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序言

reading

赤子同心，与子同行

韩爱晶

〔本文系韩爱晶为原文革时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岑颖义等人编著的《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所作的序言，该书已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于２０１６年５月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在香港出版。——编者注〕

　　武汉革命造反派是我们北航红旗的战友，岑颖义是我的朋友。当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紧跟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文化大革命。《赤子》一书记录的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战斗历程。我祝贺《赤子》出版发行。

　　早在１９６６年底，北航红旗总勤务站的屠海鹰大串连经过武汉，说服父母亲拥护文化大革命，影响妹妹在《长江日报》社造反。在关键时刻，北航红旗的姜允珍、王守信、方正、徐鹏飞、田永丰等同学先后和武汉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１９６７年６月，北航红旗战士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跟随谢富治，王力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云南、四川解决问题后赶到武汉，并于７月１９日凌晨随谢富治、王力来到红水院表示支持。

　　７月２０日，百万雄师和８２０１部队的人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在军区大院批斗。当天上午１０时，尹聚平途中逃脱后，到红水院总部给我打电话，讲述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我赶紧向中央报告。７月２１日上午，胡慧娟也来到红水院，是红水院总部派人护送尹聚平与胡慧娟去东湖宾馆，回到周总理身边。

　　７月２２日，我赶到北京南苑机场，跟中央领导一起，先迎接周恩来总理的飞机降落，随后又在周总理带领下迎接谢富治、王力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也随同回京。

　　７月２５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会前，我和尹聚平、胡慧娟等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听王力谈“七二〇事件”。当我看到林彪从外面走进大厅时，我立即迎上前去，把林彪接到王力旁边沙发上坐下，听林彪谈对“七二〇事件”的看法。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让我们把张体学抓到北航问他与“七二〇事件”的关系，我听他说与此事无关，就劝他给毛主席写检查，争取出来工作，我帮他转呈上去。竟因此与张体学结下友情。

　　８月５日，天安门广场又召开百万人大会，纪念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我在城楼大厅向周恩来总理请教，能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周总理指出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我提出武装北航红旗，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周总理当即同意，并于８月１６日向北航发放枪枝。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过程，如黄河东去，九曲十八弯，武汉“七二〇事件”成为文革重要转折点之一。１９６７年８月底，王力、关锋垮台，形势变化，深不可测。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人们见解各异。我主张首先还原真相。《赤子》一书即水院文革纪实，书中的史实和见解对我们研究文革很有帮助。

　　文革之后，我多次向杨道远、徐海亮和岑颖义等发问：文革前，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要在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呢？比如说，在湖北省委里谁是走资派呢？造反派凭什么夺权掌权？

　　岑颖义在书中引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讨：“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李迎希（原编注：李迎希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开国少将，因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支持造反派群众，受到陈再道等人的打击排挤）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

　　岑颖义在书中重述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６日在中央常委会议讲话：“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

　　中国的现实验证了周恩来的预言，官僚权贵们几乎是采用公开的手段把人民的财富占为己有，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２０１４》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２０１２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０·７３，顶端１％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２５％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１％左右。

　　我们赞成改革开放，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党政领导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状况，学习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反对利用改革开放搞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反对两极分化，反对毒品、娼妓和艾滋病泛滥，反对买官卖官、金钱至上、无计划生产、破坏资源环境……

　　文革留下宝贵经验，也留下严重教训。当时受冲击的干部以及不理解文革甚至反对文革的人，大多数是拥护毛泽东主席、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能欺骗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呢？原因很多，首先是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总体强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时，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文革的方法也有问题。当然，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我们的人民都创造了辉煌业绩。

　　文革中，出现了严重的阴暗面，有的问题与拥护文革的人有关。比如我，当年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主席的，大多数言行与毛主席的要求是一致的，但革命理论掌握得不好，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与工农兵结合，我的问题主要怪我自己。但必须指出，文革中有的严重阴暗面是反对文革的人蓄意制造的。

　　对于文革阴暗面，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在人民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十八岁以上公民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我在内。

　　岑颖义在书中写到，全国抓了五百多万“五一六”分子，整了一千多万人，其中有一些与“五一六”问题毫不沾边的群众和干部，被整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被关押、隔离，投入五不准学习班，被定点连续批斗，选点远距离巡回游斗，被迫悬梁、服毒、跳楼自尽者数以千计，被枪杀、判刑、双开、劳教、罢免、降级者比比皆是。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人株连亲朋、殃及子孙，许多人几十年生活无着、投诉无门，还加上无限期监控。

　　抓“五一六”的时候，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有共产党坚强领导，有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文革纲领性文献，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就是抓“五一六”的重要力量，比如曾思玉将军。这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制度有严重的漏洞，至少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法制极不健全，人民民主得不到保障。

　　１９７０年开展的一打三反，各地杀人，也出现很多冤假错案，后来停止，是因为年迈的毛主席知道后批评说，我们不靠杀人统治。

　　１９８０年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中央一位高级领导人说，四人帮没怎么插手抓“五一六”，因此不必要复查纠正。（原编注：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大抓“五一六”是走资派所主导。）

　　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历史教训必须正视，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的，对建国以来的错误应该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以什么名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党和政府应该对建国以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公民及其亲属做出赔偿。

　　毛主席逝世后，有些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学生的问题采用双重标准，他们一边反对搞运动，一边又用运动的方法搞“揭批查”；他们一边平反冤假错案，一边又制造大量新的冤假错案。他们打击报复，镇压民众，剥夺了人民的监督权，为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复辟打通了道路。现实教育了人民。

　　岑颖义在书中写道：２００７年７月，以产业工人和造反派红卫兵为主体的三钢三新的主要头头，与同样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相聚，百万雄师原联络部长章迪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当中好多同志都下岗了，弄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十分困难。”长办革委会原副主任顾建棠说：“搞改革开放并没有错，毛主席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落脚点不对头，改了社会主义制度，革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敞开国门引狼入室，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了，就是打着共产党招牌搞资本主义。”百万雄师原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刘天喜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现在的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尖锐对立，现代传媒比大字报快万倍，社会矛盾引发的派性比文革时期还严重，如果不是国家机器的控制和调节，当今中国真会出现全面内战。我和左中右人士都有接触，虽然他们观点水火不容，但绝大多数人希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希望社会公平正义，希望人民生活幸福。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归根结底，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我热爱和平。我希望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希望尽量避免暴力对抗，实在无法避免，也希望社会付出的代价尽量少。即便暴力对抗也还要进行和谈的，一方取胜，最后也要允许战败方生存并构建和平。实际上，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我说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及市民等，还有那些合法致富的人们以及不搞严重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

　　像令计划、徐才厚那样的一小撮严重的腐败分子是人民大众的敌人。有人说，１９８５年以来，大富豪邵逸夫先生向内地捐赠４７亿多港币，建设各类项目６０１３个，教学楼、医院等设施遍布中国、为什么身为“共产党员”的中国高官却连公布私人财产都不敢？！

　　有些人，主张照搬欧美的社会制度，把美国当作榜样，我看他们还不如美国人自己清醒。２０１６年２月９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大选获胜的博尼·桑德斯说：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主要国家，占总人数１％的顶层人群，他们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占总人数９０％的底层人群的总财富——这不公平！２０名富豪的财富，超过了全国一半人口的总财富，这也不是公平。

　　我主张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借鉴学习别国的经验，包括欧美的经验。必须指出，欧美的一些成功经验是人民大众长期斗争的成果。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在人民监督下为人民服务，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为辅的前提下，学习欧美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逐步从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社会过渡到人民立宪的社会，对官员和司法实行严格的民众监督，建设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新的官僚权贵们的盛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王歧山顺应民意，打击贪官。习近平、王歧山是历史造就的大英雄。当然，没有圣人，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领导。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已经出现殖民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既要分担美帝的金融危机又要承担自身经济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回想４８年前，我请教毛泽东主席：“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主席回答：“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生产者要真正当家作主，要实现毛泽东主席在１９６０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示和谈话》中指出的目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四卷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可悲的是，很多人自私而不觉悟，一盘散沙，追求个人发财。比如，每年毕业的大专生至少六百万左右，都想当老板，结果，绝大多数人只能成为打工仔打工妹。他们不明白，只有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

　　《国际歌》是人民大众求解放的心声，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觉醒团结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复兴之时：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http://hx.cnd.org/2017/08/21/%E3 ... %EF%BC%9A%E9%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