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正平：回忆我的北师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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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我的同学
口  述  者：田正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

访谈整理者：包丹丹王俊明（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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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西应县人，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我国高等教育经过1958年至1960年的跨越式大发展、大跃进，全国高等学校从原有的二百多所一下子变成了一千多所，当时的口号和目标是“县县有大学”，招生规模持续扩张。这种状况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严重失调，师资、设备、校舍、图书等一系列问题非常突出。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出台了“高教六十条”，高等教育也在1962年、1963年开始了全国性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学的.

纵观“文革”前17年的招生情况，1961年是一个界限。1960年、1961年正是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高中毕业生，只要你没有“毛病”（所谓“毛病”主要指身体患有严重疾病或家庭有严重“政治问题”者），都可以上大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第一年即1962年，招生人数最少，好像全国只招了10.7万人左右。1963年我参加高考那年大约是招了13.3万人。当时我就读的应县一中是一所地区重点中学，那一年的录取率是10%左右，校长高兴的不得了，学校教导处的领导和老师们敲锣打鼓地给我们这些被录取的学生送喜报。随后的1964年、1965年高校招生又开始强调阶级出身，强调面向工农兵。所以学生的“家庭出身”1962年最差，其次是1963年。1964年、1965年以后学生“出身”又好起来了。“出身好”是指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阶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是所谓的“红五类”。而来自富农、地主、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家庭的，就是“出身不好”，就是所谓“黑五类”。我参加高考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没有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是我的第二志愿。

当时北师大教育系有学校教育和心理两个专业，没有像现在这样分为两个系或两个学院。心理专业招收理科生，教育专业招收文科生。我们那年心理专业招收18个人，几乎来自十八个省市。教育专业招了21个人，也来自全国各地：大概北京有两三个同学，上海有两个，其他都是每省一个。能够考进北师大，我们大家都很自豪。后来转过来3个同学，一个是教育系1961级的学生，她出身好，年龄大，入学时已经结婚，因为生孩子、动手术，从1961级留到1963级。另外两个同学是从外语系转过来的，一个是英语专业，一个是俄语专业。他们报考了外语系，由于没有口试，入学后发现自己发音困难，就转到了教育系。另外，我们学校教育专业一位同学被中途“勒令”退学，所以进来时是21人，毕业时是23人。

能够进入师大，我很高兴。我从县城来到北京，不仅眼界大大开阔了，也能填饱肚皮了！我家住在县城，父亲是教师，是非农业人口。但是由于大跃进时期的天灾人祸，1961年、1962年大家都吃不饱，我那时正是十六、七岁长身体的时候，但天天处于饥饿状态。1960年初中毕业以后，学生饿得没法上课，学校宣布放假3个月，让师生们去挖草根、割树皮，解决肚子问题。1963年刚刚摆脱经济困难的阴影，进入大学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不仅能吃饱了，而且吃得好。特别是1964年毛主席有个春节谈话，讲大学生应该增加伙食费。入学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月12.5元，春节以后变成了15.5元，一下子就觉得非常丰盛了。大家不论从城市来的还是农村来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都感到非常高兴。

前面讲的1962年、1963年贯彻“八字方针”，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现在看来完全是正确的，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段历史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回潮”。事实上，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也正是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北京师范大学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师范生。它是全国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都很严格，教育系抓得尤其紧。我们的总支书记于陆琳是延安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班入学时21个人，真正“红五类”出身，家庭没有一点问题，包括你七大姑八大姨在内，没有任何所谓“不干净”背景的人很少。我的出身是旧职员。我父亲到朝鲜当过志愿军，他也算是“跨过江、扛过枪”的人，但他是傅作义的部队起义过来、经过整编后才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他是高小毕业生，在当时的部队里面已经算得上高学历了，就做了连队文化教员。1947年曾经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是三青团团员。“跨过江、扛过枪”的红色经历擦不掉参加过三青团的黑色污点。我的出身不算最差，但也谈不上好。大家作为年轻人，都要求进步向上，我记得入学不久就与许多同学一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如同石投大海，杳无音信。很多同学因为出身不好，精神压抑。

当时政治学习非常非常多，每个礼拜五下午都进行反修防修学习讨论，都得发言。我非常羡慕那些上海、北京来的同学，他们不用准备，一谈学习体会就是十分钟、八分钟！农村来的同学和我这些小城镇来的同学没有这方面的训练，都不大敢讲，每逢下午有学习会要发言，午睡时就得冥思苦想，预先写好提纲，下午才有话好讲，所以我印象很深。思想政治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得非常紧。

教学方面，我们上了教育学、心理学、古代汉语、逻辑学、外语、中共党史、生理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几门课。原本心理学教材、教育学教材全部是翻译苏联的。教育学采用凯洛夫的《教育学》，普通心理学采用斯米尔诺夫的教材。当时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破裂，反修防修从高层开始，在大学里铺开了。凯洛夫的《教育学》刚刚被批判，不能教也不能学了。儿童心理学教材用的是朱智贤老师编写的本子，那时还是作为内部教材印的。所以我们的教学处于没有教材、没有教学体系的状态，老师们讲课也很谨慎。

心理学是高玉祥和钱曼君两位老师主讲。高玉祥老师上普通心理学，教材还是用斯米尔诺夫的心理学，老师讲苏联教材的同时，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批判它。钱曼君老师上儿童心理学，这门课程还规范一些。我们还去师大幼儿园观察幼儿的心理活动，做些试验和游戏。

当时教育学不像现在分那么细，原理呀、课程呀、教学理论呀、德育呀，等等，就开一门大教育学讲座，由王策三、厉以贤、孙喜亭等老师主讲，好像还安排了一位老师作辅导。我至今也搞不清楚他们分别主讲的内容是不是和现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关系，我的感觉好像没有。现在王策三先生是做教学论的，厉以贤先生、孙喜亭先生是做教育学原理的。但那时候没分这么细，就是讲授教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教育是什么、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等。

王策三、厉以贤、孙喜亭三位老师采用讲座形式，开设一门教育学大课。也没有教材，就是授课老师编几页讲义和参考书。他们三人中，王策三老师到师大最早，他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1952年院系合并进入师大，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厉以贤老师稍微晚点，1952年院系合并后，到师大教育系学习，1955年留学苏联。他的夫人也是他的同学，就是钱曼君老师。孙喜亭老师还要晚一点，于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他给我讲过，那时候考大学，考生被录取以后，报纸还要登出名单。《河北日报》登了他的名字以及录取院校。这三位老师讲课风格各不相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喜亭老师讲课具有批判性思维，王老师讲得全面一些，厉以贤老师的观点则需要你仔细地琢磨。配合教育学的学习也发过一本正面的材料，就是《教育学参考资料》，这本书不是教材，只是收集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中共中央有关文件，陆定一的“教育必需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文章，让同学们自己阅读。作为学生，我们感受的到，老师们的教学是很难的；而我们自己更是纳闷，这就是教育系的一门最重要的课程？一年过去了，学了点啥，天知道。学习兴趣自然不会大。

教育系也开设逻辑学，用来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我忘记了讲课的老师是谁。还开设古代汉语，讲课的老先生是董渭川。据说他是三级教授，很有名，曾经做过师大的副教务长。他在1949年以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上发表过很多文章。但是1957年，这位老先生被打成右派，当不成教务长了。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就是由他开设。很显然，这门课不是主干课程，目的可能是希望提高学生阅读古汉语的能力，为阅读古代教育文献打一些基础。但我对这门课和这位任课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印象深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是坐着上课。因为那时他六十多岁了，每次上课前，我们学生都特意给他搬一把椅子放在讲台上，这位老先生就坐在那里讲；而其它老师就没有这种规格的待遇了，都是站着上课。其次，他讲古代文献出口成章，从来不用看课本。当时教材用的是王力的《古代汉语》，他讲《史记》、《左传》里的有关篇章，讲《论语》、《孟子》，一口标准的京腔，抑扬顿挫，极富感情，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董先生的板书也非常工整，讲完课后留下一黑板的柳体楷书，让人不忍擦去。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有一次做作业翻译一段古文，我们的作业本都要交给他去批改。他在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本上写道：“田正平同学，建议你把汉字写好！”这大概是因为我的字写得太潦草了！这句批语让我记了一辈子，但是，很遗憾，老先生的话是记住了，字却始终没有一点进步！我辜负了老先生的希望，直到现在我的字也写得很差，但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古代汉语这门课和政治关涉比较少，他讲得很仔细、很认真。尽管如此，“文革”时，我们班一些同学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仍把他作为“靶子”，理由是认为他当时在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时别有用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自己如何忍辱负重，受了宫刑之后，要活下来写《史记》。老先生讲的时候确实也很动情，赞扬司马迁有远大的志向，为了这本史书能够流传于世，受了那么大屈辱，还坚持活下来。这本来是就文章本身分析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是一种正常的文本分析，可有同学偏说：“他是右派，他对司马迁的同情，寄托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这么联系搞得我们大吃一惊！当然，现在想想也难怪，这些同学大概也没有什么政治动机，在那种形势下，上面号召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总得要找到个“靶子”呀！依董先生的“条件”，在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里，恐怕是难以脱身的。当时的教学就处于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但老师们还坚持认真讲课。

还开设生理学。讲课的是一位生物系的女老师。她的课在实验室上，对着一付人体模型，这位女老师闭着眼睛就能讲出哪块骨头在什么地方、哪根神经的走向如何，听得我目瞪口呆，这么有本事！设置这门课，是把其作为心理学的基础，为今后学习高级神经活动之类的课程作准备。

政治经济学由王善迈老师任课。他毕业不久，是还没结婚的年轻人，讲起课来轻声慢气，下课后就和我们混在一起。政治经济学是小课堂，党史是公共大课。教学法、教育史、教育统计等课程都是给高年级开设的，我们一、二年级只开设一些基础课程。

老师们对上层的了解更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也要比我们这些学生深刻得多，再加上他们自身的阅历、处境，所以，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非常敏感，讲课非常谨慎。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俄语老师姓耿，是留苏学生，留苏期间和一个苏联女学生结婚，带回国。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他爱人留下了，开展反修防修运动以后，这件事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身上，他成了另类。他爱人在俄语系，也不能上课了。耿老师给我们教育系的学生上课非常谨慎，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讲，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修防修意识特强的大学生们还是动不动就要找他点“问题”出来。

虽然我报考教育系，但对一名普通高中学生来讲，教育学、心理学是完全陌生的。一名喜欢文科的高中生，在当时往往是由于他喜欢历史或者哲学或者中文，因为这些就是传统文科的基本内容；就像喜欢理科的学生，往往是出于对物理、化学或数学的热爱一样。这些都是高中的基本学科。而我报考师大时并不知道教育学是干什么的。入学后对教育学课程也不感兴趣，一看心理学的书就打瞌睡。教育学当时没什么教材，使用的是一些参考资料，包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这就是一门课程？报纸上都有啊，我非常不理解。所以，专业思想很不稳定，天天想：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学了以后，到底能干什么？我相信当时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和我一样。因为系里领导、老师把稳定学生的专业思想经常挂嘴上，这不是从反面说明许多学生的专业思想和我一样不稳定吗？

在北师大我读了五年半，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推迟半年毕业。大学这几年经历的运动是很多的，我们参加过三次和“四清”有关系的运动。“四清”是针对四不清而言，一开始是在农村中清理工分、清理帐目、清理仓库和清理财物，总之，刚开始时是在整顿农村经济这个大框架内展开的。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理思想、清理政治、清组理织和清理经济。很明显，内容大大扩展，最重要的是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范畴。第一次是入学后不久，大概是1963年的12月份还是11月份，入学后上了两个月的课就下去了。我们一年级新生和当时系里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同学一起到北京市郊区大兴县的农村，被分到好多生产队。没有老师带队，和我们分到一起的有宋元强、苗春德、邹君梦三位研究生，加上我们三、四个一年级新生组成一个小组。

学校的课很枯燥，我们都感到没多大意思。这下可好了，到了农村，农民给我们熬南瓜粥，吃地瓜，和农民在一起，大家挺高兴。当时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即将开展的运动，了解农民的生活，编写家史村史。大家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这样一个口号。体验生活大概一个多月。

到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北京市高校在城市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所试点学校之一，另一所好像是北大。大学里的“社教”主要是搞反修防修教育，开会的时间、学习文件进行讨论的时间比过去又有增加。

同年，教育系也出现大变动。1959级毕业时，系里一下子留了20多人，听说是前所未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级的同学绝大多数根红苗正、出身好又有实际工作经历，留下他们是系里有意识地改变教师队伍的阶级成份。这批新教师留校后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最大的变化是暑假开学后发现，班主任老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下子全给换了，原来的一个没留，都换成这批新老师了。其实对于这批新老师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入学时，他们是四年级老大哥，曾去火车站接过我们。入学后新同学不住在一块，而是分到老同学宿舍里，由他们带我们熟悉师大情况，带我们去洗澡、买饭票、吃饭，这对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同学来说是个好办法。据我了解，他们班有60个学生，59个人是调干，都是工农出身，这种清一色的红五类家庭出身很难得，所以被系里看好。

记得当时教育系有一个口号，叫做“掺沙子”。教育系教师人数不多，但绝大多数教师不是留美出身、就是留苏出身，在国内教育界影响颇大；本土培养而留校的教师，也大多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系教师队伍的这种状况更被说成是“池浅王八多”，说成是封资修大杂烩。所以在当时路线之下，教育系总支试图留下来这批年轻的、工农出身的学生充实到教师队伍，“掺沙子”来改变教师队伍的结构，也是情理之中。

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高玉祥老师。但是暑假以后，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班主任，全部被换成了刚留校的新教师。这些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出身也好。之前的那些三十多岁的非党员或者出身不好的老师全部都被换掉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这些新班主任来了以后，一个个地挨着找出身好的同学谈话，出身不好的同学自然被晾在一边，搞得大家精神非常压抑。同学之间无形之中形成一种氛围：出身好的，总感到高人一等；出身不好的，你再努力，再靠近党组织，好像也没用，总感觉到一种被疏远，感到人家对你的警惕。满腔热忱、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学生背上这样的包袱，肯定影响很大。在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之下，相当一部分人精神压抑，包括入党积极分子。我们都积极要求入党，入学后不久都写了入党申请书，每半个学期或一个学期还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交给组织，坦诚汇报自己的思想动向。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本来就动力不足的专业课学习，更成了“副业”，大家都忙于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私批修”。出身好的同学把入党作为第一目标，出身不好的同学，千方百计地划清与家庭的界限，争取早日脱胎换骨。

这些刚留下的老师“掺沙子”不仅掺到学生管理工作中，也很快掺与到教学业务中。有两位进了教育学教研室，是班主任兼教育学教师。也不知系里是如何安排的，不久，我们又要上教育学课了，主讲者就是上面两位老师，不过我们听起来更没兴趣，全是人所尽知的报纸上的一些东西，幸好没过多久，我们这一届同学要到山西搞四清去，所以他们的课一点印象都没留下。

说句题外话，他们这届学生，现在还在师大教育系工作的可能只有一、两位。“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开始搞四个现代化，搞业务，这批人据说都主动要求到资料室或行政部门工作，此后则大部分离开师大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条路线，耽误了一批人，害了一批人。在当时政治条件下，你出身不好，怎么努力也没有前途；出身好的人，不用努力，只要搞运动积极，就可以上去。话虽然说得绝对了一点，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想都会有这种感受。

在我们班里有些来自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同学确实家庭比较困难，拿不出回家的二、三十块钱路费，五年都没回过一次家。我家是大同的，只要五、六块钱的路费，家里也不像他们那么困难。但1964年的暑假，我也没有回家，因为我要求进步。假期主动到河北沙城军训。我们穿着军装，和解放军摸爬滚打，把衣服都磨破了，衣服上面都是一层白白的汗渍。大概去了半个月时间，晒得黑黑的，艰苦得要死。大家抱着非常虔诚的态度，一定要向党交心，一定要和自己家庭划清界限，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还有很多同学不回家，主动锻炼自己，到农村去参加夏收。

大约是1964年后半学期吧，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搞活动、学雷锋。团支部书记是北京人，我们就请他联系，包了几个他熟悉的街道的厕所，我们的任务是，当厕所的粪池快满的时修，我们就利用星期日，背上个大背桶，把粪池里的大小便用一把大勺子，一勺勺淘上来盛进背桶，再倒入外面运粪车，由环卫工人拉走。当时有个环卫工人叫时传祥，就是因为工作出色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刘少奇对时传祥说，我们两人一个作国家主席，一个作环卫工人，只是分工的不同，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都刊登了刘少奇接见时传祥的大照片和刘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大家搞这种活动，真是不怕脏、不怕累，背着个装满粪便的大木桶，走得稍快一点，粪水就会晃出来从脖子上往下灌。青年人思想非常单纯，劳动之后，大家还交流心得体会，开始看到粪便、嗅到难嗅气味时是怎么想的，后来是如何开展思想斗争、认识到不是粪便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肮脏，这样谈谈，下次干活时真好像视而不见、闻而不觉其嗅了。这一年，还有一些教学活动。上不了几次课，实习倒挺多。我们经常去师大附中、附小听课、评课。

城市的反修防修搞了半年时间，取得了“伟大胜利”。1965年，中央出台《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开始搞“四清”。师大主要在山西搞农村“四清”，我们定点在沁县，时间大约是9月份下去。听到上面传达这一消息，我们高兴死了，各自在做准备，有的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思想汇报，请求组织在四清运动中考验自己。终于等到出发的日子，带着行李就走人。大批人马在太原经过集训以后，坐了三、四百里的汽车，到了晋东南的沁县。当时没有大巴车，我们就坐大卡车，一路汽车一路歌。前面汽车的同学唱完，后面汽车的同学接着唱，当时多是简易公路，汽车一过尘土飞扬，同学们一个个都成了“土地爷”，到了目的地，每个人的行李都可以抖落出半斤黄土。

我们“四清”工作队是这样组合的：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两位干部，然后是晋东南行署、地委这一级的一、两位干部，然后是我们大学生。我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有班里的四位同学，地方上的三位干部，解放军总政两位干部。县里的条件还算可以，大家也顾不上考虑生活条件。本来要求到农村后要到农民家里去住，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去和农民同住，而是单独住在窑洞。每天吃派饭，今天张三家明天李四家，每天一家，吃百家饭。但大队干部和有问题的人家是不去的。真的是去贫下中农家，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去的权力再夺回来。我们被灌输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地农村干部队伍大多烂掉了，多吃多占，贪污腐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是秋天去的，农村正在收割庄稼、打井。我们白天就和农民一块下地劳动，有时候工作队开会就下地了。晚饭以后，我们走家串户访贫问苦，问党员对你们怎么样，干部们有没有经济问题？那些淳朴的农民认为大学生都是很金贵的，可能一、两个礼拜，才轮到去他家吃一顿饭，所以都会尽量给学生吃得好点，劳动时安排的活轻点。刚开始去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艰苦的。我们这些学生满腔热忱要去锻炼，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干活专挑苦活、累活，吃饭和他们一样。即使有时候农民家里实在困难，单独给我们做点什么饭，我们也都在一块吃。

上面怎么设计这个运动，怎么让青年搞“四清”，那是另外一回事。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诚心诚意”四个字：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用自己实际行动为国家的反修防修，“保持江山万代红”做点工作。在政治信念上是毫无疑问的，但生活确实比较艰苦。像我来自小城市，还算好一点。好多同学来自大城市，我班9位女同学有8位来自大城市，北京有三个，上海有一个，重庆有一个，郑州有一个，大连一个、厦门有一个。相反男同学多来自农村或中小城市。所以过“生活关”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碰到的问题就是皮肤过敏。窑洞里有跳蚤，跳蚤一咬我就过敏，咬一个包后全身起包，包被抓破了，被单上全是血。我去医院开过几次药，吃了以后晕晕乎乎的，回来还止不住这个东西。但是一到城里开会，换个环境就好了，跳蚤不咬，它就没了。怕上面说“这么娇贵，因为跳蚤你还不能搞‘四清’了？”我也根本不敢请假。有一次差点出事，当地卫生员看我情况很严重，皮肤都烂了，就给我静脉注射。静脉注射大概推得快了，我一下就昏迷过去，休克了。刚好这位医生出身不好，这是大事呀！你把工作队员给整死了！幸好我很快醒过来，吓他们一大跳。后来知道这种情况不能搞静脉注射，要出问题的。这已经是“四清”后期了。

当时在工作团里，是当地干部做正职，其他地方的成员做副职。一个公社是一个工作团。我们公社这个工作团师大的带队老师是总支副书记祖二春，他只是副团长，团长由当地干部担任。下面生产大队的工作队组成也是如此，我们队的队长是一个转业军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工作热情很高。。

每个月，工作队要向工作团提交一份工作进展报告，汇报动态，包括我们发现了多少条政治问题，多少经济问题，开了几次社员大会等等。在工作队的领导和同事眼中，我们是大学生，而且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此类工作由我们承担是名正言顺。有一次，队长让我写份报告，向上面汇报一下我们最近开完社员大会之后的群众反映，这下把我难住了。写了半天也憋不出来，因为我连写此类报告的基本套路都不懂，开头写什么，怎么称呼，结尾怎么写，如何结束，这些都不知道！队长把我好一顿批评，碰了个大钉子。后来好不容易交了差，慢慢写得手顺了，以后一般材料就都让我写了。

1965年搞“四清”，除了生活艰苦以外，我觉得山西当地的农民很淳朴。尽管我是山西人，但出身于教师家庭，跟农民接触很少。当地的农民对我们大学生感情确实很深。当时和我一起搞“四清”的有一位借调干部叫张焕兰，是一个师范毕业生，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被作为借调干部安排在工作队锻炼。她是农民子女，又是本地人，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包括大学生和解放军，好多事情是她帮我们联系，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也都由她来解决。三、四年以前，我突然接到一个邮件，地址很陌生，怎么回事呢？我看下面的落款，发信人叫我田叔叔，讲她妈妈是张焕兰，我才明白！她的女儿在长治一个大厂子里的幼儿园当园长，不知道怎么在网上查到我的网址，几十年后发了这样一封信，把我和她妈妈联系起来了。以后又把其它几位一块搞“四清”的同学联系上，现在我们基本上保持联系。她生活很坎坷，第一个丈夫死了。再婚以后，第二任丈夫对她不好，她与女儿住在一起。她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搞“四清”的近一年时间，希望大家保持联系，让我们抽时间去长治去住一住。她就是一个当地很朴实的农民代表，我们是所谓的毛主席派来的大学生，她跟工作队感情很深厚。我们还是很受教育的。

我们到山西参加“四清”运动大概10个月后，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要求我们回校参加运动。我们匆匆忙忙地撤回学校，学校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了。我们从北京站一下火车，就看见几位高年级同学在那里演说，他们是先期从河北“四清”第一线撤回来的，见到我们马上过来说“教三的同学跟我们走”！（当时我们是学校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大家习惯于称作“教三”）回到师大，好多老师都已经上了大字报，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前面讲到当时留校的五个新班主任，除去我们班主任和我们一块下去，在学校的四个班主任都挨斗了。我们回校后的第二天，一年级班主任、一位新留校的姓蔡的老师，福建厦门人，在自己的宿舍上吊自杀了。他受到冲击，被戴高帽子气不过就以死抗争。所谓戴高帽子就是把厕所里放手纸的筐，扣到被游斗者的头上。班主任的宿舍和我们的都在一排。我们住西西楼二层，早上起来发现蔡老师面朝下倒在地上，原来是上吊的绳子断了，他摔了下来。我们在农村搞“四清”，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火根本没有烧到那里，我们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看到这个场面，完全惊呆了！蔡老师可是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出身，他又是学雷锋标兵、共产党员，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成为我们系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正如某一位伟人说过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没有人能够躲得过，我们也很快被裹挟进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而且很快成了教育系搞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因为下面两个年级同学进校时间短，不太了解情况，四、五年级同学要毕业了，各有各的想法。正好三年级的学生既了解情况，离毕业又有两年时间，就变成主力了，教育系主力就是我们班。讲起文化大革命就复杂了。造反派在整个学校拉起了一支队伍，以谭厚兰为首，叫做井冈山兵团，各个系有一批队伍跟着。后来一拨人从谭厚兰的队伍里造反出来，成立另外一个组织，叫做井冈山造反兵团。中央文革支持谭厚兰所在的井冈山兵团，这是正统的，另一派是受压制的，这是师大对立的两派。

我们开始都在井冈山兵团，我和我班几个同学很快就觉得谭厚兰太出格了，什么都敢弄，感觉很没有意思。我们消极了，就都不参加那个组织了。实际上学校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什么都不参加，对整个运动虽然不敢有大的怀疑，但也无法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相信。后来就干脆出去搞大串联。学校最早出去串联的是六、七月份，开始时出身不好的不让出去，后来没有人管了，八月份我们也去串联。我们班五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目的是奔着延安朝圣去的，到毛主席那里取经。我们先到呼和浩特，然后去西安、兰州，想取道铜川去延安。可是到了铜川找不到汽车，总不能走着去。刚好碰到铜川汽车公司一位司机，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就诉说起他自己被压制的情况，并表示非常愿意开车送我们去延安！这真是想不到的好事，于是这位我们尚不知道姓名的司机同志，开着一部车把我们送到延安，并开车陪我们参观了各个景点。

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回到了学校。本来以为学校的运动会平静一些，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才开了个头，势头越来越大、越闹越凶，而且就在身边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按照国家规定，师范生每人都有15.5元的助学金，有几个出身好的同学觉得这太便宜了那些“狗崽子”，凭什么让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继续享受？真是兴奋至极，原来身边就有该造反的事啊！于是班级里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床头就出现了同一内容的大字报，勒令“狗崽子”们按月交伙食费！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也在系办公室和校内到处张贴，因为，据说这是教育系造反派的一大发明！大字报一出来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上交伙食费，在那种形势下谁敢不服从啊？可是这些“狗崽子”缴来的伙食费没有一个组织敢接收。在那些年头，人们对金钱问题的兴趣远不如对政治问题浓厚，这样倒使那些造反派同学着实犯了难，本来这件事是他们在师大的“创举”，结果是过了几个月，这些收缴来的“战利品”又被悄悄地退还给那些“狗崽子”，搞得大家都没趣。老师们的境况更不用说了。首先遭到批斗的是一些老先生，比如邱椿先生、瞿菊农先生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邱椿教授。进校时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教育系的二级教授之一，进校三年多了还没有机会见这位先生一面。一天下午，正在下着小雨，我们在宿舍里打朴克。听见外面口号连天，从窗口望去，原来是一群教授被红卫兵牵着在校园内游斗。经过我们住的西西楼时，有一位高年级同学指着其中的一位教授告诉我，这个就是在庐山受过蒋介石接见的邱椿！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见到了这位二级教授。晚上吃饭时同学之间交头接耳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原来邱椿教授在下午被游斗时突然摔了一跤，再也没起来。

不断有跳楼的消息传来。师大门口有一个七层的主楼，当时是学校的最高建筑，人从上面跳下来一定活不成，于是，这里成了自杀者的首选。教育系一个蔡老师是上吊了，一个邱椿老先生是游街游死了，还有一个邵鹤亭先生听说也是跳了楼。前面提到的瞿菊农先生资历很深。他的女儿比我们高一届，忘了叫瞿什么。我们入学的时候，他女儿是上一届学校教育专业的班长，很能干也很风光。文化大革命中她爸爸变成了反动权威，她马上就变样了，成天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她有一辆女车，当时是希罕之物，被红卫兵没收，变成教育系红卫兵活动用的公车。瞿菊农老先生个子不高，但人很坚强，我还记得他站在台上挨斗的样子。

我的性格不喜欢张扬，又有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对那些在运动中专门整人的积极分子打心眼里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们班有几位同学就有点过分。有一位同学仗着自己出身好，在学校当造反派还不过瘾，又跑到老家农村去煽风点火，不知怎么被一桩命案牵连进去。毕业后被关起来好几年，虽然最终结果听说是没事了，但几年的牢狱之灾让他抱恨终身。还有一位同学文革开始时因为父亲是革命干部，出身好，理所当然地作了红卫兵团长。这位团长有个特点，训起“狗崽子”们来嗓门特别响，激动时蹦得老高。谁知没过半年，团长突然蔫了，再也听不到他那特有的大嗓门了。慢慢地消息传来，说他的革命干部的父亲本来是在一个县里做卫生局长，文化大革命搞了几个月，这位当权派被当地红卫兵查出来是个“叛徒”。父亲由革命干部变成了“叛徒”，儿子的团长当然没戏了。其实类似的“剧情”在文革期间随处可见。我眼睁睁看着，好多老师、好多同学今天还是革命派，明天就变成了反革命。

从延安回来以后，我自己还参加了一件大事。当时有一批北京地区的大学生，一共六七十人吧，我们组织了一个“长征大学”。顾名思义，这所大学的学生就是要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重走一遍，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六、七十个人又分成若干小队，都做了自己的队旗，然后在天安门广场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宣誓仪式搞完后，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先到长沙，由长沙再到毛主席故乡韶山。然后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开始步行。我们班有六个同学参加，从长沙到井冈山、再到瑞金，瑞金才是红军长征的真正起点。当时红卫兵天下第一，到什么地方都被当成贵宾，吃饭不要钱，招待所给你住。我们这批“长征大学”的学生与众不同，饭，不去招待所吃，自己拿铝盆打水煮饭。被子，也不用招待所的，当时天气还比较暖和，两个同学用一床自己带的被子，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这样睡省被子，可以两个人用一套。成天背着一个大铝盆，这个铝盆可是多功能呀，一日三餐用它来煮饭，早上起来用它洗脸，晚上还得用它烫脚！自己走路不坐车，最多时一天走了一百一十里左右，脚上全是泡！大家非常虔诚，再苦再累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一路上，我们还不断看到打着“长征大学”旗帜的各地同学，大家互相招呼着，互相鼓励着，一边走一边唱歌。原来“长征大学”不只我们这一家啊！到了瑞金后，我们休整了几天，因为天气一天天变冷，好像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需要添置些衣服。正准备动身，有一天突然看到各交通要道、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紧急通知，内容大致是，在充分肯定红卫兵大串联所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下，要求各地红卫兵不要再步行串联，尽快返回原单位。听说这一布告出台的背景是有不少红卫兵比我们先行一步，大概在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出了些问题，甚至有人员伤亡，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看来是不能再走下去了，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听中央的。从江西赣江跳上火车，一觉醒来就到了北京，比步行可快多了。回到北京我们的“长征大学”也就无疾而终。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徒步走了大约两千多公里，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是前所未有。。

转眼之间到了1967年。先是“一月风暴”，所谓的全国夺权。随后是“二月逆流”，老帅们起来回击了。我个人是延安也去了，韶山、井岗山也去了，还走了一段长征路，也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啦，在外面跑的时间比在校内多。回到学校一看，冷冷清清，校园里没有几个人，同学们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实在没意思，做逍遥派吧！开始谈恋爱找朋友了。天下大乱，谈朋友也没人管，我们班毕业前夕谈成了好几对朋友！大概都收获于1967年！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概是1967年4、5月份吧，不知哪里来的消息，我是从王炳照老师那里得到的指示。王炳照老师好像是学校革命委员会（或者是筹委会）成员之一，代表教育系上去的。因为他出身好，又是党员，“文革”期间属于稳健派，没有太多的积怨。他跟我讲，过去的《中国少年儿童报》，被砸烂了，瘫痪了。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方面和我们联系，想在1967年“六一”节推出《红小兵报》来代替《中国少年儿童报》。咱们师大教育系应该义不容辞参加这件事情，你代表咱们教育系去。编辑部的班子是临时凑起来的，有我一个，有原少年报社的一位老编辑、还有两位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贸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以及一位中央美院附中的美术老师。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稀里糊涂地推选为编辑部主编。

报纸一共四版，版面搞齐了，刊头画、刊头语都搞好了，历经了千辛万苦。报纸付印前，我作为主编最后签发。我是学生，第一次承担这个重任，也没经验，而且连续几个晚上、白天工作，累得要死。我在人大一个小房间签完以后，困得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还没醒，外面敲门敲得一塌糊涂。打开门一看，一群人嚷着说要抓“现行反革命”！我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们就把新出版的《红小兵报》甩过来，我一看就懵了！当时所有刊物在登载毛主席语录时都要用红字加粗，我们的创刊号当然不能例外。我引用的一句语录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展现在我面前的创刊号上的这段语录不知什么环节出了错误，竟将“忘记”两个字丢了！原话变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这真是天大的事！我一下子吓呆了，说不出一句话！报纸出来后，拿到街上去卖，卖了没有几张问题被发现。7万多份报纸马上查封。这件事如何收场，我忧心重重，需知这是可以立刻将一个人置于死地的现行反革命罪啊！跑回学校找到王老师汇报说：“是我签字的，我也没法推卸责任。至于是我签字时根本没有看出来，还是以后别人做手脚了，还是排版的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对于一个大学三年级的普通学生而言，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大概王老师也分析，反革命也不能这么当啊，谁这么傻在报纸上干这种事情，不可能这么干。最后他们讨论，让我写一份详细的检查。检查交上去后，一直没有动静，《红小兵报》当然是胎死腹中，办不成了。我交了检查以后，一直惴惴不安地等着“宣判”，总得有个结果呀！但一直没动静，整天背着个沉重的包袱盼着毕业早点脱离是非之地。好不容易挨到毕业，分配到山西当了工人，好像没事了。1969年秋季的某一天，下班后，邮差递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我一眼看到信封上套红印着的“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几个大字，就吓了一跳！心想：“糟糕，东窗事发！”打开一看，原来是询问我，那一期《红小兵报》出事后拉去销毁，财务处要搞清楚卖废报纸的钱是如何处理的。天啊！政治问题终于变成经济问题了！上苍有眼啊！我很快回信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压在头上三年多的一座大山这才卸下来！这件事，给我简单的人生投上了一笔浓重的阴影。

还有一件事值得讲一讲。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学校也一年多没上课。上面部署要搞“斗、批、改”，改革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创立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但是，封、资、修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又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清楚。大概是1967年的七、八月份吧，听说中央文革小组给师大布置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要师大在几个月内编写出中、外教育制度史两种书供有关领导参考。

这项任务无疑应该由教育系承担。《红小兵报》出事后我消沉了不久，又被作为学生代表吸收参加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编写。我们这个组的参加者有王炳照老师、好像还有等待分配的教育史研究生班的邹君梦，还有个政教系的老师。我已经记不清高奇老师是否参加编写了，而郭齐家老师因为身体的原因，只是参加讨论，似乎没有承担具体任务。我也忘记了政教系的老师姓什么，只记得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他一个人住在师大主楼七层的一个房间，很能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房间里总是云遮雾罩。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很有些看法，经常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想也未曾想过的话，语出惊人。王炳照老师是负责人，就是他通知我参加编写的。我的教育史知识也是从这里起步的。因为当时我们的教育史课还没有开。

编写组被集中到师大花园后面的一幢二层小红楼，这里有同样结构的十几座楼房，一式的二层红色屋顶，漂亮、整洁、幽静。这些小红楼原本是学校提供给董渭川、毛礼锐这一层次的老先生居住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住户早被迁出。我们是在完成中央文革布置的任务，就被有关方面安排在这里办公。我们先是集中一段时间看书，又从教育系资料室借了很多讲义、资料阅读，还开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会议，拟定了一份提纲。我估计当时是按照大家的知识结构分配任务的，每人负责一章。我是学生，没有系统学过中国教育史，不管古代、近代、现代还是当代，对我而言，都是一张白纸。于是分配我写中国当代教育制度，这是最后一章，但应该是最出彩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要全面阐述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系统思想和实践啊！其它各章都应该是以批判为主，我这一章要看到光明。好在当时毛主席这方面的论述收集起来十分方便，还有社会上流传的大量过去毛未公开发表的谈话、讲话、信件等等，最后写了近两万字，算是交了卷。在师大读书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还从未正而八经地写过东西，只是完成过几篇作业，这一回真下了点功夫，自己对写出来的东西还较满意。

这本书的编写好像是秘密任务，没有见到公开的宣传，知道的人很少。书写成后，还修改过几次，定稿后的篇幅是十几万字。书真正印出来时，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我是1968年12月份离开学校的，书大概在1969年6、7月份才出来。还寄给我两册，一册是《中国教育制度史》，另一册是《外国教育制度史》。收到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比较熟练的泥水工了，那时候连大学的教科书都卖光了，准备当一辈子工人，谁还要这玩艺？翻了翻就随手扔在一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本收录了我的处女作、留下文化大革命深刻烙印的《中国教育制度史》。

但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值得纪念的一件事，这件事让我接触了中国教育史，还搞了近半年的“研究工作”。我以后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歪打正着，这应该算是一个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件事培养了我对教育史的研究兴趣。

我们是1963年9月入学，本该在1968年6月毕业分配，但一直拖到这年年底才分配，延迟了半年时间。延迟分配时间最长的是1961级，他们本来应该在1965年毕业，但赶上“四清”，随后是文革，到1968年才和我们一块分配。这就造成了1968年几届学生同时分配的情况，分配结果很差。

尽管前面几届学生分配的情况也不很理想，但大城市还是留了一些人。那个时候，形势已经稳定了，分配工作主要是由工宣队负责。我们班24个人，只有那位1961级留到我们班的同学分在北京。因为分配时只有一个留京的名额(东方红汽车厂职工学校)，讨论来讨论去，她出身好，身体又不好，就留下了。而其他人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有些地方尽管很边远，但要求却很高。大庆、还有贵州的三水县，是重要的保密单位，去的人一定要出身绝对没有问题，这批出身好的同学也感觉很光荣。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些地方条件非常艰苦。我们这批出身中不溜球的人，同学关系还比较好，文革期间没有什么积怨，被分到部属工矿企业。尽管是去企业当工人，但毕竟有工资。我被分配冶金部在山西的一个公司，这是一个有五千名职工的大企业。我是砌砖盖房子的泥水工，我爱人是钢筋工。还有分配得更差的同学，或者是因为出身不好，或者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跳得比较高，他们被分配到新疆，内蒙、吉林等更边远的地方，而且是直接去当农民。总之我们整个年级没有一个人是去搞学校教育专业，那怕是当个农村小学教师也好。走的时候，好多人把教材、参考资料都卖掉了，准备当一辈子工人。我和我爱人卖了一个人的书，保留了一个人的书，留了一手。

我们这些人真正接触专业是在毕业十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也只有六、七个人是到高校做专业对口工作。1980年代初，各地师范院校教育系的教育专业和心理专业开始恢复招生，因为多少年来师范大学没有毕业生，教师队伍青黄不接。这些单位觉得北师大的毕业生多少还有点东西，就把散布在各地的这些学生收罗过来。除去我是通过考研究生而留在高校外，其余的六、七位同学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进入高校的。山东师大的赵承福是1980年代初归队的，算是最早的一批。还有一两个人是在省里的教育学院。相当一部分同学，本来在农村基层插队的，只能在地区的、县里的教师进修学校或者教育学院工作，讲授教育学和心理学。还有一部分同学改行。叶林生在苏州大学历史系搞中国史很有点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了一篇重评义和团运动的文章，被到处转载，许多同学是通过报刊上的文章才得知了他的行踪；杨文超在哈尔滨科技大学讲经济学，还是许多企业的经济顾问，这位老兄在学校时就多才多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两部电视剧作品被搬上银幕；还有一位分配到军垦农场，军垦农场当时要求条件高，这位同学在农场锻炼了几年，然后到部队里搞政治工作，听说做到大校，在广东军区。不幸的是五十岁刚过就英年早逝，本来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班级的骄傲，却无声无息地先走了。由于当时大家信息不畅通，直到很久后我们才得知他的噩耗。

还有一位分配在河北农场的同学，后来做了副县长。这位同学是我们初入学时的班长，一位北京姑娘，能唱歌、会跳舞，待人热情，善于交谈，但在当时她的这些举动被认为是小资情调的表现。一年之后，随着班主任的更迭她也下了台。文革期间她的父亲突然被说成是“逃亡地主”，全家被扫地出门从北京赶回农村。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她都忍了、认了。毕业时被分配到河北衡水的一个农场，几年下来由于工作出色、吃苦耐劳，受到当地贫下中农和干部的好评，当了女县长，《河北日报》还刊登了一条新闻。但她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调到天津大港区教育局的机会，她毫不犹豫地去了，副县长也不做了。在天津干了几年当上了区教育局长，局党委书记，一直干到退休。

有些同学是很苦的。有个同学入学时的高考成绩上北大也够了，大概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没有去成。他入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江西吉安人，和毛礼锐先生同乡。入学不久他就去拜访毛先生，以后跟毛先生接触也较多。毛先生大概给他灌输了一些思想，所以他读书非常用功，夏天大家都午睡，他不睡，一直看书。毛先生也常请他到家里去吃饭，得知他家境不宽裕，还送他一些旧衣物。谁知竟闯了大祸。“文革”开始后，毛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位同学在那种形势下努力与毛划清界线，违心地大批“毛礼锐拉拢青年的反动用心！”接二连三地写大字报揭发毛先生如何如何请他去吃饭，如何如何给他灌输成名成家思想，还送给他皮鞋、裤子等物品，用这些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他，目的是想让他走白专道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我至今也不相信这位同学是想搞什么政治投机，因为他是上中农出身，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什么“政治”也没他的份。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免遭批斗而已，但结果却是给造反派们提供了许多足以致毛先生于死地的“炮弹”。听说文革刚结束，这位同学就到北京毛先生家里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毛先生还安慰了他。事情远没有完。这位同学家在农村，大学四年级时突然收到家里的电报，说他祖母病危，让他“速归”。事后很久，同学们才断断续续了解了真相，原来不是祖母病危，而是让他回去结婚。这样他还没毕业就成了家，毕业前已当了父亲。毕业后分在农村，很快就成了四个孩子的爸爸，其中一对是双胞胎。在那个年头，他大学毕业当农民，不会做农活，妻子是农民，一家六口何以为生？实在穷得没办法，就把一个女儿送给河北一户人家，这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吧！到1980年代，他调回南昌铁路系统当老师，生活状况好转，就到河北去找女儿，结果没有下落。再到后来，突然听说这位同学去世了，大家总不相信，好不容易苦尽甜来，怎么会呢？于是，到处打听，最终还是事实。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屋里的电扇坏了，这位同学搬了个凳子架在一张桌子上自己爬上去修理，也不知是触电啦还是没站稳，一下子从高处摔下来就走了！世事如此难以预料，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们很长时间都回不过神来！

现在每隔一、两年，我们就搞一次同学聚会。2008年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同学入学四十五周年、毕业四十周年纪念，我和我爱人发起在杭州承办了这次活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纪念活动在杭州一年四季最美好的季节——阳春四月如期举行。班里的同学，除了已经去世的，基本都来了，有些同学毕业后还是第一次见面。大家在一起高兴地谈呀、唱呀、跳呀，全忘了都是“奔七”的人，大学时代那些恩恩怨怨的事更是忘得一干二净。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要讲一讲。我们班级有位同学是广西壮族人，学习很好。当年北师大有个传统，新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都要在入学后的半年内参加一次全校作文考试。如果不及格，则随下一年新同学再考，依此类推，直到及格。如果直到毕业还不及格，那就不能拿毕业证。入学后的作文考试我们班有七个同学不及格，而这位壮族同学得了个三等奖，给教育系争了光！但这位秀才文笔好，出身却不好，是富农。那时，每个周六学校都放电影，没有电影院就在东操场露天放，周围用绳子拦一圈，就是个影院，大家自带座位，搬个椅子就行了。我们宿舍七个同学几乎每次放映都去看。这一次不对了。正看着看着，突然听到一位女同学大声喊“抓流氓、抓流氓！”人群骚动了好一阵子才恢复了平静，电影在继续放映，而我们的这位壮族同学却不见了。电影散后他也没回来，整整一晚上再没看到人。第二天早上回来了，一句话也不讲，眼睛红红的，大家也不便问。第三天、第四天都是这付样子。到了第五天，早上我们上课去了，他没有去，还留在宿舍，可我们回来后他就不见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一个月后临近放假了，大家才解开这个谜！原来那天晚上看电影时，我们的这位同学不知怎么搞得，突然伸手去拉旁边一位女同学的手，没曾想这位女同学不同寻常，是地理系的团总支书记！这下不得了，没摸着人家的手，他自己的手却被人家紧紧抓住！这位同学个子矮、力气小，怎么也挣脱不了，结果被一路拉到学校保卫处。后面的事就简单了，富农出身，公开耍流氓，勒令退学，遣送回家。就这么点事，摸了摸手，啥事也没有发生，他就被遣送回家！2008年聚会，我们想起了这位仅同过半年学的大学同学，几经周折，打听到地址后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同学们相聚，他讲述了离开学校后的境遇。他家是富农出身，自己又是“坏分子”，被遣送回去后就没过过好日子，生活很坎坷。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吃尽了苦头。后来，半年北京师大教育系的学历帮了他的忙，文革结束后，他被聘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退休以后，在他们县里担任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位同学很乐观，同学聚会，他反复唱的一首歌是《感恩》，一遍又一遍地唱，歌者泪花闪闪，听者唏嘘不已。他经济上始终不宽裕，这次参加同学聚会，他年近七十，从广西到杭州，坐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硬座，到杭州时我去车站接他，腰都疼的直不起来了。

我爱人花了半年多时间做了一张二十几分钟的光盘，作为送给与会同学的礼物，毫不夸张地说，这张片子真是声情并茂。内容分三集。第一集是“校园追忆”，讲的是1963到1968年间的大学生活。她千方百计地收集了许多大学时期同学们的老照片，包括下乡搞“四清”时的照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照片以及毕业照等，都放进去了，还配上与当时气氛相吻合的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第二集是“毕业十年”，讲得是1968到1980年代我们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十年，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这一时期生活不安定，事业无着落，业未立、家未成，东漂西泊，彷徨蹉跎，国家也正处在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期。第三集是“友谊长存”，讲的是1990年代以后。片子上同学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衣服穿戴更是大不一样，虽然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但看起来比前两集都要“滋润”！三天的欢聚是短暂的，大家看着片子，议论着、说笑着、打闹着，物我两忘，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不少同学都掉了眼泪。

这就是我的大学！这就是我的同学！我们这代人既受过时代的恩赐，也受过时代的创伤！回顾五年多的大学生活，真是百味俱陈！美好的记忆是一种幸福，痛苦的经历更是一种财富！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一样，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涵养，也需要急风暴雨的磨难历炼。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恩怨、荣辱、沉浮与时代大潮的起伏涨落比较起来更是微不足道。记得在师大时，有一天晚上，在图书馆的读报栏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让青春放出光辉》。多少年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黎澍先生写的。当时读了之后感到热血沸腾，我把它一字不差地全文抄录下来，在同学中传阅。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年轻人如何刻苦奋发、万难不屈、历经磨炼，终于成就一番事业的事迹，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珍藏。在师大五年半的二千多个日日夜夜里，这是我所读过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持久的一篇文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种体验也许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特殊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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