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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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

呂正惠

陳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於高雄岡山一個大地主家庭。日據末期，考上高雄中學，因在學期間備受日本同學欺淩，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抗日 」。畢業後服役，被迫構築工事，因脫逃，曾遭關押。光復後，就讀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變期間，加入起義隊伍，並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敢死隊，在埔里的烏欄橋戰役中最後一人離開戰場。

1950年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刑10年。1960年出獄後，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曾到製藥廠工作，後升任廠長。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台陰謀叛亂。獄中備受酷刑，堅不屈服。經海外保釣學生及其它特赦組織大力營救，終由死刑改判為15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醫。陳先生與林書揚先生（被關34年7個月），為目前台灣「左統派」（左派+統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

國民黨來台接收大失民心之後，台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當時處於內戰中的共產黨。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1/3被槍斃，2/3被關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倖存。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後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1987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之後，他們組織了「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然而其時台獨勢力業已成形，他們無法再有影響力。後來，他們組織了「中國統一聯盟」（聯合一些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及「勞動黨」，也很少產生作用。

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瞭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語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10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他們最知名的代表，林書揚先生和陳明忠先生，可以講國語、寫中文，但他們的國語發音跟中文風格都和一般人有差距。長期以來，很少人瞭解他們的想法，他們也有強烈的無力感。

下面的訪談是50年代反國民黨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觀點表達，涉及台灣、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議題，充分表達了像陳先生這種老一輩左統派革命者的觀點，可供其他人參照、思考、討論，應該說有其深遠的價值。

◆「二二八」不是台灣人的悲情

問：陳先生，您的經歷非常特殊，我們今天的訪談，事先沒有設定一個問題表，您想怎麼談就怎麼談，請從您最想說的談起。

陳明忠（以下簡稱「陳」）：我想先談「台灣人的悲情」。民進黨說，「二二八」是台灣人的悲情。這根本不對。以我的經驗，台灣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下，沒有任何尊嚴可言，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國奴」，是中國人，才開始起來反抗，我的一生從此就改變了。

日據時代，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我的思想改變是從高雄中學開始，當時我們一班50個人，只有10個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我經常被罵是「清國奴」，動不動就被打，我搞不清楚為什麼。後來，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對我衝擊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個日本同學打架，事後來了十幾個日本人打我一個，最後跟我講一句話：「你可以和內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不是說一視同仁嗎？我一直以為我是日本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打架卻不可以打贏，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腦筋開始產生混淆，兩三年以後才知道原來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思想才整個轉變過來。

在日據時代作為台灣人，真是一點尊嚴都沒有。我們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為還有琉球人）。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為在日本人面前沒有尊嚴，才知道尊嚴最重要。我家的佃農在我面前也沒有尊嚴，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樣，所以，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統治，也開始轉向社會主義。所有的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沒有尊嚴，那我們台灣人是什麼東西呢？難道這不是「台灣人的悲情」嗎？

問：那您怎麼看待「二二八」？

陳：「二二八」是反抗國民黨的惡劣統治。「造反有理」，這是人民的哲學。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問：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國民黨政府，這有什麼不同？

陳：當然不一樣。日本人是外國人，他們瞧不起所有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國民黨是中國人的政府，它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們是反抗一個我們自己的不好的政府。當時從大陸來的人，好壞都有。台中農學院的外省老師，包括院長（就是校長），學問好，思想開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對他們，還保護他們。

當時，我們根本不覺得「二二八」是省籍衝突。我們要反抗的就是貪官污吏。但是，貪污的人都躲起來了，倒楣的卻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還有些被打死了。不過，「二二八」的性質並不是省籍衝突，而是反抗國民黨暴政，是政權跟人民之間的衝突。

關於「二二八」，民進黨一直在製造一種印象，讓人覺得，「二二八」時國民黨在台灣進行大屠殺。依我的瞭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約在1000上下。 1950年我被捕時，在獄中跟台灣各地的難友聊天，瞭解各地的狀況，據我當時估計，大概就是這個數目。後來，民進黨成立了「二二八」賠償委員會，列了一大筆經費，到現在錢都還沒領完。據我探聽，因死亡或行蹤不明而領賠償費的不超過1000人，而且其中有一些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領的。民進黨完全不公佈這個消息，還繼續炒作，實在很不應該。

◆白色恐怖是國民黨鎮壓人民，

不分省籍

問：有些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您不同意吧？\n
陳：好多人（尤其是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這個說法我不同意。

光復以後，台灣人熱情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可見他們對日本的統治有多反感。後來看到祖國的政府這麼糟，才開始想，要怎麼辦？然後大家才瞭解到，原來我們的祖國有兩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既然壓迫我們的是國民黨，是白色祖國，於是年輕人就開始向左轉，向共產黨那邊靠近。當然，當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據時代本來就已有社會主義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為反對國民黨的暴政，才轉向共產黨的。所以，當時在共產黨裡面有這兩種成分，一種是日據時代就有社會主義思想的，還有一種是「二二八」以後對國民黨不滿才向左轉的。在第二種裡面，有些人日後因為反國民黨而變成台獨，李登輝就是一個典型；不過在當時，即使是第二種人，也是向左轉的，而不是主張台獨。

根據後來警備總部的資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黨員只有72個人；但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後，共產黨員統計有1300多人。從這個對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後年輕人向左轉的大趨勢。

問：您對白色恐怖有什麼看法？

陳：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撤退來台灣。當時我們認為，「解放台灣」是遲早的事，但沒想到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竟然侵犯中國主權，開入台灣海峽。有了美國保護，國民黨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就開始大量逮捕、屠殺反對他的人，特別是潛伏的共產黨地下黨員。

我要特別強調，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對於人民的恐怖統治。凡是被認為有可能反對國民黨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沒有證據，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間，報紙報導地下黨領導人蔡孝幹投降的消息，他呼籲所有地下黨員出來自清。當時蔡孝幹所供出的共產黨員共有900多個，主要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系統，加上別的系統（包括搞情報工作的）。受難的共產黨員共約1300人左右。可問題是，按照謝聰敏引用「立法院」的資料，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因涉及匪諜案件被捕的人數就有14~15萬人，可見其中大多數人是被冤枉的。

另外，根據台大社會系範雲的估計，在14~15萬受難人當中，約有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數也還不到15％，由此可見，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說，白色恐怖不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謂「台灣人的悲情」來自於「外來政權」的統治這種泛綠陣營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正確地說，白色恐怖應該是「白色統治階級對所有被統治階級的恐怖行為」，是國民黨對所有台灣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統治，與族群矛盾沒有關係。

◆政治態度向左轉

問：陳先生，您願不願意談談，「二二八」以後您政治態度的改變？

陳：「二二八」前後，我對國民黨這個政權已經徹底失望。但當時我聽說，大陸還有一個共產黨，是主張革命的。後來，我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說，中國是處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階段。一方面，我們受制於封建傳統，譬如，中國還有很多大地主，許許多多的佃農整年勞動，卻一直處在饑餓邊緣。另一方面，我們又受帝國主義侵略，備受外國人欺淩，毫無民族尊嚴，譬如，台灣的中國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壓。毛澤東認為，既然中國的農人、工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族資本家這四種階級的人，佔了中國絕大部分人口，這些人應該聯合起來，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階級，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國收買的買辦階級，這樣中國才有前途。我突然瞭解，國民黨政權就是封建大地主和買辦階級的總代表；他們只佔中國人的極小部分，卻仗恃著美帝國主義的支援，肆意欺壓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台灣人）。這樣，我就瞭解國民黨為什麼會以這種惡劣的手段接收台灣；同時也瞭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不認識整個中國的狀況。這樣，我就轉向了「新民主革命」。

「二二八」之後，很多台灣青年都有這種覺悟。譬如，我高雄中學的學長鍾和鳴，畢業後考上台大，後來放棄不讀，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陸，去參加國民黨的抗戰。光復後回到台灣，當基隆中學校長。「二二八」之後，他也是因為覺悟到，要救中國只有參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黨，不幸被捕。那時候還沒戒嚴，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結果被國民黨槍斃。

我還要再講一點。「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民進黨竟不以為恥；承認美國的治外法權，國民黨也不以為恥。他們都是一樣的，不必「龜笑鱉無尾」，一樣都是美國的奴才。台灣哪裡有光復？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現在是美國的殖民地。

你們知道嗎？台灣戒嚴時期的政治犯裡面，台獨政治犯是不判死刑的，因為美國不准國民黨把他們判死刑。最有名的是雲林縣的蘇東啟，他想要去軍援倉庫搶武器，先和高玉樹商量，但高玉樹知道不會成功，就去密告；所以蘇東啟一去搶就被抓起來，可是沒有槍斃，判了無期徒刑。台獨派只有一個被槍斃，但那是例外，其他的台獨派都沒有被槍斃。

那個時候，台獨派都是台灣人，而國民黨不殺台獨派。如果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敵人是台灣人或本省人，怎麼會不殺呢？國民黨抓台灣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從來沒手軟過，殺他們也毫不猶疑，這證明了什麼呢？難道這也叫省籍矛盾？

再說一句，90年代台獨派勢力最大的時候，民進黨批起左統派（不論省籍）毫不留情，國民黨批左統派也是如此。在這裡，他們是內部矛盾，左統派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因為，民進黨和國民黨都是美國的奴才，他們都沒有中國立場。台灣表面上光復了，但實際上是美國的殖民地；這是戰後台灣人最大的悲情，就像戰前台灣人最大的悲情，是被日本人統治一樣。我這一輩子在台灣，還沒有當過真正的中國人，這是我最大的悲哀。

◆台獨運動是地主階級後代搞出來的

問：國民黨政權畢竟還有另外一個面向。當年老蔣幾乎完全用他帶過來的外省菁英統治台灣，所以還是種下了省籍衝突的禍因，以至於台獨派日後不斷炒作族群。您能不能進一步對台獨運動做更細部的分析？\n
陳：剛剛說到，「二二八」一直被講成是台獨運動形成的原因，我認為時間不對。「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開始有台獨政治犯卻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幾個人是台獨政治犯，其他通通是紅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會是1960年，美國台獨聯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遠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的年輕人是向左轉，而不是轉向台獨。

台獨的概念是從土地改革才開始。當然，土地改革是應該的，但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看法就不一樣。我自己家裡是地主，有好多親戚也都是地主；他們的感覺是：國民黨在大陸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來台灣才向台灣人下手，是要把台灣地主的勢力消滅掉。

同時，土地徵收的價錢也差很多。台灣是兩期稻作，中間種雜糧，但是徵收土地的計算方式是以兩期的稻米收成來計價，中間的雜作不算。國民黨一方面用戰爭末期的糧食價格作為計價標準，讓土地變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兩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灣農林、台礦、台肥）股票，高估為10元來作補償。這一來一去，原本20元的東西變成1元，所以很多人不滿意。

地主不滿意，可是沒有辦法。因為白色恐怖，反對的話就會被抓起來，所以什麼都不敢講。但是因為他們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國的留學生都是他們的子弟。在海外台獨人士當中，台南一中和嘉義中學的校友比較多；一半以上的台獨幹部，都是這兩個學校的畢業生。因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變成了海外台獨的主力。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林獻堂。在日據時代，他領導台灣文化協會反抗殖民統治；他曾經因為去大陸訪問時說了一句「我終於回到祖國」，回來後被日本流氓當眾打耳光羞辱。這麼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旦階級利益受到傷害，便放棄了民族意識。土地改革後，林獻堂跑到日本去，還曾支持邱永漢搞台獨。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有縣市長選舉以來，第一個黨外的縣長是台南市的葉廷珪，因為台南是地主窩。

還有，地主階級一方面因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經營中小企業發達起來，於是漸漸形成勢力。台灣內部的中小企業家，和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這兩股力量一合流，台獨就發展了起來。所以，台獨運動事實上是台灣土地改革的結果，是地主階級的運動。這是我個人長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我第一個講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資料都散失了，但這個題目可以好好研究。

◆藍營的問題

問：您對台灣的現狀，還有什麼看法？

陳：我還想批評一下現在的藍營。首先，我對他們神化兩蔣感到非常不滿。很多「二二八」事件或是50年代白色恐怖死難者的家屬，到現在都不能原諒兩蔣。泛藍把他們「神」化，我非常不滿意。我每次看到他們去參拜慈湖，感覺就跟看到日本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沒什麼兩樣。

蔣家父子在台灣的統治至少有幾個爭議點，例如，他們引進美國勢力，將台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造成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駐台美軍的外交豁免權，重演滿清晚年的「租借」和「治外法權」。另外，他們還接受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讓它適用於台灣，使台灣淪為美國的附庸，甘願做美國的爪牙，牽制祖國的發展。

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另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產生「省籍情結」。由於蔣家政權的統治，才使得「省籍情結」發酵，使得「皇民化意識」復甦，使得「台灣意識」異化為「台獨意識」。也就是說，「台獨意識」的產生，台獨派的坐大，其實都是蔣家政權統治所帶來的惡果。泛藍陣營根本沒有考慮這點，根本沒有檢討。就像他們一味崇拜兩蔣一樣，他們絲毫不考慮台籍人士的心情。

我對泛藍陣營不滿的另一點是：他們堅持「一中一台」，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願意也不敢做中國人。這一點我非常不滿意。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講得通嗎？中華民國撤退來台灣之後，中國的主權當然應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繼承。主權問題不是自己說了算，要世界都承認才行。台灣的蔣家政權，雖然擁有土地、人民和政府，但卻沒有主權，不能自稱是主權國家，只能說是一個「地方政權」或「流亡政府」而已。

但是泛藍人士一直認為台灣比大陸還進步，又由於「反共」意識形態作祟，不想要兩岸統一，只想要永遠維持現狀。時代在變，現狀也在變，所謂的現狀是不可能永遠維持的。在台灣的中國人，不應該一直聽命於美國人。實際上，國際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應該由兩岸的人民來「共用」，台灣的「治權」才是由台灣人民來「獨享」，一國兩制就是這樣啊！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保證不徵稅、不派官，連部隊都不會派來台灣，這有什麼不對呢？為什麼要拒絕？我認為，藍營的「一中一台」和綠營的台獨，區別實在是不大的。他們只不過是在爭奪台灣島內的政治權力而已，他們都沒有真正為台灣人民的前途和利益著想。

◆治權如何獨享

問：「一國兩制」在台灣一直被妖魔化。「主權共用、治權獨享」這個概念，其實有些台獨派是可能接受的。可是國際空間或地位問題在台灣之所以高度敏感，也正因為它同時涉及台灣在一中框架下的政治地位問題，也就是您提到的「治權獨享」問題。在這些方面，您願意再多說一些嗎？

陳：大陸的態度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兩岸什麼事都可以談。也就是說，國號、國旗等都可以談。問題是，現在藍、綠兩黨都不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所以，根本就不能在談判桌前談。台灣方面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怎麼能夠讓大陸方面跟你談這些問題呢？還有，談判與實力是有關係的，台灣應該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來談，講話才更有力量。你不覺得，台灣已經錯過最好的時機了嗎？

問：面對兩岸之間的政治僵局，您認為要怎麼樣才能有所突破？

陳：我想主要還是心態問題。台灣一直認為大陸比台灣差，現在和未來的兩岸關係，關鍵還是在於：台灣肯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客觀現實？李登輝、陳水扁都瞧不起大陸，但如果未來台灣還維持這種態度，不肯承認大陸的發展，不願意跟大陸和談、合作，那還會再吃虧的。

按我的理解，大陸經過革命，經過重重的困難，終於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面發展起來。事實上，這等於實現了當年台灣左翼青年嚮往的目標。再說到當年來台接收的人，當年他們比台灣人還窮，貪污腐化，被台灣人瞧不起。後來台灣經濟因為受到美國的援助，發展得較快；於是，變得有錢的外省人就和變得有錢的台灣人一樣，都瞧不起大陸。其實大陸因為地方大，問題多，又被美國圍堵，才發展得比較慢。因為人家慢，比你窮，就瞧不起人家。現在人家發展起來，比你還有前途，你還不肯承認。我認為，這才是目前兩岸關係的實質。台灣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要好好自我反省，不要老是說人家打壓你。

◆台灣的統派對大陸不太瞭解

問：聽您這樣說，我想請您特別從左派的角度，談一談大陸現狀，以及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陳：台灣一直認為大陸比台灣差，實際上大陸現在已經開始有點錢了。現在不是在講「和諧社會」這個概念嗎？這表示大陸已經有能力從內部來改變自己。例如以前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強調「大家都要富起來」；以前只講「效率」，沒有講「公正」；以前談到經濟發展只看GDP，現在強調要「以人為本」。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概念，就表示說大陸已經有能力改善過去因為引進資本主義成分所造成的那些毛病。

以前大家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是不對的。它把大陸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而台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統一以後可以各搞各的。其實，就我的看法，我認為大陸現在比較接近列寧所說的「特殊的過渡時期」，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這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以國家的力量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後的目標是要達到社會主義，但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很多的台灣左派朋友都搞不清楚這點。列寧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說現在實行的就是社會主義，而是表示要堅決地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意思。」中國的革命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階段，一個是社會主義階段。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實施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條件，所以必須通過新民主主義這一階段，先創造出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然後才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問：中國革命的歷程很複雜，有「文化大革命」，又有改革開放，兩方面相差這麼大，您怎麼看？

陳：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我想講一點自己的親身經歷。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了。我看《中央日報》，看到它所「揭露」的「真相」，剛開始不相信，以為是國民黨造謠。後來看到一些《中央日報》刊登的傷痕文學，就知道是真的，於是非常痛苦。如果革命搞成這個樣子，我這一輩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嗎？我吃了那麼多的苦，只要革命的理想能實現，又有什麼關係。但是如果革命搞錯了，我豈不是白活了嗎？為了這個，我痛苦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終於慢慢釐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劉少奇一樣，可以說是兩階段革命論者。我主張先用國家的力量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搞現代化，但要朝著社會主義目標，就是鄧小平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進。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現代化，就不能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也不能讓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那樣的話，什麼社會主義都不要講了。

問：大陸近年來爆發了很多的維權運動，不見得直接挑戰政權，而是在抗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某些嚴重的不公不義。對大陸內部的弱勢者維權運動，統派是選擇不發言呢？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陳：實際上，我必須承認，台灣的統派實在對大陸情況不太瞭解。這主要是因為資訊不足。如果像鳳凰電視臺能夠進來，也許還可以瞭解一些，但現在不能進來。所以坦白說，不是我們不願意談，而是不瞭解，資料太少了沒辦法談。我們只能在摸索中看問題，但不會看到西方或台灣媒體罵什麼，我們就跟著罵。我們很關心大陸，但有我們的關心方式。

最近的十七大，據說已開始實行「黨內民主」，可見大陸也不是沒有注意到政改問題。但我們確實不知道，他們的長期規劃是什麼。大陸的體制不可能不改，我們都關心，但我們沒有必要和西方媒體「同一口徑」。

◆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

問：這兩年，綠營人士一直在談「轉型正義」。您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被國民黨關過那麼久，獄中還備受刑訊，好不容易撿回一命。您認為找出當年刑訊你、迫害你的第一線「加害者」，要求他們吐露「真相」，是好的做法嗎？

陳：什麼轉型正義！就是要算舊賬，要清算嘛！我覺得，民進黨真是沒政治智慧。民進黨現在要算舊賬，所有外省人都不安，他們又怎麼會跟民進黨同心協力搞台獨呢？台獨是搞假的嗎？我認為他們只會操弄族群，很沒出息。

我被國民黨關了21年，我太太10年，我的大舅子被槍斃。論仇恨，可以算「苦大仇深」了吧！幾年前的「二二八」紀念日，國民黨邀我到中央黨部講話。我去了。我跟他們說，我今天不是來跟國民黨算舊賬的。當年國共內戰，我們心向共產黨，被國民黨搞得家破人亡。應該說，內戰讓很多人受苦。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了，你們兩黨應該和解，不要再因為兩黨不和，讓無辜的百姓受牽連。如果你們能這樣做，我們的苦就沒白吃。我向連戰強調，兩岸分裂是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造成的歷史悲劇！而今幾十年都過去了，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何況是為了中國如何現代化的路線不同而產生的國共內爭！俗話說，解鈴還需繫鈴人，因此，作為國民黨黨主席，你有責任與義務前去大陸與共產黨和解。連戰聽了很感動，原來就想去大陸參訪卻猶豫不決的他，於是當場決定到大陸去，以黨主席的身份和共產黨談。共產黨對他也非常禮遇。

我去國民黨黨部，我的一個難友非常不諒解，從此以後不跟我講話。當年我第一次坐牢，刑期已滿，國民黨還不讓我走，要把我送到小琉球。那時候我身體很差，長期得肺病，很瘦。我那位難友認為，我會死在小琉球，所以他透過別人通知他父母，由他父母賄賂相關人員（他們有管道），我就被釋放了。他對我有救命之恩，他不跟我講話，我很難過。但我認為，我沒做錯。我是為所有的台灣人（包括外省人）著想。

（呂正惠，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宜中，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員。本文共2.4萬餘字的繁體字版，全文刊發於2008年5月台灣《思想》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