派’刘少奇”的未竟大业，真可谓是“糊涂之极”！

至于你问道：“可是放眼世界，没有毛的社会主义又有哪家成功的？”

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社会发展规律”应当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我在《论“文革”的反动性质》中那六道思考题里也有如下一问：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必要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请注意，他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政治制度”所用的三个定语都是明确限定在“现代的资产阶级”之下！)1949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是否是他们“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惨败的共同根源？

马克思1848年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讽刺说，你们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倒德国时，却没有能同时把“法国的生活条件”也搬过去。他为什么那么看重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上述那些落后地区搞“社会主义”时，又有哪个国家先有了“法国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说“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这听起来，好像马克思也是在教训毛泽东。注意，他这里所用的定语又都是“资产阶级的”。要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能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被“激进党人”诅咒的东西，那就好了。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自由主义”，没有“代议制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是不是？然而，自毛泽东掌权以来到文革失败为止，他一直竭力要破除和防止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却正是马克思期望当时的德国，以及所有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首先去争取具备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所以，我要问你，你看出这里的区别吗？你真的认识你所谈论的那个马克思吗？

1945年党内外有个“新民主主义”共识：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如果真让刘少奇按“新民主主义”所说那样做，那起码是个起步。从1951年起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若是刘不行，以后也不是没有像胡耀邦等那样开明的领袖。这就是“道路”之不同。

所以我说，建国以来是有毛、刘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刘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毛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以上是我的一些基本点，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质疑？不错，我们“人微言轻”，但只要能“言之有理”就好。我们能有针对性地谈问题，很好。欢迎进一步批评讨论。

(返回)




二、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

近来在和友人电话交谈中，常听到对本文的一种质疑，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所以，你文中关于‘反封建’一说，没有根据。”

因为不止一人有这类质疑，我就想一起对此答辩如下。

对于中国社会属性的判断，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如果认不清楚中国社会的属性，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应当怎样改革？近年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好像易中天、许小年等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些名士的“颠覆性”新论是否可信呢？

我所看到对之的论述基本上只是一句话：因为周朝“分封诸侯”，秦始皇“一统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封建制”在中国已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这样简单地来作社会性质划分，近乎是对“封建”二字的“望文生义”或“咬文嚼字”，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而，是个极大的误导。

我以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意，这里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也不是仅指GDP的数值，而是主要指其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此外，也要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

如果这样来看，自周朝的“分封诸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政治体系、制度法令等虽各有不同，但“生产力”的水平大致相同，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状况，“生产关系”则定格在土地私有和租佃交易之上。

而千百年来，与之相应的礼教制度、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也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不错，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个“皇帝坐龙庭”，要搞中央集权，但国家太大，关系复杂，交通不便，因而“皇亲国戚“、“封疆大吏”、“铁帽子王”还是不少，满清王朝也有个“八旗”，更不用说地方上有数不清的“土豪”占山为王、“恶霸”乡镇邻里。大家族各有“家规”，土皇帝亦有自己的“王法”。老蒋时“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到了老毛，他也怵八大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久待坐大，要予以对调架空。

当然，从周的“诸侯自治”到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是国家体制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封建割据”也好，“皇帝独裁”也好，“专制”二字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地方专制”或“中央专制”之不同罢了。这正如巴金所说：在我国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老化》，载《随想录》。)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样的“传统”或“特色”呢？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几千年来，无论是国家省市还是家族家庭里，一级一级地都是照此章(专制等级)办理。这种“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是由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所确定，这种封建意识也深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

应当看到，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自民国以来，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开始有所转变，但生产力的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到了毛泽东的时代，随着毛式“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人为的、强制性的扭曲。对此，王若水先生有过这样一个论述：

关于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表明中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相称。也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时就提前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不如说中共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动是超前的、左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有利於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重新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

说它超前也好，扭曲也好，随着毛政体的专制独裁化，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不但没有被解放得自由，相反，倒退到更加受奴役的状况。实践证明，毛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大大地破坏了原本已经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

此外，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引发全国上下“专制和特权”盛行。文革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说是“封建主义”在我国大大地复辟了。

今天，尽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还常常可以见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现象吗？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贪污腐败、贿赂奉承，奴隶心态、麻木不仁，“假洋鬼子”、“不准革命”，到自私、保守、涣散、愚昧，缺乏公众道德观念、少有社会整体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又怎么可以轻言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不过，可怕的是，今天这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恢复民族历史传统”的口号下出现，它更能迷惑和麻痹人。现在一些人热衷于或拘泥于封建道德观念在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赋予它们摩登的意义，对之“顶礼膜拜”，但是鲁迅却能从“仁义道德”之后看出“吃人”二字，看出旧礼教的实质，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讲得不错，“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走资派”刘少奇是对的，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中国要搞的是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预言。

我们今天重提“回归新民主主义”、重申“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其意义就在于此。

(返回)




三、有关“心理”说和“路线”说的讨论

4月13日YY来邮讨论

小鹰：

……

我很同意你对毛泽东路线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他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举动，却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经过大饥荒和后来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刘少奇等人已经纠正了毛的路线，相信毛也知道自己路线走不通，他在1965年跟彭德怀谈话说历史也许证明你是对的（大意）。换句话说，“试错”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还要不认账，反而变本加厉发动文革，就不能不让人们追问他的个人品质和权力欲了，这是很符合逻辑的，并没有刻意庸俗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毛泽东的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治国路线的分析和批判是值得继续深入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面对自己路线的失败后采取的态度同样值得深入挖掘其根源的。正如有不少人指出，毛泽东对于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还有一定的雅量，但是对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则不能容忍，必曰置之死地，这就涉及到毛的心理、品质和权力欲了，也是一种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我觉得两方面的分析不必分孰高孰低。


4月14日小鹰回邮

YY：

谢谢你的回馈。我一直在等你的意见，它对我非常重要。

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如你所说，是正常而无可非难的研究途径。我也认为：“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

但是，我为什么又要问：“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呢？

请允我解释。

如我上次邮件里谈到最近《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上王蒙先生的那篇反思，它除了对毛的性格描述和现象叙述之外，并没有谈出个文革发生的“所以然”，属于很一般化的“控诉”。它基本上还是官方的“反修防修”、“毛与百姓同在”的说法，不过加上了一些对毛的“荒唐事”，及其心理、品质、作风上的调侃。而这类对毛个人的讽刺、揭底的文革反思，目前在国内或许还能够为当局所容忍，因为毕竟这只是毛后期个人的事，共产党还是“伟光正”的嘛！而毛乱搞女人，现在已为众所週知，如果再加上政治上阴险狠毒的行为，即使以“心理阴暗”和“人品低劣”来描述，可能会把毛进一步搞臭，但很难说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力量。“毛粉”仍可以用“风流亦伟人，无毒不丈夫”一句话来自慰，即“大人物要看大节”，“阶级斗争嘛，就是要不择手段”！所以还是打不倒他。

但是，如果我们把“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去，揭穿毛是如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沿这条路走下去，这就可能要颠覆整个毛派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了。结果是让人们知道，原来毛只有“秦始皇”，没有“马克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恐怕会令一些人更加恼火和恐惧，也会让“毛粉”冷静下来想一想。所以，把马克思同毛泽东切割开来，也许更有意义些。当然，“心理”说与“路线”说，二者并不对立，也不分孰高孰低，它们是互补的关系。

此外，如果只是因回避“官方障碍”转而由“心理分析”来揭批毛，那比刻意否定有“路线斗争”，要好很多；更比接受“官方的说辞”，但又搞“试错”说或“官僚”说，把毛开脱为“勇士”、“英雄”，要有意义得多。所以我批评的重点是后者，不是前者。

第二，你谈到：“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他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举动，却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对此，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建国以来，刘派和毛，在许多重大的具体问题上，如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等，经常是“面和心不和”地明争暗斗。文革前，毛遭遇的所有失败恐怕并没有使他认为“自己的路线走不通”，相反，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分歧”根本就是个“道路问题”。因此，他是“为了彻底解决中国‘走资派’的问题”，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来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战略性的行动，不是一个如“庐山会议”那样的战役。尽管刘少奇那次表面上是站到了毛的一边，但内心里他还是反对毛的“左”的方针。因此在战略上，毛是把刘看作自己的死敌。所以我说“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而不只是个“修复面子的工程”。

至于说到“毛泽东对于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还有一定的雅量，但是对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则不能容忍，必曰置之死地，这就涉及到毛的心理、品质和权力欲了。”那人们会问，在拿掉了刘派之后，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这就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报复“政敌”、挽回“面子”的心理来解释了。

事实上，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要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而另一方面，刘少奇等也不是些等闲之辈，刘有着自己的“走资派”理念和建国蓝图，麾下也有一帮强悍的人马，包括党内外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双方的较量最终是要走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如果我们把他们之间的斗争低看为“妇姑勃谿”，或是些市井小人、婆媳争斗，那只是把我们自己降低到这一水准去了。

从另一方面，我又可以反问，如果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整治那些使他“恨、羞、怒”的同僚，只是他的阴暗心理因素在作怪，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又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长期以来毛收拾这些人，不是“得心应手”、“踌躇满志”，一贯是以胜利者自居的吗？

而实际上，文革中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这些人又怎么使他“心理不平衡”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显然，毛不但要清除他的“走资派”政敌，还要彻底扫荡他们借以生存的的社会基础，以实现他的“大同世界”。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毛的这种理念，完全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是一种极其凶恶和反动的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你看，这样来解释，是否更合理些？

最后，我不是说，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心理因素的支配，相反，对毛的远近“心理分析”尤其有必要。但是，如果“心理”说把眼光只集中在“宫廷”内个人的角斗上，却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上“两条道路”大尺度的搏弈背景，就容易钻进“牛角尖”去。所以，我说，纯“心理分析”这条道，可走，但走不了多远。

关于“庸俗化”的问题，不是指华文评论中的那些严肃的学者，他们的分析还都是有根据和有说服力的。但近来确有一类“大嘴”热衷于以此来吸引眼球，甚至编造些文革内幕故事，以求“耸人听闻”。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最新发现”──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1966年8月关于刘少奇欲发动“军事政变”的报导，说是“毛为此被刘逼的‘走投无路’，才搞了文革”。这就是我说的那类“最新‘密笈’”。因“出土”于国外，又编得“有鼻子有眼”， 读来 “惊心动魄” ， 为人转发个不停。

总之，我会听取你的意见再作些改动，并注意提法，改好后再告你。我喜欢这样有深度的、一对一的交流。让我们常有讨论，谢谢！

(返回)




四、有关“档案解禁”及“维权”说的讨论

4月11日至5月2日ZZ来邮：

小鹰：

文章拜读，我同意你的思路，但我觉得毛是个十分复杂和阴险的历史人物，文革后40年国内上层对研究文革问题既打压又封锁，对内部档案至今都不解禁，而且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使60岁以下的中国人对文革、反右、镇反……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要深入研究文革和毛这个人都是十分困难的，而对毛的文革动机以及所作所为从简单的几个方面很难分析透彻（条件不充分：上层不解禁、档案不解禁、媒体姓党、独裁依旧、奴化教育持续……），这也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举毛旗再度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

……

至于我看毛为什么发动文革？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其他什么反修防修都是骗人忽悠人的鬼话！

所谈看法仅供参考。

4月11日至5月4日小鹰回邮：

ZZ：

谢谢你的讨论。

的确，档案没有解禁是个不利因素，但我们现在也只能在目前的条件下作些解析和判断。好在我们还是经历过文革，有自己的感受，并掌握许多基本的资料和文献，高层双方当事人也有相当多的回忆，但即使如此，因立场观点不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同，结论也大不一样。我只是想在思路上有所突破，把刘少奇和马克思这样地引入“文革方程式”，看能解出来什么？

其实，“档案不解禁”并不是多大问题。现有的资料已经很丰富，毛的“言”已很多，“行”也已为天下尽知。主要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些资料的问题。现在一些浅薄的学者对“社教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以及“炮打司令部”等重要文献已无兴趣，老指望发见“最新‘密笈’”来发掘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要知道，林彪跑了之后，毛翻出一封给江青的“打鬼借助钟馗”的旧信，并支撑不住他“四个伟大”的形像，也改变不了他文革失败的大局。将来就算是找出一篇毛的自述：《我为什么要搞文革？》，那也得与事实对照，要观其行。所以，我以为不必要等所有材料大白天下之后，再来“透彻分析”，而现在的“条件不充分”，正是我们要做反思的原因。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难道我们自己现在就都明白了吗？

最近看到北大的陈坡先生对毛发动文革起因的沉思录三十三，他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史实：

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的确，戚本禹当年的这篇“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本意，文革中它“脍炙人口”，无人不晓。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哪有“官僚”二字？那讲的明明是“路线斗争”，且不容刘有任何分辩，毛依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硬是把刘整死搞臭。时过五十年，有人来重建文革史，揣摩毛的心思，给刘戴上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那不就是要肯定毛文革的“宗旨”吗？怎么能这样地不顾历史事实？现有的材料都看不懂，不去分辨毛的指控，还需要找什么样的秘密挡案来替毛开脱责任？

……

不错，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掉”背后的原因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不共戴天”了，才要“大动干戈”。总之，“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当然，历史上不是没有单纯为地位、为性命、为财富、为女人的“宫庭格斗”，但现有的历史事实支持毛刘“路线斗争”的说法。问题是，毛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的“走资派”路线对？我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刘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毛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欢迎再谈。



5月16日小鹰致FF邮件：

FF：

我们昨天的电话讨论很好，对我颇有启发。夜间我又想了一下我们谈的几个问题，想同你再交流。

你强调的“争权”说，与我在[附录二]中提到的“心理”说一样，也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那在刘已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我想，这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以后施“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所以，“清君侧”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的确，如你所说，苏联大清洗时期，从声望已威胁到斯大林地位的基洛夫被刺事件开始，在斯大林与后来被他一一搞掉的政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科夫、拉狄克、李可夫到布哈林、托洛茨基之间，我们似乎看不到有明显的政见不同。斯大林干的更像是纯权力之争。但毛刘之间在政治道路问题上确有不同。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杨继绳先生对毛刘之间政治分歧的概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可以说，这个分歧随后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中，毛刘两派公开或暗中较劲，此起彼伏，直到文革爆发。当然，文革中毛与林彪的斗争，更像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但毛与刘派之间则始终存在有严重的政治分歧。

不过，我们一定要以中国文化的方式来理解毛刘的分歧。

中国人要“面子”，“凡百事週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让百姓看不清楚，总以为“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中国人城府又极深。我们不可要求，也无法想象毛、刘二人平日总是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有差别”吗？才算是“路线斗争”吗？……政治上的事情哪里会有这么简单！

最近魏京生先生还以为中央委员(应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小鹰注)全票通过“516通知”，就说明文革是中共自己一齐搞的，党内没有毛刘的路线斗争。这也太幼稚了，他又怎么解释“二月提纲”？要知道，首先，中共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不是美国的国会！两者运作的方式完全不同；其次，事实上，通过文革纲领的516通知时，也不是没有争议，刘是会议主持人，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陈坡，《文革沉思录》之二十三)。但中共党内历来实行“家长制”，一切由毛“乾纲独断”，少有民主。

而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也很多。除了“针锋相对”之外，还有“虚与委蛇”、消极对抗的办法。例如，我们以前只知道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公开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却不知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陈坡，《文革沉思录》之八)，他不但在会上机智地保护了“见义勇为”的李锐，后来更主张要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文革中的林彪不批文件、不表态，只划个圆圈便退回；周恩来则“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邓小平发誓“永不翻案”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对抗。而中下层干部和百姓们更聪明，对上面来的那些荒唐指令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灵活处理”或“阳奉阴违”。即便“迫不得已”要作检讨的话，也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见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的批示语)。所有这些抗争手段就不是现代那些“一根儿筋”的书呆子们所能明白得了的。这才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方式！

你看，这样来认识中国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是否更合理？更全面？

(返回)




五、有关“官民矛盾”说的质疑

现在很多人谈到文革起因时，都笼统地以“官民矛盾”为基础。

但是我要问的是：

第一、那时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60年代台湾当局几度认为大陆遍布干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只要派人点火，民众必然“揭竿而起”，一举推翻共产党。但这并未发生。

如果说“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那里的“官民矛盾”应当是很突出了。但我们那时都在大学，对那里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亲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又怎样是个“官僚”了？那会儿清华的党干师生不都是很拥戴这位蒋校长吗？

第二、那时不是没有“官民矛盾”，但百姓的怨言和怒气，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荒废青春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这场文革的起因，真是如秦晖教授所说的那样，是“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吗？──实在是“匪夷所思”！

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http://www.azcolabs.com/xy_wg_study_1_ap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