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村人：牛街文革冤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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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街文革冤狱始末

文革运动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被称为“十年浩劫”，这在全党全民中已经形成了共识。但由于高层的态度暧昧，没有旗帜鲜明的揭露那段疯狂而又黑暗的历史，至使文革的种种罪行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文革运动中的牛街，由于一起冤狱，曾在北京乃至全国产生过轰动一时的社会影响。一九八零年十月，“牛街文革冤狱”虽然最终给予了平反，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亲历者仍然对其谈之色变，唯恐以言获罪。使牛街文革的真相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让人难求端倪。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牛街冤狱的许多当事人已经悄然故去，我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受害者，现已年近七旬。为了在有生之年，让这段历史不被岁月的尘埃所淹没，为了思想不被放逐、灵魂不被扼杀、信仰不再泣血，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沉重的历史记述下来。还原当时的真实处境，反思我们的追求、迷误、痛楚和自身的局限性，自警自省，以飨后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抓，使神州大地无数名胜古迹破坏殆尽，千百万人无辜受难，数不清的家庭惨遭横祸，传统的民族美德、家庭伦理、至爱亲情几乎被彻底摧毁，国家濒临着崩溃的边缘。
北京牛街作为举世闻名的回族聚集区，千百年来在此安身立命的广大回族群众也被卷入了漩涡,有着悠久历史的牛街礼拜寺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牛街地区一些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大力鼓噪下，把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他们伙同一些民族的败类，强行霸占了牛街礼拜寺，肆意破坏文物古迹、砸碎石碑牌匾、焚毁经书典藏、批斗阿訇乡老，疯狂至极，有恃无恐。最难以容忍的是，他们打着，“破四旧”、“移风易俗”的旗号，肆无忌惮的破坏国家的民族政策，践踏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强制改变清真饭店的民族属性、逼迫穆斯林们实行火葬、勒令回民吃猪肉。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突破了回族民众的信仰底线。他们还在礼拜寺的树上架起高音喇叭，在街上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用最恶毒的语言侮辱谩骂伊斯兰教和信教群众，激起了牛街广大回族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被逼无奈，奋起抗争，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把这一小撮披着“造反”外衣，祸国殃民、妄图灭教毁族的红卫兵驱赶出了圣洁的牛街礼拜寺。随后许多群众自发的走上街头，书写大标语、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讲，用各种形式维护和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这些猖狂至极的一小撮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迹免遭破坏，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以杨文庆（民族学院附小教师）、安云清（公交司机）、王启祥（中科院干部）和韩佩兰（女），霍克成、连德忠等为首的牛街回族居民自发成立了一个名为“回族造反团”的群众组织，在广大回族群众的欢呼声中进驻了礼拜寺，自此，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牛街拉开了序幕。
所以牛街的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它的内容和性质就与社会上的运动迥然不同。既不是“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派系之争，也不是“革命群众”与“走资派”的“夺权”之争，更不是什么“两个阶级的斗争”。
牛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千百年来长期处于汉族群体和汉文化的包围之中，历史上屡遭挫折与磨难，面对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却能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完全得益于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形成的凝聚力。千百年来他们遵纪守法、诚实劳动、纯朴善良，始终尊奉着“能忍自安”的古训，在这片土地上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生活。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牛街地区的回族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许多家庭还在为每天的温饱而奔波，几乎无暇顾及其他。对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更是了无兴趣。他们凭借着穆斯林的虔诚信仰，尊奉着“好与歹都是主的定夺”，可以固守贫穷，也可以忍受饥饿，但绝不容忍任何人触动他们的信仰底线。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在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历史条件和生存逆境中形成的，始终充满了高尚的情操、高扬着凛然正气，故而形成了回族穆斯林刚直不阿、勇敢无畏的民族性格。回族历史上无数可歌可泣、捍卫民族利益、护持宗教权益的事件就是明证。所以面对空前的民族劫难，他们被迫组织起来，成立“回族造反团”完全是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广大回族群众被逼无奈的选择。它以街道居民为主体，以工人、教师、學生等回汉族群众为基础，万众一心，群情激奋，与这股“文革极左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参加人之广泛、声势之浩大、斗争之坚决都是古往今来的牛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现了牛街人团结、勇敢、刚毅的精神气质。谱写了一曲爱国爱教，悲怆感人的历史篇章。
一九六七年初，正值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期间。在特殊的历史背下，牛街回族群众正当合理的诉求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应，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安抚与疏导。面对回族群众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牛街派出所的某些公安干警却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惯性思维解决并不复杂的牛街问题，力图打压和震慑“回族造反团”。在他们的暗地支持下，成立了一支由十几个回民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回民造反队”，由住在牛街的汉族学生王某某担任队长。他们把广播喇叭架在派出所内，每天和“回族造反团”针锋相对的唱起了对台戏。这种利用敏感的民族问题，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做法，造成了广大群众与派出所公安干警的激烈冲突和公开对抗，使牛街的形势陷入了更为混乱和复杂的局面。个别掌握权力的坏人，和“回民造反队”沆瀣一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的《北京日报》“下午版”上，发表了通篇大标题为“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揭露牛街‘回族造反团’中的一小撮坏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文章，公然刊登断章取义的标语照片，造谣、污蔑牛街回民要“争教不争国”，企图“搞分裂、求自治、闹独立”，对广大回族群众的正当合理的诉求进行极力的妖魔化。并把当天的报纸用卡车拉到牛街散发，点燃了广大群众积压已久的的怒火。愤怒的民众自发涌上街头，冲上汽车，把充满谎言和诬蔑的所有《北京日报》撕得粉碎。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活动，心怀叵测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唯恐天下不乱，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把罪恶的黑手伸向牛街，频频发表“讲话”和“指示”。并以取缔反动组织的名义，把驻守在礼拜寺里的“回族造反团”强行驱除，无理查抄了他们的广播器材、传单、标语等大量物品，并对礼拜寺予以查封。把许多爱国爱教的回族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对他们进行野蛮的迫害和殴打。制造了一九六七年牛街地区的“一.一八”、“一.一九”事件。
他们的粗暴行径激起了牛街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频频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要求为“回族造反团”平反昭雪，越来越多的学生组织如“雄鹰”、“猛虎”等战斗队在牛街相继成立。一些十二三岁的几十个女孩子还组建了一个名为“天天向上”的小学生组织，很多民众自发都投身到了这场正义的维权运动中来。我作为牛街人，耳闻目睹了亲人们遭受的奇耻大辱，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性格以及热血与良知促使我挺身而出。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和改敬义（我的堂兄，时年二十三岁、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金洪福（时年二十一岁、北京建工学校学生）、王树仁（时年二十岁、北京印染厂工人）等，发起成立了一支由牛街地区的回汉族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联合造反兵团”。我们共同的终极诉求仅仅是要求为“回族造反团”平反昭雪，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还牛街父老乡亲和广大回族群众以清白。
“红卫兵联合造反兵团”自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进驻牛街礼拜寺后，加强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并召开了群众集会，宣传我们的宗旨和主张，得到了民众的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在短短几天里就有百余名回汉族中学生踊跃参加。许多耄耋老人日日夜夜在清真寺周边义务站岗放哨，一些热心群众通宵达旦挑灯夜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宣传我们的观点及诉求。我们还和“回族造反团”的主要负责人一起登门造访，和牛街地区的街道主任、党员刘云交换意见、消除误解。在礼拜寺里办展览，用漫画、文字等多种形式投入“革命大批判”，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爱国爱教。尽管当时的宗教活动暂时停顿，但我们根据教民的需求，发动和号召大家“出散乜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仅几天时间就集资筹款数百元，为穆民们制作了两个崭新的“埋体匣”，了却了穆斯林们的心愿。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安定团结的事情。每当我们列队出发和进行操练的时候，许多群众簇拥在礼拜寺的门前，把衣物、钱、食品纷纷塞到队员们的怀里，让我们即受鼓舞又受感动。当然，和许多文革运动中的群众组织一样，“红联造”也存在着一些失误与不足。但瑕不掩瑜，尤其是面对许多投诉无门的民众参与的维权运动，其中有一些过火和过激的言行既可以理解，也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总体来说，牛街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
而制造牛街冤案的一小撮人视这个学生组织为洪水猛兽，诬蔑“红联造”为“回联造”，继续在敏感的民族问题上大作文章，并且玩弄“空城计”的手段诱骗缺乏斗争经验的青少年上当。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他们趁众多牛街群众涌进派出所讨要说法、讨要“回族造反团”被抄走的物品时，故意把所内的全部民警撤出，丢下了一个空空如也的派出所。面临当时极为复杂和混乱的局势，由于担心派出所内失火、失盗或出现其他意外，我们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暂时封闭了派出所的大门，并且派了专人日夜值守，想不到这是他们故意设下的圈套。随后他们罗织了“查封派出所”和“冲砸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等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这个学生组织。一九六七年九月，“四人帮”黑干将谢富治掌控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牛街派出了“调查组”，由于他们事先没有深入群众了解详情，只是单方面提出来很多条件，使“调查组”无功而返。九月二十日，市革委会发布了“9.20通告”，把它的领导人金洪福定性为“坏头头”进行通缉。随后，公安人员来到牛街拘捕金洪福，被许多愤怒的群众所包围。抢走了他们的手铐，撕毁了拘捕证，并把金洪福反锁在屋里，不让公安人员带走。这些群众的激情与冲动，为他们在牛街制造更大规模的冤假错案提供了口实。把持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黑爪牙刘传新一伙，不惜动用国家专政机器，调动了北京市所谓的“工代会”“红代会”等数万大军，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凌晨，趁着夜色，把牛街礼拜寺包围的水泄不通，对这个学生组织进行围剿和镇压，制造了一起举世罕见的冤案。
一夜之间，整个牛街地区陷入了极度恐怖的气氛之中。面对大兵压境，许多群众冒着风险，掩护帮助学生组织疏散和撤离，一些参加围捕行动的工人民兵，知其真相后，也极为愤慨，深表同情。就故意制造包围圈的缺口，协助许多学生组织的成员逃出了重围。等到他们冲进礼拜寺里抓人时，驻扎在里面的数百名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早已没了踪影。他们把广播车开进牛街，沿街串巷、连篇累牍的宣读“9.20通告”，勒令所有的群众组织成员“投案自首”，继而手持木棒挨家串户抄家抓人，揪斗无辜群众，逼迫他们跪在铺有煤渣的地上大打出手，有的被打的鼻青脸肿、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连我毫不知情的母亲和小妹妹也被他们从家里抓走，沿途游街示众，非法关押。
为了躲避这些人的迫害，牛街群众筹集了钱和粮票，由我带领十几个惊魂未定的男女学生逃离了牛街,连夜步行百余里来到了昌平的十三陵水库（我的单位）。次日深夜，北京七十中近百名红卫兵在不明身份的军人指挥下，乘两辆大卡车随后赶到。他们各个手持木棒，身穿军大衣、带着大口罩，穷凶极恶的砸烂门窗、冲进屋里，二话不说、举刀便刺，当场重伤多人。一个姓李的十七岁少年，屁股被三棱刮刀捅的和筛子一样，血流如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十九岁的年青工人钱崇志，背部被恶狠狠的连刺三刀，险些造成贯通伤，生命岌岌可危。他们把我拉到院内跪下，十几个学生抡起球棒劈头盖脸的一通痛打，逼问金洪福的下落，把我打的全身上下遍体鳞伤。由于我确实不知详情，他们才无奈作罢，乘车慌忙撤离。事后，我们火速把三名重伤员送往县医院，由于伤势危急，不得不又转往市内的积水潭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断，其中的钱崇志由于创伤性气胸已经昏迷，伤口仅差心脏分毫，险些不治。后经数月治疗虽然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至今落下了残疾。
他们在牛街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无中生有的编造牛街回民“里通外国”，礼拜寺里藏有“电台”和“枪支弹药”等卑劣的谎言。把耄耋之年的无辜阿訇王连仲诬蔑为“后台老板”，把礼拜寺看门的老人刘正富妄指为“黑高参”，连同原“回族造反团”和“红联造”的十几个领导人王启祥、王树仁、崔振东（汉族，北京二机床厂工人）等先后投入了监狱。分别关押了长达四至六年之久，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劫难。其中的金洪福、杨文庆辗转于功德林、K字楼、献县等监狱，受尽了折磨。(请参阅新浪博友“老树昏鸦”的博文“亲历囹圄”)。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到厂矿，学校，机关单位“内查外调”，开批斗会、办“学习班”，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在牛街大搞人人过关，无数民众被打为“反革命”，遭到殴打和批斗。上至白发老人下到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受害者难以计数。家住牛街的首钢老工人闵玉堂则被本单位的人殴打致死。参加牛街群众组织的青年学生也被打入另册，几乎无一幸免的去了东北、内蒙、山西等地插队落户，剥夺了他们继续升学、入党、参军、提干的权力。而我作为“红联造”的领导人之一，亦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详细遭遇已在前文“我所亲历的文革”中做过介绍。总之，凡是当年参加参与或者仅是同情这个组织的牛街回汉族群众，最后幸免于难者，寥若晨星。
“牛街文革冤狱”是谢富治、刘传新一伙儿别有用心的坏人，一手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其手段之恶、用心之毒、影响之大、伤害之深，无以复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方正”，文革中的大量冤假错案才得以不同程度的平反昭雪，一九八零年十月，宣武区委在工人俱乐部召开平反大会，为牛街文革中受到冤屈的广大回族群众平反昭雪，被关、被管、被斗、被诬陷的相关个人才得以重见天日。牛街礼拜寺又重新回到了民众手中，党和政府的宗教与民族政策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和落实。
“牛街文革冤狱”起始于回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宗教信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牛街群众对于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具有天然的本能，对民族自尊心和宗教神圣性极为敏感，对于民族的基本权利尤其重视。一旦蒙受亵渎与伤害，奋起护教卫族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正义的。但在文革这个践踏法制，漠视人权的特殊历史时期，合理和正当的诉求最终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是我们这些当年的所有参与者没有意料到的。
“牛街文革冤狱”给国家、社会乃至整个牛街地区广大回族民众带来的伤痛，始终是压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给他们心灵，精神上造成的创伤至今难以痊愈。由于“牛街文革冤狱”的始末鲜为人知，其始作俑者的种种恶行远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许多真相也远没有被彻底的揭露，致使许多不知就里的人，是非难辨。更有许多亲历者、受害者，余悸未消而对此讳莫如深。所以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把这段真实的经历记述下来，凝血成文、正本清源，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要永远牢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竟仍有文革余孽摇唇鼓舌、呼风唤雨，为这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大唱赞歌，摇幡招魂，企图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演。我们站在民族的伤口上，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牛街人民带来的灾难，比任何人都看的清晰，也决不允许文革复辟势力卷土重来。是为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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