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甲西 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６６年在大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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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彭德怀的一段渊源：６６年在大三线

朱甲西

　　彭德怀在“大三线”的时候，我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大约１０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此之前，即在１９５９年上半年，彭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在他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工作过，临时职务是翻译组成员，和他接触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回国后这个团就解散了，我却留了下来主持赠送我军的资料的翻译工作。７月份翻译工作结束，彭的大秘书“彭办”主任綦魁英大校，叫我到江西庐山亲自向彭汇报资料翻译工作情况，并请示集中起来的小语种专家们是否解散？于是我上了庐山，鬼使神差地赶上了“庐山会议”的会尾巴，在山上住了几天，最后跟着彭下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随即我就离开了总参。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我就因为和彭的这次短暂接触，成了重点清查对象，遭到批斗和离职审查，尤其是庐山之行怎么也说不清楚。整了半年多，直到１９６０年４月底才恢复工作。文革结束后，我从我的档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怀的小爪牙，上庐山被怀疑是传递密信。当然，这是事过多年后才知道的。当时我只能交代自己和彭德怀素无瓜葛更谈不上渊源，三军团时期我是小孩，八路军、一野和抗美援朝时期我是学生，１９５４年调干参军在军大地位很低微，他是军委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元帅，如果他有山头我是山形都没望见的人。和彭的接触完全是工作关系，面对面的时间加起来不到５小时，直接对话总共不到５０句。心里想，我是命里活该，撞到枪口上了，我心中无鬼，任你们怎么整，整吧！也许因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什么分量，反右倾结案时终于放过了我，没给任何处分，但把我调离中央军事机关下放到南昌３２０飞机制造厂去当车间主任，让我远离京城。

　　６年之后的１９６５年，彭德怀到成都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以后他想起了我，通过军委办公厅一纸调令，将我从南昌调到了成都。１０月份我从南昌经北京到三线建委报到，先被分配到规划局任代理局长，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改任彭的技术秘书。

　　这里有必要说说三线建设。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下令搞三线建设。中国东部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三线建设就是西部建核武、军工、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企业和设施。没有论证和计划，只有空泛的号召：“全国支援三线建设”；“各行各业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

　　“分散、进山、钻洞”。到底上了多少项目谁也说不清楚，花了多少投资至今各说不一，没有个准确数字。为了统一指挥三线建设的各路人马，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又叫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主任也就是总指挥。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长达８万字的一封信之后，毛泽东将彭请到中南海吃湖南腊肉，说：“也许真理在你手里”。派彭德怀到三线建设委任第三副主任（副总指挥），分管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和协调，估计相当于副省级。在西南局开会或看演出，首长席上没有彭的位子，他只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一起坐在台下或者坐在后排。他的战友，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邓华上将其时正在四川担任副省长分管农机，行动可能比彭总自由一些。

　　到彭德怀身边工作，我实在是一百个不情愿，尤其是当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三线时，我内心真是叫苦不迭。５９年反右倾斗争中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这个人沾不得，我知道再次来到他身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我刚刚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彭就让他的侍从参谋景希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好像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似的对我说：“我是有麻烦的人，但我不会给你们惹祸，也希望你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在我身边工作是党的工作要你们做，不是我彭德怀的事要你们做”；“在我身边工作，第一条就是要小心谨慎，尤其是你们现在跟着我，你们的言行必须处处注意，我们墙外有耳身后有人哟！”

　　就这几句话，说得我胆战心惊。我虽不像一般人那样，认为彭总到三线是东山再起，我认为降级使用是庐山会议后给他的处分。听他这么讲，我明白了他的事儿还没有完，想来他自己也明白他的事儿没有完。当时在座的除了景希珍之外还有柯柄松上校，他是军委办公厅派来随彭入川的。从彭办公室出来后，柯柄松到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对我说要记住彭总的话，有什么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可以找宋人俊，同时告诉我要注意宋人俊，如果让宋人俊抓了小辫子，对自己对彭总都不好。还告诉我宋人俊是地方干部，西南局派来的，担任彭总的行政生活秘书，他会来找你的，他说什么你都听着，该怎么对答你自己要有原则，只要不牵连老头子（指彭总）怎么都行。没几天宋人俊单独向我传达了李井泉的指示，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把他交给我，他的工作、安全、生活、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向毛主席负责”。

　　宋人俊要求我，当他不在彭身边时，要把彭的言行与活动告诉他，他好向李政委（李井泉）汇报。因为有柯上校事先给我打了招呼，我很冷静地回答了他。后来，我们发现宋人俊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他一个月也难得见李井泉一面，根本不存在李井泉听他汇报的问题。他只是每天写《工作日志》，记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记完了交到办公厅，当天的《工作日志》交上去后再将昨天的那一本《工作日志》领下来，如此循环往复地记《工作日志》，实际上三线建委没有这项制度，因此除他之外谁也不记什么《工作日记》。景希珍告诉我，宋人俊记的是彭的行踪，没记什么工作。

　　彭德怀在三线的工作不多，可以说多数时候无事可做。煤炭方面，跟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的攀枝花煤矿正在建设，广旺矿务局有一个煤矿在建设，其余的煤矿都是在原生产规模上扩建；电力方面，只有渡口火电厂，龚咀水电站在建。其余的能源建设项目，都还在各自的条条块块审批过程中，他插不上手。其余像核武、军事工业、机械工业甚至农业机械等方面的项目，不许他过问，有关文件、资料也不发送给他。他成天在办公室看书、听收音机无事可做，我们也跟着他闲得发慌。

　　启动文革的《５·１６通知》下达后，西南局召集了一次厅局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宣读了《５·１６通知》全文，传达了毛泽东在大区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彭德怀就是今天的海瑞：“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等。西南局宣传部长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刘文珍还在会上点了彭的名，说“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反党分子彭德怀就在我们建委，不批判能行吗？”由于有意安排，彭没有参加这次传达会。他参加的是第二天在永兴巷三线指挥部的群众大会，他听到的只是《５·１６》通知没有毛泽东的讲话。

　　当我向他转达在西南局礼堂听到的毛泽东讲话和刘文珍的讲话时，他笑着对我说：“这次运动不是针对我的”，“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再烫还是死猪，由他去罢。”没过几天，永兴巷三线指挥部办公大院和西南局里，贴出了声讨彭德怀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中有“会理夺权”，“违抗中央指示发动百团大战”等情节，我是第一次看见，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指使。还有“授意死党钟伟大闹军委会议”，“死党蔡铁根恶毒攻击毛主席”等内容，彭总也是前所未闻的。他三两天出去看一次大字报，由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陪同，出去之前还向办公厅打个招呼。８月６日成都后宰门体育场，彭德怀第一次登台挨斗，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后陪斗。会后回到永兴巷指挥部，彭向我们两人道歉，说是他连累了我们很对不起！还让我们做好准备，他现在没有工作可做，用不着我们了，他会想办法将我们从他身边调走。

　　当年８月１５日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建议彭德怀到永荣矿务局视察，有意让彭避避风头。当天由赵凤池开车，景希珍和我陪同彭到了永荣矿务局，第二天上午开会听汇报时，听说造反派要组织围攻，就转到曾家山煤矿视察。吃晚饭时彭和我们还有矿务局的几位领导，正在食堂排队打饭，忽然矿上的有线广播正在播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一听心想糟了，这篇文章去年就登在报上了，今天在这儿广播是什么意思？我立即对景希珍说恐怕要出事，如果排队的工人认出彭总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很难预料。我们两人将彭总架出了食堂回到招待所，刚进屋坐下，工人造反派就把招待所包围了，喊口号要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打倒野心家彭德怀”！

　　永荣矿务局龙善培局长和矿务局的领导来了，炊事员也把饭菜送来了，吃饭时我才知道，龙局长是志愿军的营教导员转业，矿务局好几位领导都是转业军人，他们得知彭要来早作了准备。永川县武装部的部长，带领部队在招待所门口站岗，还联系了内江军分区和江津军分区，做好策应保护彭的准备。龙局长还对我说，程子华副主任要他保护彭总，在矿上住一个时期。彭执意要回成都，第二天龙局长带了一卡车矿警，护送彭到了内江才回去。回到成都后，程子华来看彭，彭拍桌子斥责程子华不该让他出去躲，他说：“躲什么？躲个鬼，我彭德怀为什么要躲？就是一个死嘛！我不怕，我不检讨，也不下跪求饶”！程子华说：“成都太乱，明着批斗还好说，就怕有人乘乱下毒手，整死你我不好交代”。彭说：“什么有人？有人就是一个人，离开北京我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程子华要我看好彭，不让他出门，有什么事直接找他，并且告诉我，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主持三线工作，李井泉，闫秀峰等主任、副主任都不来上班了，造反派天天来闹，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看见彭在这里。

　　９月份我得到组织部通知，调我到雅安川西机器厂任党委书记、厂长。这个厂是航空仪表厂、是当时三机部的三线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之中。由于我的任命手续还要经过在京的三机部办理，我奉调之后还不能立即赴任。没有谁来接替我的工作，把文件资料连同钥匙交到办公厅就算完事，只等三机部调令一到，我就奔赴雅安。闲来无事，我一个人逍遥了几天，思索着这个并非针对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考虑彭德怀最后会是什么结局？因为我已是彭德怀黑爪牙了，他的结果如何必将对我产生影响。再就是每天陪他下几盘象棋，他的棋艺不高，我也是臭棋水平，消磨时间排遣寂寞而已。那时他身边只剩下景希珍和赵凤池两个人了。他对我说：“你是三机部来，我让他们还是放你回三机部去，并且要他们把你转业下地方。对不起喔，因为我这儿你不能呆了，军队也不好再干了！”

　　听了之后我心里一阵酸楚，这个老头儿在这个时候还考虑如何保护我安置我，好人哪！国庆节当天，我去向他辞行，因为我过节后，１０月３日就要到雅安去了。他留我吃午饭和晚饭，我们下棋谈天，我对彭说：“你总以为你和毛主席的分歧可以说得清楚，我看你说不清楚，他也不会给你机会让你说清楚……这次运动你估计得很正确，目标不是你，可还是冲向你来了。”

　　彭说：“几十年相处，我知道他给我挽了好多个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开，只有我们两个人死了一个才解得开，莫办法的。”

　　临分别时，彭总送了我一张他的彩色照片，牵着手送我到大门口。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下旬，景希珍打电话要我回成都，他对我说永兴巷站岗的卫兵挡不住红卫兵，彭已经被抓去批斗几次了，还在成都地质学院被关了一天一夜。要我回成都帮他联系部队保护彭，还对我说三线指挥部的头头儿一个也找不着，现在是造反派争着要斗彭，形势很危急。

　　我１２月２３日赶到成都永兴巷，正赶上四川大学的红卫兵要揪斗彭，景希珍和警卫战士护住彭不让红卫兵抓他上车。我看双方虽然紧张对峙，但学生们并不是义愤填赝，好多人拥挤着要看彭德怀是个什么样子；我发现他们８·２６兵团的头头江海云在场，我向她说批斗彭德怀可以，我要向中央军委请示，批准了你们将人带走，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卫要跟了去，你们组织还得给我们打张条子，健康的人交给你们，你们必须安全的送回来。她竟然被唬住了，几个人商量一阵就带领红卫兵撤走了。

　　几十年之后，我在四川科技情报研究所碰见江海云女士。她说，当时看见彭德怀疲惫不堪，一副老农民样子我们就不想斗他了，第二天在永兴巷，我们８·２６就没有参加嘛！

　　第二天是２４日，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拿着中央文革的批示，来到永兴巷三线指挥部，要抓彭回到北京批斗。看了中央文革的批示后，我和景希珍两人都打电话，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都打不通，我好不容易接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李福德秘书请示后告诉我：“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来京”，重复了两遍。

　　我叫王大宾也听了这个电话，红卫兵撤出了指挥部大院。成都军区余洪远副政委来了，向王大宾宣读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向彭请示后对王大宾等人和我说，２５日８次车送彭回京，但几条街的红卫兵仍然围住永兴巷不走，余洪远调了一连人来加强指挥部的守卫，一直到２５日晚护送彭上了火车，部队才调走。

　　彭德怀走前那几天，三线指挥部、西南局所有负责人都不露面，没有受冲击和打倒的负责人一个也找不着，应付红卫兵纠缠，联系部队，以及堵住楼口、过道，保护彭不受冲击的人，全是三线指挥部的一般干部，许多人几天来，下班也不回家，守住彭。

　　２５日下午，成都军区扶庭修参谋长带了一连战士和４个军官来到了永兴巷，找到景希珍和我，一起替彭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妥当好后，扶参谋长和我陪彭喝茶，景希珍去领彭的工资。会计廖静是省委书记廖志高的侄女，她拒绝发给，扶参谋长勃然大怒，带了几名战士亲自跑了去，领来２０００元交给彭，约相当于彭５个月的工资。据我所知，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后一次领工资。他到北京后曾有一次要三线指挥部把工资寄给他，还是这个廖静就是不寄。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当晚９点钟，成都铁路局廖清泉局长开车来接，我们一行随同彭德怀到了火车站，在软席候车室休息，扶参谋长让廖姓营长和３名军官及一班战士和彭见面，当面交待了保卫任务。１１点由重庆开来的８次车进站，廖清泉局长把列车长叫来候车室，介绍给彭和廖营长后，扶参谋长、廖局长、我和景希珍，一同送彭登上加挂的一节软席车厢，彭住进了包房，王大宾要和彭同住一房，我让廖营长把王大宾轰了出去。景希珍检查车厢后，对我说可以放心了，整节车厢除了军人之外没住任何人。扶参谋长、廖局长告辞后，我对彭说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的态度来看，中央还是保护你的。他对我和景希珍说：“别天真了，哪儿还有什么党中央哟，我不在乎他们保不保护我，也不稀罕谁来保护？”握手再见时，他抓住我们两人的手说：“再见！还能再见吗？！”

　　就这样彭德怀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北京去了。事后知道，彭回京后立即遭到了软禁。１２月２６日我驱车回到了雅安，景希珍到四川省军区报到去了。

　　３个月之后，１９６７年３月份，我被川西机器厂的造反派拉上主席台批斗，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三反分子彭德怀的黑爪牙、修正主义的外国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虽被造反派夺了权，好在雅安军分区方司令员，空军驻厂军代表双仁贵保护我，我得以陪方司令钓鱼，还花了近两年时间研读《资本论》。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７日，不知是那道衙门的什么官儿下达的命令，半夜时分将我投进了雅安三元宫监狱，接受外调审讯，中心内容是：揭发检举彭德怀和交待自己与彭德怀的罪恶关系。又因为我顽固不化和死不认罪，升级为单独监禁，押到庐山县苗溪茶场特区监狱，有幸与马识途、胡风、梅志、张仲良等人成为难友。

　　直到１９７５年，我带着“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影响有严重的思想认识错误”的结论走出监牢时，彭已去世半年有余。１９７８年５月，彭德怀、张闻天追悼会半年之后，我的结论改为“受彭德怀同志冤案影响被非法监禁六年多”。从此我一生的沉浮，才算是彻底地离开了“彭德怀元帅”。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彭德怀身边这一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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