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光钰：国防核试验21所的文革经历（1964-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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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入伍是“癞子跟着月亮跑”吗？

为迎接64年的第一次核试验，8334 部队在63年从各个高校招来大批新战士。从63年9月到次年5月，我们接受了半年的军训。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从现在观点看来，那半年的军训的内容当然会有些不足，但毕竟把我们这些散漫的老百姓在半年时间里，变成了基本合格的兵。



大约是在10月份吧，我们受到聂荣臻元帅的接见并在马蹄楼中间合影留念，然后在小礼堂听了张爱萍将军的讲话。讲话内容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主要是欢迎和鼓励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但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内容，却是他的序言。





张将军在上台以前，先从后排到前排，逐个询问坐在过道两旁的新军人，他们是不是“自愿入伍”的，在得到清一色的肯定性回答以后，就开始演讲。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拒绝承认我们的入伍的积极性，说我们是“沾了老一代的光”，提出我们之所以能在这种条件下入伍，享受这样的光荣，正像是“癞子跟着月亮跑”。





将军对年轻人的这种评价事后当然会引起激动的讨论。不过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于怀疑、甚至也没人企图怀疑将军的训导，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承认了“癞子身份”。但在多年以后，我逐渐体会到，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导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部分人在政治上的自卑心理。





我们能够抱着欣喜的心情加入到部队大家庭中，比起革命前辈们把“头挂在腰带上”干革命来，当然要幸福的多，也容易得多。对于老一代抱有崇敬和感谢的心情当然是应该的。但从老前辈的角度，他们也应该看到，这些青年人确实对于将自己贡献于国防事业具有很高的积极性，他们肩负着和老一代完全不同的任务，他们将要遇到的困难也是老一代从没有遇到过的，这两代人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应该说，我们在借光的同时，也发出了自己的灿烂光辉。





在清华大学纪念第一次核试验的活动中，学校要我们给国防定向班的同学讲讲体会。钱绍钧同志叫我向他们转达了一个信息：国家号召他们参加国防战线工作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去锻炼，去吃苦，而是要他们作出优秀的成果。他们将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得到完善的安置、良好的生活条件和丰厚的报酬，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国家对他们的期望。





怎么说好呢？时代进步了，中国的社会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温暖。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给社会作贡献的心理准备也在相对弱化。如今大学生们自愿到边疆的人少之又少，以至于凡愿意去的都会上光荣榜。在我们那个时候，有谁会觉得在毕业分配表格里填上一条“到边疆去，为国防事业作出贡献”有什么了不起呢？





02.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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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老组长高才生

2002年4月，突然惊喜地接到高才生的电话，说他和老伴现在机场附近的一个老朋友处，问我是不是有时间到他那里见见面、聊聊天。

关于我的老组长高才生

那还用说麽？我马上就去了。已经和他多年未见，此前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969年快离开基地时在马兰招待所偶尔遇见的。



1964年军训以后，由于21所在北京没有执行任务的条件，化学组就与401所10室合作，并成立了9组在那里开展工作。当时401所10室派出郭景儒、刘玉英和魏启慧三位研究人员参加9组的工作。郭景儒担任9组的组长，刘玉英领导活化组，负责裂变产物分析，高才生就担任我所在的铀分析组的小组长。

老高是留学苏联的副博士，苏联副博士的学术地位等于其它国家的博士，因此在当时，他是全组学位最高的研究人员。但他却为人分外直率，甚至可以说有些不拘小节。我一进组，他就找我谈话，说作为组长，就要关心新来的同志们，不只要关心他（她）们的政治、业务，甚至也包括将来的婚姻问题，等等。在当时十分突出政治的严肃气氛下，同事间很少能互通心语。21所的领导更把401所派出的三位骨干人员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团结对象来处理。但我们和老高之间却还经常能说些内心感受，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

9组的任务是测定核爆的燃耗，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数据，执行起来也很复杂。鉴于我们去的时候，大体上工作方案已经制订完备，分析流程也基本确定，所余的工作已经是流程验证与数据积累，再加上还有技术总负责的杨裕生、大组长郭景儒两位高级研究人员，所以大家与老高之间的技术交流并不很多。他给我们深刻印象的主要方面反而是与政治运动有关的一些事情。

记得是在开展“思想革命化”教育运动里吧，为了开展“相互帮助”，必须要开展相互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那会经常把生活小事，性格问题和偶然的语言失误看作政治问题，自然老高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发现。兼之大家还是习惯与人为善，并不觉得面对面提出尖锐意见是什么好事，刚好老高又不在，于是所提意见就都集中在老高身上。据说事后党支部把这些意见转达给老高时，老高大发脾气：是不是大家以为把我弄革命化了，9组就整个革命化了？！听到这句颇为幽默的牢骚话以后，虽然对他都不是有意攻击，我们还是暗暗感到内疚。

但终究，倔强的脾气和对谁都不服气的性格妨碍了他和其它技术骨干的合作与交流，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吧，不久以后他就离开九组和21所，被调到基地防护部工作。我确信在防护部他会依然保留他的个性，因为直到02年见面时，说话还是完全保留了当年那种直筒子风格。

他后来到了石家庄陆军学院担任教员，当时当然已经退休，但手头还有些工作。不过，到现在已经又过去六年之久，他已经年近80，大概主要是在安度晚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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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部队经历应该如何写，一个难题





似乎应该开始写到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情了。


很多经过那一非常历史阶段的成年人，一说到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要说的话就会很多，我也是这样。不但当时报纸上很多社论中的内容、那些完全不合乎逻辑的事件历历在目，就是一些别人和自己说过的话，还几乎一字不差地存留于我的记忆之中。从我自己的角度而言，不但有更多事情可写，也的确很想彻底回忆和总结一下。


——　然而，最近我却停了好久，到今天仍然没有开始动笔。


最近比较忙是事实，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觉得难以动笔。为此，我又去比较仔细地拜读了基地其它一些战友的blog，然而他们的文章没有给我太多的启发，因为他们和我回忆的角度毕竟很不相同。他们所写的，完全是对于时代的歌颂，是他们自己和战友对于我国核军事建设的贡献，他们的巨大成就和感想。而我在基地的那段时间，几乎完全被涵盖在左倾思潮高涨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所感受最深的，除去那短短的一点奋斗史以外，很大的成分却是在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中的遭遇和感受。


大家都了解，虽则在那个时期我也通过努力工作，圆满而光荣地完成过近十次核试验样品的分析任务，但却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愉快，都很健康。要客观地回忆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活和思想状态，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还应该加以分析，这就必然牵涉到某些战友或者一些老同事。毕竟将事情写到这里，仍旧具有半公开的成分。我相信即使完全不点名，仍然难免让一些战友不很愉快。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我记得的事情，别人当然也会记得。虽则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乎半个世纪，那些曾经令人疯狂的思潮早已被大家抛弃；虽则在谴责那个时代的同时，由于对自己刺伤别人心灵的行为也有了深刻悔悟，前些年曾经令我耿耿于怀的那些恩怨也早已被我置之脑后，但毕竟当别的战友重提过去自己的糊涂行为时，自己仍然感到不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今天仍旧应该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之一，既然回忆必定要“翻老帐”，要引起不愉快，这种回忆真的还有必要、有价值麽？


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还是上下级和派别之间的紧张气氛，确实都早已成为过去。何况现在的旧事重提的目的，确实不过是在于回味和总结人生，理应不会再引起什么冲突或者矛盾。就我自己来说，现在甚至还将这一段经历作为对自己的锻炼机会而很乐于回忆它。在离开基地以后的这些年，颇有好几位战友就当时对我的批判给我道过歉。我确确实实从内心里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他们并非有意伤害别人，而且当时的受派性（现在已经很少使用这个词汇）牵连的远非我一个人。


举个例子吧。在1969年底，我在基地接受隔离审查时仍然接到指令，说“陆兆达参加苏修的间谍活动已经基本得到证实”，要我就他平时言行，写揭发材料。虽然自己正处于隔离期间，但觉得既然陆兆达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自己毕竟还算是革命军人，当然应该“站稳立场”。于是，我还是回忆了此前和他的接触，“揭发”了他的一些“错误言行”。70年离开基地以后，老战友告诉我说，老陆非但不是特务，也没有离开部队，因为他根本是完全清白的。此后这件事就始终压在我的心头，对比自己在受审查时一些同志对我的宽容和谅解，就更是感到内疚。


大约在82～83年吧，那时我已经回到清华，一次在上海参加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的年会，在会上遇到了老陆、郭景儒、杨裕生和其它一些战友，我就这件事情向老陆道了歉。但他却说，事情早已经过去，不值得再提，又何况当时他也揭发过我？“出现那些荒唐事情是因为局势，而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由于当时的大形势，自己在当时的思想就是既很幼稚又很糊涂，又有什么资格用一般人不可能达到的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自己揭发别人时觉得自己是坚持原则，是应该做的，别人揭发自己时的想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归根到底，毕竟并非每个人对此都已经完全心平气和。


1990年左右，三队的老战友邓 * * 来北京出差，刚好基地一些战友也来到北京，大家在远望楼聚会了一次。老战友离别若干年后相聚，自然有好多话可说，气氛很愉快，我们也很高兴。不料就在快告别时，原来同队的于××同志突然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想和邓 * * 和袁光钰二位说清楚，当初队里批判你们，可不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对这种显然十分不合乎时宜的说法，大家都有些意外。作为这个庄严声明的对象，我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了。陈达（那会他大概还不是少将吧）赶紧出来缓和气氛说，大家本来就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必要提起那些早已经解决了的事情。我回答于××说，请他放心，我们是来看老朋友、来叙旧的。今天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和老战友们秋后算帐；邓 * * 则已经被气得满面通红，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她确切说了什么，似乎是说，她知道责任“就是林彪一个人”，请于××同志相信她还不至狭隘到这个地步。


在提笔以前，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件事。于是我想，既然还有个别同事介意这段历史中的个人恩怨，既然还有人在顾虑“我们”仍对“他们”耿耿于怀，即令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但在今天开始写这样的回忆录真的恰当麽？


怎样写才能既客观反映过去而又不会引起别人不愉快呢？


也许，还应该再晚些时候动笔更好些？


我的确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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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严格正面教育



在标题里面特意加上“严格”二字，是为了区分我在此前所接受的长期“正面教育”。

前两天，一位熟人偶尔看到了我前面的几篇回忆，就问我：既然上大学以来有那许多你们很不适应的、甚至对你们存在明显误导的政治运动，而且你们那会对于党群关系已经有了一些看法，到底为什么后来又能毫无顾虑地到边疆去工作呢？需知这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有这种决心的大学生在目前已经不算太多。

我说，这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受到的长期传统教育都是提倡爱国主义的“正面教育”，大学的教育其实主流还是好的，那些政治运动不过是弄乱了人的一部分思想和观念，还不足以从根本上颠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优秀传统的深厚影响。更不可能抹杀1949年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通过学校、社会和少先队对于少年儿童长期教育的作用。

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还没有解放。每天早上，校长和老师们都要和全体学生一起背诵“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嘱。由于连背了几年之久，一直到现在，我仍旧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鬥。……”。我当时还不到10岁，对于这较为艰深的文言文自然难于理解，但今天弄懂一点，明天弄懂一句，久而久之，也就逐渐理解了其中的含意，对孙中山先生自是满怀敬意。

学校每天早上升国旗，下午要降旗，都要唱国旗歌。那国旗歌的歌词也是很激励人心的：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
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
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

……

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分别写着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那会还有一门专门讲授人生道德的课程叫做“修身”。里面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古人的遗训和历来在民间传颂的典故。前者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等等明言；后者则如“匡衡凿壁借光”、“岳母刺字”以及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和勾践“卧薪尝胆”等等故事。

自然，那时的教育者是国民党政府，在其教育内容里当然掺杂了不少封建色彩和在政治上反动的内容。最有趣的就是，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人提起“蒋主席”，全体在场人员必须立刻起立。至于动不动就三呼万岁，更是每次各种人士讲演的口头禅。所以其实个人崇拜的弊病，中国自古有之，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创造和特产。

但即使是国民党，也不可能摈弃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于不顾。即使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上述教育活动中的大量内容也仍然贯彻了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激励青少年发扬民族自强和艰苦奋斗精神。就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这十二个字来说，与后来我们提倡的“五讲四美”和“八荣八耻”甚至“构建和谐社会”相比，其间确实存在着相当部分的兼容之处。可以发现，受过那个年代教育的人中间，极少出现当前那种对于社会和集体毫无责任感的、所谓“愤青”类型的人物。我以为“愤青”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主要是在文化革命时期，也包括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忽视了理应保持和发扬的传统道德教育。

当然在入伍的时候，我并没有这许多体会。只是在经过这几十年之后，才确实理解了正面教育的必要性。如今在大学里有一种怪现象。一些独生子女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被娇生惯养得在家里从没有想过关心父母，到了社会更不可能关心别人。但这些其实尚没有学会如何自立的青年人，却从网络和电视剧里首先学会了玩世不恭和各种不负责任的人生哲学。他们其中的大部分在工作以后会逐渐适应社会，逐渐学会严肃地对待生活和工作，但也有些人会继续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必须在孩子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人生观之间，加强对他们的正面教育，让他们基本上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于日后必然遇到的各种社会病毒，有一定的免疫力。

*** *** *** *** *** *** *** *** ***

在1963年8月29日上午10点，我到通县万寿路的马蹄楼向国防科委第21基地研究所报到，从而正式开始了我的部队人生阶段。

在此后的半年入伍集训中，第一次接受了作为一个军人必须的有关的基本训练，这其中当然包括军人基本职能教育、纪律教育、保密教育、队列训练等等。清华历来重视学生包括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兼之我所在的核燃料工艺学在当时又是保密专业，对于前面几项集训要求，我还是比较容易适应的。对我冲击最大的还是政治教育，就是当时部队所特有的、十分典型的“集中型正面教育”。



关于现代正面教育，比较权威的定义是：



指用正确的思想和道理、先进的榜样、正面的事实，启发学生，实事求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提高学生的认识觉悟和认识水平；依靠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德育，是中国学校的德育原则之一。
     坚持正面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是要用真理、用先进的思想和道德影响人，它根本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奴化教育。正面教育是促进事物内部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的必要条件，适合青少年思想发展的特点。贯彻这一原则，应注意：坚持以理服人，启发自觉；树立先进典型，运用榜样示范；以表扬、鼓励为主。

而当时部队的正面教育，则将上述原则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发挥到极致。可以说，除去少数人以外，大多数新兵，无论是我们这批大学生还是新入伍的小战士，大多是难以适应的。我不知道在改革开发放以后，部队对于新兵的入伍正面教育是如何进行的，不过从电视节目上看来，战士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丰富了不少，似乎也可以上网，还可以唱唱情歌，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集训的半年间，基本上所有的上午讲政治课，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路线和原则，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历史和优良传统。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则是“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学习雷锋精神“等几个核心内容。

回忆录并非日记或者记帐，所以仍旧不想详细开列课程内容，只写写给我带来特殊感受的一些事情吧。

部队里的生活气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热爱部队生活的最重要原因。

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来形容部队的生活是丝毫也不过分的。无论是在军营、野外、车站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看到绿色的军装，马上就有一种自家人的感觉，在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马上就会得到沟通，很容易做到相互关心和帮助，这一点在地方上是很难体会到的。一个带眼镜的大学生，在平常和一个农村来的普通战士之间也许很少能有共同语言。但在部队里，这种实际上可能只是表面的障碍，被共同的军装轻而易举地消除了。我切身体会了那些小战士的憨厚和淳朴，觉得和他们和容易交朋友，和他们有很多话可说。一直到现在，如果我在公共场合发现身边坐的是一个小战士，还是忍不住要和他们搭讪几句话。

部队里的生活相当紧张，虽然我们那会的学生生活和现在相比，已经远不能说是散漫，但开始时也还是有点吃不消。从早上起床整理内务开始，每个人就像是上了发条，一直转动到晚上熄灯，包括起床、出操、吃饭、上课、打球、开会和熄灯，所有的时间都是以分来计算。和学校里不同，那会部队里总喜欢在中午些组织体育比赛，吃饭慢些，你就赶不上上场打球。那真是“走路一阵风、吃饭五分钟”。开始大家还顾虑吃过饭就作剧烈运动，会不会得盲肠炎。后来见并没人闹肚子疼，也就慢慢适应了。整个下午则是队列训练和军事训练，吃过晚饭稍事休息就分组讨论，或者开展其它配合集训的活动，例如听忆苦思甜报告、开个文娱晚会，大家各自准备一些节目等等。夜里则大家排班站岗警戒（自然大家背的都是空枪）。总之，每天日程排得很紧，神经很是紧张，略微安排不当，这一天就真可能抽不出时间去卫生间大解。每个周末是允许进城购物或者寻亲访友的，不过必须要请假，并且规定几点以前必须回营消假（幸亏那时候北京不堵车）。

部队里紧张而规律的生活，真的让我受用不浅。正是由于那几年的部队生活，让我有能力在被文化革命时期被处理到工厂以后，整整坚持了8年的早间长跑锻炼和每天阅读外语的习惯。这两项习惯对于后来敢于回到清华，以及目前还具有和学生们连续打两三个小时排球的体力，无疑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现在，每天早上，我还是将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形状；在离开办公室或者自己家里的房间以前，还是要将桌上的东西收拾的整整齐齐。曾经有一次，同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叫我去和他打球，他十分惊讶于“居然我在临走前还要收拾一下桌子”。如今年纪老了，这个习惯反而更加巩固。因为我深深体会到，规律和忙碌的生活以及整洁的环境，能有效地让人终生保持上进心和乐观精神。

所谓严肃，我以为主要是指的是对于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和作风，该严肃的时候必须严肃，绝对不是要你每天都板着脸，装作一副正经的样子。

如今我们已经长期没有提倡道德教育，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坏毛病。玩世不恭的人，做事、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数逐渐增加，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其实，腐败现象也与社会道德水平低下有密切的关系。更加普遍的问题，是“信用”二字出现了危机。我发现在清华不光是青年人，就是老师中也有不少人不守信用：在我周围有几个同事，如果他答应过的事情没有兑现，他一定会强调是客观原因，结论是理所应当；如果你和他定约会，他通常会晚到半小时，并且连个道歉的话也不说。遇到这些人，你还真的很难办：你不能晚去，因为总不能由于他们不守时你也养成迟到的坏毛病；但你如果坚持守时，就要浪费大量时间。现在我学乖了，当和经常不守时的人定约会，我就告诉他说，请你出发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一起出发好么？

部队里的人，由于长期的职业习惯，绝大多数都是很认真的、负责任的人。和他们打交道，你不必有上述担心。刚离开学校入伍的时候，我是个“大大咧咧”的，有时候答应过别人的事情，过一段时间就忘了。事后别人问起来，就感到很尴尬。入伍以后进了“军令如山”的部队，再不敢丢三拉四，就也学别人准备一个小本子，有什么事情该作，随时记下来。半年下来，由于对自己有了“事情无论大小都应该认真对待”的要求，慢慢地也就养成了无论大事小事都比较认真的好习惯。该自己作的事情就是不记到本子上，通常也不会忘记了。

对于自己的思想勤于思考和总结，“吾日三省吾身”，是“严肃”的另一个侧面。大学生们大多自尊心很强，或者说，比较好面子，轻易不会认错。当时讲究“思想革命化”，在学校里面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过部队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地方要更普遍一些，这在当时叫做“生活会”。大家瞧什么不太顺眼，就在会上提出意见。这些意见表面上未必针对具体某个人，但其实说的是谁，大家心里自然有谱。这种办法作过了头就容易影响部队的和谐，会伤人。不过对于我自己，我觉得倒是利大于弊。我不太看得惯像我们集训班长那种喜欢表现自己、不懂装懂、虚张声势的人，也没有决心处处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但为了少挨点批评、在集体面前出洋相，还是经常要考虑考虑这件事应该怎样说、那件事应该怎样作。慢慢的，在处人处事方面，也多少长了些经验，有些提高。

至于“活泼”，就没多少可说的了，年龄都差不多的青年人到了一起，总是比较热闹的。没有业务压力，几乎每天都有各种体育比赛，但和学校比起来，在多样性和水平上就要差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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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接受正面教育（下）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文分成两个部分，但发文时，软件说“超过了最大允许字数”，为了避免让你觉得有点没头没脑，请你还是先看（上）吧。（二）第一次接受正面教育（下））

     ........

自然，部队生活除去让我感到鼓舞和兴奋的一面，作为学生兵，也有不少不适应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观点，知识分子队伍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需要彻底改造的。虽说我当时还不够资格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但即使是“小知识分子”，要加入到部队大家庭，也还是有不少需要改造的地方。“要改造，就会有痛苦”，这是毛泽东的名言。当时让我多少有点“痛苦”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件事，我的文艺爱好与部队文化格格不入。

由于姐姐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地下组织，从事文艺工作，解放后进入中央文艺单位做了演员，我自幼就受到一些文艺熏陶，特别爱好音乐，在初中时还进入少年宫学习了一段钢琴。在1961－62年左右，由于经济困难，政治运动暂时停止，文艺政策也有所放宽。若干西洋古典音乐、歌剧和舞剧如茶花女、天鹅湖等再次出现于舞台；音乐会表演的节目，除现代革命歌曲外，也出现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很多优秀歌曲和外国古典名曲，亚非拉的民间歌曲，以及著名歌剧中的序曲和咏叹调等等。入伍以后发现一些在这方面兴趣相投的人，自然就会经常交流交流。其中最谈得来的就有黎荫铭和马波，马波好像还是北大合唱团的指挥。

不料入伍以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常流行文艺有所爱好居然和军队的浓厚政治气氛之间竟然产生了摩擦，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由于8334部队是从事核试验的机密部队，自然极其考虑家庭出身。现在回忆起来，和我同时入伍的战友之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自然爱好古典音乐的人很少，接近文艺界的人更是几乎没有。因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的爱好，就让不少人很看不惯。记得一次我对着曲谱练习吉他，好像是弹奏一首挪威的民歌吧，我们的集训班长，北大来的一位空军调干生就严厉地指责说，虽然他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名称，但这个调调他“记得好像是”禁止演奏的云云。

自然，在组织文娱晚会时，排演什么节目也成了问题。马波在一次晚会上用俄语朗诵了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尽管那是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诗歌，却仍旧引起很大反感。一些人认为他在炫耀俄语水平，更有些人认为他在“宣扬修正主义”。我们几个通常比较强调节目的艺术内涵和舞台效果，但在两三次碰撞之后，我们很快就明白，那种演出其实不应该是什么文娱活动，而只是另一种政治课。能够在那个舞台上出现的，当然只能是像街头活报剧那样的、政治性极强的节目。那一阵子的节目，记得有“红岩”的片断、雷锋事迹的朗诵、忆苦思甜短剧、和“我是一个兵”、“毛主席像太阳”一类的歌曲等等。其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是，由于有关学习雷锋的节目实在太多，而且基本上大同小异，以至于当时的集训教导员陈贵森大尉也忍不住在一次会上对大家说：你们编的节目实在太没意思，你们一张嘴，我就知道底下保准又要大喊“雷锋啊，雷锋”了，以后你们能不能拿出来点新鲜的？

当时我就想，除去他以外，谁还敢说这个话？

我们几个另类虽然逐渐都理解了这种局势，不再谈论那些不合乎时宜的文艺话题，也收起了吉他，等到了新疆以后和战士们接触多了，也就越来越习惯了在开会以前那此起彼伏的“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和用全音量大吼革命歌曲的气氛。但由于初期的表现不佳，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一特征已经在领导心目中不可逆地形成。这对于自己日后的前程来说，其实也是具有负面效果的潜在因素之一。

第二件事，不习惯不能质疑领导决定，不能从反面角度讨论政治问题

大学生们，尤其是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刚在学校经过了大辩论，比较喜欢在政治问题上动脑筋，再加上有点自命不凡和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想把政治问题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有时候还会争论不休。殊不知这种表现和正面教育精神相悖，经常会被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领导干部看作是另有政见或者立场不稳。这种问题其实不只是部队中有，在60年代那会，大多数党政领导都习惯于任何问题他说了算，尤其不应该就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你只能发言表态坚决支持。

那会我还是团员，记得第一次成立团支部，教导员提出一个支部委员名单要大家“讨论“。一些团员看到其中一位委员候选人的简介中有“骄傲自满”一条缺点，就提出换一个候选人。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却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大多数下层干部支持原来方案，而大部分普通团员则坚持换人。最后教导员来了，他表示对于对党支部提出的人选，居然下面有人不同意和提出不同意见“十分意外”。他说，“部队里也要讲民主，但不能搞极端民主化”。我当时虽然没有提什么意见，但内心里很不理解，为什么选举支部委员时按照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极端民主化？

后来我也就逐渐知道了，由于部队的上下级关系极为严格，上级很习惯于对下级发命令而很不习惯于接受不同意见是普遍现象。下级服从上级，对于部队是理所当然和必须的，但同时也很容易忽略战士们应有的权利。那会在连队里有个说法：要是一个新兵和班长或者某个老兵吵了一次架，他在三年服役期间就很可能入不了党。我想现在经过改革，也许会好多了吧。

还有一条很不适应的，就是对于涉及原则和立场的问题，即使你不理解，也绝对不能质疑的口气进行讨论，只能从正面阐述自己的体会。记得一次开会批判电影“红霞”，问题是在电影中红霞为了迷惑敌人，在酒宴上对敌人的军官说了一些诸如“祝你升官发财”的奉承话。主流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活命哲学的变种，严重侮辱了革命者的气节。但也有人提出，为了最终消灭敌人，需要采用各种策略，包括先假投降，然后寻找适当时机都是可以的。立刻，后者的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和当事人的姓名马上传遍其它集训班。当时大家的感觉，真好像是在革命队伍中出了叛徒一样。我和这位同志不太认识，但可以想见，当时他所受的舆论压力是非比寻常的。

我虽然没有发表过产生如此严重后果的言论，但与贫下中农子弟和善于紧跟形势的同志相比，我的发言质量自然相当一般，至少是不够突出政治。还有一点，由于在政治上有点自卑感，就经常在发言中做点自我检查，批判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我向来说话直来直去而无意哗众取宠，不喜欢唱那些自己达不到的高调，再加上经常检查思想，不但没有得到“重视思想改造”的好评价，反倒使一些人对我有了不良印象：这个人在政治上先天不足。

于是，在入伍以后，虽然在正面教育过程中我始终认真学习，也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再一次回到上大学时的政治地位：属于“在政治上不够上进”，有只专不红倾向的典型中游。

如果要我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那次入伍集训，我认为这种集训是很必要的，基本上效果也是很好的。不过，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针对农村入伍的新兵制订的教育方案应该有较大的差别，教材应该针对大学生的特点，教官的水平和能力也有明显差距。

当然，这次正面教育也肯定反映当时国内大局势的普遍问题。最大的缺点是在于其教育过程中极不适当地大力强调了自己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极左思潮让很多人不舒畅，而另一些人的头脑中那种“以整人为己任”的观念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部队上下级和不同群体之间，尤其是知识分子军人和普通战士之间应有的和谐，从而为此后部队在文化革命时期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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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开始参加核试验工作

1 概况

经过半年的政治洗礼，领导上终于宣布，全部集训人员即将参加各自的业务工作。听到领导上宣布我们研究所的任务是进行核试验，实在是万分兴奋。不过，这种兴奋和光荣感还是比较空泛，还很缺乏实际的内容。在那会，还没有出版像“现在可以说了”和“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种详细描述核试验的书籍，所以究竟核试验工作是什么样子，在各人脑子里，大概都有自己构成的形象。我自己所想象的样子，只是作好了前期准备以后，大家都跑到一个巨大的场区周围，躲在地下工事里，观察和记录蘑菇云什么样子而已。实在想象不出究竟还要干什么复杂的研究 —— 既然人家把原子弹都造好了，都可以扔下来了，还有什么复杂的事情？

不过，这个问题不久就得到了答案，在负责业务的室陆祖荫主任宣布了分组名单之后，由专门负责我们组的杨裕生副主任解释了我所在的一组的具体任务。他说，一组的任务是用放射化学方法测定原子弹的燃耗。所谓燃耗测定，就是测定在原子弹的全部装料中究竟有多少参加了裂变链而爆炸了，还有多少白白“崩散”了。原子弹的效率出奇地的低，美国在1945年扔在广岛的那颗“小男孩”。效率只有0.9％，也就是说，99％以上宝贵的核燃料，都白白浪费了。燃耗可以用很多方式测定，例如从爆炸的声、光、引起的地震大小等等，但最终效率还需要由最精确的放射化学分析结果判定。具体来说，我们组的任务就是要从蘑菇云里取样，测定样品中残留的铀量和裂变产物的量，再根据裂变产额由后者换算为已经发生爆炸的铀量，最后计算已经爆炸的铀占总铀量的比例，从而得到燃耗值。这个数值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核弹的设计和制造水平。在向全世界发布的公报上如何措辞，也基本上取决于核弹燃耗的高低。

燃耗的大多数测试必须在现场进行，由于放射化学分析方法需要对样品进行精确的分离纯化、化学处理和测定，必须在要求很高的专门实验室中进行。当时新疆的红山基地还没有这样的工作条件，必须和其它单位协作，我们组就失去了到现场参观惊天动地的核爆炸的机会，而是悄悄地到了位于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二部的第十研究室。

十室是研究放射化学的，我们的燃耗小组在那里被编为第九组，该组在行政、后勤方面由十室负责，十室派出了郭景儒作组长，后来21所又派了陆兆达来负责九组的业务工作。根据燃耗测定的需要，九组又分为几个课题小组，包括铀组、裂变产物组和活化组。我和万志普、徐继璋都是学核燃料处理的，被分在铀组，铀组由高才生负责，同组的还有原子能所的魏启慧、邓惠芬、黎荫铭以及后来的唐泳清；活化组由原子能所的刘玉英先生负责，组员有李贤翼、李兆龙，防化兵的朱中梅，后来又来了钱瑞生、郭玉金；裂片组包括钼－99，锆－95、锶－90和钡－140等四个裂变产物的分析，所以人比较多，有冒广根、丁德钦、周成束、欧阳文治、季廷安、丁玉珍、易楚芬、蒋俭、还有九院的赵鹏骥和郝琏。除了9组，还有一个专门负责放射性测量的11组，11组由钱绍钧负责，成员大多都比我们年长一些，分布在好几个研究室甚至别的所中，包括陈贤能、王淑琴、周佩珍、盖书琛、基夫、周风盈，后来又来了周新嵩和王树金。

在九组中，不同单位人之间的业务有一定独立性，但也有互相协商的空间，可以说，对于如此复杂构成的一个小组，在当时运行的竟然在业务上相当协调，在现在各自存在利益考虑的市场经济之下，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

由于保密的规定，各组之间不许进行交流，就是同组的人之间，也不许互相传看笔记本和实验数据。每个人下班时要将自己的保密笔记本装好，加盖自己的密封章，交到保密室。次日上班时，先到保密室取出自己的文件袋，检查密封是否完好才能开始工作。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当时各小组的具体任务，也仍然是来自几年之内的自然积累以及有限的几次全组讨论。在我的记忆中，互相之间在下面从没有打听过业务内容。现在看来这种规定大概有些过分：需要保密的仅只是数据和某些参数，在自己人之间无需严格保密的其它方面也完全不准讨论，其实于科学研究是不利的。

我们部队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人，实际上都在支部书记周成束的领导之下，周成束则直接对驻守通县的研究室指导员郭增岭负责。各级研究技术骨干的人事权力十分有限，大体上只致力于业务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在高级技术人员之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是被作为统战对象对待的，就是目前评价很高的程开甲所长、董寿莘所长等等也不例外。在大会上听他们讲话，其语气远不如部队的政治干部那样自信和具有权威性。这些观点也被灌输到我们这些下层人员中，从而使这些业务领导人员的威信大打折扣。例如，陆祖荫主任由于存在某些顾虑、始终不愿意入伍，这件事虽然不会拿到桌面上，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大家，但组里却不止一次地在下面个别谈话时提到，用来作为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不彻底性”的例子。

2 业务工作

当学生们想象科学研究时，大多数人总有一种神秘感，觉得科学研究一定像牛顿那样，每天都会有新想法，过几天就会有一件新发明。其实，我从来就不相信牛顿只是偶然看见苹果掉到地上，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的故事。因为他从一出生就一直看到东西往下掉这种自然现象，之所以直到那时才有领悟，显然是经过了长期思考和总结的结果。

领导给我的任务是测定蘑菇云中取得样品中的铀含量，也就是计算燃耗时所用的分母。实际样品是在爆炸后用飞机携带过滤器穿云取得的。我的任务就是要测定在10公分见方的一块过滤材料上的铀量。由于当时谁也不知道爆炸后蘑菇云的大小和铀的扩散参数，只能大致估计在那块滤布（苏联产品，记得它的型号好像是叫做ФПП－15）约有5～10微克的铀。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已经算是高难度的超微量分析。

当时的仪器远没有现在那样强大的功能，样品中的含铀量是靠测定样品的α放射性计算的。由于样品的分离流程十分复杂，要经过灰化、溶解、沉淀分离各种裂变产物、介质调整、萃取和反萃取、电沉积制样以后才能进行放射性测定，在这个过程究竟会损失多少铀是没法估计的。但不知道化学回收率，就无法确定样品中的实际含铀量。学放射化学的人都知道，测定相同样品中的裂变产物，其回收率可以用加入常量稳定载体来示踪，但铀的测定却无法使用示踪方法。确定化学回收率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事先经过大量模拟样品分析，测定微克级样品的平均化学回收率。我们工作的主要难度就在于要保证整个分析流程的高回收率。

完成这个流程采用流水线操作，我和黎荫铭负责样品前处理和裂变产物分离、万志普负责萃取，邓惠芬则负责电沉积。将一个样品从头到底作下来，大约需要48 小时。为尽量提高回收率，减小测定偏差，全组人员真可说是想尽了办法。整个实验不断改进操作，大家对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样品绝对不许有任何可感知的损失。可以说得上，那是用修理钟表的精细手法进行操作的。

终年面对放射性样品，为了提高操作的精度，除去在样品的放射性确实太强的时候以外，很少有人使用铅玻璃屏防护自己。由于整年操作盐酸－硝酸－氟氢酸的混合酸，我的手背经常会脱皮，我的鼻粘膜和气管也经常很不舒服。直到现在，医生说我仍然有萎缩性鼻炎，比较严重的白内障，大概也是那时候收到的照射和腐蚀的原因吧。不过那个时候，似乎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些问题。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号召下，原子能所甚至有人荒唐地提出，为节省时间，不必使用专用吊车和铅罐来运输高放射性样品，而只要一个人提着样品飞跑就成了！

在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各种条件实验，操作了大约150个左右用反应堆照射模拟的样品。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全组精心作完进行了最后一组12个样品，铀组就用这12个样品确定了分析流程的总回收率。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回收率是 92.7±1.1% 。

好几个人日日夜夜辛勤工作一年的时间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一个数据。考虑到冗长的分离流程、滤布背景值的波动、弱放射性计数的随机性等等因素，这个已经是令人很满意的数据了。

即使是尖端的科学研究，也仍然意味着大量的、重复的和艰苦的普通劳动。这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中得到的最深刻体会。不过，最可贵的，还是在于这些人的脑子里，极少名利要求，终日努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完成国家托付给我们的任务，让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炸响，让中国人在世界上能真正挺起腰杆。

直到进入清华以后，我的脑子里仍旧保持着这种部队科研人员的传统观念：因为习惯了参加绝密的、国防工作的思路，总觉得努力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工作就是一切，没有出名和要从工作中得到额外个人利益的欲望，也没有竞争和学术专利权观念。我不知道这种观念是好还是不好，但显然同时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消极的一面当然在于影响我的业务进展，影响我发表论文的数目，也影响职称提升和工资的增长。但我也很重视那积极的一面：我基本上不会介入由于激烈竞争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尤其在退休之后，我能拥有一个更和谐和安定的生活，有更多的朋友，但这是后话，还是等到最后再写吧。

3 思想工作

现在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当然首先考虑他在本职工作中的实际表现，考察他们对于社会和人的贡献，也主要是考察各方面的实际效果。在那会衡量一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他对于毛主席的态度和“革命化”的程度。关于对毛主席忠不忠，当时有句话说“忠不忠，看行动”，首先当然要熟读毛主席的书，说毛主席的话，但业务工作的态度和成绩，显然还是一个重要标准，可以说判断还是有所依据。但思想是不是“革命化”到底如何来衡量，则会因领导干部的口味不同而异。一般来说，似乎口头功夫很重要。如果你整天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领导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再加上点没有偏差的发挥，通常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评价和信任。

思想工作的形式很多，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有领导传达精神、开会学习文件、生活会 —— 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还有一种叫做“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就是找一个先进的和一个比较落后的，组成一种名义上互帮的形式，求得共同的进步。

其实，由于毕竟很早就入了队和入了团，又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洗礼，我那会还是很要求进步的。无奈一直受到知识界家庭的熏陶，遇事总喜欢问问为什么，也不太善于在政治上表现自己。本来领导上对我不太喜欢喊革命口号，不常有意气风发的表决心就没有太看好，加上我比较幼稚，在生活会上总是要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为了响应领导“发言深刻”的号召，有时还要在实际水平上适当加码。于是“越描越黑”，我慢慢的就变成“不注意思想改造”的落后分子之一。

对比周围在领导心目中比我红得多的某些同志，我内心里觉得他们其实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心里当然很不服气，这样就又加上了“对组织有情绪”的坏印象。我不知道领导上究竟在总体上如何评价自己，但从两件事情可以大致判断出，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一件事情是1964年底让大家写自我鉴定，我给自己写了一个“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支部书记周成束就此找我谈话，他绕着弯儿说，立场坚定不坚定，不要自己写，而是要组织上和同志们来评价，把这句话去掉了；第二件事就更加严重了，在1965年，部队参加五一游行，研究室把我和几个同志留在家里“值班”。但随后透漏了一个惊人消息出来：其实际原因是指导员郭增岭认为这几个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怕我们“在天安门闹事”！这个没有任何根据做出的惊人判断可的确有些出格了！

领导上对我政治状态的评估，当然会反映到“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和我“在一个帮里“的是丁玉珍，她比我大几岁，对我的帮助还是很耐心和负责的，过一段时间，就要找我谈话。本来，如果互相之间作为同志和朋友，互相坦诚相待，这种形式倒不见得一定不好。但基于上级和党支部对我政治品质和动向的过分估计，使得“一帮一，一对红”变成了“一个白，一个红”的单边教育活动。对方几乎每次都会给我提出一些在我的思想中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要我“深挖自己的思想”，要“深刻认识它们的危害”，而我则完全没有辩解的余地，始终要扮演洗耳恭听的角色。说实话，尽管从丁玉珍同志自己这方面来说，她确实是好心好意，没有歧视我的意思。但这个活动却大大地挫伤了我的自尊心和上进心，也明显在感情上疏远了我和部队组织之间的关系。最后由于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长期的压抑气氛，不顾后果地坚决向党小组要求，退出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他们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随他们的便吧”。

这种极左的观念当然也会影响其它同志。在这个过程中，高才生被看作“个人主义“比较严重，又受到“苏式修正主义”影响的人。在大会小会上没少受到批评。记得有一次开展思想革命化活动，大家互提意见，会议开始很不热烈。因为中国人一贯比较讲究和谐共处，虽然上面一再强调提意见是关心同志的作法，终归碍着面子，当面不好提。刚巧高才生不在，于是几乎所有的意见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事后他大发雷霆，说“是不是大家觉得我高才生革命化了，全组的革命化就算是解决了？”。最后，高才生终于还是由于过分心直口快，调离了研究所。

此外还有几个年龄各不相同的研究所战友，也被看作比较落后，这里不想列举了。但必须要提出的是，从目前对于政治、思想和品质的理解，这些人当时的表现并无任何不良倾向。他们无一不是在这种沉重压力之下坚持努力工作。而且，在此后经过某些挫折以后，也仍然坚持饱满和乐观的情绪，在原有的或者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又作出了数十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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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执行第一次任务



（四）执行第一次任务（四）执行第一次任务





1984年基地成立25周年纪念，基地开始时把我们完全忘了，大家知道

以后强烈要求得到这枚纪念章，基地后来终于给我们补发了。（四）执行第一次任务

（四）执行第一次任务




     这是基地一位同志来清华听了我的研究生课程后送给我的一套纪念币中的一枚，

     实在回忆不起她的姓名，觉得很内疚。特在此处再次表示感谢，希望她能看到。



    1964年10月16日，我和在401的全体战友一起参加了代号为4－1的、我国第一次原子弹地面爆炸试验的燃耗测试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在1964年国庆节以前我们就进入了“一级战备”，那内部气氛和此前奥运会的前夕的北京有点相似。不同的是，对这个消息当然要绝对保密，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上面也没有提前告知我们准确的起爆时间。有消息说，这个爆炸时间最初是定在国庆节，但不知道有什么人泄密，却提前被美国人公布了，还有人说，连放置弹体的铁塔都被美国人拍了照片，于是就后延到了这个日期。

    那会的心情，与其说是很兴奋，还不如说是很紧张。实验室里面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为防止样品的放射性过强，新购置了极厚的高含铅防护玻璃，配好了足够用的各种试剂和标准溶液，灰化用磁坩锅、熔融样品用的铂坩锅和溶解样品的铂蒸发皿、样品电沉积用的铂片早就洗得干干净净，写好了编号，向组里每个人发了专用的、盖了“绝密”印章的新记录本......，一句话，凡是想到的事情，都做到了不知道怎么能够再好为止。到最后，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该作，大家就在办公室聊天。记得国庆节后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小组学习，易楚芬就说，要是真的那位按起爆电钮的同志使劲按了半天，外面就是不响，他会是什么心情呢？提出这个问题的角度很有代表性。那会我们这个小组还有一个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万一我们准备的分析流程不适用于真实样品，比如说，在样品滤布上面总铀量的放射性低于方法的最低检出限度，作出来的数据不能用，到底怎么办？

    对于活化组和裂变产物分析组，成功的把握是比较大的。前者的分析精度，可以通过调整样品在反应堆中的照射时间控制；而由于所分析的裂变产物都是产额高、半衰期短的核素，分析下限极低，原子弹中铀装料的裂变效率也必定可以满足样品中裂变产物分析的丰度要求。对我们铀组可就不一样了，万一滤布样品上载带的总铀量不足1微克的话，分析流程的总化学回收率可能明显降低。而且，即便流程的化学回收率还可以用，α能谱测定结果的精确度也会大大降低。铀量测不准，就等于是计算燃耗的分母不准，你把分子测得再准也没有意义。

    16日下午，杨裕生副主任告诉大家说，基地传来喜讯，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验成功了。因为还没有公布，我们在听到消息以后虽然十分兴奋，却只能在办公室窃窃私语，忘了是谁提议说，我们学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面的办法，偷偷喊几声“乌拉”吧，大家果然一起小声喊了三次。

    在听到爆炸成功以后，我们再没有回宿舍，纷纷在实验室对准备工作进行最后的、但是其实已经不需要的检查。从当天开始，楼梯下和实验室门口加设了荷枪实弹的警卫，给核试验样品分析人员发了专用的入门证。

    起爆时间是在下午三点，记得取样飞机是在起爆后45分钟左右进入烟云，虽然在降落以后立即将烟云样品运往北京，样品到达仍然已经是深夜。分析工作是在样品到达实验室以后，在凌晨开始的，因为时间的推延就意味着样品的放射性的减弱。

    终于看到了真实样品，由于过滤材料在取样时也截留了大量飘尘，过滤表面呈棕色。与模拟样品相比，杂质含量要大很多。对其放射性强度作初步检测的结果说明，滤布样品上载带的烟云组分的浓度明显大于模拟浓度，这就意味着每个样品所需的滤布面积将会小于预计数值。两个因素的影响互相抵消，最终可以认为，实际样品的分析条件基本与模拟样品相同。由于在制订分离流程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存在大量杂质的可能，即使样品成分更复杂一些，也仍不会对于分析结果产生什么影响。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说对得到满意结果有了充分的信心。

    经过按部就班的操作，全组同志没有一分钟间歇地，对所有送来的样品完成了分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不过最终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平时作的模拟样品是只有α放射性的弱样品，可以在外面操作；而真实样品的放射性极强，必须全程在手套箱中操作，由于不能让强放射性气溶胶扩散到实验室的空气中，手套箱在全过程中不能停止送风。我在将灰化好的样品转移到手套箱里以后，坩锅盖竟然被吹翻，部分样品灰分落到托盘上。要回收散落的那些灰分，必须停止通风打开手套箱，放入适用工具。就是在这开箱的一两秒钟，会有少量高放射性气溶胶进入实验室（幸亏，由于我作的是样品前处理，别人还没有进实验室）！我只好停止了工作，花了大概两小时对实验室进行放射性监测和去污。

    那样品的放射性真的太强了：就这么一点点气溶胶，几乎污染了整个实验室的大部分墙壁和测量设备。所幸都是表面吸附污染，大约两小时以后，室内放射性基本上达到了背景值。我脱下手套，将ФПП－15制作的高性能口罩内层揭下来到仪器上测了测，那块口罩内层的放射性强度竟然达到4000计数/分！谁知道在这两小时里自己吸进去了多少放射性？不过那会对这个数据虽然惊讶，可既然实验室已经去污，不会妨碍任务，也就不去多想这些了。

    后面的操作就比较顺利了，一切正常。全组人员连续作战，至少60小时没有合眼，及时完成了6个样品的分析工作。有些遗憾的是，所有样品的测试结果如何，对我们也仍然是保密的。不过，由于样品放射性测量的时间并没有延长，估计滤布上的铀含量至少与模拟样品相当。至于最后一批样品数据的平行性是好还是坏，我们自然也不得而知。据说，关于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燃耗数据，连分析组的负责人都无权了解。不过从领导的情绪看，大概结果还算满意吧。

*   *   *   *   *   *   *   *   *   *

     任务完成以后，作为奖励，大家集体到人大会堂去看了一场东方红大歌舞，座位是在三楼。在看演出前的观众席上，大家第一次看到杨裕生主任穿上了带有大尉军衔的军服。由于平常看惯了他那十足的儒雅风度，此刻看起来多少有点别扭。坐在一起的好几个人都说说，他们也觉得“老杨有点不像”。此后又放了我们一周的假。我和李兆龙、黎荫铭、周风盈等几个人组织了一次秦皇岛/北戴河的旅游。关于这件事，黎荫铭已经详细写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后有空我可以转录在这里。

    这次旅游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一天我们在北戴河遇到大风浪，天晚了找不到公交车，想在那里找个住宿的地方。我们沿着海岸大道一路走去，到处是疗养院和别墅，有些你在附近略微停留一下都会有警卫干涉。后来天已经黑了，刚好走到一个部队的招待所。我们进去问了问，那所长很客气地对我们说，实在没有地方。“昨天连某某局长、某某少将都没能住成（就更别说你们这几个了）”云云。不过因为那里离回秦皇岛的车站实在太远，他答应如果我们需要，他可以派个车送我们一程。当时大家刚听了他那几句冷言冷语，正有些生气，就一致婉言谢绝了。不过后来越走越累，李兆龙就提出来说，就找他要个车吧，看他说了算数不算数。周风盈说他去要，结果还不错，所长果然派了一辆吉普来。

    还有一件，就是当地的物价实在很低，20公分大小的海蟹只有一角七分钱一斤。走前我们在秦皇岛的饭店奢侈了一下，点了店里最贵的几个菜，也才花了10元左右。满满一大盘纯纯粹粹的炒虾仁，只有一元五角。

    大概是年底吧，为表彰21所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人员，全体到4－1爆炸现场参加工作的人员最低记三等功一次，在401所进行的燃耗测试虽然很重要，但因为分析人员没去现场，所以一律就不记功。现在想起来，这个理由有些可笑，也多少体现了一些歧视知识分子的倾向吧。这种倾向在早些时候我们入伍一年转正时的工资上已经有所体现。按照规定，给我们定的是正排级，工资应为每月70元。但上面说，因为你们是大学生，“不是战斗部队”，所以就一律降为60元。

    无论是不记功也好，或者降工资也好，因为不很有道理，大家当然对这个歧视很不满意，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有一位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学生就人低一头？他们爱给多少给多少，我不在乎”，竟然在下面也挨了一顿狠批。就我的理解，一来那会都讲大公无私，没人觉得对此应该有情绪；另外，其实说了也确实没用，顶多换来一个“计较个人名利”的坏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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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65年的整风运动

在完成第一次核试验以后，大家轻松了一段时间，再加上总结、评功摆好，时光冉冉，很快就过了年。从1965年初就开始准备第二次核试验的分析工作。第二次爆炸定名为7－1任务，核装料基本没有变化，仍然是U－235，但是改地面爆炸为空投。由于空爆不会将大量地面的土壤引入烟云，所以样品中的杂质含量比上次要少得多，分析相对比较容易。虽然增加了火箭取样，需要多作一些样品，我们分析工作量的并未明显增加。记得事先仅只为了提高化学回收率，改变了一下最终使用的纯化试剂。

第二次爆炸是在1965年5月进行的，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就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完成任务以后，就已经到了1965年的夏季。代替业务上的压力，从此此后21所突出阶级斗争的特点就越来越明显，这是全国和全军的大形势所决定的。21所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当时的气氛也被人为地弄得十分紧张。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提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他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这实际上已经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至于军内，在1964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为了打击和排除异己，罗织罪名，以“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为名，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最终结果是罗瑞卿被撤销了包括总参谋长的一切部队领导岗位。

一九六五年初，根据林彪的倡议，军委决定在全军院校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并把所谓“冲击政治”问题，列为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估计核基地所属的21所大概是按照部队院校的整风模式进行的。

在部队中，整风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结合四清运动，由于我们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可清，所以主要是清政治、清思想深处的阶级斗争。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基础，当然是最重要的“运动员”。第二方面是批判“大比武冲击政治”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批判“业务挂帅”。在1958年红专辩论以后，努力钻研业务一直就是作为知识分子追求名利的表现。尽管受到严厉批判，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学习业务，这不仅是由于业务几乎是他们的开展工作的唯一手段，也是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政治领导们对于热衷于业务的人一直不太放心，这次进一步把“埋头钻研业务”直接和“大比武”并列为冲击政治的行为，不能不说对于此后21所的科研进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不知道为什么，三室的整风运动不是在通县进行，而是移到了北京东郊定福庄的第二外国语学院。

整风当然是三室指导员郭增岭主持。

郭增岭是河北省人，1947年入伍的老兵。以他只有初小的文化水平来说，能够具有当时的政治水平、对事务的分析、判断能力和组织能力，实在是很难得的事。他对于自己的工作很努力，也很有魄力。在我接触过的几个指导员（例如陈、李、丁、贾、林几位）之中，我以为他是作风最泼辣、最敢说敢干的一个。不过在他身上，多多少少还遗留着一些旧思想的残余。行政干事罗敏辉一次开玩笑地和大家说，郭指导员十分想有个儿子，但偏偏生下四个都是女儿，最后第五个终于盼来儿子，赶紧起名叫“锁住”。那些方面有些固然不少属于个人素质缺陷，但由此导致的家长作风，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和不同观点、不同领域同志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他的文化水平对于领导包括若干高级知识分子的研究室来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他似乎很难把忠实执行上级指令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真正融合起来。兼之上层领导的极左思潮误导，他在整风的时候，把热衷于钻研业务简直看作了反动行为。记得整风那会，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志，都利用班前和晚间休息时间念念外语，有人反映给他，他就在全室大会上严厉批评说，有些人不好好改造思想，在运动期间居然还忘不了外语。“大家想想，他们的名利思想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经过这次批评，我不敢念外语了，晚上就去外语学院的游泳池游泳。记得一次游到池边，因为大量蚊子在水面上飞，我一口气将至少几十个蚊子吸进气管，呛得连喝了几口脏水，几乎淹死。

我当然远远没有资格和能力来评价一个老革命，不过我敢说，如果他处在当前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干部。文革以后，大部分当初和他处在对立面的战友都说他手黑，太喜欢整人，对人很不友善。但此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实告诉我说，当他认定你是“自己人”时，也会表现出很善良的一面。我觉得他在整风和其它时候对不同观点和思想品质表现出的过分激烈，并非存心整人，而是由于他自己的政治信念，这种信念主要来源于当时的大局势。对于他来说，在同志之间开展阶级斗争和“整人”，都是党交给他的任务。 —— 又何况，毕竟当时热衷于“整人”的人，远远不止郭增岭一个。

不记得这次整风持续了多长的时间，也许三周，也许一个月，总之很长就是。开始自然花了不少时间学习中央文件和军委文件，大体上就是前面写的那些精神和内容。记得当时还传达了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毛泽东和王海容的最新谈话。那次谈话公然表扬在学校偷着抽烟和上课打瞌睡的学生。他说：“我看这位男同学就比你们要有出息。他就有这个勇气，你们没有。老师讲课讲得不好，为什么就一定要听呢? 而且还要坐得端端正正的呢? 可以不听嘛，也可以睡觉嘛”。他还说，不要读那样多书，因为“书念得越多就越糊涂”。那会大家听了这些，在惊奇之余，当然只能从“正面”去解释这些话。其实，我不只是那会没有听明白，就是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他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涉世不深青年人，如果正面告诉他们应该怎样作正确，不是更好吗？我相信，这几句话事实上对于学生的不良影响远非可以忽略。在1975年左右的“黄帅日记”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在冬天几乎全部中学教室玻璃被砸，不少教师被学生殴打，导致无法继续上课的局面之所以产生，和学生们对这几句话的理解，当然不无关系。

自然，在学习文件之后，落实到大家的行动，就是思想整顿和自我检查了。领导干部们虽说也检查检查自己的“差距”，但纯属启发性质，下面小年青们的思想检查才是运动的重点。虽然那个时期自己不断进行思想检查，进行思想斗争的总体内容还历历在目，但具体到那次整风的详细过程，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大概仍旧是批判重业务、轻政治的名利思想，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和党组织关系疏远这些问题吧。总体上来说，那会我还并不属于整风运动中的“一流运动员”。我现在估计，当时对我的主要估计是比较幼稚，政治上不成熟，为人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素质较差。其实抛开以用过分的阶级斗争观念分析所得到的过分结论以外，我当时也确实存在这些缺点。正因为如此，我在受到大量批评的同时，也得到一些鼓励，也还或多或少得到过一些表扬。对那些受到更多冲击的“一级运动员”同志们在整风运动中的经历，我就不在这里加以描述了，但想来他们当时内心深处的苦闷程度，一定是远远超过我的罢。

整风中有几件事情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其中一件就是关于推算燃耗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燃耗是残留的铀量和裂变铀量之比，由于这个数值直接说明我国核弹的爆炸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核弹的设计和制造水平，这个数据是极保密的，只有室主任一级人员掌握。当时李兆龙提出，因为活化组同时接触裂变产物和铀的分析，利用不同分析项目的数据，列出联立方程，可以自己计算燃耗值。我们听了，觉得很有趣，有时就在下面议论议论。不知哪一位，又悄悄作为反映阶级斗争动向的严重事件汇报了上去。郭增岭听了，觉得问题很大，就在整风运动中大会上愤怒地批评，有些人“倒是很钻研，竟敢私自计算燃耗，还自鸣得意，到处吹牛，这是严重违反保密规定的”。我听了，虽觉得严重，但也并不太在意，因为我只掌握分母的数据，根本没有私自计算燃耗的可能。此外，我多少也有点不很服气，心想如果真的下面能私自计算出燃耗，自然有泄密的可能，但这首先说明实验和测试安排有漏洞。就算是泄密，责任也不在下面。

整风过后，这件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但在清队时令我十分意外的是，这件和我完全无关的事情居然变成了我的一条甚至不允许申辩的罪状，并作为严重违反保密纪律事件写在我的档案中。看来郭增岭在整风时严厉批评的目标，也主要是我。

在发现这件事以后，我说话和讨论问题时谨慎了许多，不是我动议的观点，即使同意，也尽量少和别人附和。我想，既然因此培养出了我这个优点，无论那位不经调查就胡乱汇报的同志动机如何，我还是应该衷心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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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66年，在原子能研究所旁观文化大革命

    1965年夏季整风后，除少数同志在农村还在参加四清没有回来，其余同志又回到了原子能所，准备下次加入核聚变材料的原子弹空投试验。此时，名为科学院所属、实际上与核工业部（当时叫二机部）密切联系的401所已经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在的十室有两个组没有卷入运动，一个就是我们所在的九组，另一个就是二机部九院所在的六组，他们当时的任务似乎是研制原子弹内的中子源，属于比我们更加机密的单位。虽然部队明确规定，我们完全不得参与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我们目睹并经历了那里文革初期的各个阶段，这使得我们对于文革的感受与观念与一直在21所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工作的其它同志，有了明显差别。这种差别对于后来21所文革的事态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说清当时的401所的政治局势，还要回忆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

    当时局势最突出的特征，当然是由于毛泽东对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在1965年冬季，逐渐从在舆论上的斗争发展为积激烈的对抗行动。当时发生了许多对社会严重冲击的大事，其中有几件对于401的文革形势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1）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

  2）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只有毛泽东一人了解，整个政治局都被完全屏蔽。这篇文章，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其实就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要求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加上《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很快导致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3）最重要的事情，还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

《通知》宣布撤消撤消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路线政策作了阐述，《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说明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观点在党内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通知》改组了北京市委、撤消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成为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班底，此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逐步为四人帮所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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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不同的报纸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21所在401所协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则一直是紧跟解放军报的最左倾导向。所以对批判诸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不过，那时对中央提出批判这些文章的深意，自然难以领会。

    参加这些学习，大家还是很认真的。因为这些文章涉及不少历史细节，我们这些理工科的人对于批判的观点当然只能相信。不过挺滑稽的是，我就在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燕山夜话”的文风，也开始欣赏里面提到的郑板桥的诗词，这个情结一直没有随着时间淡化。在80年代后期，我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再版的“燕山夜话”，随后又买到了好几本郑板桥的文集。

    不记得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401所出现了大字报，大概是在1965年底到1966年初吧。在四清初期，派遣工作组主要是清下面，文革的基本口号还也是打倒封资修、破四旧这些概念性口号。所以401在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基本上以揭发和批判科研人员中的不良倾向为主。大体上说，大多是揭发少数人的名利思想、自私自利、傲慢无礼甚至懒惰和吝啬等个人问题。记得有一天，邓惠芬嘻嘻哈哈地跑进办公室说，有个人的姓名简直奇怪到家了，叫什么何炸麻！那会何祚庥院士就是在401 的二室工作，好像是个业务组长吧，有一段时间大量的大字报就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也就是看了这些大字报，才知道了他的大名。我们组所在地的301室的大字报，竟然严厉批判了某“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士的懒惰和吝啬，就连她每天在办公室懒于给大家打开水和宿舍里总有臭袜子这种事情，也都被写在大字报上。这几张大字报的后果自然除了导致一场吓人的痛哭和增加个人之间矛盾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

    过了一阵，毛泽东就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夸大基层阶级敌人力量、把基层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批评了刘少奇，但却更错误地将批判的目标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这个误导下，401所里大字报的矛头也就立刻随之转向了党委书记刘书林和其它党委成员、以及二机部的副部长钱三强、所长汪德熙，“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何泽慧、吴征恺等和各个室的书记、主任。此时各派的头头大多是一些新生的、政治上的活跃分子与某些高干子女，比如几个部长的少爷、科学院院长的小姐等等。他们的优势在于经常能提前掌握一些中央的动向。当然事实上他们也经常会胡说八道，但不少人还是宁愿将其看作透露内部信息来对待。

    在这一段时间开始时，虽然批判的目标换成了“当权派”，但批判内容仍然还停留在一些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一些琐事上。什么某权威买鸡蛋最后强行多拿两个、某权威在困难时期经常把高级点心藏在办公桌里偷吃等等。记得有一张大字报（我想多半是人事处贴的吧）竟然开列了钱三强家族的祖宗三代的姓名和经历，说“三强”二字的由来就是他的长辈要他努力攻读“数理化”的意思，还说这就是名利思想的明证云云。对党委的批判，也顶多提到“重用资产阶级权威、歧视工农出身技术人员”和“轻视理论、脱离实际”的高度。

    到了1966年5月份，“516通知”下达以后，形势逐渐变得严峻了。在大字报上和大家的发言中类似“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耸人听闻的词汇越来越多，对于事物分析的思路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多的干群矛盾、观点差异被“应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分析为敌我矛盾。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越来越严厉，401所的整个领导班子此时已经难有作为，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和主任在会上的发言和表态，已经逐渐转为单纯的“检讨错误”和“表决心”。

    1966年6月出现红卫兵以后，毛泽东写信给他们说，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他们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作为一个位于北京的国家重点科研单位，401所自然迅速体现中央的大局势，于是，书记刘书林和几个所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关到了“牛棚”进行隔离审查，401终于成了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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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说，是目前的追忆，看问题的角度自然要客观一些,当时的心情则是另一回事了。标题说是“旁观”也并非虚言，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贴出一张大字报、参加任何一次派性集会。但既然中央将文化革命定位为有关国家命运的、举国上下人人关心的大事，哪个人能把自己置之度外，作一个真正的旁观者呢？

    那会的绝大部分青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还都是一心要求进步的，用一句俗话表达，就是“没有什么坏心眼”。大家都是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又何况我们是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部队里面？对于大树共产主义思想、大抓狠抓活思想、永远突出政治这类经典口号以及领导上对于自己和别人的上纲上线，虽然多少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领导的正确性，真心真意地觉得这一定是因为自己思想的差距太大所致。即使有时候上面批评的事实有出入，自己也总是认为，应该像领导经常教育我们的那样，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无条件接受。不过时间长了，终究还是有点苦恼：怎么挖了半天思想，我的发言从没有像有些组织上打算发展的同志那样，得到一个“认识比较深刻”的评语呢？为什麽总是我们几个人需要“加勉”呢？为什么有些同志和我们几个谈心，就老要分析我们“思想中的阶级斗争”，却很少向我们剖析剖析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呢？为什么......

    记得一次开会，我觉得某位同事的发言实在太过于矫揉造作，不太想听，就拿了张纸在一边画小人儿。不料，掌握会议的万志普马上给我传过来一个纸条：要注意思想改造！—— 奇怪，隔着那么远，他是怎么看见的呀。

    客观地说，在林彪在1965年末提出“大抓狠抓活思想“、”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五项原则以后，21所九组的政治思想工作确实伤害了一些同志。干部们根据这个基本精神和上级的要求，将不少同志的一般缺点和不同意见上升为阶级立场和阶级观念问题，不断在大会小会上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大部分不点名，但大家当然都知道说的是谁。

    人总是有缺点的，基层领导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尽管组里经常在“一定范围内”，背靠背地“研究和分析”某些“落后”同志思想中的阶级斗争因素和不良倾向，但要是你在下面对领导或另外一些被认为积极要求进步同志的缺点稍加议论，就会被冠以“自由主义”的帽子。我想，这一定是由于当时认为在文化界、教育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各种思想和行动一定带有阶级的烙印”吧！在领导看来，组织一些先进的同志分析某些“落后”同志的思想，目的当然是为了“治病救人”；但如果这些“受资产阶级影响比较深的同志”对于其它人缺点进行议论，其动机就一定不会好，甚至可能会有一定的攻击意图，当然必须加以抵制。

    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之下，九组的支部甚至不适当地干涉了邓惠芬和孙承志两位战友的正当恋爱关系，在一般同志间传播他们的恋爱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的一致与对组织的情绪所导致的结合”，而且必定“会互相影响进步”的舆论。这在很长的时间内，对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说句实话，在当时对这件事，我其实也还是有些“左”的。虽然作为一般群众，说不上很支持支部的这种看法，但却也认为邓、孙两位那会“坚持谈恋爱”，确实存在“与组织对抗的情绪”。如果那时我对二位战友说过什么不适当的话或者做过什么不友好的事情，谨在这里致以歉意。

    在401文革初期，批判目标向下的时候，由于谁也不认识何祚庥那些人，况且批判的也都是个人品质问题，我们确实都觉得无所谓。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让我们在思想中不自主地将大字报所批判的内容和发生在本单位、乃至关系到自身的事情联系起来。那个阶段对我思想冲击最大的事件，就是毛泽东就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把基层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严厉批评，以及随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但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在认识上有一个关键的失误：我天真地认为，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是为了纠正后者以阶级斗争观念过激地分析和对待了人民内部矛盾。批评的目的是纠正刘少奇对群众的缺点、错误甚至不同意见所采取的左倾政策。但毛泽东的本意与实际上此后文革局势的发展，却是完全相反：在他的引导下，文化大革命不但更错误地将批判的目标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且还以变本加厉的、更左的“阶级斗争观念”，将理应用于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政策用于自己人，使得十年之间受到文革冲击的总人数达到一亿以上。

    在401旁观了近一年左右文化大革命进程的最后结果，是让我以一个现役军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经历、理解和接受了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方式。这段生活对我此后第一次真正卷入了一场政治运动时的思想方法、观点和行为，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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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1966年末接待最后一批红卫兵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8月18日，毛泽东等首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毛泽东第八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是在66 年11月26日，当时已经立冬，而大部分红卫兵小将还都是只有秋衣薄被，身上的钱也基本花光。由于预先并未通知准确时间，为了这次接见，他们都忍着寒冷和经济上的窘迫，在北京继续等待。

三室在原子能所人员全部参加了接待工作。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穿着军装执行任务。此前在原子能所协作时，为了保密，大家都把军装染成蓝色或棕色，把挂肩章的套环也都拆去。其实，对于如此初级、甚至有些幼稚的“伪装”，不管是谁也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们的任务是在接见以前，负责红卫兵们的生活安置，并组织一定的学习活动；在接见之后，负责将他们安全送上火车。整个任务从11月初开始，月底结束，历时大约一个月。在这段时间，我们和红卫兵们有了充分的接触和了解。对于红卫兵运动，也有了亲身体验的机会。

我们负责接待的地点是在北京女六中，位置就在林彪住所毛家湾附近。每大约50个红卫兵组成一个排，每个排分为三个班。我负责一个班的接待。那个班主要来自河南的信阳和驻马店，还有两三个好像来自湖北黄石或是黄冈。他们都是中学生，平均年龄在16岁～18岁之间。每个班各自住在一个教室里，睡在每六个课桌或八个座椅拼成的一个床上。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很大的煤炉。我们接待人员都是打地铺睡在教室门口。为了保证房间里的温度，大概在夜间两、三点钟时候，需要起来给炉子加一次煤，顺便为红卫兵们查铺，看见有人掀开被子，就替他们盖好。我们夜里还要轮流值班夜巡，夜巡的任务是检查各班的红卫兵是否都回营了，顺便也查查铺。记得有一次，两位值班夜巡的女兵来查铺，我先起来看了看：大家都在，因为屋里太热，很多小红卫兵把被子都掀开了。由于很长时间没有洗澡，不少人又是裸体睡觉的，颇有些不雅观。就告诉她们一切都正常，不必查了。哪知她们说“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非要进来看看不可，我只好开了门。她们进来看到这种景象，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为人民服务，吓得立刻掉头就逃跑了。还有一次，半夜里一个红卫兵突然大哭起来把大家都惊醒了，我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爬起来查看。原来是一个孩子睡着了从上面的课桌滚下来，砸到在下面座椅上睡觉的孩子身上。大家哄笑一阵，弄得气氛活跃起来，我就再没有睡着。

那些小红卫兵们都是白天出去活动，下午或者晚上回来。在当时全国的火车和各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对于红卫兵免费，接待站的食宿自然更不需要付费。所以他们手里只要有点钱，就经常用来买点零食带回来吃。平常到了晚上，都是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或是念念报纸，偶尔也组织小型联欢会，大家一起唱唱歌。剩下的时间，大概就都是聊天了。聊天的内容，基本上是他们的学校和和家里的事情，除非你有意识引导，否则他们不会主动地去接触政治话题。他们大多思想比较简单，为人相当憨厚。和他们相处，比起在部队里可要轻松多了。聊天的时候，就问问他们白天都作了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在一开始很让我们意外：其实，他们的串联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革命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大串联的全部内容，就是要见见毛泽东。对于什么是封资修、什么是四旧，似乎也没有什么概念，当然更无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每天出去，大多只是游览一些景点、参观一些著名学校，看看大字报的标题而已。可以说，大体上对于这种类型的红卫兵，串联就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国内旅游。

那种旅游和现在的、可以创造GDP的旅游可大不一样：那是国家全额资助的，而且是毫无规范约束的旅游。这种旅游比专门从事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红卫兵大军盲目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方面所造成的损失当然要小得多。但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游客在全国各地任意串联游览，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交通资源，使得正常的客运、货物运输遇到难以想象的的巨大困难。那会无论是哪一班火车，全部大比例超员，上车经常要从窗户钻进去，由于厕所也挤满人，乘客在途中甚至无法大小便。1967年4我到上海化工研究院出差，因为没法买到票，从北京到南京，一直在火车上背着旅行包站到底，然后又因为轮渡被造反派开走，只好自行找船过江。最后，花了整整两天一夜才到了上海，一路上连口水也没地方喝。

由于等待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听到有关接见日期的确切消息，大家开始有些急躁情绪。就在这几天，我们班上有个人的钱在住宿地点被偷了，丢钱的小红卫兵和我说，他认为一定是某人偷的。这就令气氛紧张起来。为此排长马国造跑来“蹲点”，次日晚上就拉着我一同和被认为有嫌疑的小红卫兵“套词”。那个孩子白天刚到王府井去过，和我们兴高采烈地大加描述，说他跑到那里见到不少好吃的东西都想买来尝尝，结果把仅有的一点钱花的精光......。我和马国造互相看了看，都明白偷钱的绝不是这个孩子。又讨论了半天，虽然大体上确定这个“嫌疑犯”是一个岁数稍大、不太说话，脸色有点阴暗的河南小孩，但终于没有证据，无法可施。最后，我们两个人各自拿出几块钱给了丢钱的孩子，告诉他以后要小心一些，别再弄丢了。

苦苦等待了半个多月，终于得到上面的通知说，接见将安排在11月26日。我记得大家那一天是从半夜里就出发，排队走到车公庄一带。到那里时，马路两旁已经站满了等候接见的红卫兵。原定上午10点左右毛老人家乘车巡视，经过这里再登上天安门，但直到下午两三点了，还一点没有动静。几十万人都拥在大街上，怎么可能找得到卖食品的地方？大家都又渴又饿，很多人就离队到路边坐下来休息，队伍也逐渐越来越混乱。

大约下午三点半吧，前面突然传来消息，毛老人家的车到了！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大呼小叫整理队伍。很快，南面远处传来呼喊“万岁”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大家立刻热血沸腾起来，坐着和躺着的人，纷纷跳起来归队，可大路已经被警卫拦住，人们从不同的地点往不同的方向奔跑，到处拥挤冲撞，要迅速归队谈何容易？

(六) <wbr>在1966年末接待最后一批红卫兵

毛泽东的车队终于来了，他本人的车行驶在四辆武装警卫车的中间。毛泽东身着戎装，站立在一辆212敞蓬吉普车上，不断向两旁的红卫兵挥手致意，但没有喊口号。周围的情绪兴奋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高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人想得起来汉语里面还有别的词汇和语句。红卫兵们已经没有人老老实实站在那里，都在尽量往高里跳，想把伟大领袖看得更清楚一些。由于队伍比较混乱，不少人被挤到外面；还有一些人由于互相碰撞摔倒了。由于毛泽东的车速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很多人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背影，还有一些人则根本就没看见哪一辆是时毛泽东乘坐的车，更别说看到本人了。

整个车队很快开就过去了，对于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这次“接见”也就彻底结束了。没有看到毛泽东本人的红卫兵们哭成一片：他们辛辛苦苦，忍耐着最低已经接近零度的气温，坚持在北京等到现在，竟然连毛泽东的背影也没有看到！他们一定在想，自己回到家里怎么和爸爸妈妈，和同学们去说呢？就说“串联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有看到”麽？

对我们来说，安排红卫兵们参加第八次接见的任务确实完成了，但最困难的任务也接踵而至：需要尽快把全部红卫兵安全送上回家的火车。由于接见时间后推，红卫兵们的钱基本上全部花光了。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部分还穿着单衣的红卫兵们白天也已经无法出去，只能在教室中聊天和睡觉。大多数人被子太薄，就两个人共睡一个被窝。我的被窝也和一个河南小孩一起睡了。因为他长期没有洗澡，不久以后我的衣服里面就发现了虱子。

就这样，挨到大约12月5日左右吧，上面来了通知。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军区给红卫兵们拨来了一批棉衣和棉被。经过统计数字和登记，基本上确实需要的，都得到了新棉衣或者棉被。火车票是免费的为了避免他们在中途转车遇到困难，每个人还由北京市政府给每人颁发了红卫兵免费乘车证明。又过了几天，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送走了最后一批红卫兵小将。在上车的时候，大部分红卫兵都流下了眼泪，和我们互相道别。根据上级命令，我们不得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信箱和通讯地址，不允许和红卫兵通讯联系。但我们不愿意让他们太失望，还是答应和他们联系，并且留下了他们的地址。

尽管我自己觉得已经尽了力，不料回到部队，我的表现还是引起了郭增岭的强烈不满。据季廷安后来告诉我说，主要是两件事让他进一步对我又有了很不好的印象：一件是我有一次给红卫兵们唱了一首“毛主席窗前一盏灯”，他们很喜欢。于是我就抄了曲谱教了他们两次，得到他们的称赞；还有一件是，最后一批红卫兵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在天安门给他们照了几张照片，由于有命令不准和他们通讯，我只好开夜车给他们冲洗和放大了几套送给了他们，他们对于我居然掌握“照相馆的全套技术”感到吃惊。郭增岭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袁光钰这个人时刻急于表现自己，急于显示自己是知识分子，从而有可能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这次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共持续一个月左右，我最大的收获是有了机会和这些挺淳朴、挺可爱的孩子们相处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对国家来说，可说是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虽然大部分红卫兵表面上似乎什么都没有作，但就宏观上来说，他们的组织规模和口号，极大地、甚至是不应有地提升了毛泽东的个人威信；至于对于红卫兵们自己的意义，我可是的确不敢妄言，我想最好能找其中几位来，请他们自己谈谈....

即将离开女六中的时候，在教室门前看见钱绍钧，和他一起拍了一张合影。那张拍得很好的照片我一直和大量黑白照片一起保存在一个木盒子里面，但在将家搬到清华后，那个极其宝贵的老照片盒子竟然失踪了。不知道老钱现在是不是还保存着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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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66年末在21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之二：大字报“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我的回忆里面，可能要涉及一些很熟悉的老战友，因而几次犹豫到底是否应该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其中“周成束事件”就是我觉得难以动笔的重要事情之一。不过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如实追记一下，这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三室1组和11组在文革中的表现不仅在三室，而且在整个21所都是很突出的。尤其在初期，（至少在表面上）这两个组大部分同志的观点相当一致，比较倾向于所谓的“造反派”，而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组一直身在401所，自然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与一直在部队接受正面教育的同志有所不同，但其导火线却是由于发生了与周成束同志有关的这件事。这个事件不但影响了通县21所，而且其影响还持续到全体人员进入红山以后很长时间。所以，不写出此事的大致经过，很难说清楚文革初期21所的基本情况；

    其二，此事并不涉及周成束和其它同志的任何个人隐私，更不存在任何见不得人的行为和言论，无需刻意回避；

    其三，固然无论当初观点如何，现在谁也不会再对当初的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也没有几个人对此还有追忆的兴趣。但是我从诸位红山战友的blog中隐隐觉得，由于21所在清队以后立即转移，大量同志离队，事实上很多当时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之间从此就再无机会沟通。即使是现在，大家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别。这些观点不同并非来自立场、思想方法和素质上的差别，而是和各自当时所接触的群体不同、以及由此导致所得到的信息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有很大关系。因此客观、如实地追述一下事实，澄清历史，有利于让老战友互相之间有更深入的理解，甚至也可能有利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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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最后一次红卫兵以后，这两个组绝大部分人员不再去401所，而是在12月中旬彻底回到了通县的马蹄楼。现在看来，大概是上级已经看到，继续将这些人置身于科学院的文革之中，对于部队的稳定具有相当的风险。其实，我在前面的回忆文章中已经说过，要真正保持部队的稳定，并非领导上一厢情愿，硬压就能做到，而是必须给大家说清道理。更关键的，还是要对过去和现在造成上下矛盾的基本因素，加以认真调查、处理和解决。不过，这个方案对于那会一心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的、本身又并非知识界的领导人来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在回到通县之后，大家经常议论的话题之一，就是21所是不是也存在与科学院类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综合前几年的情况，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治干部们工作方法比较生硬，对下级缺乏善意和耐心的帮助，从而打击和伤害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正在这时，室里开始流传一个很令人吃惊的消息：周成束老家的四清工作组给所里寄来了一封揭发信和一张揭发周成束错误言行的大字报，但被所里压下了。我和陆兆达、周风盈、邓惠芬、李贤翼、李兆龙等几个人似乎对此讨论过一两次，大家觉得“事有蹊跷”，决定请李贤翼（好像还有李兆龙）到保卫科了解一下。

    几天之后，李贤翼从保卫科拿来一篇由72个贫下中农签字的大字报，还有一张当地的大比例地图。李贤翼说，这是保卫科长孙月祥主动交给他的，而且孙科长本人也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大字报和揭发信的基本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 他的父母在家里设有佛堂，并在当地宣传迷信，以香灰给人治病，结果导致有的乡民致残甚至死亡；

   * 他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旧思想，和四不清干部关系密切。当某干部家里生子时他送去了礼物，且所附贺辞竟然是“龙生龙子，虎生豹儿”,...

   * 当地大部分人都知道，周成束是“在北京搞原子弹”的。还有不少人说，他是国防部长；由于当地处于福建与金门、马祖紧密相邻的前线地带，该泄密行为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们几个同志看后，觉得十分愤慨。无论如何谁也不会想到，一贯对于发生在大家身上的一些小事都会上纲上线加以批评的党支部书记，自己居然说出这样出格的话、作出这样出格的事情。当时在场的同志一致决定尽快在一组和十一组范围内，对于此事组织一个自下而上的质问会，请他向大家说清楚。

    这件事当然也会涉及到郭增岭。从福建周成束家乡来的大字报日期是1966年夏季，而当时已经到了年底，其间已经过了接近半年，作为指导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可能涉及当时认为属于重大泄密的事情，为何既不进行复查又不予以处理？此外，同时又有消息传出，郭增岭还打算上报周成束作为全国防科委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将这些事情放到一起，立即让大家考虑到在郭增岭和周成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否正常的问题。

    好像是用了两天时间准备质问会，开会时，所有在通县的三室人员都到场参加了。事先大家讨论决定，尽管可能问题很严重，还应该与人为善，先请他和大家谈谈几年以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存在什么问题、有哪些缺点和错误。至于是否需要将大字报公布出来，还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所以那个会是分为两段进行的。在我的印象里周成束在会上发言中说，他的工作方法确有不够细致的缺点，但没有任何大的错误，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要求是严格的，他作为支部书记，处理问题所持的态度和方式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将大字报公开出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大家就提出休会。

    质问会的后半部分开始以后不久，有人直接提出了有关他在老家的表现问题。估计当时周成束并不知道保卫科已经将大字报交给我们，所以仍然坚持采取回避态度。最后由于已经形成僵局，大字报和信件终于被公布于众。那张72个人签字的大字报原件是李贤翼给大家读的，地图也是他给大家解释的。

    立时，大字报中完全令人意外的内容使会议的原有的平和气氛发生了急剧变化。周成束本人由于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此后的思绪有些混乱，没有再作什么有内容的发言，给人一种默认的印象。欧阳文治激动得哭了，她说，尽管如此，她还将和以往一样，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大家的情绪则都和我们刚刚得知这个事情时相似，很是激动而气愤。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钱绍钧和万志普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性格十分稳健的人，很少表露内心的冲动，但他们也都作了很激动的发言。会后，不少同志和我谈起感想，但其内容都是一样的：对此感到十分意外、表示愤慨，并且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深追下去。

    大概刚好在此前不多时候，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号召“抓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认为军队也应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应该特殊化。而之所以强调军队需要稳定的特殊化作法，乃是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的阴谋。

    1967年初，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大家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正面教育是错误的，要解决路线问题，必须要通过大字报形式将这件事公布给全所同志。

    就这样，一组的大约十个人左右开了一个通宵夜车，在第二天凌晨在通县马蹄楼外贴出了震动了21所的长篇大字报：“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这个标题是陆兆达提出来的。他说，他之所以建议选用这个标题，是因为这件事不是单纯的一件事，而是有其内因、复杂的过程和很多环节的系列性事件。

    对大字报的精确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大体上记得是先贴出了72人签署的大字报和地图的抄件，其后是以周成束本人长期表现为线索，写出了在原子能所期间大家觉得不应该发生的、最突出的几件事情。最后记录了他在质问会上的表现和大字报撰写人对此的分析，整个大字报大概25页左右。

    大字报的贴出，彻底打破了21所执行的军队要坚持正面教育的格局；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三室一组与十一组大多数同志的观点相当一致，大字报在其它各室也很快引起了共鸣。局势的发展在所里引起了困惑、又逐渐导致了两派观点和对立的两大群体的出现。大字报的贴出，也使得此后大约三年间，周成束和郭增岭在各自的领导位置上基本上被架空，失去了发言权。

    在大字报贴出以后大约两周，为澄清事实，负责到福建外调周成束事件的周新嵩同志出差回来后，向大家介绍了他去外调的基本过程，并补充说明了一些具体情况，他的说明与此前大家了解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出入。但此后即传出，是周新嵩同志首先违反纪律公布了他到周成束家乡外调的情况和全部资料，这种说法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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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大字报的出现，导致了在北京和红山此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正常事件，其综合效果当然是不好的。我目前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觉得牵涉这个事件的各方均有一定责任，但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最终原因，却还是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以及当时的中央层面对文化大革命的误导。

我这样说，并非是在写官样文章。我觉得：

    * 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是当时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为中心的政治环境，以及解放军报关于“抓军内一小撮”社论的影响；既然江青和林彪对此表示支持，谁还敢公开表示部队中的“造反”行动不是革命行动？哪一级领导还敢于对此出面坚决加以制止呢？孙月祥科长乐于和敢于向下级群众提供原应保密的外调资料，不也正是根据要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内可能存在一小撮”所作出判断的结果麽？

    * 关于揭发周成束在家乡的言论与行为的材料，（如果要追究的话）恐怕直到目前也仍然没有对其真伪虚实作出定论。但当时的所、室两级领导机构、对于可能存在严重泄密的问题不但长期不置可否、更不进行核查，甚至还要继续将他推举为全科委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不但使当时的群众和保卫科难以理解、就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应将这种态度和作法归于不负责任的渎职；

    * 周新嵩同志调查的结果说明，福建老乡揭发周成束的大字报是在四清运动的同时，大力清扫迷信和四旧的情况下，在工作组的推动下写出和签字的。当时刚好周成束的双亲来到北京探望，这次出行被工作组视为逃避运动，因而信件的措辞分外激烈。不过其中所列举的问题，除泄密问题仍需要查实外，均不是原则问题。其中有些（例如香灰问题）事实上既远没有写得那样严重，又很可能和他本人根本无关，他本不必受到如此猛烈的冲击。大家之所以如此气愤，将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最后终于贴出大字报，首先破坏了部队的稳定，其实也是受到极左思潮的误导。正因为过去周成束代表党支部对于下级同志中大量的一般性缺点过多的上纲上线，大家在接受了“教育”之后，自然也会应用同样的“阶级斗争”观念来分析周成束。当时绝大部分处于一定级别的领导同志，他们在以极左观念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成为这种观念的受害者。也就是因此，我不同意后来所定论的，部分同志是由于“打击报复周成束”而贴出大字报的看法；

    * 当然，对于郭增岭的遭受冲击，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其间的差别在于他的级别更高，受到的冲击面更广，“公案”仅只是他受到冲击的原因之一。

    * 即使在“公案”大字报出现以后，如果有关领导能及时建议周成束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事实，认真检查自己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其实问题仍然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可惜由于当时强调过激的“阶级斗争”观念，将“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大字报看成是“蓄意报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党组织的恶意攻击”，各级领导和周成束本人都一直采取了“站稳立场”，绝不承认任何缺点错误的的态度，我不能不说，这也是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的原因之一；

    * 总之，在那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其实各方都不可能对此作出正确抉择和冷静的处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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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混乱的局势已经成为过去四十余年，部分同志也已经作古，回忆这件令所有人都很不愉快的事情，仅只是为了正视历史，在将来完全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而不是为了达到任何其它目的。

    为了谨慎起见，在写此文之前，通过电话和周新嵩战友共同回忆了很长时间，而且在本文贴出之前，也预先请他过了目。就在最终贴出此文5分钟前，我们仍在顾虑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不过我还是将它贴出来了，如果确实由于重提此事导致某些老战友的不快，除去在这里表示歉意之外，这个责任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04b7f0100b53d.html

(八)大进疆前的21所

     为理清当时的思路，这里还要略微回忆一下当时的形势。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刘志坚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支持下，极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在1967年初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刘志坚是第一任组长。那会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并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在“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并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同时强调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把刘志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想“端”掉他。江青更是认为刘志坚“不听话”，“不可靠”。她认为，刘志坚常到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不久，林彪也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这样，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并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1967年1月初，经江青提议，毛泽东立即批准，由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徐向前既老又多病，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不会管多少事，只能挂挂名。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是徐向前，顾问是江青，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徐向前走马上任正值“一月风暴”，全国一片动乱，加之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

    由于当时没有人不去研究社论，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些形势当然不可能不严重影响21所，而21所在京机构此后的局面正是随着这个大形势发生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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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报“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贴出以后，21所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酝酿时期，在短时间以内，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用现在的观点看来，当然周成束同志身上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在那会一个偏僻农村发生这些事情，几乎可以说是正常的。就是在当时，如果那些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也顶多是挨一顿严厉的批评而已。然而，周成束是支部书记。他不得不用过于苛刻的条件去要求在政治上不够成熟的那些年轻人，并且用过分严厉的组织手段去对待他们。别人当然会用同样的，甚至更严格的标准、更严厉的态度去对待他。又何况当时组织上对待这些问题的处理确实有其不当之处，存在诸如隐瞒某些事实、封锁消息、拒绝改正缺点等等。除此以外，我觉得他作为北大的毕业生，长期在政治上花费精力过大，导致业务上平平，大概也是一直影响他在群众中威信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还是姑且这么说吧，用当时的观点评价，“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所揭示的事实和提出的观点、要求并无任何虚构和虚张声势之处，所以在整个期间，21所没有出现任何一张提出相反观点的大字报提出反驳或者和与之抗衡。这使得所、队两级领导，难以扭转不稳定因素的干扰逐渐严重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之下，各队室也陆续出现了所谓的“造反派”。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三队以外的各队似乎都没有出现像三队这样激烈的矛盾，也没有形成两派之间如此难以沟通的隔阂。

    为了区分不同观点的两拨人，在回忆中，我还是使用了“造反派”这个词汇。其实，这些人根本并不是什么造反派，因为他们并不想造共产党的反。他们是一批积极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在当时受到以江青和林彪为首的中央文革的误导。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社论和讲话经常今天主张这个，明天主张那个，混乱不堪。因为这些社论和权威言论大多出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首长的手笔。既然不同的首长处于完全对立的阵线，当然社论的精神也就针锋相对。对于部队，一旦指挥系统被打乱，就像21 基地后来所出现的，基地政委和司令员分别支持两派的局面（至少在舆论上是这样），其实不管是哪一派，都无法坚持完全不搞“四大”、不“造反”，而仅只是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已。因此，贯穿上下的总体混乱局面，是完全不可能避免的。

    顺便说一句，也就是基于上面说的那些看法，我觉得在文化革命结束后上对于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几乎全部作了处理，似乎也有扩大化之嫌。

    当时在全所，开过少数几次各室“造反派”的联合讨论会，参加人中我很多不熟悉。只记得有一队的贾振学、钱志方、、三队的李贤翼、李兆龙、我，好像还有季廷安、五队的涂传贻和博金海等人。在这些会上讨论的，主要是如何理解当时的形势，21所是不是应该搞“四大”等等。记得当时讨论的大趋势是认为21所在性质上接近部队院校，应该开展“四大”形式的文革运动，但作为军人，对于全军文革的明确规定和21所领导的表态，在行动上不应越轨。为此，就发生了一些同志去和张少华政委争论，提出在21所开展“四大”的要求。那次争论似乎场面并不激烈，最后是以张少华答应“目前不得破坏部队稳定，将向上面请示”结束的。后来所里一部分人又去参加过一次国防科委科研单位集体到全军文革上访的活动。那次活动是一个国防科委姓唐的副主任接待的，他讲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印象很深刻的是，尽管开始时不少人气势汹汹，要求开展“四大”，但经过他一番劝说、开导和不断表示“要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散会时大家居然随着他喊起了革命口号，然后平静地离去。

    此外大家关心的，还有一些另外的问题：首先是要不要与基地以及红山的21所的同志联系，争取和他们一致行动。其次是需不需要与其它部队同观点的组织接触，搞大规模联合行动。对前者，大家没有异议，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基地同志的支持，什么结果也不会有。我相信大概就从那会开始，北京通县马蹄楼和红山21所的下级人员之间，有了比较密切的直接接触。至于有人提出其它部队群众组织建立联系的意见，则由于保密问题，遭到比较普遍的反对。我确信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接触其它单位。

    这种上下级双方都骑虎难下的局势，就这样一直持续到67年的4月中旬，即21所除少数留守人员以外全部进疆的前夕。在这个期间，领导上无法恢复21所的管理，而下面也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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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应该提到在进疆之前发生的一些大事。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67年2月，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对文革乱党乱军提出异议的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在中央发生的这些非常事件，事实上更加巩固了21所在京多数人的极左思潮，起到了进一步的煽动作用。67年4月中旬，我们就是抱着“要把北京的大好革命形势带到新疆”的强烈愿望和大字报“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油印版，进入了红山。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地不合乎逻辑：那会也人人都说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最好，因为“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但现在想起来，如果大家当时都不在北京，不去花那样多的时间去关心社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21基地大概也就不会发生那场动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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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老袁的一篇博客引来大家一番小议，我看不是坏事。“文革”是一场闹剧，已是无可争议的了，但作为亲身经历者的一种回忆，我还是很愿意看的。
1967年1月，21所在通县确实也搞了一场小打小闹的“革命”，我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可笑。对这一段过程，我是比较清楚的。老袁的记忆真好，是的，67年1月刘志坚被打倒，徐向前被推上了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位置。有一天，徐帅在三座门接见军队造反派代表，21所也有人去了。那时，军队科研单位是允许搞“四大”的，在会上21所有人送上一个纸条，说21所属于国防科委的科研单位，问可否搞四大？徐帅当然不能反对了，（徐帅根本不知“21所”是干什么的，如果纸条上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徐帅肯定不会答应21所可搞四大。）就这样，有人回来一“传达”，21所就开始乱了。其实也不单21所，国防科委所属的其他几个基地也都乱了。于是1月份国防科委便在通县21所召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有五个基地的政委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科委唐延杰主持，我记得，我还作为群众代表被邀请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当中，21所受到一点冲击的就是张少华政委，但我很敬佩张政委驾驭形势的技巧和能力，因为就在那时，有一天深夜，他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谈了一次话。这一段，我将会在回忆张少华政委的博客中详加叙述。   （高连科）

老高：
  好久没见你的踪影。  
  看了你的评论，才知道一直想不起来的那个科委中将唐副主任叫唐延杰。
  的确那会通县开过一次五个基地政委的会议。看来要回忆以前的事情，还是要大家都参加。
  很多县都有县志、县史，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撰写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估计对基层，对那一段历史的看法如今也还是观点不一，等将来必须要对历史落笔的时候难道还要按照不同观点，分开阐述不成？

（九） 小 结
小  结

由于此前的回忆文章并非单纯述实，而是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最好是每隔一段时间，大致整理一下思路。

前面我已经说过，即使是在这个极其重大事件发生多年以后，在社会上、甚至在上层人士、乃至国家领导人中的观点仍会有不一致，甚至存在严重对立的可能。这大概就是直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中国仅在宏观上确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不去作任何公开的讨论或者公开深入研究当时历史过程的原因。我说过，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其实当时的“两派”（包括领导阶层中仍可能存在的两派）并未就绝大部分问题进行接触与交流。公开回溯当时历史，必定引起新的争论和不稳定。

中国人当然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但要最后对这段历史作出定论，大概还要经过几代人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说我于此的看法，其目的是粗线条地梳理一下我的思路。使得今后不会因为思维混乱而写出前后逻辑混乱，贻笑大方的回忆录。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当然是毛泽东的战略失误，但这只是近因。之所以他的“夺权”号召在当时能够达到一呼百诺，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在一夜之间迅速瓦解，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长期的过左的、敌友不分的阶级斗争观念以及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形成了深重的社会矛盾。文革之前在政府与百姓之间、在党群之间的关系已经形成相当紧张的局面。不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即使当时没有文化革命，日后也会出现类似规模和性质的社会波澜，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六个字的具体体现。

脱离这个大前提去讨论此后发生的很多事情，就会争论百出，莫衷一是。

比如说，社会的——包括军内的——不稳定，究竟是不是“造反派”的错误所致。这个“功过”问题，大概就是目前，也还存在争论。不过在中央，我想早已经解决了，从当初处理“三类人”的标准看来，抓的是大搞打砸抢的所有头头，并没有区分派别。

我以为，假如一个家庭出现总体混乱，主要责任只能在家长而不在孩子，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一个国家（和单位）是不是“稳定”就好，也要看是什么体制以及执政的质量如何。对于封建体制、专制体制的国家，其稳定就意味着国家和老百姓的灾难。共产党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和彻底颠覆这种社会的“稳定”。而保持文革前的“稳定”，其实也就意味着持续以前所有错误的观念和政策。在这种“稳定”下，我国经济仍将得不到任何发展，“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政治运动仍将一个接着一个，人权仍将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继续，对于大量同志进行敌我不分的斗争局面也将继续。因此，只有彻底改革才能维持社会真正的、永久的稳定。

对于任何国家，都希望能和平地、逐步地进行改革，中国也不例外。但究竟这种改革最终采取了哪种方式，却往往不以哪个人的意愿为转移。而既要改革，就难免要产生分歧和斗争。在上层充分酝酿之后有步骤的改革，会比较稳健和缓；而直接在全民中“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改革，恐怕得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就不令人意外了。还要说明的，就是毛泽东的“改革”，是希望利用民众的力量去消灭政敌。而老百姓对此的理解和愿望，显然和他存在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持久，确实以毛泽东个人的责任为主；但究其根源，恐怕要归于解放以后的整个国家体制、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好，因为它导致我国长达十年的混乱和经济破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损失。但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是大好事，因为它的出现和结束最终导致了社会的进步。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央看到了以往问题的严重，从而下决心进行改革。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才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神仙和救世主，社会进步需要自己更积极的思考和实践。如今经过30年，中国终于基本形成了上下一条心的局面，这就为中国今后永远不会再走回头路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应如何看待“造反派”“保守派”历史作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还是回到红山吧。

希望维持部队的无条件稳定，对于领导，对于领导阶层，对于当时并未体会到在自己队伍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恶果的同志们来说，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是对于当时用大字报提出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并不希望破坏部队的稳定，而是希望通过正常渠道，调整在内部的自己人之间推行阶级斗争政策，正确对待同志，解决各方面存在的不和谐。就是在21所驻北京的“大部队”进疆以后，绝大部分同志仍然希望领导上能改正以前的缺点和不足，站出来整顿好局面。而且在历次任务中，尽管很多政工领导都撂了挑子，“两派”同志都是顾全了大局，抛掉派性，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想，如果21所的三队在以前通过其它方式解决了上述矛盾问题，如果组织上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张大字报也是根本不会出现的。正是因为问题长期不得解决，而且政策越来越左，这些同志（和理解这些同志，并同样对于当时的政策和领导的观念有看法的人）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比较激烈的作法。何况当时又处在文化革命中号召抓军内一小撮的高潮？由于这种行动在当时必然被部队上层进一步视为更严重的阶级斗争动向，才形成了激烈对立的局面。在当时要求各级领导改变长期以来在头脑中巩固存在的“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和“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说，1969年基地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冲突，后来又不适当地批判和“处理”了大量同志确实是一个失误甚至错误，首先，各级领导就需要不可回避地、在不同程度上承担起这个错误，尽管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甚至他们有时自身也是这种观念和政策的受害者。毕竟在不同单位，对同一个上级精神执行和发挥的程度、效果是各各不同的。

如今已经不再开展任何政治运动了，但我们对于它却仍然是如此的熟悉！历次运动的进行方式都是由发动它的最高领导阶层掌握的。可以回想一下，此前对高岗、饶漱石案件、胡风“反党集团”的处理和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和“给右派平反”，哪一件是中央真正无法控制的？

但文化大革命却有所不同，它是在“中央”的最高层出现严重分歧，随后被无限制地大规模扩散到民间的产物。所以在民间去讨论甚至去比较当时处于不同群体的老百姓们的“功过”，实在是太没有道理和必要了。

还是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未来的永远富强吧。

（十）第一次进入红山

   我决定按照我的观点继续写我的回忆

  在写到“大进疆”以后，思想里很有些犹豫，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写这些过去的事情，还继续写下去麽？是不是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采取回避态度，跳过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目前还没有结论的历史？

在这个博客的开头，一位老战友鼓励我说，有话说出来好，比憋在肚子里强。我很感谢这位战友的善意开导，不过正像前几天我回复一位年轻朋友时所说：其实我已经早已越过了因过去的挫折而喜怒哀乐的阶段，完全没有觉得我还需要发泄什么。因为这远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姑且不说在全国有大约一亿人承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就是在21所，也有数百同志长期经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我相信他们现在也都和我一样，不再会由于过去而耿耿于怀，不会再怨天尤人。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经历就不应该、不值得告诉大家。

我们的社会早已摒弃了以往的错误路线，但当前企图恢复旧时代的势力并没有自认灭亡，他们有自己的方针，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让大家更清楚以往的疯狂时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大家的一项义务。

世界上有六十亿人，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这就注定了中国一定会有野心家、会有疯狂的权力欲、腐败分子和投机家，甚至也许还会有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出现。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样的人，而在于如何能防止这些人登上政治舞台，掌握国家权力。而防止的最好办法，首先就是废除人治。必须将官员的权力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还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在以往吃过的亏，不能再吃第二次。在缺乏自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机制下，世界上没有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无论这个党在以往曾经过了多麽严酷的考验。

作为一个老百姓，面对着党和政府，必须充分肯定该肯定的事情，但也必须敢于否定该否定的东西，这才真正是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说，无论生活在任何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害怕或拒绝批评甚至指责；一个负责任的普通人也不能只会歌功颂德，作“御用公民”，否则这个国家就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文化革命之所以持续十年之久，当然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但在九大、十大上一致通过决议认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切言论都是正确的”而竟无一人表示反对或保留的那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就没有责任？难道在那会每天盲目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我们大家就没有丝毫责任？难道不正是整个社会长期无休止的、不厌其烦的歌功颂德，将本来已经有些得意忘形的领导更迅速地推向完全忘乎所以，并且给四人帮大施淫威创造了更好的机会麽？

我真诚地接受回忆文化革命“宜粗不宜细”的建议，不过，我仍然觉得不宜过粗。“宜粗”之所以必要，乃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葛和不愉快。但设若所有的人对待以往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如前面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摩擦又从何而来？

我以为，其“粗和细”的程度，至少应该足以表达我的原意，又何况事情已经过去40年之久，就算是我认为“宜细不宜粗”为好，恐怕也细不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不想急于罗列那些刺激人的事情，还是以时间为线索，顺着思路慢慢写吧，因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那样。就像火山的爆发一样，任何大爆发的发生都需要能量的积累，绝大部分时间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甚至是乏味的。但是也需要回忆那些平淡的生活，因为在平淡中往往隐藏着深奥的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我们在事情发生并结束以后需要深入思考和总结的主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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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进入红山

4月份，我们乘专用军列由北京开往基地。我奉命在途中担任三队的生活委员，负责安排大家在途中的伙食和其它生活需要。由于当时进疆的铁路大部分是单轨，列车的速度又慢，加上军列还随时要给正规车次让路，这样走走停停，列车从北京开到吐鲁番车站大河沿，足足走了八昼夜。

那会的军列没有现在这样舒适，所用的车厢全部不是客车，而是所谓“闷罐车”。闷罐车其实就是全钢的密闭货车。每个车厢大约30人，大家将自己的行李打开，铺在车厢两侧，形成四个大通铺。车中央不能睡人，因为那里架了一座煤炉，为大家烧开水之用。由于车上没有玻璃窗，只有带贴栏杆的钢窗，关上车门以后车里立即变得漆黑一片，那车门就只好昼夜不关，为了安全，在车门内横了一架木梯把门挡住。列车开进甘肃以后，风沙逐渐加大，在玉门附近夜间刮了大风，因为车门通宵开着，车厢迎风的半边可就倒了霉。早上起来，看见每人的被子上都有一厘米左右的黄土。基夫和周风盈等几个人的脸上全是灰土，已经分不出谁是谁。有人取笑说，他们都马上可以上台去唱花脸了。

因为车上没有厕所，大家通常都尽量少喝水，所幸车里全是男性，戈壁滩上又旷无人烟，小便就都在车门那里解决了。但要大便，当然就必须要在停车时自己到车下去找地方。因为大部分停车地点都不是车站，虽然没有统计，但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是跑到一个土堆后面，或者是时躲到骆驼草后面。不过这样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军列完全没有时刻表，谁也不知道列车究竟什么时候开。所以不管是谁，蹲在那里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拼命加快排泄速度。每天只要办完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像是撂下一个沉重的包袱，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

记得列车到了甘肃和新疆边界的柳园，刚好是午饭时间。因为大部分同志带的干粮和饮水都已经用完，上面通知说，列车停车2小时，大家可以下去吃饭。吕敏副主任就叫我和黎荫铭先去进城看看，找个饭馆，给大家定饭。

兰新铁路的车站和城区大多距离很远，柳园车站离市区还算比较近，大约两三公里吧。但这两三公里却让我们体会了塞外风沙的威力，夹带着大量沙土的狂风扑面而来，让人喘不上气。当你置身于一阵卷地狂风中时，简直就没有什么能见度可言。还好，很快就在路边上发现了一个规模还算合适的刀削面馆，我们告诉店主说，一会要来大约40个人吃饭，请他马上准备。那会当然没有手机，只好再回到军列去叫人。这样来回走了四趟，脖子里、耳朵里已经是满是灰土。

也许是因为又累又饿，觉得那刀削面十分好吃。吃过以后去找老板算帐，顺便参观了一下那面是怎样削法。原来他们是把和得很硬的面做成长条形状，下面垫上一层布，然后放左臂上用一把弯刀，飞快地削到锅里。削面的人离锅大约两米，那削起来的面片一一准确地飞到锅中间，煞是好看。以前曾经听说有人将和好的面放在头顶上，一面摇着头，用两把刀同时削。还有人夸张地说，初学的人不小心会把自己的耳朵削到锅里，我对此是不太相信的。

军列从北京出发，经过八天八夜的行驶，总算是在晚间到了大河沿车站，大家在车站附近的8023部队的兵站痛痛快快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开始向红山进发了。那会部队没有大客车，大家都坐在卡车后面敞开的车厢里。听来过的人说，从大河沿开车到马兰，大概要一整天。因为大多数人是首次进疆，一路上大家十分兴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欣赏沿途风光。午饭在哪里吃的，记不清了，好像是在库密什吧。那是我第一次吃新疆的羊肉，那一大盘羊肉烧的几乎和地面一个颜色，黑乎乎的，看起来有点倒胃口，但吃起来味道还不错。

记得晚饭是在马兰招待所吃的。因为天色已经很黑，看不清周围是什么样子，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周围栽种的几片杨树林，不知是谁指着远处亮着灯光的大礼堂告诉我们说，那是马兰最宏大的建筑物，是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礼堂的图纸建造的。晚饭以后就立即向红山进发了。

红山和核试验基地司令部所在的马兰相距大约30公里的山路，为了保密，将研究所设在这里。在马兰和红山之间，还设有一道岗哨。因此，即使是马兰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公务也不能随意进入红山。红山的海拔大约1800公尺，比马兰高不少，气温也低一些。那会市面上还没有高压锅，而在常压下的沸点只有大约93度，所以食堂蒸出来的馒头，有时就有点粘乎乎的。从红山到马兰去汽车一路下坡，尤其是黑达坂那一段坡度很陡。因为那会基地的军车大多是我国初期生产的解放牌和苏联的吉斯－150，这个型号的车都使用气压式刹车系统，如果司机连续刹车，气量消耗超过气泵的给气能力太多，刹车就会失灵，所以初期车祸较多。为了怕刹车失灵，司机开车下山都尽量少用刹车，因此下山时的速度之快，实在足以让人提心吊胆。

到了红山，已经是晚上10点钟。望着眼前黑黝黝、几乎高耸入云的山峦，山谷中疏疏落落的灯光，我知道我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了。

宿舍楼是三层的，里面的房间都是两室的单元楼，我住在一楼。记得和我一个单元的有万志普、李贤翼，对面的单元有于久志、路德元，其它的邻居就记不清了。单元里当然有卫生间和自来水，但因为给水处理水平低，放出来的水经常又黄又混，对面单元的水龙头里面还放出来过几条小蚯蚓。

红山和北京的形势确实不太一样，那里总体上可以说有点与世隔绝。北京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区，所有的爆发性社论、新的精神、信息和行动都从那里开始。而这里要靠短波收音机才能收听中央台的新闻，就是当时最好的“熊猫144”收音机（对我们而言，这在当时是最贵重的家产之一）也只能听到充满噪音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广播。内地的报纸大概要晚来一周左右，所以即使来了也没有多少人对那些“旧闻”感兴趣。

因此，虽然北京的局势对这里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政工领导班子也近于瘫痪，但与北京观念一面倒的局势不同，这里持对立观点的人数相当，而且大体上还维持了正面教育的格局。来到红山以后生活总体上还是比较平静，只发生过一次有些争论的全室大会。在会上不记得为了什么，张印隔着桌子揪住了王安筑的领口，后来被大家劝解开了。此外就没有看到更激烈的冲突，与其它地方相比，红山21所的局面显然要温和与理智多了。

我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杨裕生主任就通知我到大连去学习气相色谱分析，准备对裂变产物中的氪和氙进行分析。此后就一直忙于任务，其中包括到上海化工研究院进修，随后又在北京和周新嵩调试日本进口的柳本72型气相色谱仪、与周新嵩、申国荣到大连523厂测绘手套箱图纸等等。实际上我在68年5月以前，在红山居住的时间很短，而且在首次进入红山以后几乎完全没有再参与基地的文化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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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1）

1．大连之行

  我的观点从哪里来

  在清队结束时，给我的政治结论中，除去“破坏正面教育”一条以外，几乎完全属于政治观点和言论问题。对于我这个其实不但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而且对它也并不热衷的人来说，其实是很有点奇怪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在若干年后冷静了下来再去思考，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67－68年间，我有机会出差到大江南北不少地方，在这些地方观察到了许多事实，我亲眼看到了中央文革所提倡的“文攻武卫”引起的混乱；看到了“三支两军”拉一派打一派的后果；也甚至还看到了江青穿着豪华的、带有“异国风情”服装、手里抱着猴子宠物的照片；得知了江青们将北京的景山公园攫为己有，作为她骑马游玩的私人领地。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混乱得无与伦比的社会，看到了各种身份和阶层的人在文化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听到了大家对文化革命中发生大量难以理解的现象所提出的看法。

  我的那些观点就是自己对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在不自觉中作出的总结和推论。

  前文已经说到，自从进疆以后，我基本上没有再参与基地的文化革命活动，这有几个原因：

  其一，进疆以后仅仅一个半月左右，我就被室里派到大连化物所去学习气相色谱，准备裂变产物中氪和氙的分析。此后又转战上海化工研究院进修，又在北京和周新嵩调试美国进口的柳本气相色谱仪，到大连523厂测绘手套箱图纸。在68年5月以前，在红山居住的时间很短，也就从此几乎完全没有机会参与基地的文化革命活动；

  其二，我在北京时之所以比较活跃，是由于在那几年间比较体会在自己队伍中开展阶级斗争的压力，在北京的政治局势激发下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所致，并非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而红山的“联络员”们如王锦俊、王嘉仁等几位，则比较注重与基地领导阶层的联络，开展基地阶层的政治活动。我对于这种“正式的”政治活动，并不感到兴趣；

  其三，红山的局势和北京不同，由于两派实力相当，相互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而所里、室里的政工干部都撂了挑子。当时自己比较天真的想法，是两派之间保持缓和，共同督促领导们改变过去的整人政策，走马上任。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可能加剧“窝里斗”的任何活动；

  只有一个问题，不但那会我弄不明白，就是现在也还是没有明白，这就是那会的处于被动地位的领导们，究竟如何看待文化革命和毛泽东。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

  1967年2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同年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从1966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序幕开始的五一六宣言，一直到上述更为具体的和激烈论述的发表，无不说明发动那些“造反行动”并使得这些领导干部处于十分被动局面的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如果那些领导干部们当时真的无条件“忠于毛主席”，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他们理应和下面的群众站在一起去造上面的反，至少也要按照毛泽东的那些讲话和当时的社论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有没有站到“革命群众”的对立面。

  但21所的政工领导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这样作，他们继续坚持以前的观念，把他们明明知道是由毛泽东煽动起来的群众看作反革命分子。这只有一种答案可以解释，就是他们在内心深处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他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但如果确实如此，我到现在也没法想象，“抵制文化大革命”和“无限忠于毛主席”在当时这两个完全对立的立场，竟然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能完全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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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还是回到以往的事实中去吧。

  大连之行：初次认识“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其中支左和军管对于社会局势具有极大影响。“支左”是指“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群众组织；“军管”是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

  1967-1972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了280余万名指战员担负这项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在艰巨复杂的情况下,努力维护局势稳定,制止武斗，保护了一些重要单位和设施免遭破坏，维护了全国的交通、邮政、金融、财政、武器研制的相对正常的活动，“三支两军”对稳定局势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但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仍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就必定同时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它伤害了大量干部和民众，使军队深陷的政治漩涡，助长了军队中的派性，也严重地损害了军队自身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和军队的发展。

   1967年5月底，我到了大连化物所，当时已经有刘务功在那里学习，我们一同住在到位于一二九街的大连警备区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距离人民广场（当时被称为斯大林广场）和大连工学院都很近。

   我去学习气相色谱的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造反派”二者均相对集中的地方，所以气氛比较紧张。不过和科学院的其它研究所一样，这种紧张仅仅反映在观点、争论和大字报上，通常不会发生人身冲突。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公认的气相色谱权威之一的卢佩章和其它专业的学术权威们都已经在脖子上挂了黑牌，几乎每天都在被绑着游街，所以我的进修就由业务小组的组长钟秀贞负责了。记得当时这个组也在执行着有国防有关的项目，所以工作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还能照常进行。

   由于在此前我已经花了不少功夫去了解气相色谱的原理、设备、材料和研究方法，而且化物所正在进行的项目又与我们的要开展的十分相似，我所要了解的就只是开展研究需要的技术条件、气体分离的具体参数和操作过程等等，总体上说，业务上的压力不大。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的时间空余下来，经常和刘务功聊起当地的社会局势，也有时间去到各处转转。

  大连的局势与北京相比，两派之间矛盾似乎更加激烈，在我去之前曾经发生过具有相当规模的武斗事件，因此在不少关键单位都派出了“军宣队”去“支左”，尽管在大部分社论和权威的讲话中都号召“两派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但大部分支左部队其实几乎清一色地采取支一派打一派的作法，反而激化了原有的摩擦。

  早就到了大连化物所的刘务功告诉我说，当地的警备区对于对政府比较激烈的“造反派”一直是严加注意的，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和大连工学院尤其是被监视的重点单位。每天一清早从招待所出发的数百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小伙子们都是警备区的战士。他们的任务就是掺杂到“造反派”比较集中的地方去和别人聊天，探听“造反派”们的言论、行动和计划。如果发现值得注意的动向，就必须记下有关人的姓名、单位、住址和言行，晚上回到招待所向警备区汇报。刘务功还说，一个和他比较熟悉的参谋告诉他，事实上警备区已经掌握了大连市所有大单位“造反派”组织的“联络员”们和所有比较活跃分子的个人资料。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两个人每天穿便衣到化物所上班，和他们的人员接触频繁。在假日为了进出方便，大部分时间又是穿军装，这可能让警备区很注意。一次，我们在路上谈起了对于大连化物所两派之间的矛盾以及残酷批斗学术权威的看法，不知道让谁在旁边听见并且汇报了。当天晚饭后，一个警备区干部带着两个战士气势汹汹地闯进我们的宿舍，厉声责问我们作为军人，为什么“公然支持造反派”，问我们“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权威的立场上说话”，“还够不够作一个军人的资格”等等。面对这种可能遭受批斗、从而无法继续在那里进修的危险局面，我们当然不可能和他们争辩或者作什么说明，只能一声不吭。那位干部对我们严厉斥责以后，又提出严重警告，要我们“必须站稳立场”，“警惕阶级敌人”。他看我们始终乖乖地听他教训，丝毫没有争辩的意思，再说，我估计他脑子里所装的全部革命词汇也已经都使用了一遍，大约15分钟以后吧，他总算是基本满意，气乎乎地走了。

  这些事情让我理解了，原来在大连警备区领导和战士们的心目中，“造反派”已经形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同义词！我无法理解警备区对于“造反派”们的这种态度，因为我在化物所里亲眼看到，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绝大部分都在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在认真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仅只是对于以往和当前局势、政策持有不同观点而已。我确信警备区将两派中任何一派的大部分群众看作反革命的作法是错误的。

  一两天之后，我到化物所上班的时候，把警备区派遣大量便衣到“造反派”中进行搜集情报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要他们给予充分注意，尤其不要被便衣们“引蛇出洞”。以后我了解到，这件事在清队的时候被汇报了上去，后来也成为我的罪状之一，被写到我的档案之中。

  在一个月左右以后，我将要离开大连的时候，驻在大连的某军队文工团与当地“造反派”在斯大林广场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联合演出活动，参加演出的大多是专业演员。虽然他们演出的节目都是经典的革命内容，例如毛主席诗词歌曲大合唱、专业水平的忠字舞，还在节目中间掺杂了大量类似于“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打倒修正主义再踏上一只脚”的口号。但我还是确信，用不了多久，这些演员们就会体会到警备区的威力，他们将在“支左”部队的强大威力下处于难以想象的被动地位。

  回到北京以后，我将在大连学习时搜集的所有资料整理成了报告，并对于氪、氙的分离/分析流程提出了初步的具体意见。不过，在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由于大连化物所的流程使用的分析/分离系统是该所自行设计和加工的专用系统，它的参数调整范围和功能很有限，因此很难确定在我们自己的技术条件下是否一定还能适用，比较保险的途径还是使用配备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完全的气相色谱仪。

  大概也就是因此，室里决定派我再到大量使用气体分离技术的上海化工研究院进行调研，拓宽我对气相色谱分析技术的认识水平。因此，似乎是在67年的7月下旬我就启程奔赴上海，从而让我看到了一幅与大连完全不同的社会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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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我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2）．

上海之行

买票难

    完成了大连学习的报告，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吧，当时那会已经是七月中旬，研究室希望我在9月返回红山，我立即买票前往上海化工研究院。那会个人出差是没法预订车票的，只有自己去排队。

    因为没有预订车票服务，也很少代售点，更没有现在的联网售票。所以都要到北京站排队买票。车站售票处排队的人山人海。窗口前面更是大呼小叫，挤成一团，根本分不清谁是排队的，谁是加塞的。最后大家看我穿着军装，就请我维持一下秩序。我离开队伍，到窗前去好说歹说，总算叫大家排成了队。但因为买票的人来人往，加塞的久禁不止，再加上到窗口咨询的，我只要一离开窗口，那里马上就乱，我只好一直守在那里。就这样，我再也没法排到队里。最后，票卖完了，我“站完了最后一班岗”，空手回到了通县的马蹄楼。为了防止再被拉去维持秩序，第二天换了便衣，天还没亮就去排队，总算买了一张硬座。在车站根本就不卖卧铺，至于软卧，则是处长以上干部的特权，需要有相应的介绍信。

    虽然大串联已经停止，没有人再会从窗户进入车厢或者挂在车外。但因为还有很多人无票乘车，火车超员严重，车里的人互相挤在一起动弹不得。所以不但没有餐车与盒饭，连喝水也要自己带。不过在火车上还必须要尽量少喝水，因为你很难挤到厕所那里去，就是挤到了，里面也经常会有乘客占用。



过江难

    在火车到达浦口以前，乘车还算顺利，由于南京两派之间的派仗正处于高潮，从浦口到南京这一段路可是让乘客们受够了罪。

    在1967年还没有建设南京长江大桥，所以火车过江要靠轮渡。火车开到江边以后，将一艘铺着铁轨的渡船在岸边固定好，将渡船与岸上的铁轨用一截临时的木制轨道联接起来，然后将火车开上渡船，到对岸以后再用同样方法将火车从渡船的甲板开上岸。如果操作正常，火车从江北的浦口到达南岸的南京大约需要两小时左右。

    火车到了浦口以后就无法再前进一步，据列车员说，在南京由于对革委会的态度决然不同，分成了两大派。其中一派说革委会“好得很”，简称为“好派”；另一派则说革委会“好个屁”，所以简称为“屁派”。这次因为武斗，“屁派”为了给“好派”制造麻烦，把轮渡开跑了，所以列车就无法过江。

    两、三个小时以后，列车长向旅客广播说，已经为旅客联系好两艘渡轮，请旅客自行乘渡轮过江，在对岸的南京站也联系好了一列火车，旅客可以凭票乘车前往上海，对岸的火车将在两个小时以后发车。

    这一来可就乱了套，旅客开始大呼小叫，拥挤着下车，为避免误车，谁都希望能尽快登上渡轮。我当时带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旅行包，所以行动还算快捷。从列车上挤下来以后，立即飞跑到江边，抢上渡轮。南京是著名的火炉，七月天的温度之高是可想而知的。跑到渡轮上，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湿透。至于些带了大量行李或者拖家带口的旅客，可就更受够了罪。

    轮渡过江以后，为了争上列车，在旅客之间又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竞赛。记得列车和码头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似乎还要跨越很多铁轨，所以这次“负重长跑”的运动量比起争上渡轮的那次还要大的多。不过毕竟那会还不到30岁，尽管上车以后又一次汗流浃背，又觉得口干舌燥，但既然已经保证可以到达上海，也就心安理得了。

    大概是因为南京站的这列车挂的车厢比浦口的那列少，所以旅客分外的挤。那挤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根本没有人能坐。为了能透气，连座位上的人也只能站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时就算是有人晕了，也不会倒下。尽管车窗都大敞开着，大家还是觉得透不过气来。车窗外面有人在乘机卖水赚钱，自备水杯，一碗凉开水5角钱（大概折合现在的30－40元吧），尽管很贵，还是有不少人买。因为谁也动不了，就要请别人帮忙把钱和杯子传出去买。因为秩序太乱，好几个人不但没有喝到水，最后就连钱和杯子也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

    因为挂在身上的包摘不下来，我就这样背着包，从南京一直站到上海。可以说从浦口下车开始，在这六、七个小时里面，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

相对安定的上海

    在上海停留的接近一个月时间内，我仍旧住在警备区招待所。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设在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规模不算太大，似乎主要建筑物也只有三层，建筑设计相当精致，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据说那是蒋介石结婚所在大华饭店的旧址。用现在的标准来说，住宿条件当然不能说很好，首先是没有空调。不过就当时来说，三个人一间，每个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单人床，已经很值得满意。唯一的不足是我的住房正在大厨房天窗的上方，火炉的热气刚好排在我们的窗前。有好几次夜里热得睡不了，就跑到洗澡间去冲一冲，回来再接着睡。

    大连的警备区招待所与上海警备区招待所与相比，气氛相差很大。前者有些杀气腾腾的，处处体现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革命精神，后者却完全与一般的旅馆无异，与当时的同级旅馆相比，甚至还更显得平和一些。服务员清一色是经过挑选的年轻女性，说话温和有礼，服务也很到家。招待所进门时没人要你对答“毛主席语录，墙上也不见任何标语。”从窗口下望，就连大厨房的炊事员作个煎鸡蛋，那各种佐料的摆放位置也都整整齐齐，十分规范。招待所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更看不见两派之争的各种表现，到周末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免费演个电影，—— 不用说，当然还是那个年头允许放映的那几部。

    第二天，我就带着介绍信到上海化工研究院上班了。

    大连化物所和上海化工研究院虽然都在研究惰性气体分离，但目的和途径都有差别，前者完全是着眼于理论研究，所以分离设备的设计比较复杂，可以随时加装或者拆除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在各个功能段都设有取样口；后者则比较多着眼于工程应用，分离设备的规模较大，比较强调设备的实用性和稳定运行。两个单位所关心的文献资料也均是尽量接近自己的技术特点。他们的分析工作，则主要借助成型的气相色谱仪，分析条件因而也相对固定。从我的学习目的出发，从两个单位可以学到的知识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刚好互相取长补短。

    和大连明显不同，即使是在1967年，上海的社会局面仍然相当稳定。化工研究院里几乎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痕迹，虽说也是造反以后的革命委员会在领导工作，但委员会的成员中保留了好几个原来的领导干部，所以研究、设计工作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可以顺利开展的。在工作时间也很少有人聊天或者谈论文革的事情，所以始终也不知道他们研究室里的哪个人属于哪一派。每天时间由我自己安排，我当然要参加他们的天天读，但不参加除此以外的任何政治学习。

    也就是因为局势更为稳定，所以我的精力也就更集中一些。那会没有什么复印机，更没有数码相机，要复制文献，都是请资料室翻拍成微缩胶片。在文革以前，一般研究院似乎没有什么人会提出商业机密、技术保密和专利问题，又因为我是核基地派去学习的，研究室的成果对我基本上完全开放。我记得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从研究院翻拍了大量胶片带回21所。因为工作安排的关系，我再也没有用过这些胶片。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是不是还保存在所里。我想即使还有，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恐怕也早就没有参考价值了吧。

    在上海，我度过了几周“没有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时期”。在将上海与北京、大连和红山之间的对比之下，我逐渐体会到了一个安定社会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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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回到北京，已经是7月底。驻北京分管行政的贾耀斌副主任通知我说，所里给了我一次到兴城疗养的机会，时间是一个月左右。这次疗养是和李伟亮一起去的，两个人也住在一起。这次疗养的主要收获是游泳的技术大大提高，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单独写写吧。不过值得一说的是，那会流行“三忠于”活动，所以我和李伟亮几乎每天都到海滩上拣拾一种大约只有1～2毫米大小的白色的螺蛳壳，在用油漆染色以后，再一粒粒地用胶水在硬纸上贴成毛主席象。我一（十) <wbr>我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wbr> <wbr> <wbr> <wbr> <wbr> <wbr> <wbr>2. <wbr> <wbr>上海之行共贴了两幅，其中一幅回到红山以后送给别人了，余下的一幅则一直保存至今。

    在67年的9月份，我和李伟亮一起从兴城回到了红山，准备在12月份进行的氢弹试验的取样和分析工作，由于预计当量数很高，烟云样品中铀的含量显然会进一步降低，很可能会低于原有分析方法的下限。因此这次分析是采用径迹法分析的。就是将初步分离后的样品贴在云母片上，使样品中的α射线在云母片上留下径迹，再通过腐蚀将径迹显影，在专用显微镜下统计单位面积上的径迹数，最后换算成为含铀量。

    我记得很清楚，12月下旬一天早上，丁乐臣指导员突然把全室人员集中到红山北面的山顶上开会，说是“政治学习”，其实大家已经心里有数，那是氢弹爆炸的零时。在8点半钟左右，南面近地平线处果然闪起了一团火光，随后几分钟，就连续传来好几次和雷声相似的爆炸声波。在这个距离看起来，那团火光几乎是一闪即逝，和以往的核爆炸对比，大家立刻觉得这火光远远达不到氢弹的威力，纷纷在下面议论。一天以后，前面果然传来了消息：仅有极小部分聚变物质发生了反应，这次氢弹试验失败了。

    由于爆炸当量远小于预计的量级，所以样品中总含铀量也远高于当初的估计，铀的分析工作自然也就完成得十分容易，测定结果的精度远远高于要求。

    在完成这次任务以后，我在68年2月被再次调回北京，和周新嵩一起验收和调试一台从日本进口的柳本72型气相色谱仪。调试仪器的工作大约用了两个月左右。此后又按照室里的要求，和周新嵩、申国荣两位同志一同再次到了大连。我们的任务是到大连523厂测绘某种型号手套箱的图纸。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到523厂的出差竟然是我在21所接受的最后一项任务。

    在523厂的测绘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就在快完成的时候，周新嵩突然告诉我说，接到郭增岭指导员通知，要我立即停止当前一切业务工作，火速赶回北京。我的工作随后将由徐进来代替。到那天为止，我在21所的业务生活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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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我在21所的最后两件任务

    我在67年9月回到北京，那时虽然上海还比较平静，但全国局势来说，此后的一段时间，却是发动文化革命以来最为混乱的时间。这主要是当时中央文革的有意引导所致。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文汇报》更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形成“全面内战”局面。此后林彪、江青等在北京借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大会，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并在报刊上发表，从而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谢富治在8月份发表讲话，又提出“砸烂公检法”。所有这些举动，都起到将两派之争推向武斗的作用。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以后的谈话。却表现出他对于当时近于失控的局势，已经感到不妙。毛泽东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虽然表面上说这是“乱了敌人”，但随后即却开始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也一改过去咄咄逼人的口锋，开始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 “要扩大教育面”等等，他的目的显然是希望能抑制混乱局面的继续恶化。

    不过，由于以前他说得太过，要下面也跟着回头，可远不是那样容易。包括中央报刊，也还在继续推波助澜，继续推动“群众性革命运动”。

    直到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章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章说，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由于全国的混乱局势一直得不到改善，大概“中央”也开始急躁了，就从68年的春季开始，又开始借助于反右的手法，将自己发动起来的“革命行动“用强制的方式压制下去，我想，这就是在此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由来。

    68年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人民日报》随即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和反右时期的思路完全一致，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再次掀起彻底改造和规范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潮，杜绝他们的独立思考。记得大家经常开玩笑说，蒯大富在清华捣乱，全中国的老九陪他受罚。其实，像蒯大富那种鬼迷心窍，被政治野心冲昏头脑的老九，全中国又能有多少？

    当然，21所的局势以及我的命运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完全取决于宏观政治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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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色谱仪，一段愉快的日子

   从上海学习以后，就回到了红山，并且参加了12月进行的氢弹爆炸试验的分析工作，这在前面已经基本上叙述过了。在68年初，我再次出差到北京通县，验收和调试从日本新进口的气相色谱仪。

    在通县验收和调试色谱仪的那段时间，即68年3月到5月间。我完全沉浸在任务中，从而回避了外面混乱社会的干扰。

    这是一件我以前没有干过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记得那台日本仪器价值7万美元左右，不过因为我们直接从展览会上买下了展品，价格便宜了不少。这台仪器在当时是国内拥有的最先进的全自动色谱仪之一。现在想起来，凭当时我掌握的那点气相色谱分析和电子仪器的知识，还远不具备验收和调试这台仪器的能力。不过当时还的确没有觉得害怕，一来是有对于电子仪器相当熟悉的周新嵩一起干，两个人商量着，胆子就大了许多。此外在大连和上海的学习，让我大体上掌握了色谱分析和色谱仪的基本知识，想到仪器再复杂，也就是要完成那么几个功能，心里也多少有了点底。

    说明书自然是只能看英文的，洋洋洒洒七八本，叠起来有半尺厚，里面有不少对我来说就是查出来也还是不很懂的新词汇。对着仪器抠了大约一个星期，总算是大体上弄懂了。后面的工作就是要按照说明书将整套仪器安装起来，证明可以正常运行。然后选几种待测气体作出标准曲线，对仪器所配置的几种检测器，测出检测下限和精确度。说明书弄懂了，这些工作就不难了，大体上成了体力活。似乎从拆箱到写出验收报告，大概用了两个月多一点吧。

    这两个多月还是很愉快的。我比较喜欢摆弄新奇的东西，比起现在，那仪器当然是很落后了。因为首先就没有数字化技术，没法有任何自动计算的功能。所有检测器都只能给出曲线，要你在曲线上自己找到需要的峰，在坐标纸上读出峰高或者峰的面积，再计算出含量。计算也只能使用手摇计算机。那种计算机计算加法和乘法还比较省事，要算一个除法，就要正正反反摇上好多次。不过就是这样，那个仪器也已经具有很多国产仪器没有的新功能，像程序升温、自动打印等等，国产仪器还做不到。此外，它的结构设计也很新颖，像热导池、氢火焰和电子俘获检测器的性能都远远超出国产设备。

    另外，在实验室的隔壁住着不少基地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那些年龄比较小的演员年龄也和新战士相仿，但是性格要活跃得多。有几个觉得我们这里很新奇，就经常跑来聊天。他们对基地的文革很感兴趣，但不过是觉得新奇而已，谈不上什么观点。让我们挺高兴是，他们发的像章比我们多得多，有时候就送给我们。在红山也发过一些像章，不过设计得都比较单调。我现在保留的8023部队像章里面，大多都是照片上的那种格式，在像章下面的13朵葵花象征新疆的13个民族。

    除去那些文工团员们宿舍以外，21所的带电话总机室也在实验室附近，我们总在那里进进出出，后来和踪迹的值班战士也逐渐熟悉了。说是研究所的总机室，其实也就管着三十来台电话，（十一）我在21所的最后两件任务工作量有限。值班的总机经常坐着没事干，等着仪器预热或者实验做完没事干，有时就去和他们聊天。由于和总机们混的很熟，周新嵩日后遇到的一个难题得以顺利解决，此是后话。

    现在回头想想，在那几年里面，恐怕就是这两个多月过得最愉快、最轻松了。所谓轻松，当然不是游手好闲，而是能高高兴兴地工作，没有苦闷、没有负担。（十一）我在21所的最后两件任务

    此后去大连523厂的出差虽然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内容却是丰富的很，不合乎逻辑的事情接二连三，简直是“岂有此理”。

    偶遇警备区司令员

    大约是在68年6月左右吧，为建立红山放射化学实验室处理核试验现场样品的手套箱，室里叫周新嵩负责，，带着申国荣、纵群和我，一共四人前往大连523厂测绘手套箱的图纸。我们四人仍旧住在大连一二九街的警备区招待所。由于那里没有足够大桌子用来绘图，而且人来人往，也不利于保密，所以周新嵩建议到他的一个亲戚家里，那里空间比较大，整天只有女主人在家。

    523厂是当时二机部所属的保密工厂，由于与军管持对立观点的“造反派”的势力很大，和大连工学院、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一样，都是警备区监视的重点单位。我们一到招待所，就听说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大连警备区的司令员邓岳到523厂视察。于是警备区招待所的戒备立刻森严了许多。邓岳一行占据了招待所的三楼，整个二楼不得住人，而且在楼梯口加设24小时双警卫站岗。我们几个当时住在二楼，因此都被赶到了一楼去住。每天邓岳进出招待所，都有大约一个排的人前呼后拥。可以说，那威严的场面完全到达了不必要的程度。

    大概过了两三天吧，我们几个人到523厂工作，中午到食堂去吃饭。食堂十分拥挤，我们端着碗找了半天，最后总算看到一个桌子只有两个当兵的坐在那里，我们刚要坐下，不知道从哪里过来好几个战士，立刻把我们围上了，看样子是赶我们走吧。就座的一位年龄较大军官很大方的说，既然都是当兵的，你们就坐在这里吧，那些战士立刻退走了。——原来，我们是坐到了邓岳司令员的餐桌上！

    司令就是司令，出口自然不凡，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部队的番号和最高的顶头上司是谁？”。对这个问题，我们几个都很为难，告诉他部队番号当然没有问题，但按照保密规定，部队的首长姓名是不便到处说的，就连我们部队内部，几个部队首长也是用编号代替，大家说起张蕴钰司令员，也总是用“一号”代替。按道理说，他这样问是有些不合适的。我们犹豫了一下，还是老周据实给了回答。邓岳说，他“听说过这个人”，这也许是真的。

    大连的局势当时仍旧分外混乱，不但两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升级为相当规模的武斗，而且对于“黑五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斗也仍然处于高潮。在我们出差期间，就遇到过两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绑在卡车前面游街示众。

我被“紧急”调回北京

    因为纵群和申国荣两位没有学过制图，需要有点时间适应，所以测绘的进度有些慢，好像是在两、三个星期以后吧，周新嵩突然告诉我说，郭增岭指导员要我“立即停止手头一切工作，立刻赶回北京”。尽管老周一再提出，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郭增岭仍旧坚持要我立即回去，并有室里安排徐进立即出发到大连代替我的工作。

    我赶紧买票回京到郭增岭处报到，并问他究竟有什么紧急任务。不料郭增岭竟回答我说，不是他要我回来的，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随后又问遍了各位领导，他们也都说不知道。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周新嵩亲口告诉我，是郭增岭指示他，要我立即赶回来的。而且既然徐进已经去了大连，总得有个领导安排他才敢去吧？

    这件事就这样糊涂了几十年以后，一次偶然聊起这件事，周新嵩告诉我说，大概是郭增岭已经将我确定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因此必须保证我准时进疆。其实，精明的郭指导员也太多虑了，大概觉得我是个重要的政治犯吧。别说我当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一心扑在工作上，就算是我知道了他要往狠处整我，在那个全国都“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还能跑到哪里去？对我这种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他还需要使用这个“阳谋”，耍这些政治手腕吗？

周新嵩的奇遇

   我离开大连后，出于在街道上负责纠察的老太太们举报，周新嵩竟然被抓到了大连市警备区司令部。

由于我们每天工作的住宅的主人是一位参加长征的老干部，但被当时军管会划定成为走资派。因此这所房一直受到居委会密切的注意。

    我们几个人开始是穿着军装去工作的，后来觉得不很方便，就改成便装。这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整天“神秘地”进进出出，被当地居委会的纠察们看作十分可疑的现象，并汇报给公安局。大概是由于原有比较规范的公检法系统“被砸”了吧，当时的警备区竟然不经核实就立即采取行动。一天，几个大连警备区的人员分乘三辆汽车，突然闯进来将周新嵩带走。据周新嵩后来告诉我说，他被带到位于中间的一辆“华沙”的后座，被两个军人夹在中间动弹不得。他还很自豪地说，“前面一辆吉普车开道，后面还有一辆车护送，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那样神气过”。那几辆车开了好长时间以后，才算到了目的地。

    老周自然丝毫无需惊惶，当即向警备区出示了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说明到大连是奉命出差。警备区司令部马上通过电话直接和北京联系，也立即得到了肯定回复。因为电话总机值班员对我们十分熟悉，他们直接证实，本部队确有周新嵩此人、并正在大连出差一事。警备区只好对老周表示了歉意，但请周新嵩自行回到住处。老周想，乘车来时走了那样长的时间，想必已经离那里很远，自己路又不熟，可怎么回去呢？但走出大门一看，原来距离我们的住处仅仅200米。来时那几辆车之所以走了那样长的时间，原来是为了迷惑“敌人”，一直在大连市里兜圈子！

    与此同时，警备区还审问了徐进，对周新嵩进行了背靠背的调查，把胆小的徐进吓得够呛。

    老周回到住处，却又发现自己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还缺少了不少物品。他十分生气，立即向警备区司令部查询，原来又是那些极端认真负责的纠察们觉得可疑，擅自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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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清队之前的红山

在从大连523厂出差被紧急调回北京以后不久，我大约在68年7月份左右最后一次回到红山。因为在途中要在西安停留，一个总机值班员托我带一个夜光的毛泽东像给他已经复员的、和我也很熟悉的、名叫鲁忠厚的战友。鲁忠厚复员以后，在西安第三印刷厂工作，因为在北京当过兵，在厂里也已经进了管理层。见面之后，我将带给他的塑像交给他。让我很意外的是，他说，这个没什么意思，在西安现在已经没有人对“三忠于”感兴趣。他还说，在厂里两派打得很厉害，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武斗，而似乎他则因为参加过一些打砸抢事件，也正在承受很大的压力。他有些想不通的是，他是为了“印刷厂的前途”，为什么反而遭到厂里的责难。对于打砸抢，我是一向反对的。不管怎么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拿。这和政治无关，而是个做人的底线。

当时西安确实非常混乱，尤其在火车站附近，到处是要钱和要饭吃的“难民”，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只要一坐在不管哪个小饭馆里，马上会有人过来和你要菜要饭，也许还要对你说上一句“要斗私批修”之类的毛主席语录，给你施加压力。弄不好得罪了他，还会往你的碗里吐一口吐沫。

红山那时两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升级为基地领导之间的分歧，据21所的“联络员”们说。张一号和政委邓易非各自支持一派，因此基地已经无法形成统一的领导。在下面，似乎是基地文工团的“戈壁红旗”和21所的“造反派”形成统一战线；而21所的另一派则和基地文工团的“造发到底”观点一致。再往上面，据说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王恩茂支持新疆红卫兵第二司令部；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武光则支持第一、三司令部。此外，还听说说新疆红卫兵第二司令部支持基地的“造反派”，而新疆红卫兵的第一、三司令部则支持基地的另一派。所以如果你在乌鲁木齐街上走，就会有人问你“支持哪一派”，如果你碰巧支持了提问者的对立面，就由可能挨一顿暴打。不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我不关心基地以外的红卫兵势力，更不知道基地内外这些派与派之间的联合或者对立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一样不知道）。因为我那会已经完全不再想参加所里的任何“革命行动”。那两年之间看到全国各地的混乱局面，对于文化革命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

虽说我对于宏观的文革大形势已经不关心，但由“一件令人深思的公案”大字报引起的两派之争在所里的表现还很明显，在一些方面表现得还很激烈。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回避的，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将你卷进去。

比如说吧，一次，我在西安看到街上小贩卖的一种木制的玩具狗，将它放到斜坡上，它就会傻乎乎地一步步走下来。因为觉得好玩，就随手买了一个。回到红山，在宿舍里高高兴兴表演给室友们看，谁知这也会引起政治问题。记得是唐泳清看了以后大笑着说，真是一条好“走狗”。我当时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合适，相信他这样说也完全没有其它意思。但碰巧此时欧阳文治在场，据后来有人说，她当时红了脸。此后清队时，有位对政治一向很敏感的“战友”就添油加醋，把这件事说成是我“处心积虑借玩具狗讽刺和打击不同观点的同志”而大加批判，我当时站在前面被批，不许解释，所以气得要命，不知道这是否也写进了我的档案。

推算起来，大概在8月初左右吧，实在不记得为了什么，21所的人和住在西面的电缆连战士冲突起来，对方竟然动了枪。他们开始朝天放了几十枪“示警”，然后将又用枪对准了我们十来个人。那场面真是一触即发，十分危险。最后似乎是他们的连长怕出人命事故，出来解了围。为防止再出现更严重的事情，此后各队的宿舍都设了防。我就住在一楼，当然积极参加“文攻武卫”工程。似乎当时是构筑了一些沙袋放在上面，必要时可以推下来把楼梯堵住。还从放化楼搬来了黄磷、盐酸和氨水等等，主要目的是万一有人“进犯”，可以制造一些烟雾，吓唬一下对方而已。所有这些“设施”完全立意于防守，没有任何主动攻击的意思。不过当你进到楼门的时候，确实也会感受到一种战场的气息。

因为清队还不可能立即进行，又没有核试验任务，此后的生活就相当单调了，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当时大家用几句话来描绘自己每天的生活：一个小时天天读，两个小时念外语，三个小时睡午觉，四个小时打桥牌。还有人总结说，那时生活的最大特点是“天天无聊天天聊”。那些有了家庭的人，生活内容比我们要丰富一些，他们主要致力于个人生活的“斗、批、改”：逗孩子、劈劈柴、改小灶。那会谁都没有冰箱，记得几乎每家都挖了一个贮存食品的地窖。

不过，我们也多少还有一些还算健康的文娱活动。比如说，陆兆达、黎荫铭、李贤翼和我都比较喜欢唱歌，有时就各拿上一本主席诗词歌曲，来一个四声部的大合唱。虽然几个人的嗓子都没有经过声乐训练，但大家自娱自乐，也就顾不上邻居是不是喜欢听了。

因为兰新铁路不能正常运行，红山食品供应十分困难，平常的伙食就是土豆、海带和烧猪肉罐头。记得大家还学习南泥湾，自己种了洋白菜。不过内地的洋白菜在新疆不包心，所以种了半天，菜芯全被骆驼吃光了。大家为了报复，就拉来骆驼骑着玩。一次李毓恒骑在骆驼上被徐克河拉着飞跑下不来，被吓得大哭。

八一建军节那天，三队一组的一些同志来了一次聚餐，每人贡献一个菜。大家纷纷拿出来自己从内地带过来的食品，主要是各种肉罐头。不知是谁，还到司令部后面的商店买了几瓶茅台。酒足饭饱，各自去休息。但过了好一会，我还听见隔壁有人一直在唱“红灯记”，因为没法睡觉，就跑去看，原来是陆兆达脸色通红的躺在床上唱，大概是喝得多了点吧。

两派对立的最后的高潮还要算是“九么九”事件吧，这是导致红山局面彻底而急剧转折的关键事件。就在“九么九”事件以后，“造反派”的处境逐渐趋于被动，两派对持的局面急剧转变为一面倒的清队局面。对于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和起因，似乎有不同的说法。关于时间，有发生在67年和68年两种说法，我倾向于68年，所以姑且写在这里。关于起因，有人说是由于“造反派”首先采取攻击行动导致，我觉得可能性极小，因为从大多数人的回忆和最终结果看来看，当时“造反派”的处境极为被动，而且正是在此后，他们开始被大肆镇压。

因为没有到马兰去，关于这件事我知之不多。在本文之后转载了“红山永红”在08年9月19日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作为参考。我现在估计，实际上这是一次有限度的镇压，是按照当时高级决策层的秘密命令进行的有计划的行动，目的是恢复基地的稳定。事前经过了充分的规划和准备，所以尽管有人统计说开了六千枪之多，但事后完全不见一枚弹壳，而且死人极少，行动也十分周密。最重要的，最终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次行动负责，中央军委对此事件更没有作任何处理。如果按照红山永红的观点，“九么九”只是36团的派性行为，这种完全不了了之的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人民日报转达毛泽东指示的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精神，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因此，一方面是响应中央的这个号召，更重要的是需要抽出较长的事件整理清队运动主要对象的材料、到内地进行外调，除清队运动的骨干分子以外，21所的大多数“老九”，在68年12月被下放到了连队接受再教育，三室全部被下放到124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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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工兵连接受再教育－1

1968年12月初，我们乘坐的军用卡车在马兰以南的公路上经过大约10个小时行驶之后，在晚上到达了124团在北山的工地，从而开始了大约十个月的工兵生活。

一二四团 三营 十七连

十七连主要负责的工程是在北山负责开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水平坑道和部分辅助性设施。美国的地下核试验经常是利用废弃的矿坑，而中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则是在一座山的底部水平开凿一个螺旋形的坑道，直至放置核装置的中心位置。在将核装置和需要的探测设备安装就绪以后，再将坑道用足够强度的混凝土/石块回填。我们在这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主要的任务就是建设主坑道和其它设施，包括观测点和装设测试仪器的地下公事等等。干的活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石料开采和运输、山体开凿、坑道回填、爆破，浇灌混凝土、捆绑钢筋、铺设铁轨等等。

十七连的指导员名叫张华林，记得他好像是个山东人，工作作风颇有些像郭增岭。连长姓赵，名字我不记得了，他的日常工作类似于工头，每天负责分配各排的任务。他是个讲究实干的人，心机较少而又有些口不择言，为人也有些大大咧咧。在中国的部队里，由于党委建在团一级，党支部建在连上，所以团、连两级分外重要。而在连里因为指导员担任书记，所以权力远远大于连长。再加上当时正值重点批判罗瑞卿的“单纯军事观点”，就事实上把负责具体事物的连长又贬低了一截。三营十七连共有四个排，我们所在的一排长姓吴，是个四川人。据我观察，他和张华林的私人关系可能相当密切，因为我不只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嘻嘻哈哈地抽烟聊天，我从没有见过在其它排长和张指导员之间有这种情况。

我们所在的一排一班

陆兆达、阎广璎、季廷安、施振平、王晞雯和我共六个人一同被分到一排的一班。我们这几个人当时的观点大体上都属于“造反派”，从后来的一切迹象看，在我们进入连队之前，上面已经和连里已经就这点打了招呼，而且是个足够充分和深入的招呼。以至于在69年的新兵进班时，有个叫王文全的老兵竟然教育新兵们说，你们不要看他们身上有“四个包包”（指军队干部所穿军服上的四个衣兜，战士的军服只有两个衣兜），其实他们的觉悟很低，思想都很反动。

可以说，除去我们到达那天，指导员很客气地对我们表示了欢迎之外，我们这些预先就定位为“另类”的人，就没有受过一天的礼遇。尤其是我们被分在一班的几个，分别由于不同的原因，和老兵以上的各个层次的人物，矛盾比别的班可能更激烈一些。比如说，陆兆达因为是留苏的研究生，又是业务骨干，自然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季廷安的性格比较直率，对于有看法事情很快就会形于色，表现在脸上；阎广璎的性格比我们深沉一些，但他对于文革的不同观点也是最明确的。连里大概知道我是个带头造反的，脾气也多少有点棱角，当然更不会客气；相对比较起来，似乎他们对于王晞雯的态度多少要缓和一些。

我们与新战士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和谐，有些甚至还比较亲密。尽管上面也必定事先和他们打过招呼，要他们提高警惕，和我们保持距离。但整天在一起生活，真实感觉与相互了解的作用毕竟远大于政治宣传。事实上，他们经常透露给我们一些消息和给我们一些忠告，从而让我们得以回避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一班班长是个安徽来的老兵，姓王，大约23岁左右，但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王班长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开会很少发言，往往说了开场白以后就把会交给副班长唐兆保，自己再不吭一声。没事的时候，他总坐在在自己床边的“马扎”上，拿着一个烟袋锅吸烟。

班上的兵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小团体，首先，三、四个四川来的老兵是中坚力量，但他们各自为政，互相之间的关系并不大紧密。其中一个前面提到的那个叫王文全的老兵是排长的老乡，腰杆比较粗，所以班长也要让他三分。另外一个是连里的文娱积极分子，名叫强光采，为人比较油滑，但他很注意和上司之间的关系，经常送点烟、茶之类，所以在连里还比较吃得开。还有个四川兵姓杜，比较喜欢说，但也就因此，容易在同志间制造矛盾。有一次我偶尔和他谈起21所的不同观点，说到21所的领导对我们几个都有看法，就被他四处传播。陆兆达为此曾告诫我少和他来往。此外，班上有几个68年的河南兵，在69年初又补充了几个山西长治和湖北黄冈的新兵。这些新兵中除去后来进了21所的彭光耀是个团里演出队的，比较活跃以外，都是老老实实干活，至少在那会还显露不出什么头角。

我们也能胜任重体力劳动

全国的部队统一采用北京时区计时，而新疆和北京大约有两个半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每天在8点半钟起床，晚上12点钟睡觉。除去天天读、中间吃饭和休息时间，每天大约8～9个小时的劳动。晚上大部分时间不会空着，会安排政治学习、三忠于活动、看电影等等。因为部队要有战备观念，所以每月都会有一次或者两次的战备军事演习：这些演习通常是在夜间紧急集合、将部队拉到“战场”，将“敌人”打败或者与“友军”会合等等，也偶尔有时候，在风风火火地紧急集合以后，却只是看一场电影，进行“阶级教育”。大概是怕本单位落后，每遇到有演习，排长通常都会来吹风，说些什么“要常备不懈，加强战备”之类的话。我们的动作自然没有小战士快，到这种时候，就要作些手脚。比如熄灯以后偷偷打好背包，穿好衣服假睡。不过还不能在紧急集合的哨声吹响以后立即冲出来，那样会显得太假。一般我们都是等到大多数战士排好再向外冲，还要假装慌慌张张，裤子扣或者上衣扣子没有扣好的样子。

工兵的工作确实还是很艰苦的。就拿采石来说，先要爬上山去，在岩石上打眼，装上炸药放炮，然后将炸下来的石头用人工破碎到一定大小，再搬下山，装上卡车运走。最吃力的工作是人工破碎和往山下搬运。在破碎的时候，一个人掌钢钎，另一个抡大锤，两个人轮流替换着干。如果技术不够熟练，这个活很有点危险性，一锤打到手上，就可能筋断骨折。所以开始时，战士们都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干：要是你掌钢钎他来抡锤，他很怕伤着你；但反过来由你这个没有准头的人来抡锤，他掌钎就更危险了。为此，我将钢钎埋在土里，着实练过几次。经过不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已经可以把锤抡园以后，准确地打到钢钎上。为了保证安全，打成一定大小的石头是不许从山上往下滚的，必须用人工搬下去。当时虽然那会没有指标，但我们一个排每天至少要装上20～30卡车左右，平均每个人的采石量总有大约4、5吨吧。

还有一种活是需要点技术的，就是用独轮车在木板道上运搅拌好的混凝土。因为独轮车的中心很高，木板道又只有30厘米左右宽，平衡稍有偏离就会翻车。我们几个人都推不好这个独轮车。所以每浇灌混凝土的时候。我们都担任往独轮车上装料的任务。这个活看起来不显眼，但却是最累的活。因为要保证强度，有些工程用的混凝土砌块都要达到标号600，所以选用的石材比重很大。搅拌好号的混凝土是卸在铁板上，由装车的人用铁锹装上独轮车。通常由4个人负责一台搅拌机的装车，每班由两个人装半小时，轮流休息。那独轮车川流不息，装车的人在半小时内丝毫不能休息，一轮装下来，已经筋疲力尽，半小时的休息根本就缓不过来。只觉得那腰弯下去就直不起来，而直起来的腰，也很难再弯下去。就体力而言，我们比他们至少大十岁左右，当然比那些小战士吃力一些。虽然我们的力气也许并不比他们小，但体力恢复比他们慢得多。尤其是陆兆达，他的年龄最大，力气也最小，对他来说，可以说劳动强度明显过重。记得有一次给独轮车装料，陆兆达实在没有体力了，但又实在没有人将他替换下去休息，竟急得流下眼泪。和他同事那样多年，他在工作和生活上也不只一次遇到为难的事情，可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

就是再重的活，只要战士们能干下来，我们咬着牙也都能顶下来。可以说我们这几个人在干活方面，从没有由于怕苦怕累挨过任何批评、出过任何丢面子的事情。而且既然是“接受再教育”，我们实际上比那些战士干的活更重一些，条件也更苛刻一些。比如说挖土的时候，你就最好要自觉地站到下风向，要是不小心站到上风头，晚上总结会也许就会有人给你提出贪图安逸，害怕困难的批评。在背钢筋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你也通常要比别人多背一两根。

一次爆破电缆沟，对我可说算得上是一次考验。实施爆破的程序是先在石头地面上每隔一米左右打孔，然后放进炸药、雷管和引线。待完全装好以后，大家在引线前排好，准备点火工具，由指挥人员下令，同时点燃自己负责的两根或三根引线，迅速撤离。

由于戈壁滩的风很大，所以用火柴点燃引线很不容易，但爆破时又必须要求大家同时点燃引线，否则在就会出现事故。引线的长度大约80厘米，在点着后大约一分半钟爆炸。据战士们后来和我说，用点着的朽木去点燃引线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风越大，朽木的燃烧就越好，所以当时就连很多新战士也都是用朽木来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排长或者老兵们明知道我们用香烟去点引线一定会很困难，但当时却不告诉我们这个诀窍。

总之，在现场时，周围的人都将引线点着以后，撤回了。我点着了一根，另一根却怎么也点不着，很快那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约已经过了一分钟，指导员见我还在那里点，有些着急了，大声喊着叫我立即撤回。可我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下了狠心要将引线点着。所幸的是，最后还剩一、二十秒的时候，我终于还是把第二根引线点着了。

第二天，连里开大会，指导员先不点名地讽刺了我一顿，他说，有人胆子明明很小，点引线时手都抖得点不着，但还挺奇怪，无论你怎么叫，他就是不回来。然后，他又大力强调了爆破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引线点着与否，必须按时撤退，否则会闹出人命。

虽然挨了批评，但我还是出了一口气。要是当时真的点不着引线就跑回来，领导上不定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把我挖苦一番呢。至于我的手是不是“抖的不行”，我相信连张华林指导员自己也不相信这个说法，那会他和我之间的距离足有50米，我又是背对着他。他居然能看清我的手发抖，那眼力实在是太好了。

北山冬天的气温最低会到零下十几度，但干起活来，并不太冷，比起夏天来，还是要好得多。戈壁滩的夏天十分炎热，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地面温度有时更会高达60度以上。说将鸡蛋埋到砂子里会变熟，那可是一点都没有夸张。工地上没有一棵树，所以大家整天就戴着一顶小帽在烈日下干活。一天下来，至少要喝七、八壶水，晚上休工回到家里，那脱下来的衬衫由于多次汗透，硬得几乎可以直立起来。

在67年5月初次进疆的时候一次乘卡车路过库密什，看到部队的工兵们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修路，大家都很感动，不禁为他们这种精神鼓起掌来。想到现在我们自己在更炎热的夏天也能坚持长期繁重的劳动，甚至也没有觉得苦到什么了不得的程度。虽然没有人为我们鼓掌，但大家心里还是很感到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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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兵连接受再教育－2

连队的政治生活

政治学习的内容

除去劳动时间，连里当然会为我们大量安排政治活动，就其形式上，大概包括下面几种：

* 天天读、早请示和晚汇报：这个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雷打不动”，除每天要坚持一小时“天天读”，早晚还各用10分钟左右在毛泽东像前排好队，找一个人叨唠一阵，“请示、汇报“一天的工作”，颇有些像基督教的祷告，是轮流担任的。一次看完电影，回来后由阎广璎负责晚汇报，他本来想说的是白天由“唐班长” 或者“唐兆保”带领我们到工地劳动，但因为刚刚看的是“抓壮丁”，就不小心说成了“唐保长”。这立即引起一阵哄笑。阎广璎事后被吴排长当众严厉批评，说他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作晚汇报，是“对毛主席的不敬”。

天天读大体上都是针对班上发生的问题，选择针对性强的语录或毛泽东著作，结合“活思想”“活学活用”，以达到“立针见影”的效果；一班长虽说少言寡语，但还是很有心机的。在政治学习时的发言，经常有很强的针对性。虽说没有林副主席所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却也能达到说一句有一句作用的水平；

* 学习新文件和新语录：凡有新的语录或新文件下达，会另行组织专门的学习，这些学习大部分安排在中午休息时间或者晚间，也有时安排在假日。因为任务很紧，通常不会停工学习。凡是新语录下达，必须当晚背熟，否则不许睡觉。大段的文件或是上级安排专门要学习的社论或报道，当然都是由我们来读。和那些小战士相比，我们对背诵语录还是有点优势的。有时候看他们背得实在吃力，没法睡觉，就在底下偷偷提醒他们。这时班长就算发现了，也一定假装没有看见，大概是他也希望能早点休息吧。

* 全连大会：其基本目的是向全连发布通告，下达比较重大的任务，或者是连上出了值得通告的事情，需要在全连范围内表扬、批评或者批判时召开，总是指导员主持的。

* 个别谈话：这种思想工作当时被称作“谈心”或者“交心”。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当然只有受教育的义务。

如果是连领导找你谈话，大体上会安排在白天；但如果是班长以下的战士找你谈话，则都在下班以后，而且大多数集中在熄灯以后进行，谈话长度自然由对方决定。我最怕这种谈话，因为排长、班长、老兵和新兵会接连不断地对你实行车轮战术。在每天十分繁重的劳动之后，还经常要谈到两、三点钟，我实在有些“顶不住”。后来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次谈话都带一包好烟（通常买最贵的“牡丹”，最次的也是“上海牌”和“飞跃”牌），从谈话一开始就拼命递烟过去。递烟有双重作用，其一是缓和气氛，降低谈话的难度。其次是缩短谈话时间，大约抽掉半包以后，对方就会有些困倦，从而收兵回去睡觉。递烟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学会了抽烟，不过还好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烟瘾。

* 三忠于活动：大体上属于个别活动。这方面我们几个人也有点优势，例如邦战士们描个主席象、画个什么“旧址”、“故居”之类，写个仿宋体的语录等等。因为这类活动可以加强互相之间的交流，气氛友好活跃，又可以表达对于领袖的热爱。我通常对此是比较积极的。

如何对我们进行再教育

进行一般性的政治学习，大家都不陌生。只要不出现异常事件，这里的学习气氛在大多数时间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几个当然不会像在401所那会有时还能有说有笑，学习可说是十分认真，发言也比较谨慎。但只要有出现摩擦的场面，即使不多，那气氛的紧张程度和给我们造成压力可就大不一样了。

说句心里话，劳动虽然很繁重，但我并不很发怵，体力总是可以恢复的。但对我们进行的有些“再教育”内容和方式，实在有些损害我们的人格与自尊心，这是让我们在此期间经常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人毕竟不是草木，我们当然偶尔也会吐露一些内心的不平，可以想见，换来的当然只会是更凶猛的批评。

还是让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一次天天读，好像是学习关于“斗私批休”之类的问题吧。季廷安发言表了个态，大概想必是谈收获吧。班长随后发言了，不记得究竟班长是怎么说的了，总之是拿“知识分子的两面派特性”说事，暗示我们几个在检查自己的思想时说空话、只拣好听的说，不能批判内心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老季是北大59年的毕业生，当时是室里的行政干事，说话不太会拐弯抹角，为人一贯直率。他很激动地发言说，他参军已经近10年，他认为自己工作是认真的，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要求是严格的，是努力按照党对自己的要求去做的。作为一个军人，他认为自己有缺点，但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民。记得陆兆达也发了言，语气比较和缓，不过也是这个意思。

老季的发言说出了我们大家想说的话，我从内心里感到痛快。虽说班长所说的“两面派”一词是指导员和排长经常给我们作的鉴定，但那大多是在集体场合下、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而这次班长却几乎是当面“指着和尚骂贼秃”，效果当然不同。

季廷安的发言导致了严重后果，第二天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没有点出季廷安的姓名，但指出在一排出现了激烈的、抵制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言论，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给予严肃批评和足够的重视。虽然此后再没有提及这件事情，但此后对于我们的压力显然又增加了，对于老季本人，其影响更是可想而知。

我们确实都有很多缺点，（尤其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之下）在我们想的、说的和作的之间，确有不小的距离。但并不能因此就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不应该用“两面派”一词来否定我们的一切言行，甚至否定我们的基本素质。

第二个例子就更说明问题了。

指导员的通讯员姓万，是个很天真活泼的河南兵，经常跑到我们这里和我们聊天。聊得久了，有时也发泄一些牢骚。一次，小万哭丧着脸来抱怨说，指导员的家属来了，什么活都要他干，最近一次居然连她的内裤都要通讯员来替她洗。他觉得受不了。说完这些委屈，小万还当着我们的面哭了一场。

那会根本就没有“个人隐私”这个概念，再说，拿通讯员当下人使用，就是现在也不很合适。所以我们几个听了，觉得作为一个连的党组织领导这样作，影响党的形象。所以过了两天，我们三个人（好像是季廷安、阎广璎和我）一起去到营部，向营长反映了这个情况，建议营里和指导员招呼一下。营长很和蔼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答应会“酌情处理”。

我觉得这虽然有点“多管闲事”，但无论就意见本身或是我们的作法，都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局势的判断上，犯了极其严重的的错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就召开了全营大会，就是那位和蔼可亲地接待我们的营长亲自上台讲话，来了个川剧的“大变脸”。他说，我们营里有些人就是死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妄图抓住我们干部的一些小小缺点，对于工农兵对他们的再教育进行“反攻倒算”。他还说，他相信三营的党组织和全体战士有足够的战斗力来对这种反攻倒算进行反击。

这几件事情让我们领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被人拿你当一个敌人来对待，你不管说什么或者作甚么，都不会有好结果。就像一个寓言里写的，要是一个人怀疑你是偷斧子的，对他来说你的走路、吃饭，连睡觉都像是偷斧子的。道理虽然清楚了，但没有人能每天就像木头人一样什么都不说不作。所以，类似的事情在今后一定还会不断发生。

既然将这事在全营公布于众，当然营长也将此事全盘告诉了张华林本人。通讯员小万这次显然是“吃不了兜着走”了。自此以后，我们再不敢相信部队处理和我们有关的事情会遵循什么“组织原则”，也不会再自作多情，去作这样的傻事。小万自从吃了这次亏，以后和我们的来往也明显少多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两、三件吧，由于这个班发生的事情比较多，据说班长向连里提出这个班的老九们比较难以管理。从连队方面来说，这几个人也确实比较“刺儿头”，因此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在大约2月初左右吧，陆兆达、我和王晞雯三个人被调整到一排三班。似乎同在三班的好像还有陈达和韩大年吧。

三班长好像姓宋，他原来在团里的宣传队里面呆过，性格比较开朗，文化水平也高些。他处事比较讲究方式方法，加上我们经过在一班的惨痛教训，进一步体会到了自己的被改造身份，很体会“夹起尾巴作人”的必要性，所以在这个班里，我们和战士之间很少出现矛盾。

与一班相比，班长和班里的老兵们对我们也要缓和一些。其中一个四川兵叫名杜全仑，他喜欢没有边际的聊天，有时候也来找我们唠嗑。还有一个四川兵比较懒散，名叫那顺峰。因为不“突出政治”，他和各级领导都不太来往，是班长和排长思想工作的重点，但他和新兵们之间也比较密切，主要是因为不像其它老兵那样，对新兵以家长自居。既然不那么突出政治，和我们之间也就基本上没有多少界限。不过为了避免“一丘之貉”的嫌疑，我们几个都不去和他过多接触。

和以前差不多的是，我们仍然和68、69年的新兵比较接近，而和老兵们之间仍旧有较大的距离。这大概主要是因为新兵们对我们的警惕性没有老兵们那样高吧。我和几个69年的新兵之间还是很友好的，记得一个叫李国章的湖北兵总让我帮他写家信。一次他要给他的未婚妻和爸爸各写一封信，但过些日子他告诉我说，因为将信装错了信封，分别挨了爸爸和未婚妻的骂。我重新替他写了信。但过了几天，说那两封信又都回来了，因为他将家里的地址写到了信封下面，却将自己的地址写到了上面！

还有一个山西长治的新兵名叫苏金鱼和我连铺，他觉得我们几个比较通情达理，所以什么话都和我们说。他也因为心直口快，经常挨老兵和班长的批评。其实他的牢骚还是经常很可以理解的，但鉴于以前的深刻教训，我们当然只能听着，最多是劝解一下，和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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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兵连接受再教育－3



离开连队以前的几点花絮

由于预定在69年9月份要进行两次核试验，包括一次空投核爆和一次地下核爆，大约在7月份左右，21所的部分人员被抽掉回所准备任务。我们把在17连剩下的人挨个看了看，全是“造反派”观点的人，就估计到我们不会再参加任务，大概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回去以后接着挨整了。一次，我无意中傻里傻气地把这个想法透漏给班上多嘴多舌的四川老兵杜全仑，立即被他在班上传播了出去。陆兆达为此对我十分不满，专门找到我以后骂我说，我是不是还嫌挨的整不够，想给大家再加上几件事？我自知理亏，只好一声也不吭，老老实实听他数落。

大约到了9月初吧，完成，十七连如期完成了地下核试验的工程任务。按照惯例，空出的这些时间当然不能浪费，必须要用政治运动来填充，所以各个连队在短时间的整修以后，立即进入了全时的整党、整团阶段。

公平点说，那会的极左和阶级斗争路线当然不仅对我们起作用，根据“处处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精神，连里的“自己人”之间也斗争不断，也有不少同志受到不公平待遇。

在69年124团进行的整党、整团运动，我们三部的人是不参加的。连里开展政治运动的对象就只能是各连队原有的干部和战士，事实上也确有不少人受到冲击。其中最大的事情是17连的连长因为不太“突出政治”，说话过分随便，所以就首当其冲。

据战士们和我们说，连长基本上是个“没心没肺”的直筒子。由于当时在批判罗瑞卿的提倡“大比武”的“单纯军事观点”是有意冲击政治挂帅的阴谋，在政治工作和工程任务之间必然存在着明显矛盾。在平常连长和指导员之间就不很和睦，形成类似于争权夺势的局面。这次的导火线主要只是因为两件具体的事。一件事是连长在安排施工时在地下摆放石块、砖头之类，来解释各种工程材料的位置时，将毛主席语录当作石块，摆在了某个位置并解释说，这里是放废料；另一件事是当布置会场时，他竟说，将两朵葵花并排放在毛泽东像的下面，简直像是“两个卵子”。由此引申，连长以往说过的许多可以作多种理解的话也纷纷被上纲上线，被批判了不短的时间。据说此后连长被作为战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在整党的同时，也清理了个别人的经济问题。就我们看，在这方面有些事恐怕很难说是公平的。连部一个老老实实的通讯员自己主动交待说，他“贪污”了连里的8分钱邮票发了私信。张华林指导员就此表态说，这事情虽小，但因为“从一滴水中可以见太阳”，所以必须要严肃处理。结果这个通讯员被全营通报，并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与此同时，一班的强光彩因为有各种外出机会，贪污连队一百多元，却因为“态度较好，思想检查深刻”，被免于处分，轻松过关。大家底下说，这大概和他经常向领导们献烟送茶不无关系。

在我们基本上避免了和班里战士们之间矛盾的同时，一些新、老战士之间却发生了观点上的撞击，其主要原因是在于对我们的态度和评价。因为不少新战士和我们之间相当友好，好几个人被批评为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替我们说几句好话的苏金鱼和李国章等几个人，更被扣上“立场不坚定”的大帽子受到公开的严厉批评。我们虽然不参加整党活动，但在营房就经常听到严厉的批评或者一些小战士沉痛地作检查的声音。

我们很同情那些为了和我们交朋友而受了批判的小战士们，但处在这种地位，加进去除了添乱，我们几个又能为他们作的了什么呢？

在我们离开17连的时候，我收到了班内外战士们送给我的14个笔记本。在大约20年之后，我偶尔翻开其中一个，意外地发现了和我很要好的、69年从山西长治参军的魏枝林写给我的一段文字。大概是为了怕别人发现而背黑锅吧，这段文字写在笔记本的中间某页，而不是按照惯例，写在扉页上。

“在连队里和你成为了好朋友，不知道我们将来是不是还会联系，送个笔记本给你记日记吧，希望你将来过得好。今后好好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要作个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战士。千万不要作两面派，更不要坐山观虎斗.....。”

对于“两面派”一词我当然早就已经很适应，不过最后这句“坐山观虎斗”的话我可是很不理解它指的究竟是什么。在回忆了好久之后，我终于成功地把它和离开17连以前的整党运动联系了起来：这一定是当时连里对我们采取彻底回避态度的看法。可在当时我们除了“观虎斗”，还能怎么样呢？“虎斗”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姑且不说当时我们是“坐山”还是“落井”，如果我们以那种“后备阶级敌人”的身份参加到“虎斗”里面去，那个工作风格和郭增岭颇为相似的张华林指导员当然会很高兴：他正在发愁找不到“挑拨是非，破坏连队团结”的元凶，如果他抓到我们，的确马上就可以成功地维护十七连的团结。但我们将要面临的悲惨下场不是很明显可以预期的麽？

我对于魏枝林对我的友好而诚恳的情谊十分感动，直到去年我还在网上查过这个名字，但没有任何信息。我想，我离开17连那年他十九岁，应该是50年生人，现在也快60岁了。现在如果有机会到长治去，一定到武装部去查查他的地址，找到他，好好聊聊.......。

大概在9月上旬或者中旬吧，反正就是在那两次核爆炸的前夕，全体三部人员告别了124团的战士们，大约10个月的“下连队接受再教育阶段”告一段落。我们坐在和来时一模一样的卡车后厢里面，沿着也正是来时走过的那条公路行驶着。但此时此刻，仅仅过了10个月，我们的心情和来时却决然不同了。

几乎每个人都默默无言。

那会我们都在想什么？高兴？遗憾？担忧？觉得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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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才算正确评价了这段生活。

就下放的目的而言，我不愿意说任何有丝毫肯定意义的话去评价它。因为这次下放的真实目的并非如上面冠冕堂皇地向我们宣布的，是为了提供一个使我们的觉悟得到提高、受到工农兵“面对面”教育的机会，而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与我们这些清队运动对象“背靠背”的条件，来收集和整理我们的材料；有时间派人进行外调，准备清队整人之需。

但如果抛开目的，而单纯评价它的客观作用，对我可就是相当困难了。

说它艰苦？压抑？是一场“恶梦”？固然这几方面的感觉都确实明显存在，但似乎这并不是我最终感受的全部，甚至也许不是主调。但说它让我经受了锻炼，加强了我性格的韧性，进一步了解了工农兵的感情？即使确实有这个作用，这10个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远远没有那样美好。

不可否认，在这段生活以后，我一直对于部队的战士们有了比较深的感情，之所以现在还记得许多小战士的姓名，就是因为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还很想念这些淳朴而憨厚的农村孩子。在前面的文章里面我曾经说过，直到现在，在公共场合只要发现我边上坐着一个小战士（不包括那些有架子的军官们），总想搭讪上几句话。而且后来到了工厂，能得到干活吃苦耐劳的评价，能在和工人们混在一起时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大概也主要得益于这段连队生活。甚至直到现在，比起大多数教师们，我更容易和学生们沟通，也许还是由于这段不很寻常的经历的作用。

不过最终的问题是在于，要得到同样的效果，果真非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不可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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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前面讨论再教育时已经说过，把社会群体按“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划分是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因为无论在哪个社会领域，人类都必须不断提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认识水平。这是人类得到发展的主要手段，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确实，知识水平的高低确实在不同人群之间，形成了品质、观念以及生活水平的差异，知识水平不同的人，也确实会形成各自的优缺点，互相“教育”一下未尝不可。但这种差别与不同级别、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别一样，并不会在社会上形成不可解决的矛盾。故意将这种差异当作你死我活的矛盾来定位，就简直是在故意制造社会混乱。

    自1945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将知识分子打入资产阶级队伍以后，在反右中进一步体现为“限制、改造和利用”政策，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成为主要革命对象。其实，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断恶化只是结果而已，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中国最致命的后果，是来自于全民的以无知为荣、以有知识为耻、以科学为敌。当一个国家被这种观念所主导的时候，恐怕很快就会面临着崩溃。我不知道我们的伟大领袖当时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记得在十七连听过一次张华林指导员的国际形势报告，在那次报告中，他竟然一直说不出勃列日涅夫这个名字，更把罗马尼亚说成“罗马尼西亚”，而且对此毫无愧意。他以开玩笑的形式给自己开脱说，反正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谁管他叫什么“鸡巴涅夫”。这类事件在回到21所以后再度重演：在传达一个我国关于苏军悍然侵入捷克使用的战略/战术总结报告中，21所的一位副政委将报告中的将领姓名、城市和地区名称、坦克型号和进攻路线等等念得混乱无比。因为他自己没有看懂，当然更没人能听得懂他念的那个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

    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部队干部对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军事常识竟然可以如此不经心，还能期望他们带好队伍麽？长此以往，我们将来再打起仗的时候，还能像以前那样“无往不胜”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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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陆兆达战友

现在这里播放的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陆兆达战友生前最喜欢的乐曲之一。
    在三队进入红山以后，大家的文娱生活都比较贫乏。一次到老陆家里去，他拿出两张唱片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贝多芬的作品。他给我边放边讲，详细介绍了每个乐章，介绍了演奏者即兴发挥的特有技巧。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首华彩飞扬的协奏曲，并且从此也喜欢上了它。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在书店和音像商店里又重新出现了各种经典乐曲。我首先要寻找的就是这首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回忆陆兆达战友回忆陆兆达战友

陆兆达是一个高水平的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他不仅爱听音乐，也精通很多乐曲的创作时代背景、表现的内容和技巧特征。在401工作的初期，我经常和他在一起谈论前苏联的音乐和电影。此外，他也是一个水平不错的乒乓球爱好者。记得在401所时，一次他和一个同事开玩笑说，他可以坐在凳子上和对方比赛，结果还真的打赢了。

    因为陆兆达有一架质量很好的苏联电唱机，在401工作时，我也带了一些唱片到401所，其中包括茶花女、卡门、天鹅湖和吉赛尔的舞剧音乐。在文革开始以后，出于激情，我打碎了那些被归类为“封资修”的唱片。老陆听到这个消息，对我惋惜地说，这都是世界上著名的作品，你不听也就是了，何必要砸了它？听了他的话，我确实有些后悔，可是既然已经砸了，也只好如此。

    我后来从老陆那里借了那台唱机和几张唱片，在自己宿舍听了很久没有还，直到他自己要回去。想起来那会自己太不懂事，只顾自己而夺人之好，实在很不应该。陆兆达一向为人宽厚，对于我们这些年轻气盛、不太懂得关心别人的小伙子，一向采取很宽容的态度。在红山清队时，上面告诉我，关于陆兆达是苏修特务问题，已经基本定案，要我回忆他的不当言行，我虽处于隔离审查之中，仍“揭发”了有关他的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在离开红山后，于85年左右，我在北京遇到他，首先想到的是就此向他道歉。他颇不经意地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就算了吧。何况那会大家都糊涂，又不是你一个人。

    老陆是个业务能力出众、多才多艺的学者。虽然在政治上历经沧桑，个人生活道路也十分坎坷，但后来仍能挑起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重担，确实十分值得敬佩。

    原来觉得和他同事多年，似乎没有一张与他的合影，只好从别人的相册下载一张。事实上，我在90年代初在上海开会时曾和他见了最后一面，并且和他在施振平家里一起合了影。但我最近找出这张老照片，却一直没有认出左面坐着的第二位竟然就是老陆。直到施振平战友提醒了我，回去再仔细辨认，才发现确实是他。大概是因为我的脑海里，老陆的形象实在是太年轻了。 回忆陆兆达战友

    当时在上海见面时一同合影的老战友，自左至右为：施振平、陆兆达、陈达、袁光钰、杨裕生、易楚芬、刘国兴、王瑾英、赵焕珍和朱风蓉。

    谨以这首音乐和这两幅照片表达对老陆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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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清队运动和我的离队－1



听说，很多同事不愿意回忆文化革命，这恐怕主要是因为，目前已经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人，谁也无法能够对那个阶段的生活无动于衷。无论是有意无意伤害过别人的，还是受到别人有意或无意伤害的，还有既伤害过别人，自己也同时受到伤害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彻底忘记这一段历史。即使对于当时的旁观者，当他们想起来这些虽然尘封已久的经历，也仍然能感觉到在自己内心的深处还留有鲜明的痕迹。

我早就说过，这个回忆录很难写，而且对我来说这是最难回忆的一部分。

一些年轻人早就已经开始厌烦于老年人整天回忆陈年的旧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已经适应了比较和谐的社会环境、职业场上激烈的竞争和比较舒适的家庭生活。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觉得回溯这些毫无意义。但也有不少人说，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的高层再次出现不同持有政见的势力，再次掀起政治风浪，恐怕还是会有大批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起来响应，中国再次出现混乱并非绝对不可能。

我相信后一种判断。

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未公开彻底研究和讨论过文化革命的起因、它的性质和实际过程，也没有明确提出为杜绝将来它再次发生，我们究竟要作些什么。我不怀疑在某个高层以上，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了定论。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到了“群众运动”的风暴已经形成汹涌波涛的时候，实际上任何权威都无法控制。

所以，尽管很难写，尽管相对于整个社会，我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微小得连放到高倍显微镜下面都难以察觉，我还是想写，而且我希望大家对它不再采取刻意全盘回避的态度。

直到现在，在这段时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清清楚楚，这并非由于我是一个善于记仇的、或者是心胸狭隘的人，而且我真的在那会并没有刻意地去记忆什么，当然更没有准备“秋后算帐”。其实这并不难于理解，只要你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如果发现你曾经为之努力工作的部队对你的评价竟然是一无是处，甚至是为了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强行要你离开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曾经和你长时间一起生活、并肩工作的战友，以对待阶级敌人的仇恨将你对他或她说的一些并无恶意的话，上纲为反革命言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事情在你的脑子里会形成多麽深刻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回到红山以后，在表面上还是整休了一段时间，大家的生活还算比较平静。记得和红山司令部以及别的队还比赛过几场排球，晚上有时还是以打桥牌消磨。不过，我还是隐隐感觉到了一些气氛的变化。我们组来了刘国兴和徐松林两个新战友，他们和我说，组里有人将给大字报“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给他们看，但D同志告诉他们说，不要看那些东西，那些材料都是不可靠的。室里和组里原来撂挑子的领导们，也开始出来传达各种指示和文件，宣布上级命令等等，比以前活跃了很多。

在此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事情。其中之一是已经超过28周岁的同志办理了退团手续，那些填写好的退团申请表，就随随便便放在值班室电话桌上。一次我大致翻着看了看，在“退团原因”一栏里，大家填写了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少数几张写得还很正规，说要抓紧自己的思想改造，争取入党。但也有不少人写得挺消极的：像“唉，年纪大了，必须要退”、“8334部队的团组织不起作用”、“年龄到了，没人管，就退了吧”等等。如果部队还关心大家的话，从这些表格里，还真的能由此了解到这些下级人员的情绪。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中央对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根据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可能突然恶化的判断，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1969年10月18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正式下达，这个命令对于21所此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由于当时在新疆中苏边界上的铁列克提等地区，中、苏部队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和小规模的冲突，包括苏联悄悄地将国境线上的界碑南移，蚕食我国领土。这时，报章不断报道中苏边境所发生的大小事件，边境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颇有一触即发之势。据领导们说，21基地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进行的选址，苏联方面自然拥有基地的详细资料。在11下旬，21所举行了一次模拟战争爆发时的撤退演习，大家打好背包，带上干粮和饮水沿司令部后面的山坡向北紧急行军，记得当时走了大约几十公里。

    基地在清队以前几个月，军委曾派来一个由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孟平（原来是个中将）所率领的调查组，据说以基地张蕴钰司令员和邓易非政委代表的两派都向他反映了大量情况，但调查组究竟得到什么结论，下面是显然不可能得知的。再说，当时中国连党和政府的最高层机构都相当混乱，不断走马换将，没有人能弄得清究竟谁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不过，此后不久基地司令员就由军委派来的白斌担任、政委由廖鼎琳担任了。自他们来后开始，基地的清队方针逐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令人比较失望的是，和全国其它地方支左方式一样，稳定基地局势的基本办法仍然是拉一派打一派。这当然是最简便易行、可以最迅速地使基地达到暂时稳定的办法。只不过这样作的结果，需要有些人作出十几年政治生命的牺牲而已，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马兰黄羊

记得当年三部还揪出一个所谓的“特务”，罪名大概是什么“偷听敌台”。具体怎么回事，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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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21所的“特务”事件，明确地讲，此人是四室的（他的名字在此就不讲了），他好像是“成电”毕业的。当案发后，我听保卫部门讲过他的一些情况，大致是这样：他偷敌台之后，按其中给的地址，他给台湾特务机关写了封信（地点是东京XXX公司，XX小姐收），其内容大致是，自称自己是搞原子弹的，....愿为XXX效忠。而且他得到了回音，以后就有了来往，但这一切早已在公安部掌握之中。六七年在红山两派对立时，我亲眼见到过他打人特别凶。他被逮捕后，我在马兰还常见到他，因为拘留所就在一招的后面，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一招的最后一栋楼。有一天傍晚，他乘看守他的战士不备，用一个大长钉子刺倒了那个战士而逃跑。隔一会儿，我们就听到有人大喊“抓特务啊!"，我们一些人从房间都跑出来看热闹，结果他没跑出多远就被抓回去了，因为那天菜地刚灌过水，他跑不动。
   我复原后，七几年我还曾问过基地的同志，听说基地把他交给了新疆军区军事法庭，据说只判了五年。再后来，又听说他在监狱内组织犯人越狱，最后判了死刑。
   关于21所这个“特务”事件，我在网上也见到过有人议论过，甚至有人还说这是“冤假错案”，我看，恐怕还不好这么讲。据我了解，这个案子首先是国家公安部截获了他寄往日本的信件，后来就一直把他盯上了，而且那时21所还在北京，公安部已直接查到了21所。
    这件事，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仅供参考吧。

[匿名] 21所战友

om0y5战友说得对！有关21所的“特务”事件，事实如此。21所的人都清楚此事，不是“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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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清队运动和我的离队－2

进入10月份以后，21所很快就进入了清队阶段，为消除派性的障碍，由124团派来工作队主持三队的清队运动。不过谁也想得到，起关键作用的当然还是郭增岭。

工作队的队长姓雷，瘦瘦高高的，说话做事具有典型的少壮派作风，我从没见过他有过笑容，在他的发言中，对大小事情的分析都归于阶级斗争，都少不了上纲上线。副队长姓张，他的体型较胖，年龄也稍大一些，看起来在各方面比较稳健，说话口气也要比雷队长和缓得多。工作队向三队所属的各组派出了工作组来主持清队运动。我所在的一组由两个比较年轻的战士负责，组长是一个姓赵的班长，是65年入伍的安徽兵，性格内向，说话也不太形于色，态度虽然经常比较严肃，但还比较通情达理；副组长是个68年从河南省驻马店西平入伍的19岁的小战士，名叫刘平心，与124团大多数68年的新兵一样，他的性格很活泼、观察人比较实事求是而没有太多的框框，为人也很诚恳。

在正式宣布清队运动开始以后，雷队长在全室大会上讲了话。他列举了发动文化革命以来在三室发生的政治事件，包括以“破坏正面教育为目的”的大字报、“造反派”与社会上的“冲派”沆瀣一气，对领导机构和党政干部的冲击、室里的发生的两派对立局面、人身冲突、反动言论等等问题。我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三室的研究人员中可能存在着特务活动，这让我十分震惊。

雷队长的讲话大体上让我理解到，如果他所说是完全代表上级的意图，则清队的主要目标无疑将完全针对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不过，我还没有立即意识到清队风暴将猛烈的冲击到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远在一年多以前，从离开红山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开始，我已经基本上没有再介入21所的文化革命运动。

在一段一般性的批判与揭发大会以后，清队目标逐渐明确，很快，一组中确定了四个人为隔离审查对象。据后来别人告诉我，还有不少人受到批判或者批评，我不想在这里开列他们的姓名了。对受隔离人员究竟能参加哪些批判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专门规定。但就我的感觉，似乎是问题轻些的，可以参加问题更严重人员的批斗会，但是不能反过来。如果我这个估计正确，当时对这四个人问题严重性的排序可能依次是陆兆达、阎广璎、我、徐继彰。

可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受到隔离审查后不久，我分别参加了三室批斗陆兆达和阎广璎的大会。随后我也处在和他们二位相同的地位上接受了两次全室批判和若干次小规模的批判。那两次全室批判中的一次是在宿舍楼前露天进行的，另一次则是此后在三队的会议室召开。

虽然这几次批判会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仅就我认为实在不该忽略的一些事实作些必要的追忆。

在批判陆兆达的大会上，他在会场上哭了，这是我见到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哭。陆兆达激动地发言说，中苏边界的形势如此紧张，而他处于组织审查之中。如果和苏联真的打起仗来，他不知道部队是将把他当作一个战士，还是像现在这样将他当作嫌疑人员，派人监视着他。他还说，但是他希望组织相信，如果打起仗来，他会是一个坚决捍卫祖国领土的战士。我不知道在场的领导们和其它战友们听了这段肺腑之言之后会有什么感觉，但老陆的发言很引起我的共鸣：难道我们这几个人这些年的政治态度和工作态度，甚至都不足以让部队相信我们是个合格的中国公民麽？

在批判阎广璎的大会上，作为清队小组负责人之一的老W死死追问阎广璎，为什么他的儿子名叫“阎寒”，老阎在几次严厉斥责之后，终于不得已地承认，那是为了表征当时“政治上的严寒气候”。得到这个回答，老W同志总算是满意了。他随后就此下结论说，这反映了阎广璎对于文化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深沉的阶级仇恨”。由于在十七连时和他在一个班不算短的时间，我对于阎广璎，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要说他比较内向、比较深沉，就是再加上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气氛有看法一条，也都还情有可原。但说他给孩子起个名就表现了她和无产阶级政权有什么“深沉的阶级仇恨”，实在是无中生有。

好像是在1969年12月初，那会已经到了隔离审查的后期，组织上开始为受审查的人员写政治鉴定。我偶尔在和我一个宿舍的老W桌子下面，发现了他因为疏忽遗留在那里的、给阎广璎起草的政治鉴定草稿。那草稿上的主要内容是说：阎广璎的思想反动，对党的领导强烈不满，对于文化大革命有激烈的抵制情绪，有大量侮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言论。这个结论的最后几句话给我印象最深：由于他将在地处国境线的延边复员，根据他的思想状态，随时可能叛逃，建议接受单位在严格控制下慎重使用。

看了这个结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阎广璎这辈子算是完了。就是在当时那会，我也觉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给人家下“随时可能叛逃”的结论实在是太过分了。就算当时对于思想意识问题上纲上线是普遍现象，但由于居住边疆地区就说他会“叛国”，恐怕这种作法就不是只用“极左思潮”能解释清楚了。

最后说说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吧。

因为我当时确信自己除去在初期天真地按照中央文革“打倒军内一小撮”的驱动，意气用事地贴出大字报“破坏正面教育”外，此后并无更多的越轨行动。所以开始时对于隔离审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对于两次大会对我的批判内容，我是相当意外的。

在那次露天的批判会上，最重要的批判内容是向大家宣布了我的曾祖父是“晚清时期的北京城九门提督、陆军中将”这件事。我当然对曾祖父是个晚清时期的官僚一事有些了解，但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曾祖父已经去世，而我的祖父和父亲又只是下层职员，所以他究竟是什么官衔，我并不清楚，在我的档案中也不会有这个材料。我估计这个材料是从我哥哥的档案中查到的，后来我就此问过哥哥。他说，他的档案里可能有这个材料，但他在1948年入党的时候，已经就此向党组织作过清楚交待。曾祖父对我们已经是上溯的第四代，甚至在查三代的要求之外。公布了这个材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就是将此后我的言行，直接定性为“剥削阶级本性的”反映。因此，只要有应该批判的观点曾经由我说过，不管它们是我自己的观点还是转述别人的，或者是我道听途说的，都看作是出自于我的有意宣传。

那次会上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指出我是“一桩令人深思的公案”大字报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这张大字报通过严重扩大事实的手法，企图达到打击和侮蔑领导同志的目的。听到这里，我偷眼看了看李贤翼和李兆龙，从他们的惊愕神情看到，他们也为这个结论所深深触动。

在另一次批判大会上，我按照清队组给的提纲，开始按照连日熬夜写出的交待材料，向全室交待以往的事实，检查我的错误思想。不记得在念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一向很尊敬的D同志突然厉声打断了我说，袁光钰，我们不需要听你这些大理论，重要的是交待你的反动言行。还有，你只要交待你自己的事情，不要提及别人。事后张雨林告诉我说，D同志的那个发言是“组织上”精心准备的突击战术，其目的就是要打断我的思路，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确实，此后就没有什么思想检查可言了。不许叙述思想过程，不许提及别人的姓名，我还能说得清楚任何事情麽？大会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揭发我的言行，我只要挨个认罪就行了。我惊异地发现，那些言行中的绝大多数，竟然都来自我和我的清华同班同学老W同志在寝室中的私人交谈。我更惊讶的是，他既然老早就发现了那些言论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作为一个党员、老大哥和老朋友，为什么当初他竟然没有对我提出丝毫的反对意见或者批评。

我在会上也大哭了一场，在我的记忆中那也是我在21所唯一的一次，因为那会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真的很冷漠，很无情！

马兰黄羊

文革中，夫妻反目，父子背叛这类的事真是太多了。就连我们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当时也有派性。
那真是个血腥、黑暗、疯狂的年代，没有经历过的青年人，简直就不会相信那些发生过的事实。
2009-3-11  20:55举报分享取消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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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袁光钰 回复 用户0 ：就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曾就读的清华工程化学系也自杀了好几个担任中级党政干部的教师，其中之一自杀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外面受到批判以后，回到家里，“立场坚定”的妻子继续给他送语录，要他交待问题，从而让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生活下去的空间。(2009-3-11  23:59)

[匿名] 新浪网友

看到临了的文字 心里酸酸的 颇为难过
2009-3-12  08:10回复(0)

[匿名] 施振平

          在401 所的时候我和陆兆达同志住在同一个房间,是我们的大组长,清队时他
      哽咽着说的话,我们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他的心情,心情不好的人容易得癌,
        他过早地走了!光钰前面回忆老陆的博文是充分表达了对他的怀念之情,我也很
      怀念他.老W后来和我们一起调到了邯郸,他是老革命的子弟,又是党员,脑子里
      "政治细胞"比较高明吧!也是受害者!
           您现在是名校教授,不愉快的事一吐了之吧!祝福您今后事事如意!
[匿名] 新浪网友

老袁：有关69年在21基地“清队”这一段，你写的很细、很真实，这并非是什么“记仇”，我看写出来给后人看看很有必要。至今每当想起那些清队“积极分子”那个卖力的劲，我即感到可笑，又感到他们“可怜”。一队有个叫“张恨”的，大概你也知道吧，他是我们63年哈军工的同班同学。首次核试验在场区时，有一次，张爱萍听说了张恨这个名字，还开玩笑地说过：“我叫张爱萍，他怎么叫张恨啊？”也只是一笑了之。谁知在清队时，工作组非要他交代“为什么叫张恨？你恨谁？”真是没想到，他爹妈给他起了这么个“倒霉”的名字。
     在文革中，21基地从基层连队抽些干部、战士，向21所、防护部派工作组，实际等于是军管，恐怕这是全军中的一个创举。至今，我对那些战士并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还年轻、无知而已；我极反感的是我们那些“知识分子的战友们”的没骨气，他们才是真的可怜啊！
                Gao  lian  k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 ... 01-5203B1A5-8D2-8A0


(十四) 清队运动和我的离队－3

由于在清队运动期间我大部分时间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我对于所里和室里发生的一些其它事情了解极少。即使事后从一些老战友那里得到一些，也都是支离破碎的故事。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回忆一些与我直接相关的事情。

清队运动没有让我“提高觉悟”，却把我原来还算比较明白的思想弄得分外糊涂了。

前面说过，因为在67年底以后，我有机会到不少地方去出差，使我得以亲身看到了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危害；看到了外界流传的有关江青的、具有低级情调的照片和与革命领袖身份毫不相容的言行，其它文革小组成员所发表的一系列和文化革命理论完全相悖的事实。这些所闻所见，让我对于这场“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我回到红山以后，在宿舍（只是在宿舍）和同室居住的老W等，经常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本来我觉得，这些看法来自我对于对现实观察的切身体会，是有比较充分道理的。

但清队运动中，将这些看法作为我有意宣传的反动言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

说实在的，到了运动后期，我对这些批判的正确性已经基本没有任何怀疑，更谈不上有任何对立情绪。在强大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攻势面前，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根本是无力与之抗衡的。我几乎完全接受了关于自己言行反动性的认识、接受了对自己错误严重性的裁判，最终也几乎完全心服口服地在给我的政治结论上签下了我的姓名。

那个结论的准确语言我记不清了，我无法保证这里写出的是精确的原文，但对其主要内容，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清清楚楚：

袁光钰由于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坚持进行思想改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破坏了部队的正面教育。在文化革命期间散布了大量反动言论，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诬蔑林副主席、诬蔑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诬蔑三支两军，在下连队接受再教育期间具有严重的抵触情绪。

鉴于在清队期间交待问题比较清楚，态度较好，免于行政处分，准予复员。

由于我确实说过我因此被批判的那些话，此后一段时间对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并未产生怀疑，我对自己还能否有任何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虽说我明白“人跌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这个原理，但反右以后“摘帽的右派其实还是右派”这个严酷的事实告诉我，我此后一生的厄运恐怕已经是不可变更的了。

不过，这种极度悲观和压抑的情绪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的的时间，就又逐渐发生了转机。我重新回忆了自己作每件事的动机和那些事情的经过，回忆我说的那些话的真正含义，然后开始怀疑部队给我的结论。尤其是在林彪外逃事件发生以后，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理清了我的思路，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对”与“错”，逐渐重新建立了撰写自己人生道路的信心。

在大约12月中，按照“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21所整体迁往西安临潼。当时对于我们，这地址当然是要绝对保密的，所以我当时的感觉，是自己被抛在了荒郊野外，绝对地被赶走、被抛弃了。与此同时，被“批准复员”的人，也被陆续遣散。基地很快就变成了一块很荒凉的地方。

在1970年的1月6日，我按照清队组的要求，将除去个人衣物以外的所有物品，包括所有的资料和文献卡片、笔记、日记、甚至被认为可能导致泄密的小说“现在可以说了”和“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全部留在了部队，离开了荒凉的、寒风刺骨的红山，和几个同路的战友一同登上开往大河沿的军车。我在1月10日早上到达北京，就此走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重要拐点。

*  *  *  *  *  *  *  *  *  *  *  *  *  *  *

很久以后我回忆起来，觉得很是奇怪：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在政治上很小的失误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就像十七连的连长，由于说了两句错话就被送去监督劳动。按照这种标准，就当时给我的政治结论而言，实在是已经达到枪毙而有余的程度。但对我最后的处理，却是“免于行政处分”。

我不知道有关这次清队的处理政策和原则，可能这对大多数人仍旧还是个秘密。也许，军队高层发了慈悲，对21所的人员网开一面；也许，三队的一些战友给我帮了不少忙。但我认为，这期间负责一组清队运动的副组长刘平心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平心是一个19岁的、很活泼、很善良的小战士。在进组时他对大家介绍自己说，他的姓名很好记，是“刘少奇的刘，邓小平的平，多中心的心”。（“多中心”一词，好像是批判陶铸时所创造的专用政治词汇）。进组以后，他就和我比较接近，经常一起打球，没事就到我的宿舍聊家长里短，很少谈及政治。可以说，他和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近乎超脱政治的朋友关系。在对我开始隔离审查和批判以后，军管组所有找我的谈话都是由赵班长进行的，刘平心全都没有露面。但在清队后期，郭增岭对我宣布了政治结论之后的第一天，刘平心立刻就很高兴地到我的宿舍对说，你可以放心了，对你的处理是“不作任何处理”。对于在对我的处理过程中他的保护作用，他从未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但我绝对相信，没有他的帮助，我的处境会更加恶劣得多。

在清队结束以后，工作队撤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宿舍，送给我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给我留下了他在河南的地址，和我一直聊天到深夜。

我回到北京以后，和他一直通信多年。他在1974年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两天。在1992年9月，我出国到加拿大的前夕，他和他的太太到北京出差，和我见了最后一面。他当时是在西平县某镇上的财政所工作。我回国以后，他改换了工作地点，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去年我在网上查到驻马店西平一个养猪专业户叫刘平心，并附有联系电话。我打了这个号码并确认了这的确是他，但这个电话已经改换了主人，而且他不知道刘平心现在的联系方式。虽然他答应我如果将来见到刘平心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但迄今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21所的清队运动不只让我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且彻底改变了我此后的生活道路。在此后的十年以内，由于背负严重的政治结论，我的生活完全处于在各种压力下进行挣扎的被动局面。即使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我也还是没能从“准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摆脱出来。虽然我在基本恢复了心态以后一直在给自己充电，梦想能和别人一样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但那只是反映人生的愿望而已。谁也不可能预知，那穷凶极恶的四人帮居然会被打倒，中国会走上彻底的改革之路。

在多年之后，再回过头了来观察清队运动，我觉得又比当初清楚了许多。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时把我们下放到工兵连接受再教育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清理阶级队伍，而且在下去之前已经将我们这些人定了位。换句话说，我们在当时在部队领导的安排中，既然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批判和清理对象、当然是处于阶级异己分子的地位。

但我们一直亲身参加的，却是绝密级的、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核心工程，而且一直参加到1969年的9月份进行核爆炸的前夕。特别在那个时候，并非大多数人——即使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人——都有资格参与那种机密工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些领导竟然能够如此安心地继续允许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直接接触如此机密的工程呢？答案可能有两个，其一是他们缺乏国家安全和保密观念；另一个答案就是：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认为这些人是阶级敌人、会破坏核试验工程，他们甚至可能也没有十分担心这些人在离开部队以后，会将基地的秘密向外界泄露出去。他们之所以急于将这些人驱逐出部队，并非是这些人由于存在如此严重的政治立场或个人品质问题，从而不可能继续在21所工作，而主要是由于另外的、人为的原因。有一件事可以为这个看法作一个明证，我们组一对结婚不久的夫妻“根据复员政策”竟分别被复员在沈阳和上海。这当然不是清队的要求，更不是战备的需要。

所以我认为第二个答案更合理一些。

这种看法并非只是来自分析或者揣测，有文件显示，在1969年8月份，即远在清队之前的时候，部队已经确定了全部复员人员的名单。也就是说，清队以前对所有人员已经定性，已经决定了对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所谓清队运动不过是一个过场而已。部队的当权者当时完全没有打算去考虑，领导层对这些同志的固有看法是否会有偏差，没有打算考虑清队前进行的背靠背调查结果，是否还需要多方核对和慎重分析，更没有打算向被处置的本人核实。对这样一大批科研人员急于在如此短暂时间内不经仔细推敲，不考虑后果地进行火速处理，这与当另外一些人同样存在某些政治疑点时所里所采取的严格保密、反复核查，以至于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结论的谨慎态度相比，其间的巨大反差不是十分明显麽？

对此，我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写下任何武断的结论，因为对于大家来说，答案早已一目了然。

在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北京市委武装部发出通知，更换了原来印有林彪头像的复员军人证书。据徐进同志告诉我，他的复员军人证书后来再次被更换为转业军人证书。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又何必将证书换来换去？那证书就是再换几次，难道已经过去的历史就因此能够发生改变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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