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毛林合与毛林分的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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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林合与毛林分的利弊分析－－秋石客在《林彪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借此机会抛几块砖引玉，讲六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毛林合与毛林分的问题

林彪事件后，中国学术界及各政治流派对林彪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概括起来可分成毛林分、毛林合及中间派。

1、毛、林分

毛林分是林彪问题的主流派，认定毛泽东与林彪是敌对的。毛、林分是中国学术界左右斗争的特殊和奇怪现象。

右派主流认为，毛泽东、林彪不是一回事，林是反毛的，林立果的“571”工程谋害毛泽东就好比现代版的“荆苛刺秦王”，是英雄壮举，大加赞赏。目的是用林彪作石头打击毛泽东，用为右派政治服务。

右派的阴谋手法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左派主流也以毛主席亲定案为由承认毛林是分的，林是反毛的，参加或默许了右派的毛林分大合唱。一些左派们根本不愿去分析为什么邓小平不但不给林彪平反而且处理升级的本质。更可笑的是，他们对毛泽东定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案平反鸦雀无声，而对主张对林彪平反左翼人士横眉冷对，与邓小平及右派相配合，打击主张通过对林彪平反而重新认识文化革命的秋石客等，令人不解，不知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左右主流在林彪问题上力场一致，配合默契是不合逻辑的，是悖论。

2、毛、林合

就目前来说，主张毛林合的是少数派，是学术界非主流派。毛林合的出发点是从整体上看林彪问题，实事求是看问题，从左派政治和思想需要看问题，从社会主义新生的角度看问题。

毛林合者认为，林彪的一生始终是毛泽东司令部的，是革命者、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林彪一直也是重用的，直到九一三前夕毛泽东还是要保林彪的，让林彪继续当常委。林彪死对毛泽东打击很大，致使他大病一场。林彪并不存在政变、叛国问题，毛泽东与林彪矛盾激化有许多误会和偶然因素，是场悲剧。

重新评价林彪，完成毛林合，有利于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有利于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左派的团结，有利于继续革命，有利于终结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恶浪。

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林合必将成为林彪研究的主流。

3、中间派

这一派人不主张将林彪的问题政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功是功，过是过，恢复历史真像。由于中间派主张实事求是，其结果必然为毛林合提供历史事实，成为毛、林合的盟友。


为什么说毛林合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可从如下内容进行判断。

二、林彪的功劳

（一）、夺取政权创立新中国战功第一

对林彪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的作用怎样评价？笔者认为，不论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林彪都是毛主席和中央第一战将，林彪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是正常的，说明了林彪的独立个性和对革命的责任感。实际上，红军时期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是和林彪分不开的，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从连长升到军团长绝不是偶然的，是和他的军事天才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林彪为红军时期我党我军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过与毛泽东相左是正常的，说林彪于建国战功最大、最多也是事实，辽沈、平津等战役证明，说新中国半壁河山是林彪打下也不为过，后人倾力抹杀林彪历史功勋，实为不公平、不道德之举，令人不齿。公正地讲，在打天下的众多将帅中，排在第一列战神的当属林彪、粟裕、德怀、伯承四人，而在四人中又应首推林彪元帅为第一。

（二）、民族救亡有杰出贡献

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平型关大捷是有功的，他在战略和战术出现过与毛泽东的分歧是正常的，是负责任的军事将领，堪称抗日名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巩固政权功不可没，不亚于夺取政权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林彪有一段话，大意是中国有六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话，大有现代版的罢黜百家，独尊毛泽东思想味道，号召大家都去做董仲舒，去宣传论语一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搞的毛主席语录，有如《论语》、《圣经》，让人们都去做毛泽东的信徒，是何等的好啊！可是林彪事件后，党内主流以反庸俗化为名，号召学马列，淡化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学习引入学术轨道，阉割了理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类文章，专业人员都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何况工农兵大众？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有普及和提高两个层面，二者不能对立，拿提高来反对林彪的普及是个错误，现在的百姓还能背许多条毛主席语录，用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无疑是林彪的功劳，可以说，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统帅地位方面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2、政治上坚决支持毛泽东

（1）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一九五七年二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刘伯承等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

林彪主要是反对洋教条，要求重视中国的军事经验，要求突出毛泽东思想，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正确的，有人认为林彪借机整刘伯承是角度很低的。林彪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的发言观点些鲜明，一语中的。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毛泽东支持反教条主义，他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 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激愤之下，毛泽东还讲了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又说：“军队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毛主席的讲话表明，他才是反对军队教条主义的主角。

六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一千四百多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七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事后，刘伯承等被打入冷宫。

笔者看来，林彪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的表现是正确的，是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有林彪研究者说林彪反刘伯承是山头主义思想作怪，是以己度人的错误判断。刘伯承是留苏军事院校的学生，在红军时期就有洋教条，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以为然，解放后任中共军队高级军校领导，依然重视苏联那一套，不但毛泽东不满，也和林彪重视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军事学相冲突的。彭德怀其实和刘伯承同样迷信苏联，虽主动出击，逃过反教条主义清算，已属万幸，然其人不知思过，继续在党内、军内横冲直撞，到庐山会议还是犯了大错。相比之下，应该说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领会是最深的。

（2）、庐山会议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中共内部又展开了一次重大斗争。由于庐山会议出现了彭德怀问题，把林彪显著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如果说在此之前林彪主要是从事军事的话，此后就变成了政治。

一九五八年前后，毛泽东发动了“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不赞同毛泽东的推进社会主义思路，进而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加上大多数干部经验不足、水平低，造成了浮夸风等“五风”错误，经毛泽东多次会议纠正，左倾的错误开始减弱，为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作个结论。毛泽东上山前心情不错，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词，如《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珑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想开个神仙会，没想到彭德怀挑起党内纷争，使庐山会议变成了暴风骤雨。

庐山会议一开始很顺利，毛泽东准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作个“问题不少，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结论，对这个结论，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因错误不少，都拥护毛泽东的判断。可彭德怀上山后认为对左的批判不够，要求从政治层面解决问题，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把予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会议延期，批转“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展开深入讨论。结果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错误判断形势和毛泽东团结意图，推波助澜，向刘少奇等施压，引起激烈辩论。毛泽东为平息纷争，避免分裂，亲自发表讲话，各打五十大扳，批彭德怀右倾，批刘少奇等老虎屁股摸不得。

后来由于罗瑞卿大将、陈毅元帅等揭发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形势急转直下，刘少奇等借机抓住不放，使政治斗争升级到中央全会，刘少奇亲自坐镇指挥批彭德怀，最终形成关于彭等反党集团的决议。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彭德怀问题涉及到苏联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决定弃彭很大因素源于此，彭德怀如此，高岗也是如此。

彭德怀在庐山的问题是严重的，现在许多人是不知道的。

连邓小平都认为彭德发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贺龙揭发，说彭德怀在从北京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有人说是气话，但是让政治家毛主席听了就没那么简单。
彭德怀的信和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认同，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日渐增多，许多诸侯都坐不住了，纷纷找毛泽东要求反击，说否则一线工作同志没法干了。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忘乎所以，翻老账，对延安的华北会议整了他四十天耿耿于怀，说被骂了四十天娘，他也要骂娘二十天。
正在关键时刻，中央收到驻苏使馆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加上彭德怀刚从苏联等国回来，引起中央的怀疑，认为是里应外合。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陈毅见到苏联大使尤金，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竟然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马上报告毛主席，联系到庐山会议，问题更加尖锐了。
另外，彭德怀一帮人包括现在的大右派李锐私下开黑会攻击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等，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并揭发，因为问题涉及到反对毛泽东，会议一下子形势急转直下，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纷纷声讨彭德怀。
毛泽东知道许多问题后愤然而起，进行反击。毛泽东早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有矛盾，并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敲打过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有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庐山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升温，尖锐指出彭德怀等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放言决战，“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林彪是后来毛泽东令其上山的（这一点很少人注意），江青也来助阵，可见庐山会议之激烈和毛、林亲密关系。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人物。他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毛泽东也对彭德怀痛斥：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就用上了。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主席这是所说的许多同志，当然也包括刘少奇。
毛泽东的话，说出了庐山解决彭德怀问题的实质，如果不是毛泽东干预，刘少奇等肯定不是彭德怀的对手，在高岗和彭德怀与刘少奇摊牌决斗中都是毛泽东帮了刘少奇过的关，刘少奇后来知恩不报，后来反倒同毛泽东离心离德，应该说很成问题。

后人对彭德怀在庐山的表现等同历史上的海瑞，简直是笑话。海瑞乃文官，根本对皇帝无任何威胁，而彭德怀就不同了，文有协助毛泽东推翻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张闻天，武有总参谋长黄克诚，还有大内田家英和地方官周小舟、李锐之流配合，谁敢保证不翻车？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警觉有何大错？右派在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国人不可上当。庐山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主要责任在彭德怀，而不是别人。
最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性质定为反党，决定将彭德怀调离国防领导岗位，保留了党内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有人说林彪是靠庐山倒彭德怀有功才当上国防部长的，有违公道。林彪除了论资格不如彭德怀，论什么都比彭德怀强，林彪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彭德怀只是个政治局委员，他是完全有资格当国防部长的，也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和军队的器重，林彪主持军队全面工作后，可以说是军风、军纪、军心、军力最好的时期，林彪用光辉的实践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无愧伟大军事家的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算彭德怀的过程中，旧事重提，有人怀疑林彪在长征路上倒毛泽东的背后是彭德怀支持的，林彪当众表示此事是他个人所为，和彭德怀无关，从侧面可以看出林彪的人品是光明正大的，并不像有的后人所言，林彪文过饰非，假话连篇。

（3）、七千人大会支持毛泽东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其他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他谈了对有争议的三面红旗看法。林彪认为：“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林彪正确地客观地评价了三面红旗，否定了许多人对三面红旗的错误看法。
　　林彪在谈到党的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符合事物成长规律的“付学费”的论点：“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在谈到如何看待产生的问题原因时，他与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针锋相对，正确指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林彪的讲话，与当时和今天把三面红旗问题强加给毛泽东身上的别有用心的论调划清了界线，并指出了我党犯错误的根源是背离了毛主席及其思想。

实际上，即便有些错误，也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代表他个人意见，也代表了军队多数同志的意见，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林彪讲话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改变了刘少奇对党的工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估，变成了“三分失误、七分天灾”，反映了他始终有着独立的见解，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扬毛抑刘作用。毛泽东当即带头鼓掌。 毛泽东后来对林彪的讲话稿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求 “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对林彪讲话的马列水平给予高度肯定。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开较量，是林彪为代表的解放军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为毛泽东政治路线保驾护航。此后，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林彪为代表的军队支持，毛泽东怎能搞得成文化革命。

（4）、支持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一九六五年，党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将摊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导军队工作：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員到关鍵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风迷一时的专用语，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统帅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考虑文化革命战略问题，先解决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窃听器”事件而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措施之一。

据说毛泽东曾经问过林彪：“你对部队怎么看？”林彪表示说：“罗长子不好把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评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短信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大抓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整夜没有睡眠，吸烟吸了很多，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罗瑞卿的问题，罗经常讲政治、经济、军事并列突出。毛泽东先在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这个批示等于认可了林彪的意见。稍后，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来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满。许多人完全从私人关系角度写林、罗，忽略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刚回国，就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了会议的重要。实质上，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滩头战、安全战、攻坚战，其主角是毛泽东，不是别人。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会议结束了，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自杀未遂，自此被软禁。

关于上海会议倒罗，许多历史学家和百姓把倒罗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许多老帅如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高级将领如许光达、杨成武、肖华等对倒罗都是很积极的，并不只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参与，林与叶、徐等将帅在文革初期关系是很好的。由于罗抢了叶剑英大比武功劳，使叶帅心血付诸东流，他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状在前；毛主席借机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彪放权给罗提出了批评，林彪倒罗是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认为贺龙、罗瑞卿倾向刘少奇，为发动文革而采取的预防政变的措施，毛泽东对罗向彭真告知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非常警惕，疑心罗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从个人历史渊源来断定倒罗林是违心的并不积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断。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罗另搞一套是历史事实，决不能用私交问题把重大党内斗争庸俗化。

五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陆定一问题。文革初期落马的中共高官有所谓“四家店”彭、罗、陆、扬，除罗瑞卿与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陆定一也算一个。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含义，试图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学术化，自由化。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将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笔者以为，毛泽东让林彪当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对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争需要，当时并无更好的人选，不能表明其他。毛泽东对接班人从来是一帮二看三比较的，培养接班人和换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换与不换，要视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有许多人加以批判，与皇帝立太子并论，非难毛泽东，有失偏激。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养接班人是力图修补而不是废除斯大林政治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月十八日，林彪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月二日， 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上海邀请解放军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议至二十日结束，写成了会议《纪要》。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修改了《纪要》。此后，江青将此《纪要》送林彪，他很重视，立即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林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

林彪参与江青的纪要很说明问题，表明部队不但走在政治斗争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战线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发动。

二月七日，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彭、罗、陆、扬问题各异，总的来说是和毛泽东离心的，他们的垮台，标志着中央书记处改组和被搁置。

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意图贯彻的文件，是文化革命进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邓小平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以及对积扱参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众的处理，都是违反了党内路线斗争规则的，是不顾历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脚的。

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五一八”长篇讲话。林彪主要讲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讲了预防政变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权的决定作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坚决拥护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不懂这些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 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 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七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 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 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 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 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发给全党，毛泽东对林的讲话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变讲的多，不赞成林彪对毛泽东的过高评价，为此还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但考虑政治需要，还是批准了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纯属谣言。但由于当时林彪看过表示不希望此信传播，故原件焚烧，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动倒有可能。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后人多从负面去理解，其实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质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势。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学生实际进入“停课闹革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事件。二十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毛泽东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和调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搞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学生，提出“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在四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试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出马写大字报揭盖子，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观潮派不少。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后林彪实际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进一步使文革合法化。

这里有必要指出，林彪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积极，他是被毛泽东、周恩来数天后请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说明林彪对权力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很感兴趣 。毛泽东、周恩来请林彪参加会，一是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认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二是要发挥林彪的作用，推动文化革命深入。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二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主要发言，他说“我们要求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查。”他提出了经毛主席同意的三条罢官标准“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事实上，文革、特别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没有按林彪的意见办，如果按林彪的办，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不见得失败。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出自周恩来对林彪的“毛主席亲密战友”“副统帅”称谓从此传遍全国。红卫兵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先以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名。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三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林彪多次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一天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号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九月十五日，林彪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阶级敌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九月十八日，林彪在接见军事政治院校讲话时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对此，后人有人指责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是别有用心的。难道让亿万群众去读《资本论》才是复杂化、高雅化吗？

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及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对文革的意义和目的做了评价：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文化革命的浪潮。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会上首次增加“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重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林彪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文化革命，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贡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和林彪等一起第七次接见了了二百万红卫兵。

林彪的多次讲话表明，他是积扱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独到和深刻的。

十一月上旬，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承认王洪文等制造的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尖锐指出“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的这段讲话，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认识上的革命与改良的细微差别。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林彪等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红卫兵。

十二月十七日，全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个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一语录》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础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前言”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至今为止最准确的。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林彪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一月四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认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虽然事后陈伯达、江青因事先没有汇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痛斥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成为“二月逆流”的背景之一，但并没有改变陶铸被打倒的命运。陶铸被打倒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

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八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体现了当时林彪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历史地位。

一月十三日，林彪写信支持肖力，并对解放军报作了批示。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就其思想和立场来说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至于是否叛徒问题，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了。文革后说一个叛徒也没有了，很不正常。笔者只能说刘少奇相比于历史上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牺牲，其三次入狱而不死，很令人费解。

林彪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提出了有争议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艺复兴等并列提法。

林彪认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 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 ，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 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林彪的这种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却遭到江青的批评，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江青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示后送给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满。虽然江青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却明显反映了江青与林彪的不同和对立，这是江青与林彪的第二次公开冲突，为后来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


（四）、为建立新式人民军队而斗争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如何反右？林彪第一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亮口号。他在当年九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九月三十日，林彪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有力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意图。
一九六零年一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林彪又推出印数超过《圣经》、几乎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语录》，对普及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要求《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都是很有创意和实用的。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带着熠熠的光辉，以一种鲜为人知的林彪特色语言，捍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后有人说林彪是把理论庸俗化是别有用心，难道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革命理论是错的，而专学马克思主义教条才是对的吗？把理论的普及和提高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零年

一月，林彪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从此，解放军开展了大兴三八作风运动，有力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战斗化。

二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问题，他说：“团结就是思想很一致。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共同的语言。”他还指出：“历史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团结，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团结。一种是团结中包含斗争，另一种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毛泽东同志是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林彪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四月，林彪在全国民兵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坚信能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事实上也是如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克服困难。

九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思想，即人的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也颇为满意，成为保持解放军革命性、人民性的极为重要的文件。

十月，中央军委通过以林彪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决议还深刻提出了“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表明了林彪很早就提出了文化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的正确性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的思想，也是他的亲身体会，他与毛泽东的多次分歧结果表明，多是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惜林彪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到底。

在笔者看来，很多新中国政治研究者严重忽略了中国带有政教合一的政治特色，而林彪要求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等，在确立巩固带政教合一的政治摸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

一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办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话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四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指示“要从主席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为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奠定了基础。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工作会议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一面尽量散布和平幻想，一面又在拼命准备战争实力，这是毒辣的两面手法。我们不要上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的当，尤其是不要上现代修正主义毒素的当。我们要立足于对付侵略战争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林彪的这段话，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许多中央级领导不是成天在散布和平幻想吗？
一九六二年

一月，林彪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并发表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

四月，林彪在军委编制装备会上指出：“必须将政治工作摆在首位。”“政治工作是军队的基础。”“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就搞不好。”讲了政治与军事及群众的关系。

六月，林彪对部队文化娱乐工作发表了意见：“部队的文化工作，也是一种宣传教育工作，同样可以起枪杆子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枪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首次谈到了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关系。

一九六三年。

三月，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指出了军队学习雷锋的重点。

十月，毛泽东发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肯定了军队工作。

十一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信，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肯定了林彪的军队工作。
一九六四年。

一月，林彪对办好报纸作了指示，指出，“办好报纸，要抓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抓得要快，要深。”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五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有人批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顶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马列的顶峰。

林彪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作法，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而在笔者看来，林彪是正确的，抓住了毛泽东思想就抓住了马列主义的重点。

十二月，因一月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下旬，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林彪对大比武持批评态度，他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鲜明地表明了林彪政治挂帅的立场。

总之，一九六四年，林彪一如既往，在突出政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走在了前面。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对军队的重大革命化措施，林彪全力支持。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地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加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军队。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而军队能达到这个水平，林彪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五）、林彪的理论和思想贡献

林彪在军事理论和战术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但在理论和思想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例如“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初，林彪寄给毛泽东军 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有名的信。

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这个指示，非常重视林彪的军队试验，想把它推向全国，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理想，很有研究价值，很有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放弃了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退回到了列宁主义立场。在笔者看来，五七指示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军队实践的，对这种大学校模式，林彪有无把他作为全国的政治模式来考虑是不清楚的，但从九大前后军队的主导性来看，林彪未必无此想法。如果把军队大学校模式上升到全国性政治模式，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彻底摆脱了列宁式政党政治模式。

再如，林彪强调政权的作用和防止政变问题。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用大量篇幅讲国际和中国历史上的政变，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谈现实的政变问题，一环扣一环，说服力很强。他说“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林彪这一段说的非常到位，被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

再如，林彪的三八作风和四个第一，很有创造性，强调了革命精神作用，与庸俗唯物论和生产力论划清了界线。他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林彪这一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指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类物质虽然解决了，但不能解决思想里面的资产阶级问题。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思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源。林彪还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复辟力量是综合的，指出了“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后来中国的许多学者读起西方人写的《上层的革命》击节叫好，殊不知林彪早就把问题讲清楚了。林彪这段话还把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原理讲透了。联想到现在许多人还抱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论不放，联想到邓小平为什么不给林彪翻案，是很发人深省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林彪说的何等好哇！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历史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林彪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注意和四个念念不忘。注意资本主义复辟重要问题，“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系到林彪死后我们忘了什么呢？是不是忘记了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两项最要害的问题呢？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是不是把念念不忘全忘记了呢？而变成了哪些念念不忘呢？这一切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

林彪这一段话，胜过千百个自称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最精辟的论述，同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线，令人百读不厌。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林彪这段话，精彩指出了革命者斗争的特征和方法。联系到今天左翼内部纠缠不休的改良与革命的争论，无异于指明了方问。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这一段讲了团结和团结的中心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今天也是如此，左派的斗争与团结，更要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更要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林彪这段话讲了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林彪这段话后来都遭到了非议，是林彪错了吗？应该不是。

林彪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对吗？完全对。如果说不对，那么谁又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呢？

林彪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对吗？毛泽东不是天才吗？不是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吗？别人为什么不行，而只有毛泽东行呢？毛泽东思想沒有创造性吗？如果没有创造性还提毛泽东思想干什么？难道农村包围城市、矛盾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不是创造性吗？毛泽东思想不全面吗？是哲学没发展、经济学没发展、政治学没发展，还是军事学和文化没发展。既然毛泽东有天才、有创造、有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为什么不能说毛泽东把马列提高到新的历史阶段？

林彪还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令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列主义，这话并没有错，未来的革命，肯定是世界性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肯定是由毛泽东思想来指引。

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这错在哪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哪一方面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还能坚守社会主义呢，没有。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林彪这段话从反面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头等重要。直到今天，整个右派为什唯一不能接受的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思想击中了所有右派的要害。右派为什么可以认同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击不中要害，并有理论可共享。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林彪这一段强调了革命和社会事物的发展，思想意识的正确与否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性的，具有对唯物主义哲学的颠覆性。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林彪这一段讲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辩证法渗透一切。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林彪这一段讲了毛主席比马、恩、列高得多，并讲了为什么高的多。长江后浪推前浪，毛泽东超过他的前人不足为奇，何况毛泽东之浪是滔天巨浪呢。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林彪这段话是讲毛主席是天才，讲了天才的特殊，并详细讲了毛泽东为什么是天才。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林彪这段话讲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标志是有没有思想，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指出重不重视思想是区别唯物论与庸俗唯物论的尺度；指出了突出思想还是突出物质是区分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标尺等，都是正确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林彪这一段话，讲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力量都重视思想文化斗争，革命者更要重视，更要注意把毛泽东思想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林彪这段话，讲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和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讲了任何事物斗争，思想斗争是在前面的，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结果，表现在对具体社会事物的处理上。这段话讲的很形象，提出了私有思想和剥削阶级思想的有区别又有联系，都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摡念，意义重大，反映了后来的斗私批修斗争。讲了思想的阵地，你不去占领，必然被别人占领。这段话读起来意味深长。林彪这段话讲的是同彭罗陆扬斗争后，斗争因私有、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渗透到人的每一个细胞而不会停止。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这两段话是林彪思想中最出彩的地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讲的斗争，大都是客观世界的斗争，而林彪在这里重点讲了主观世界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意义。在笔者看来，人类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光有物质层面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意识层面的斗争才行，甚至于后者比前者的斗争更重要、更难取胜。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林彪的最后两段话实际上讲了如何落实毛泽东思想问题，并对自己提出的学习方法进行了说明。他驳斥了对他的学习方法是实用主义的非议。他最后指出，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很有先见之明。

历史告诉人们，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王明用列宁主义都不能救中国，而是毛泽东思想救了中国。联想到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就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出现倒退，再联想到一九七二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重登历史主导地位而导致文化革命的毁灭和资本主义的复活，还不足以让人们去问一下为什么吗？

林彪的九一八讲话，突出代表了林彪独特的一扫酸腐的官样及学者文风的语言风格，他同领袖毛泽东一起创造了中国大众化政治语言的高峰，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思想，因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实在精妙绝伦，也怪不得一向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也被感染，很快形成中央文件呈给远在滴水洞的伟人毛泽东，并摧着要发了！

三、关于林彪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林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庐山会议他搞没搞政变，另一个是他是否叛国和谋害毛主席。再一个是林彪是否过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关问题。

1．庐山会议政变问题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庐山会议原有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草案，经济工作和战备工作。事先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经毛主席同意，在全会开幕会议上率先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暗指张春桥）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等内容的讲话，使庐山会议引起轩然大波。

随后，由于许多人要求，被周总理领导的大会会议组安排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这个会议组为什么会同意学习讨论林彪这个讲话呢？毛主席当时是否知道？为什么等到庐山会议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解决？这些是很关键的问题。

后来，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恩、列、毛论天才的材料，把矛头指向张春桥。这时，林彪和江青之间比正确和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各组纷纷表态支持，特别是中办汪东兴代表八三四一部队的发言影响最大，（汪是很可疑的人，他参与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红人，以为代表了毛泽东意见。连一直低调的陈毅元帅也四处奔走，摇旗呐喊，庐山会议失控了。张春桥成众矢之的，急向江青反映，江青见事态严重，速和张春桥等告知了毛主席。

毛泽东首先召开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参加的常委会。
　 毛泽东对林彪说：

“这次会议，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会，失败的会。可是，这两天的气氛很不对头嘛！”
　　“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看陈伯达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我还会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打招呼。你要同陈伯达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林彪马上说：“好，我向军队里的几个中央委员打个招呼。”林彪还说了军队干部是炮简子一类话。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会照样转的。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不要当。”
林彪表示：“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让主席当，并不是我想当。也许是我在开幕那天的讲话，引起了这场风波。”
毛泽东却说“也没有那么严重，军队的一些人，像吴法宪，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跑，上了大当。”
毛泽东还与许世友等谈过话。毛泽东与他握手时问：“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
毛泽东叹道：“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政治局常委决定，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笔者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违背团结揪人是林彪集团的真正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休会和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当面指出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投机，表示把庐山炸平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劝林彪也不要当，谁要当谁当，如果再闹下去，他就下山，责令陈伯达检讨。

对汪东兴的庐山会议表现，毛泽东严词痛斥“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哭跪结合，对林彪集团倾心揭发。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

三十一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改变了庐山会议异常走向。据说该文在印发前专门给林彪看过。
　　文中大意是：天才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希望同志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批评。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四日，他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十月十五日，在叶群的检查书上，毛泽东批评道：“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里面没有任何林彪势力人员，值得注意。
　　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一些同志出于激愤，不够冷静（说明很多人思想不通），使周恩来很焦虑。他认为，不正确引导，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团结。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连夜致信毛泽东，主张应该对北京军区的问题一分为二，不要全部否定。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开好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方、各单位的群众关系，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实际上最早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

实际上四个伟大发明权并不是林彪，他是因题四个伟大而担此虚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大会由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四个伟大发明权陈伯达占三个。

十二月二十二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一九七一年一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对庐山会议的解读


九大刚刚结束不足一年，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大分裂事件，是出乎很多人预料的，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据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话前，林是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的。毛泽东问林彪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后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林彪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
　　毛泽东的判断，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阴谋。是不是一场阴谋？按当时的党内规矩，可能性不大。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
　　最后，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张春桥不满。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

对庐山会议的性质分折


仅就庐山会议的风波表面而言，林彪应负首要责任，是林彪的讲话引起的风浪。但如前所述，却是九大前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的继续，是设不没国家主席争论的继续，是林彪的一系列观点是否正确争论的继续，是改变不改变、增加不增加接班人的继续。林彪发表的讲话全文至今没有公开，很难判定林彪讲话的全部是非，但就公开的讲话内容来看，林彪无疑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坚持天才论等观点的。

林彪为什么要讲话？他就是要提出他的意见让会议讨论。至于他讲话前是否搞了非组织阴谋话动，目前并无定论。林立果下山前曾说庐山翻船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即叶群）搞的，很可信。也就是说叶群利用林彪的讲话发难，要搞掉张春桥，事情搞坏了。当然，林彪完全可能同意叶群那样做，因为那也是他讲话的目的，甚至主意就是林彪拿的，但这些至今没有证据。

林彪在庐山的活动目的还有哪些？除了前面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比如想推翻或者架空毛泽东？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说林彪要推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不可信的。第一，林彪一直是力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声称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和全国“共讨之、共诛之”的，也就是说不符合林彪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的；第二，林彪也不具备推翻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条件和能力，林彪再糊涂，也不至于如此，因此说庐山会议林彪要搞政变推翻毛主席是不成立的。

说林彪要通过庐山会议架空毛主席，表面成立，实际不成立。说表面成立，是说林彪倒张春桥，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说实际不成立，是指林彪既然没有能力和想法推翻毛泽东，那么其也没有能力架空毛泽东，另外，即便把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手下还有周恩来、康生、江青、朱德、叶剑英等数不清的拥护者，也起不到架空的目的。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是庸人之见。林彪以公开表示不当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怎可食言？刘少奇前车之鉴不远，当之何益？以多病之身怎能经常抛头露面？国家主席并无实权当之何味？有许多书上讲叶群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并无实据，此话是汪东兴传的，很难说是真实的。

林彪的真实想法，可能认为毛泽东对设不设国家主席、以及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张春桥问题并不会太在意，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同自己翻脸，所以在庐山讲了话。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借机敲打张春桥，而不是其他，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身体不好老不参加会担忧，认为一人接班有风险，与周恩来议过增加张春桥为副主席问题。

但是，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倒张春桥确是可以认为是一场清君侧事件，并因此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断然反击，可能是林彪没有想到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借机解决林彪及军队的尾大不掉可能也是林彪没有想到的。

说林彪有野心，急于夺权也难以成立。从建国后林彪远离政治、被动参加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八界十一中全会等表现看，林彪对权力的兴趣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权欲熏心。国家主席是虚职，不值得夺。

林彪的讲话超没超过庐山会议的程序？显然是没超过的，庐山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林彪只是正当地发表了讲话，并不违反会议议题。至于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能都归咎于林彪一人。

对林彪在庐山会议的活动性质，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庐山会议是一场左派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是林彪的自我保卫战，是要清君之侧的潜在对手张春桥，至于什么国家主席该不该设、天才论对不对等都是幌子。对整个庐山会议，如站在历史的角度，应该是一场左派的内部权力斗争。

陈伯达、叶群、汪东兴的作用

陈伯达在庐山虽然被批判，但其恶劣作用至今没有被彻底揭露

毛泽东看到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投机是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此毛病有前科可查。一九六四年陈就曾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摇摆不定，后来他看刘少奇不买他的帐，才转到毛泽东一边攻刘少奇。文化革命中他虽为文革组长，实际上说了不算，自称历史上的傀儡刘盆子，后遭江青等排斥。就在他得不到毛泽东欣赏时，他见林彪羽毛丰满，接班以定，就想投靠林彪，脚踏两只船，有此种心态的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许多。

陈伯达在庐山兴风作浪，不少人误以为是林彪支持，其实至今没有证据，林彪在庐山当面就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与其相对比，林彪却保护军队干部，说吴法宪等是老粗，上了陈伯达的当。如果陈伯达与林彪有勾结，总会留下珠丝蚂迹，但陈伯达至死也没说。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陈伯达内心有一个秘密被毛泽东、林彪等忽略了。陈伯达常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因为陈伯达完全知道毛泽东不可能当国家主席，林彪也不能作常出头露面之事，周恩来总理一职没人能争，自然也当不了国家主席，康生多病，年龄又大，也不可能当国家主席，中央共五个常委，其他人都不行，陈伯达就有最大的可能了！所以，他尽全力支持设国家主席，为的不是林彪，而是陈伯达自己。可惜这一点世人没有看透，皆以为林彪要当，实为大错特错，以林彪的身体和政治水平，怎能为已公开争当摆设国家主席，岂不怪哉？至于叶群、吴法宪等，不知利害，愚蠢如猪，想着林总如何如何，那倒有可能。

汪东兴向林彪暗送秋波，在庐山出尽风头

如果说陈伯达因为受毛泽东冷遇而投机很正常的话，那么，汪东兴的一反常态就令人费解了。

众所周知，汪东兴是一直受毛泽东重视和信任的，他对毛泽东是了解的，他为何在庐山大力拥护林彪讨伐张春桥呢？原因有三：

一是他可能知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大好，想脚踏两只船，给自己留条后路，是不忠；二是可能身陷叶群一伙谋划中，为立功而故作姿态；三是他深知江青、张春桥看不起自己，惧怕张春桥接班，故意为之。

事后，毛泽东斥汪东兴嫌己老另换门庭，让其滚，吓得汪哭跪求饶，表示要反戈一击，毛泽东终不忍除之。江青有倒汪东兴意见，毛泽东不听。

总之，汪东兴在庐山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叶群野心难平

叶深知林彪身体不行，不甘心太子位有动摇，为己计，幕前幕后奔走，搞清君侧也属正常，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知天高地厚，陷林彪于被动。九大后毛泽东本来就认为林彪势力过大，林等应在全会上低调行事，结果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毛泽东所不容，犯了传统政治大忌。至于吴法宪等，拥林弃张也合乎利益趋动逻辑。

毛泽东的选择

对毛泽东而言，庐山风云变幻对他未必完全陷入被动，如果他确有削弱军队和林彪战略，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正中下怀，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庐山会议风波，可大可小，就看毛泽东怎么想了和怎样做了。毛泽东在庐山进行反击是必须的，如不反击，会使真正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和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张春桥等人下台，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林彪手下一帮人在庐山揪人是错误的。

一条办法是和为贵，在小范围内清算陈伯达，达到不设国家主席就完事，最大限度地使全党团结起来，如果这样做，削弱军方力量之说遂不成立。从事后诸葛亮的看法，此办法最好，能保证左派的团结。此计为上策。

另一种办法是彻底清算陈伯达，同时对林彪的军队干部进行敲打，削其实权，参其沙子，重用张春桥，静观其变，不触动林彪，维护其接班人的地位。此计为中策。

后一种是借机彻底清算林彪、陈伯达势力，造成大分裂，为张春桥等左派接班铺路，此为下策。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毛泽东本欲实行中策，但后来是什么因素令他深信庐山会议是林彪牵头，有计划、有纲领的政变，遂采用下策，促使他与林彪分道扬骠并便肃林扩大化是很难推测的。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毛泽东本欲收兵和解，江青等也和林彪示和，后由于毛泽东从熊向晖那里得知黄永胜有意隐瞒错误，很在意。除此之外，党内有无其他人乐于见到毛泽东与林彪分裂呢？应该说是大有人在的。另外，如果林集团确要倒江青，对如何处理文革的笔杆子和枪杆子矛盾，毛泽东也是两难之事。毛泽东会相信，江青、张春桥应该说是理解并能够将毛泽东很看重的平生第二件大事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而林彪等则未必，因此，能团结则团结，如不行，毛泽东只能站在林彪的对立面。对毛泽东这样超一流政治家而言，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林彪由主要政治盟友会变成主要的政敌，决不能掉以轻心。

2、林彪的谋害毛泽东和叛国问题

对林彪而言，庐山会议后他有多种选择。

一种是积扱配合毛主席，放下架子，把问题说清，消除误解，争取毛主席理解，此为上策。从庐山会议后林彪的表现，并没有采取上策，也许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误。

另一种是闹情绪，闭门谢客，远离政治，消极对待，听天由命，此为中策。从庐山会议后的林彪表现，大概是采用了中策。

再一种是破釜沉舟，积极策划军事政变，此为下策。从庐山会议后林彪的表现，似乎采用下策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毛泽东南巡前如此。因为从他的拥毛泽东力场和从不打冒险仗的军事生涯来看，在九大后的全国坚定拥护毛泽东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谈何容易？那个部队会听你的去反毛泽东？可以说一个都不会有，剩下的只有暗杀了，但这又有多大把握？所以指控林彪发动军事政变或暗杀毛泽东，即不合情理，也没有确凿证据。

关于林彪是否参与纪要问题

应该说林彪本人是不会参与的，因为：

一、不符合林彪一生拥护毛泽东思想、坚持革命和光明正大的逻辑。

二、庐山会议到一九七一年三月，批陈整风并没有涉及到林彪，形势并不明朗。

三、即便林彪有备用政治斗争极端方案，也不会交给乳臭未干的林立果去组织，他手下大将如云，为何不用？起码要亲自制定计划，然后令林立果执行。

四、林彪会深知与毛泽东作对的利害关系，事关生死存亡，胜算不大，即使成功也难活命，怎能让自己唯一的宝贝儿子参与？不合常理。

五、纪要漏洞百出，决不会出自身经百战、战术一流的林彪之手。

六、林彪是靠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接班人以人所共知，即使搞军事政变、谋害毛泽东，也会嫁祸于张春桥等，然后以合法形式接班，更加继续拥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决无改旗易帜反毛泽东之理。

七、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如日中天，纪要的形势判断根本不客观，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决不是成熟政治家的手笔。

八、所谓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叶群、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都不在纪要之中。

九、林彪当时身体较差，很难有同毛泽东决一高下的决心。

十、林彪历来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暗杀毛泽东的成功可能性几乎为零，难道林彪疯了吗？

以上种种迹象说明，最大可能是：纪要仅是林立果少数年轻人的妄想之作。说林彪要暗杀毛主席，连彭德怀都不相信，并说：“你们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至今为止，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时期，对林彪事件反复审查，都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是值得深思的。

对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内容后的分析

九月五日，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他们在此时决定怎么办至关重要。在形势明朗下，是否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和发动武装政变很值得分析。对林彪而言，无非有三种选择，一个是投降，听从中央的安排，实为上策；一个是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据理抗争，庐山会议已经验证决无成功可能，实为中策；三个是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实为下策。前两种无关紧要，关键是下策是否可行。

前文所述，既然林彪没有参与林立果计划，那么在毛泽东南巡后会不会有变化呢？如果林彪没有原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但此时叶群若说出林立果有完好计划，林彪是否会同意实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按常理，林彪不会批准此计划，因为林彪不会不明白，以毛泽东的伟大政治家水平，敢于同林彪交手摊牌，不会不做充分的安全准备，因而暗杀计划很难成立。另外，林彪也不会想不到毛泽东会故意引蛇出洞，卖个破绽，布陷阱给林彪跳。除非林彪忍无可忍，头脑发热，妄想毕其功于一役才会批准林立果方案。但从后来“九一三”事件林彪的仓促应变，可以推断林彪没有批准该计划，因为如果批谁了该计划，林彪会做好如暗杀毛泽东不成的各种准备，不会闹得手忙脚乱。也就是说林彪在九月十二日前并不知林立果暗杀毛泽东一事。

有人会说，这么大的事林立果怎么会瞒天过海不让林彪知道呢？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三种可能，一是知父莫若子，林立果明知林彪会反对所以干脆不说，怕林彪干预；二是说过了，林彪坚决反对，但林立果并沒有罢手；三是林彪同意林立果计划，但这种可能前面已说过基本上不可能。

官方文件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疑点仍存。

按常理推断，林彪会留下那样的文字东西留给历史吗？因为暗杀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是见不得人的事。他完全有条件对林立果等死党进行面喻，为何不做？另外，其手令为何不给黄永胜等几员大将？总之，最关键的是林彪又不是山穷水尽，不可能下手令干一件根本是纸上谈兵的事，更不可能拿全家生命开玩笑，也不符合其革命一生的不打无准备之仗思维方式。所以，不应排除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和假传圣旨的可能。至于林彪死后的中央大员，恐怕均乐于信其有，没人敢替林彪说话。

说毛泽东由于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速返北京，倒不如说也是毛泽东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远离政治中心，并无反常活动，有也是林立果。毛泽东于十一日乘坐专车提前离开上海，十二日返回北京，调兵遣将，以防不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从山海关起飞，最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终年六十四岁。

毛泽东与林彪一生中有多次发生分歧，毛泽东始终棋高一招，庐山会议之争也是如此，未了，林彪付出了生命和荣誉的代价。

对林彪出逃叛国的分辨

“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古往今来迷团最大的政治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很值得后人仔细研究，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林彪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有三个方面问题需要进行分析

首先，要确定“九一三”事件是突发事件还是计划好的，或者二者兼有之。其次，林彪是否有意叛国，如果有意，那么，这种有意是策划的结果还是临时决定？最后，林彪要达到什么目的。

计划好的一说很难成立

说林彪十三日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可能性不大。一方面，毛泽东在庐山一篇文章就左右了百分之九十拥林的中央委倒戈是刚发生的事，只要毛泽东活着，搞割据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作为一流军事家的林彪决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林彪几大将都在北京，从“九一三”前夕看不出林彪几大将有何反常活动；最后，几大将和林彪关系好归好，但如令他们谋反、与毛泽东对抗，他们未必就听从。“九、一三”林家仓皇出走，说明林彪并无计划。

突发的可能性大一些

十二日晚至十三日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林彪必须深夜出走呢？

一个是林立果突然乘机回到山海关，并将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疑点，一个是林立果凭什么能调专机？中央会不会知道？中央知道的可能性很大；既使当时不知道，但后经林豆豆揭发也知道了，中央有人会不会将计就计敲山震虎，令林彪出逃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何不采取断然有效措施控制飞机呢？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定感大事不好，回来后匆忙同叶群密谋。估计把他的一切罪恶活动都讲了，当时林彪应该并不知情，如林彪知道，就不会有还睡觉的事。

林彪女儿林立衡发现苗头不对，认为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所以密报中央警卫局，请求干预。林立衡敬爱父亲，警惕母亲和弟弟，所以才会向中央报告，如其认为林彪也参预军事政变，不可能去告发。

林彪在十二晚干什么了呢？据工作人员讲十点后，以吃了安眠药休息。如林彪想第二天凌晨另立中央或者叛逃，吃安眠药休息很不合常理。

晚十二时左右，叶群接到周恩来电话，据说是追查三叉戟飞机问题，也有说是叶群主动打的电活，但可能性不大，叶群不可能在那么晚为林彪“动一动”问题请示周恩来，如果打电话，也会另找合适时间。那么，周总理和叶群说了些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追查飞机一事吗？也不可能，同样因为时间不合适，而周恩来电话另有内容才是关键。在笔者看来，周恩来或者汪东兴极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向叶群透露了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衡的告发问题，甚至于说的更多。有文章说，与此时间很近，周恩来又给林彪的卫队长打了个电话，讲了什么也很重要。

也就是叶群接到周恩来电话后，慌忙带林立果急见林彪，并声称“一零一，快醒醒，有人要抓你了”！

于是林彪起来和叶群、林立果紧急谈了几个小时的话。这几个小时讲了什么，永远成为历史之迷。据有书上讲，当时林豆豆派人偷听，很快被警觉的林立果发现并被赶走，但却看见了林彪在流泪，并说了一句关键话，“我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表明谈话确有叛逃内容，但林彪并不赞成。

显然，如果说林彪早就知情，就不会谈几个小时话，会迅速决策，并不会闹的出逃很仓促。可能性最大的是，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在得知林立衡向中央告发的消息后，林立果这时才被迫把暗杀毛泽东等罪行向林彪交底，迫使林彪在吃安眠药后智商降低的情况下，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至于往哪里走，未必一定是前苏联，名义上的去大连等也不足信，深更半夜去大连于理不通。总之，联系到起飞时间、领航员、副驾驶员等都不齐备的事实，判定林彪事件对林彪而言是突发性的应该是准确的判断。

据说林彪最信任的人有三个，一个是卫队长、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厨师。林彪一家慌作一团，林彪连帽子大衣都没穿，就发出了出发的指令。卫队长不但违背警卫制度，不去阻止林彪出走，反而跟着出发是很可疑的。而在出逃过程中最有戏的是卫队长中途下车，并说林立国向他开抢，他不想当叛徒等。后来，他并且为林彪案提供了关键叛逃证言，说他在车上亲耳听到林彪问林立国到“库尔别斯克有多远”，成了判定林彪叛国的唯一依据。

林彪出走里面有十五个可疑点：

第一、林豆豆是个老实人，作为林彪的女儿认定其父被其母亲和弟弟绑架，应该有充分的根据，但中央为何不予采信？

第二、在林豆豆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下，中央二号首长出行，警卫部队没做好林彪安全准备工作是很反常的，卫队长跟着出发是很可疑的。

第三、为什么是接到周恩来电话的林彪卫队长而不是别人中途下车；他如不走、不上车，林彪也不会上车，因为林信任他；他上车后就下车说明他知道一些底细；当时所有中央首长的警卫人员，都有两个任务，一是保卫首长，另一个是监视首长，林彪卫队长极有可能是卧底式人物；听说叛国为什么别人不下车，只他一个下车？

第四、林彪怎么可能会提前暴露叛国行踪？林彪平素沉默寡言，怎么会冒出那么最不该冒的一句蠢话？第七、林立果也用不着向他开枪扩大事态，因为扩大事态对林家出走并无好处，很有可能是林彪的卫队长从头至尾在演戏。

第五、事实是林彪前脚走，八三四一部队后脚追。可疑的是三八四一部队为什么不采取更有效措施拦截？如警卫部队决心阻止林彪出走，林彪根本走不成。

第六、林彪一家慌忙到机场，机场为何不做阻止起飞的有效措施，网开一面？机场如果采取断然措施，林彪也根本走不成。

第七、林彪上飞机是从小梯子爬上的飞机，可见时间非常紧迫，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故意逼其起飞嫌疑？

第八、林彪专机为何加油不足，为何关键人员如领航员等漏岗？如林彪早有预谋，完全可以避免油和人的问题。

第九、林彪飞机起飞后，为何关闭所有机场？为何不开放全部机场欢迎林彪返航或静观其变？是否逼其离国？也有待分辨。

第十、林彪飞机起飞后，中央为何不下令空军拦截和迫降？是否有意放行？值得考虑。

第十一、林彪飞机起飞后，为何方向起伏不定？是林彪的疑兵之计还是飞机上有斗争？也将永远成历史之迷。

第十二、林彪飞机即将出国，为何不将其击落？完全是因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罢，击落副统帅不好向全国人民交待吗？是不是出了国就好交待了呢？

第十三、林彪飞机坠毁为何头向南方？是选迫降点还是发现出国引发争议而要返航回国？也是需要分折的。

第十四条、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民航客机，其失事率为数万分之一，为何偏是被林彪赶上？是否太巧合了？所以，有传言说林彪座机是被苏联击中后迫降也是可能的。

第十五条、据说林彪所乘飞机有黑匣子设备，为什么到今天仍不公布？如有利于定林彪叛国内容早就公布了，如有不利于定林彪叛国的内容就只能保持沉默了。

总之，“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疑点有十多条，是不能全用偶然二字解释得了的。但有一条可以定论，该事件是突发事件，并不是预谋的结果。至于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等有无借机会向更好的彻底解决林彪问题方向引导，那将是另外的问题。

对于“九一三”事件是否为预谋和偶然相结合，还要做具体分析

对叶群、林立果而言，干大逆不道之事应该考虑后路，其中有叛逃计划也完全可能，但遇到总理电话突发事件而仓皇逃跑就变成了预谋和偶然相结合了。至于林彪，最多参与了最后关头的决策，是偶然事件的策划者了。

林彪飞向的地点

关于林彪起飞后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飞往苏联以求自保，二是先飞起来再说。至于哪一种可能性最大，只有天知道了。总的来说，以林彪的一生来看，投靠前苏联，如果是林彪同意的，那是很不合常理，是林彪一生最大的败笔，如果是被叶群、林立果诱骗的结果，倒符合人们的愿望，可谁又有能力证明说林彪会那么容易被诱骗呢？

林彪之死因

关于林彪的直接死因，有许多种说法。

第一种是因飞机燃料不足迫降，机上缺少机组人员迫降失败，这种说法很符合中央的精神。

第二种是说因机上有激烈斗争，有人身上有子弹，造成飞机故障，迫降失败云云，此说法根据不知何来，但后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厄尔.费尔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似乎倾向这种说法，后来，邓小平对三叉戟机组死亡人员按正常死亡处理。

第三种说法是飞机被苏联导弹击中起火后迫降失败，此说有待解密，机上黑匣子不知为何至今不让面世。如果真有黑匣子，不公布的原因显然对苏中双方均不利，如果有林彪的叛国罪证，早就公开了。

第四种是飞机被人事先破坏引起迫降失败，此说带有恶意，不足信。

第五种是被我二炮部队击落的，可能性不大，有技术难度。

第六种是林彪并不在机上，早死于北京玉泉山，此说纯属胡说八道，别有用心，更不足信。

3、林彪是否过了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关问题

综上所述，我认为林彪同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是基本上过了关的。邓小平对林彪等人不认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说林彪也是民主派，和老干部一样是缺乏根据的。

四、林彪的主要问题

1、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理解不透

毛主席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家，其政治学除了马列还包括中国传统政治学，毛主席是从不受教条束缚的，马列也好，孔夫子也好，都是毛主席为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像治理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完全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学是不行的，有人对毛泽东的马列加秦始皇政治不以为然是不对的，离开了东方文化视角来研究毛泽东是不行的，对此林彪是不明白的。

例如，当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到秦始皇时，林彪就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当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并说秦始皇坑了几百个儒不算什么，中共镇反杀了几十万反革命，超过了秦始皇。

再如，林彪对毛泽东九大以后的政治意图不甚明了。毛泽东九大后考虑斗批改的改字，想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恢复列宁主义政治，削弱军队的主导地位，对此林彪表现出了固执，不但不积极配合，采取守势，反而不退反进，直接与毛泽东战略发生冲突，造成严重后果。

笔者认为，九大后毛泽东有让张春桥等文官接班的意图，希望林彪最好成为周勃，领导枪杆子为笔杆子保架护航，对此，林及其几大将都没有意识到。

2、违背了九大团结的方针

九大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团结问题是有所指的，除了团结犯错误的老干部外，主要讲的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团结问题。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讲话诱发了文革派内部矛盾，陈伯达、汪东兴投机兴妖作怪，叶群及黄、吴、李、邱等军队将领帮了倒忙，江青等也没能很好地处理文武矛盾，造成了大分裂。

3、对林立果没管好

过早地让林立果出风头，使其忘乎所以，胆大包天，加上抬轿子的人太多，造成林家王朝印象，影响很不好。据说毛泽东很讨厌金日成让子接班模式，毛、林分歧深化，林立果起了深层作用，林彪对此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五、林、江两案问题

把林彪、江青当反革命审判是完全错误的，是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是证据不足的，应予推倒。

两案处理反映了邓小平看问题的老道。邓小平深知，林、江势力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必须予以严惩。邓小平把林江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处理，验证了毛泽东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论断，邓小平从反面验证了林彪、江青是继续革命派，是文革的核心，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六、林彪事件的影响

林彪事件发生，对中国政局发生深远影响。毛泽东大败、江青明胜暗败，周恩来及文革反对派大胜。

林彪事件后，给毛泽东以巨大打击，他大病一场，从此没有再恢复元气。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实际上一直是很好的，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称林彪是朋友，在反二月逆流中毛泽东说要和林彪一道上山打游击等可作证明。在毛泽东看来，他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追随自己的朋友林彪会走到玉碎的地步，他的悲哀或许也有些自责的成份。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透露林彪摔死后周恩来嚎啕大哭：
　　突然，一阵号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是的，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中的亲眼目睹，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和精力！
　　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又让人不禁想到扎根于绝壁陡岩上的黄山奇松——美感与力量最有机的结合。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如果周总理在林彪死后号啕是事实的话，就胜过了千言万语，非常传神。是啊，林彪之死的意义和对革命航船的撞击力只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一流政治家才会清楚，才会感到无言的痛苦，热泪横流。“你不懂！”的确，这其中的奥妙和历史的沉重感，哪里是纪登奎这样的政治人物所能体会的呢！

下面，再向读者介绍一下林彪事件以后的毛泽东晚年同右派斗争，或许帮助我们认识到林彪事件的深远影响，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的大病一场和周恩来的老泪纵横。

文革后的官方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那么，这个转机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呢，显然是向右，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很难避免。

“运去英雄不自由”，英雄如此，凡人如此，天才也会如此。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也不得不以“猴气”为主，不断的进行战略退却。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了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使偏右的叶剑英执掌了军权。

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不得不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毛泽东必须对林彪事件的性质向全国有个说法，因为确实有许多人对林彪反对毛主席想不通。

十二月十六日至翌年二月十二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整风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的“空头政治”。会前，周恩来在十二月五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一九七零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毛泽东政治挂帅思想因林彪事件受到有力挑战。

一九七二年。

一月六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十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实际上承认了文革存在着左倾政策，并予纠正。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社论为重新启用文革反对派制造了理论根据。

八月一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四十五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毛泽东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得到落实。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纠正文革左的政策，有恢复党的八大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八、九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认为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叶剑英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

这时的毛泽东以无路可退，开始发动反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认为《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并对周恩来提出批评。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毛泽东拨正了批林的方向。

一九七三年。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是毛泽东因对林彪的问题和周恩来的强势而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事后证明是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

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在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十三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继续着毛泽东左右均衡的干部政策。

七月四日，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队系统的文革派基本被清洗。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肯定了同林彪的斗争。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号召反潮流。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江青等文革派也进了中央委员会，王洪文一度主持中央工作。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是客观规律，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八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中央领导机构中左右力量基本平衡。

十月，毛泽东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反击右倾回潮运动”，试图纠正因林彪事件反左的右倾现象。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二十一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此时的毛泽东军界以无人可用，只能用这种办法抵消军队反文革势力和防止军队的山头形成。

一九七四年。

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矛头对着党内右倾势力。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员大会。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想影响部队，但军队并不买帐。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形势发展开始不利于江青。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不懂政治，不去团结多数。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除了爱护江青之外，也是对右倾势力的妥协。

九月二十九日，因林彪事件，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十月四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对此不满，他们于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邓小平进行了争论。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决定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政治局势。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深谋远虑，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此时的思想还是很清楚的，他要将继续革命引向深入，但党内力量对比以发生很大变化，批林批孔、学理论均无疾而终。毛泽东进攻不能奏效，不得不打防守反击。

一九七五年以后，林彪阴影在政坛消失，本文因而从略，只写几段。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全面整顿，重拳出击，春风得意。江青被批达数月之久，党内文革派许多人发生动摇，连毛泽东亲戚王海容都脚踏两只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借评《水浒传》一书，提出反对投降派问题，但收效甚微。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死。

在此前后毛泽东发动生前最后一次进攻，发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并诱发以借悼念周恩来为名的反文革“四五事件”，导致毛泽东决策罢免邓小平官职和推出华国锋担当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试图组成左派联合中左反右的政治格局。

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

十月六日，文革投降派发动政变成功，毛泽东夫人江青等入狱，文革彻底失败。毛泽东与林彪斗争和热月政变，毁灭了中国左派中坚力量，为中国右派上台扫清了障碍，革命的枪杆子、笔杆子都丧失了，历史朝着与毛泽东愿望相反的资本主义方向飞速发展。

目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政治家，应该敢于面对历史，实事求是，顺乎民心，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尽快地、实事求是地解决文革、六、四等重大历史问题，最大限度化解历史矛盾，以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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