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陇：江西省《一九五五年文化保卫工作计划》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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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网上看到许纪霖老师写的《自愿还是自觉——再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文，其中提到冯亦代先生为“救赎”自己的右派之身甘愿做“卧底”监视章伯钧的事情。冯亦代先生的行为，是五十年代当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种常规的做法。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除了开展各种学习运动和开办各种学习班对知识分子突击强化马列思想之外，在文艺界、思想界树立批判典型也是一种手段，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目的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而发展到最后则是普遍打击的反右运动，彻底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了过来。当然，以上只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做法，像冯亦代先生那样通过“卧底”的形式来监督改造则是一种隐蔽的做法。“卧底”只是通俗的一种称呼，专业术语应该叫做“特情”。特情的作用在于为当局监视某些重点人物，反映舆情，在有可能的情况之下为当局批判打击反面“典型”时提供一些证据，这些人一般会由保卫公安部门所控制掌握。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大约在1955年公安部召开过全国第一次文化保卫工作会议（见后面引用的资料，这次会议的相关信息至少笔者没有在网上查询到任何信息），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不详，但根据这次会议决议的精神，各省的公安部门很快都制订出了本省的文化保卫工作计划，笔者搜集到一份江西省公安厅于1955年3月底所制订的江西省《一九五五年文化保卫工作计划》，这份《计划》比较全面地给我们展示了在五十年代中期当局是通过哪些手段进行文化保卫工作，重点的工作有哪些，这些工作对思想改造运动起到了那些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份《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保卫公安部门在文化领域如何发展特情的基本情况。以下是《计划》中涉及到特情的部分：




根据全国第一次文化保卫工作会议的决议，结合我省目前文化保卫工作的实际情况，文化保卫组织尚不健全，文化系统内部的情况还了解的不够等情况，一九五五年文化保卫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地加强有重点、有系统、有步骤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从中发现专案，开展侦察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物色与发现培养特情对象，根据“必须与可能”的原则，积极而又稳重的发展一批特情力量，打击潜伏在我机关内部与文化领域内的敌特分子；建设文化保卫机构，进一步开展文化保卫工作，为此，特作如下的计划，望专市根据本区的具体情况作出实施计划。……


二、在摸底的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顿专案，整顿特情，大力加强侦察工作，建设一批特情队伍。


除对现有的专案各地要根据专案的条件加以整顿，对于应由省厅掌握的专案，各地要作出侦察计划，在加强侦察工作的同时，报告省公安厅（包括应向省厅备案的专案）；对于没有侦察价值的或虽有侦察价值但现实危害很大的案件应迅速地甄别清楚，经批准予以破案；对于不够专案条件者，应撤销侦察，降为线索，以便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对于经过整顿发现有的专案，必须加强侦察工作，很好的经营，对现有的特情要进行整顿，对专案特情应结合专案的研究，加以审查；对于起作用的特情，应抓紧培养教育，提高其觉悟，更好地为我们工作；对于根本不起作用的特情，应予以清洗处理。在专案特情目前薄弱的情况下，除认真地整顿现有专案特情外，还必须积极而又稳重地发展一支特情力量，建设特情工作必须依据中央所发的“特情工作手册”规定，根据“必须与可能”的原则，结合部门的特点，在摸底的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特情队伍，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主要的发展：


（一）以大专学校、卫生机关、较大的人民医院、中等技术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等部门，以及较为复杂机关为重点，在高级、中级知识分子、医务技术人员、海外回国分子与帝国主义有联系、海外有社会关系者为重点。在这些人物中和这些人物中的嫌疑分子周围应优先发展一批秘密调查的特情，用以发现侦察隐蔽敌人。


由于机关、学校、科学研究部门的性质特点不同，建设特情的方法要根据每一个案件或嫌疑分子的具体情况，根据“必须与可能”的原则，根据物色特情对象具体情况，考虑发展的方法。这种特情，由于其所负的任务不同，绝不能由嫌疑分子或被公开管制失去发现敌人可能的分子、中、小学的青年学生，以及兼职过多的行政人员来担任。


（二）在科学技术机密要害部门，建设一批保卫特情，其任务是不断地向公安机关反映该机关内部在人事、保密或发生各种事故等情况，防止敌特分子混入我们的要害部门。保卫特情的发展对象，必须从我们的党、团员和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中物色建立，绝不能由历史不清、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的人员担任。


整个《计划》围绕着发现专案、发展特情和建立文保机构这三个中心来制订，对于《计划》中的相关内容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看了上述文字就已经知道当局在文化领域中为保障思想的纯正和安全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


冯亦代当特情，接触章伯钧，章老估计到去世也不会知道身边的挚友会定期将他的日常行为举止和言谈上报到有关部门。五十年代，还有多少像冯亦代这样的“卧底”活动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周围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通过这个《计划》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相对不“安全”的环境下，他们的朋友甚至亲人都有可能被赋予了一种“照顾”他们的责任，当然，这还不包括身边那些不是卧底但思想觉悟高、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随时举报或检举，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分子对知识分子“理直气壮”的监督。


金雁老师在《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有一句话，这句话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也算是合适：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是这类国家最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后来雅科夫列夫所说的，国家把“大量的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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