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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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邦的悲剧——八中第一张大字报前前后后

阿陀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寄宿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周日晚上七点钟以前必须回校参加自习，但是那天上午突然有同学匆匆骑车来家通知：马上提前回校，班主任将召开班、团干部紧急会议，有重要事情宣布。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发生过。

　　下午两点钟，我们（广州八中）初三（２）十几个班团干部，准时集中到班主任汤仲霖老师的化学科组办公室。原来这是一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会。自从六月二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校园里空气越来越紧张，大家都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

　　平时就不拘言笑的汤老师这天更倍加严肃：“……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个团员、干部一定要站稳党的立场，特别要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我不可能复述４２年前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其中几句。

　　盛夏，午后，五平方左右的小房间热得像个蒸笼，唯一的一把电风扇扇起阵阵热风，把我们每个人都熏得晕晕乎乎。我既激动又揣揣不安。史诗《东方红》有一句：“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么幸福”。其实我们那时的许多年轻人内心正好相反。从我们懂事开始，被灌输的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只是我当时万万没想到，随后八中第一个跳出来贴大字报的学生的立刻成了“右派学生”。我没有当右派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当这种左派的觉悟，一时无所适从。

（二）

　　当晚自修下课以后，学生大部分都回到宿舍，洗刷准备就寝。突然传来消息——校友楼（校门塔楼）出现了大字报！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丢下手边的一切，从四面八方各个宿舍奔向校门……。

　　八中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十个为什么？——质问八中党支部》，主要内容是批评支部领导运动不够得力。作者署名“高二（３）班朱振邦”。

　　这张大字报立刻起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点火作用。当时因为有中央公开肯定的北京大学聂元梓在前，全国各地城市大中学的普遍情势已如同干柴烈火，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人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立刻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响应、跟进（事后各地的文革史证明无一例外）。朱同学的大字报其实只是一时冲动的模仿之作，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大多数同学也并不太在意大字报讲些什么，只把它当作一个行动讯号。于是在熄灯钟响了以后无人就寝，所有的学生宿舍和课室都像炸了锅，学生跑上跑下，连夜找来总务科老师开门领毛笔，墨汁和白纸，又敲开食堂大门，要求大师傅立刻烧开水冲出一大桶一大桶糨糊。校园彻夜灯火通明，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和老师都被点名批判。矛头所指是全方位的，但首当其冲的主要是一个“摘帽右派”和几个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特别是语文和英语教师。既然报纸号召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些人自然成了最现成的靶子。

　　第一张大字报还起了另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把批判矛头部分引向学校党支部。这岂不是５７年右派反党的重演？于是学生中很快就自发出现一批反驳朱振邦，维护党支部的大字报。与此同时，由于有聂元梓榜样的鼓舞，也有一部分同学从另一个角度领会中央的运动精神，跃跃欲试想要摸摸老虎屁股，于是起而拥护朱振邦。

　　笔者当时取折中的立场，不做简单的是非判断，先做调查研究。记得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对立两派大字报的统计数量和主要观点整理出来，写成一张大字报贴在食堂门口，呼吁双方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冷静平等讨论；二是找朱振邦本人和高二（３）的同学了解情况。

　　六月七日（八日？），笔者上了北楼二楼高二（３）教室，当时该班刚刚开完批判会，铁青着脸的班主任郭世思老师正在擦黑板上的标语。大部分同学都散去了，朱振邦还留在原来的座位上。我向认识的同学问了几句，就上前坐到朱的身旁。朱完全不理会我，神色茫然低头自言自语“我没反党！我没反党……。”

　　郭老师也是我们的政治课教员，平时给我们的印象是特别革命，朴素却不可亲，有点高深莫测。他的眼镜腿永远是用胶布缠的，这本不奇怪，当时许多学生都是这样，可他是老师啊？当然老师可以提倡艰苦朴素嘛，不过常常穿着汗迹斑斑的背心，一长一短卷起两个裤脚，赤着脚走进教堂，这就让人觉得怪怪的了。他的课，全班最高分都很难拿到八十以上。革命的标准答案似乎永远深藏在不拘言笑的郭老师眼镜片背后。郭老师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捍卫革命的沙威——多少年后，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会想。

　　形势急转直下，深入调查已不可能。

　　随后余波不息，郭世思老师被部分学生作为“野心家”“小爬虫”揪出批斗。关押期间，郭写入党申请（血？）书。此事竟然惊动当时在北京的第四号大人物，原中南局书记陶铸，指示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八中右派学生斗左派老师，要处理！……。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们正在南北楼之间的林荫里开什么小组会，看见校道上出现一对身材瘦小的老夫妇，有人说是朱振邦的父母，来校好像是要澄清朱的家庭成分什么的。朱此时已神经错乱，被接回家休养。

　　此后文革波涛的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朱振邦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下乡海南两年以后，忽然听到同学中传来关于朱振邦的匪夷所思的消息：有一天，朱的父亲正在午睡，朱振邦突然狂性大发，举起菜刀冲进房砍向父亲，把父亲的头颅斩断滚落地板，他一边喃喃自语：“斩断狗头”“斩断狗头”（笔者注：此系当时流行文革术语）……。

　　——朱振邦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３９年后，笔者继续完成当年中断的调查……。

（三）

　　二零零七年六月日，笔者回国期间，通过黄巨源同学牵线，约见到原高二（３）同学，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以后又陆续访问了另一些同学和老师，初步了解到八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前后以及朱振邦本人的一些情况，综合如下：

　　在同班同学眼中，朱振邦非常聪颖，天分过人，老实厚道，胸无城府，有点书呆子气。

　　朱父是华南工学院颇有名气的留美教授。朱出生在海外，五三年（约六岁左右）随父亲回国定居。他的见识自然比一般国内同学要广一些，加上领悟能力特别强，知识水平也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例如高中期间他就写信给《航空知识》，指出其中一篇文章的错误，并收到杂志回信感谢和表扬。但朱政治上比较幼稚，他竟告诉同学美国生活比中国好，这在当时是犯忌的。朱生活自理能力也较差，衣裤脏了，浸浸水，捞起来湿漉漉挂在窗架上晾干就算洗过了，要不就干脆周末带回家交给保姆洗。他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单纯，热情，幼稚，毫无防人之心。

　　六六年六月五日，星期天傍晚返校途中，朱刚好和家也在华工的同班同学潘瑞瑜同车。一路上两个人谈起华师附中已出现了给党支部提意见的大字报，八中却没有动静。是不是党支部领导不力？朱提议也写一张大字报给党支部提提意见。

　　潘表示同意：你来写，我签名。但回到学校以后，潘马上就被叫去开学生干部会了，朱完成这张大字报后代潘署上名字，两个人联名的方式贴了出去。

　　第二天《羊城晚报》要派人下来了解情况。事前诸兆祥校长找潘谈话：你是干部子弟，又是培养对象，只要站稳立场，运动过后还可以入党。既然大字报不是自己署名，上面来人问起，你可以说你是受蒙蔽的。朱振邦的情况比较复杂，这是阶级斗争。潘觉得领导的意思好像就是想整朱振邦，但自己确实是同意写这张大字报的，应该实事求是……。

　　朱振邦也对潘说，大字报是我贴出去的，你不承认就可以。潘没有接受这番好意。

　　以后，学校通过班主任郭世思老师给朱施加了很大压力，朱很快神经崩溃，来回不停地走，喃喃自语，于是被家长接回家去了。

　　六六年底，学校出现了许许多多群众组织，其中高二（３）成立了一个“愚公移山战斗队”，宗旨就是要为朱平反。同年十二月，“红色造反团”派人找到原工作组组长刘瑞松，刘签字同意为朱振邦平反。随后红色造反团发起召开平反大会。主持人是高三学生梁校南，会上发言的有高三（３）张穗生和高二（３）郭进兴等。朱的父母也来了。会后张穗生等几位同学陪朱的父母一同前往芳村精神病院探望朱。

　　朱经过治疗，病情亦一度控制，后来突然狂性大发，据说是因为工学院整天开着高音喇叭，批斗“反动学术权威”，他受了刺激之故。

　　朱杀父后，又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了较长一段时间。出院以后，一度表面上和正常人没有明显的不同，有一次见到潘瑞瑜，还表示很想和班上的同学联系，但自己做了那样的事，担心大家会不会怪他？潘安慰他说，那是文革造成的（同学都能理解）。没问题，几时聚会一定叫你！可惜没等到朱振邦期盼的这一天，不久他的病情又恶化了。据说这次是因为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对肝脏造成了伤害。大约７３还是７４年，朱振邦同学终于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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