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比：试论“阎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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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的出版，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并引起了热议。

阎淮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早年先后毕业于北京101中学和清华大学，文革中参加过保守派红卫兵，毕业后当过工厂副厂长，煤炭部副部长秘书，中组部青干局干部，康华公司高管，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走，短期参加民运后，成为政治学者。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不去接革命的班，也不去经商发财，却深刻反思了中共建政的得失和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曲折，除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外，又推出了这部“另类”的人生回忆，实在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现象。笔者作为阎淮的中学和大学校友，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走轨迹和思想变化，阅读他的近作后，将他近年来的表现和在海内外的影响，称作“阎淮现象”，并对此略加评论。

一、什么是“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表面上看，是一位红二代，前“吏部主事”，披露了中共考察、选拔、任命干部的内幕，顺便涉及了中共高层如陈云、薄一波、江泽民等以及他们子女的不为人知的诸多轶事，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而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们，又看到了他与多数红二代不同的“另类”表现，以为是一种特殊现象。

但是，这都只是看到了表层。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看他与众多红二代的不同的表现，分析他的思想与行为特质。

老一代革命者的子女，除少数出生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外，多数出生在40、50年代。他们的表现，也多数从文革开始，活跃于文革后。就其职业和最终追求来看，可大致分类如下：

专心科研型：如彭士禄（澎湃之子）、聂力（聂荣臻之女）、杨为民（北航教授、杨秀峰之子）、顾逸东（中科院士、顾准之子）

文学艺术型：如谢飞（电影导演，谢觉哉之子）、张郎郎（画家，张仃之子）、贺捷生（贺龙之女）

从军接班型：如贺鹏飞（贺龙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许延滨（许光达之子）

出国谋生型：如宋彬彬（宋任穷之女）、林梅梅（林枫之女）

经商致富型（体制内）：如孔丹（孔原之子）、王军（王震之子）

从政接班（安全型）：如俞正声（黄敬之子）、李铁映（李维汉之子）、刘延东（刘瑞龙之女）

从政接班(野心或贪腐型）：如薄熙来（薄一波之子）、郑光迪（周恩来秘书杨刚之女）

受牵连失意型：如林彪女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子女

民主自由派：如胡德平、胡德华（胡耀邦之子）、陆德（陆定一之子）

由于未做大数据统计，无法得出以上各种类型占的比例。但显然，最后一种类型所占比例是很低的。

阎淮自然可归入此种类型，但他又与里面的多数人不同，一是他曾经在文革中与孔丹一流表现类似，都是保守派红卫兵，而文革后十几年又从政且比较顺利，用江核心的话来说，就是党对得起他。如果他不离开中组部，应该还有上升的空间；如果他在康华公司不走的话，也可进入经商致富型。

但是他却在政治风波后愤然出走，又在此后成为海外政治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行体制进行了多方位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著，可见，他的特征是幡然觉悟，彻底反思。

由此，可以说：“阎淮现象”，就是一种被原有体制培养并在原有体制下受益的“红二代”，脱离原有体制并进行深刻反思，而向人类普世价值回归的思想文化现象。

二、为什么会出现“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试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

先看内因。

阎淮虽然出生在干部家庭，但其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业务干部，并非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就爱学习，爱读书。他天性善良，同情弱小。在中学里，他并未与干部子弟拉帮结伙，而是接近知识分子家庭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如他的同班同学徐朔经，父亲为因主张建立中国劳动党的清华教授徐璋本，在受到歧视不允许上大学，到房产队工作后，阎十分同情，并去看望他。这在101中学是很少见的。记得阎淮上了大学后，还在星期天回中学去掏粪，打扫厕所，虽然是在“学雷锋”，但其热爱劳动、接近平民的精神也可见一斑。文革中，他保工作组，但并未狠整反工作组的同学；清华红卫兵掌权期间，他参加抄家，但又暗中保护了中学同学郭某的家人。工宣队进校后，他刚直敢言，不阿谀奉承，所以被分配到西北环境艰苦地区。在煤炭部和中组部工作期间，他也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顶撞领导的“刺头”。此外，他在文革后期及出国以后，读了大量古今名著和现代政治理论书籍，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从人性特质和知识储备来看，他在晚年大胆披露内幕，反思体制，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能力。

再谈外因。

阎淮就读的中学，虽然曾经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但在他读书期间，已经有大量清华、北大等高校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子女及附近的平民子女入学，在和他们的接触中，阎淮的平民意识在进一步增强。101中学的校长老师，也不是那种“突出政治”，不学无术的党棍，而多是知识渊博，性情温和的教育工作者。这种环境无疑对度过高中生活的阎淮有正面的影响。在清华大学，虽然老清华的传统已经保留不多，但学习理工科的阎淮，也逐步形成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文革后期，由狂热归于冷静，阎淮开始初步的反思。

步入政坛以后，虽然背后有陈云通过陈元对他一定程度的遥控，但胡赵时期的相对开明的政治，李锐等“两头真”的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真诚与睿智，无疑也感染和影响了阎淮。

促使阎淮毅然出走的直接原因还是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他身在现场，亲眼见到的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惊讶，愤怒，绝望，失去了对原有体制的幻想。

出国以后，由于各种机遇，他进入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政治研究机构，得以阅读更多的资料，接触到严家褀、刘宾雁等流亡人士和杜维明、余英时、胡志强、马英九等海外学人，方得以打通中西界限，融合最新研究成果，开阔国际眼界，并彻底放弃原有被灌输的革命与专政理念，回归普世价值。

阎淮曾对笔者说，60年来，前30年是吸毒，后30年是排毒。从他的经历看，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改变，排出原有毒素，吸入新鲜营养，就很难做到。但是，没有本身的自觉，吸毒成瘾，病入膏肓，也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这就是“阎淮现象”出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三、“阎淮现象”的启示

1.读《进出中组部》，不能只热衷于官场秘闻，看大佬的密室策划，高层的勾心斗角，而要看到作者的深意。进出中组部的书名，隐含的意思是进入和离开原有的体制，进入是被动的，离开是主动的。连阎淮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都要离开，说明此体制的运转已经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前景失去信心。所以，才有了罗宇的告别总参和阎淮的脱离中组部。当然，还有许多人不愿离开，要继续在里面捞好处，逞英雄，但总有明智和有良知的人会与之决裂。因此，对体制内的人，对红二代不能同等视之，一概认为是维护既得利益的顽固派。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觉醒，更多的阎淮出现。

2.“阎淮”现象已经在海内外，在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中产生了影响。但是，和他曾经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学校友并不认同他。他的大学校友中，情况各有不同。原清华大学红卫兵，曾经在1966年“红八月”中大显身手的“将军”好汉们，有的顽固坚持原有观点，有的虽有一些反思但沉默不语。而原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少数仍然沉迷在文革“大民主”的美好回忆中，对领袖和“旗手”情意缠绵。还有的校友派性未消，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很大精力用于揭露对方的残暴，而对自己一方的错误和自己思想上的失误缺乏反思。作为原保守派红卫兵干将的阎淮，尚且能够解剖自己，深刻反思和忏悔，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为何我们不能呢？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犯了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关键是要承认和改正，而不是继续“试错”。经历了文革的清华校友们，应当向阎淮学习，消除派性，增进团结，共同为总结文革的教训，走出专制主义思想的阴影，继续做出努力。

3.“阎淮现象”的出现，阎淮思考和阐述的新的政治理念，无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他认真学习和思考，反思旧体制之弊病，展望新时代的到来，显示了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当然，他的阐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讨论。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目前，清华校友和众多的海内外朋友们，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们，要沉下心来，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加强团结合作，继续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我们的努力和付出，不会是白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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