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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兵团由成立、撤销到重新恢复,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其原因错综复杂。本文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撤销、恢复的原因,试作分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新疆的特殊的社会政治地理历史环境,使中央政府必须考虑采取特殊政策。新疆地处亚欧腹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陆地边界线5600公里。在苏联解体之前大部边界未划定。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后),其中5个国家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新疆自清重新统一后,百年之间,战乱不断,外寇入侵,分裂割据;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新疆发生多起武装叛乱,加之内部不稳定因素复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新疆被称为“大后方”,接受苏联援助加快新疆的建设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成为最合适的选择,既有军队的保卫边疆,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兵”的作用,又有加速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民”的作用,组建属于军队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最好的组织形式。
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国内战争结束,数百万解放军如何安置问题。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经济建设的命令。1950年10月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延缓了军队大规模转业参加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战局基本稳定情况下,1952年2月,毛泽东又发布了命令(以下简称部队整编命令),将全国解放军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该命令最后一段话“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寓兵于民的战略思想,也最终决定了后来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属性:“武装的生产部队(文革中《十二条》)”。
再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必然归宿。新中国初期,进疆部队面临繁重、复杂、艰苦的任务。剿匪战斗、减租反霸、建党建政、改造起义部队等等,最严峻的是20万大军的如何生存问题?新疆百年动乱,经济凋弊,民不聊生,被西方探险家成为“中世纪”。新疆农业还停留在“二牛抬杠”的原始状态,生产力极其落后。硝烟未散,征尘未洗,王震率领驻疆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命令“不容许任何人站在大生产之外”。
大生产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王震不仅从生产着眼,还从稳定新疆这个全局考虑。“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对付分裂主义,也是对付境外侵略者。历史证明了王震的远见卓识,把军队屯垦看作是建设边疆,减轻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投入大生产运动的15万官兵,沿天山南北两大盆地边缘进驻万古荒原,在“三到头”路到头、水到头、人烟到头的荒漠中,开荒造田,修渠引水,穴居避寒,囫囵吞麦,苦水为饮,盐水为菜,绳作纤,人拉犁。三五九旅的老兵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南泥湾精神光荣传统,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不是军队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没有人能在那种严酷环境下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开荒种地养活自已了。
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起义后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的陶峙岳回忆录写道:
军垦部队到达各垦区后,遇到的困难是说不完的。垦区都是万古荒原,人烟极少,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食宿问题。既无民房,又缺帐篷,但有芦苇遍野。战士们乃砍伐芦苇,搭盖棚子,或挖地窝子,以芦苇覆盖,这样聊以藏身。但芦苇棚子并不足以避风雨,下雨时,棚里也下雨,雨止了,棚里还要继续下一阵。下雪时,晚上睡觉,早晨起来被子上也被一层雪盖着。吃的问题,不要说菜,就是麦子也没地方磨,只好将麦粒煮一煮充饥。《陶峙岳自述144页》
1950年,驻疆部队开荒96万亩,播种83万亩,收获粮食3290万公斤,油料186万公斤,瓜菜2254万公斤,牲畜18万头。粮食足够全军自给7个月,油料蔬菜基本自给。三年苦战,创造了人间奇迹。1952年,播种162万亩,粮油蔬菜,全部自给。马拉犁,拖拉机代替了人拉犁,新营房代替了地窝子。是年5月,奇台、吐鲁番发生粮荒,奸商囤积居奇,人心惶惶。部队立即投放粮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1954年由二十二兵团、第二、六军和民族军大部投入生产的部队,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有军垦农场34个,其中机械化农场9个。
在大生产运动中,王震高度重视创办工业。解放初的新疆无一枚机制钉,无一尺机织布,无一寸火车铁路。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极其困难。创办工业,经费何来?驻疆部队把国家支付的军费作为建设资金,广大指战员把自己的津贴费投入合作社,并节约菜金、粮食和衣帽鞋祙甚至衬衣领子和口袋都节省了,累计每人每年节约90元,投入工业建设。开荒战士天热了,没发单军衣,就把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裤子磨破了,把裤腿剪掉当短裤穿着干活。再苦再累,有拓荒者的地方就有那首歌《戈壁滩上盖花园》。1951年先后开工的工业项目: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机器厂、八一面粉厂、木工厂等。1953年,这批工厂连同600辆汽车和驾驶员,无偿交给地方政府,新疆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业由此发轫。
毛主席在1952年4月6日给西藏部队的指示中,高度评价“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取得了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即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组织形式,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一句影响广泛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也多次提出向苏联学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体现了走苏联国营农场的道路的建国战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也有偶然因素,这一点很少有学者论及:
首先是王震为书记的中共新疆分局对“东突”分裂思想高度警惕,并在少数民族上层中对其进行严肃批评。2003年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中指出: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接受了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的提议,组成联合政府,分裂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1949年12月20日,三区革命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三区革命的领袖人物成为新疆的高层领导。但是,“东突”分裂思想并未消失。
在1950年国庆一周年,中央领导为新疆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有人公然举杯“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干杯”;有人借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提出像苏联那样成立“加盟共和国”,实质是分裂祖国的“东突”。
在三区革命的亲历者葛尔夏(蒙古族)的回忆录中:
1951年2月,有人在伊犁秘密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是: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关系到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涉及新疆党内军内上层。
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楼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局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过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干部,赛福鼎·艾则孜、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列斯肯(俄罗斯族)、艾尼瓦尔·贾库林、艾尼瓦尔·汗巴巴、曹达诺夫·扎衣尔、库尔班·马木托夫、阿布里米提·哈吉也夫等等。会议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徐立清主持。会议开始即宣布:主要讨论批判最近在伊犁开的“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原则,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格尔夏立即意识到会议内容的重要性,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王震:
接着分局第一书记王震同志讲话,开始比较平和地说:“苏联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苏联的联邦制建立在二十世纪十几年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政策。所以,你们提出什么共和国问题,实际上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错误行为。”说到这里,王震同志很气愤的站起来,走到北边坐着的民族同志面前,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边站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俄罗斯族)非常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长,参加五十一人座谈会,是叛国行为,要杀头!”我听了感到很紧张,没敢给列斯肯翻译“杀头”这个词,可是旁边站的伊敏诺夫用俄语给他翻译了“杀头”的话,把列斯肯吓得快晕倒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扶他出会场。
这次会上有一次批判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问题时,王震同志插话中指着我们戴的民族军勋章和军衔说:“你们勋章上的标帜五星半月牙,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俘虏的联合国部队里的土耳其军队标帜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戴的勋章军衔和土耳其的一样,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人再佩戴过。
王震在这个关系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召开中共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克服了错误思想的干扰,统一了思想认识,为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格尔夏的评价:
批判“五十一人座谈会”对当时新疆的形势,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王震同志讲话对维护祖国统一,开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经历过长期的激烈的复杂曲折的战争历程,保持着强烈的战争思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样,新中国的政权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来保卫。面临新疆当时的复杂局面尤其是上层的分裂思想,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无法承担保卫边疆的任务,也无法对分裂主义形成威慑的,是“压不住阵(老革命的话)”的。
第二,第二十二兵团领导陶峙岳,赵锡光的意见对“生产建设兵团”保留军队体制起了重要作用。1953年5月,驻疆部队完成整编任务,所属部队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为一个二级军区,二个三级军区,十个军分区,一个国防师和四个独立骑兵团等。第二十二兵团保留暂时保留国防部队序列,管理所属生产部队。生产部队为十个农业师,二个建工师及运输团等,计15万人。据兵团老领导回忆,1954年在讨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撤销第二十二兵团时,有一种意见是“生产建设兵团”直接脱离部队序列,交新疆地方政府管辖,走苏联国营农场道路。陶峙岳等提出,1949年和平起义时,共产党的起义政策是“待遇不变”,如果撤销二十二兵团直接转业交给地方,起义官兵担心“军队待遇变成老百姓”,容易思想波动。因此,1954年7月15日,新疆军区党委会在给西北局,中央军委,新疆分局的请示中提出:
(一)生产部队领导机构名称,我们认为以生产建设兵团较为适宜。因为一方面仍用原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是不相宜的,取消二十二兵团番号如不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取代之,则可能引起起义干部,特别是高级起义干部的思绪波动;另一方面,二,五,六军所编的生产部队,不愿意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绪波动。根据当前思绪情况,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尚需一个过渡时期,则较为妥当。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二十二兵团的番号可以撤销。
8月6日,总参谋部复电:关于二十二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后改用“生产建设兵团”的名称问题,如你们已征得陶峙岳,赵锡光等同意时,即可按照改变之。
上述事实证明:一是当时确有意见生产部队完全脱离军队序列。这是1975年兵团被撤销的历史根源之一。二是起义将领的意见和进疆部队领导的提议被采纳,生产部队保留了军队性质,最终决定了兵团的本质属性“武装的生产部队”(见《十二条》)。这是1981年底中央决定恢复兵团的历史根源之一。三是,没有提出“屯垦戍边”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强调提出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的原因及教训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和民族军,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4月,中央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要理由,决定撤销兵团。1981年底,中央又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被撤销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文革”的干扰破坏,这是毫无疑义的。对全国全党来讲,“文革”的巨大破坏作用是全局性的又是较长时期的。这是事物的普遍性,而我们应注重事物的特殊性。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其普遍性,而在于其特殊性。兵团被撤销的原因错综复杂。从国际大环境来分析,兵团成立时新疆周边的外部环境很好,中苏关系处于最良好时期,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国策,新疆被称为“大后方”。而兵团被撤销时,新疆周边国际关系恶化,苏方陈兵数十万并多次发出战争威胁。一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武装的生产部队,成立于和平时期,撤销于危难时期,这很不符合新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寓兵于农,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显然,兵团被撤销的主要原因须从内部来分析。本人认为主要原因: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战略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兵团事业的全盘否定。极左思潮诬蔑兵团的17年(1949至1966)历史是“黑线专政”“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严重丑化了兵团事业,全盘否定了兵团历史。而且坚持这种极其错误观念的人,正是当时兵团的主要领导人。正如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导致苏共解体,这种来自当时兵团领导高层的“自我否定”,必然导致兵团被撤销的严重后果。
1、阶级斗争的观念必然导致对屯垦戍边的全盘否定,客观形成否定兵团的思想理论基础。屯垦戍边始于西汉,兴于唐代,延续至清朝形成较大规模。这是我国古代安邦定国的一项国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政治智慧。其核心作用是保卫边疆、巩固边防,其历史作用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简言之,我们不能说西汉的屯垦戍边是维护汉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唐朝的屯垦戍边是维护唐朝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论任何朝代,面临异族入侵,保卫国土就是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对屯垦戍边也进行所谓“阶级分析”,把屯垦戍边划入“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造成极大理论混乱和思想混乱,以致实际上否定了承担屯垦戍边这一战略任务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颠倒黑白,诬蔑兵团是“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全盘否定了兵团的“十七年”,客观形成了兵团被撤销的现实依据。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随后开展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1950年1月第二、六军,派出1070名各级干部和600多名参军知识青年到起义部队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在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起义部队焕发出很大积极性。今天,兵团发展较快的石河子、奎屯垦区,就是以起义官兵为主体的第二十二兵团开发的。这是我党成功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历史丰碑。
从我党我军的历史来看,从南昌起义到红军、八路军时期,我党成功地团结、改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阀甚至土匪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更有团、师、军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投奔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义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从“文革”在全国造成的混乱来看,尽管“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大帽子满天飞,但还没有一个“造反派”、一种“造反思潮”,敢于全盘否定我党对某一支起义部队的改造。但是,这种极具危险的、错误的思潮在新疆、在兵团发生了,而且发生在当时兵团的领导层。
1964年丁盛调兵团任副司会员,不久,裴周玉调兵团任第三政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对兵团在“社教”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不加分析,片面地夸大渲染,断言兵团17年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黑线专政”“全面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把兵团贯彻执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成功地团结改造了7万多国民党官兵开发建设新疆,说成是“国共合作”,诬蔑为“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注1)于是,1966年“文革”一开始,兵团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对“17年历史”的评价上,并自下而上分成两大派。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兵团17年屯垦戍边的历史功绩被全盘否定,长期主持兵团党委工作的张仲瀚被错误打倒。丁、裴掌握了兵团“文革”的领导权。
对一个人的否定导致对一段历史的否定,进而导致对兵团这一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组织的全盘否定。这是历史的一大悲剧。这场悲剧的“胜利者”绝没有想到:一个“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的兵团能存在下去吗?诬蔑历史的人必然被历史否定。
二、“文革”中兵团不但内部武斗,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而且长期介入地方武斗,歪曲执行中央关于兵团“文革”的“十二条”,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中央领导不能不考虑这支武装的生产部队,在混乱复杂社会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1、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丁盛担任兵团“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文革”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注意政策。毛泽东还多次与“造反派”谈话,纠正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全国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中。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夺权”高潮,丁盛支持的一派夺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权。26日,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出动值班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死27人、伤78人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丁、裴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诬告被镇压的群众夺枪而发生流血事件。6月,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发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瀚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注2)这显然是栽赃陷害。
2、毛泽东亲自批准对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中央为此发布“十二条”。兵团成为“文革”中第一个实行“军管”的单位。但在当时“军事管制”被歪曲执行,造成恶劣后果。“全国武斗第一枪”引起毛泽东、党中央高度重视。尽管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造成全国极大的持久的混乱。但是有一条底线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文革”初期,毛泽东批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严肃处理,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关、戚煽动反党乱军。毛泽东十分清楚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也十分清楚兵团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确保兵团的“枪杆子”不再出问题,1967年2月17日,也就是“石河子一二六”事件后的20天,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二条”)。核心内容是:兵团在新疆军区领导下,实行军事管制,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除文教、卫生、科研部门外,其他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贯穿“十二条”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无论“文革”局面多么混乱,“枪杆子”不能乱,党指挥枪不能有丝毫动摇。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但是,“十二条”在兵团被严重歪曲了。丁盛等人利用“十二条”里的某些条文,断章取义,对各级持不同观点的领导、群众,实行军事管制。兵团临时文革利用军管把武装部门凌驾于党委之上,甚至规定“没有武装干部参加的师党委,一切决议无效”。1967年7月,在兵团召开的武装会议上,交流“以枪管党”的经验“十六条”。主要是:武装部门可以命令师党委重新分工;武装部门有权清洗或提升干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由武装部门内查外调,有多少揪多少,不受限制。(注3)对中央“十二条”的歪曲执行,不仅给兵团内部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兵团外部造成介入地方武斗的严重后果。
3、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加剧了新疆“文革”的混乱,严重损害了建国以来兵团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武斗骤然升级。丁盛等人立即召开会议,介入地方派性斗争,积极策划武斗。兵团的工厂停产,赶制武器。值班连队和民兵直接参加武斗。据不完全统计,1967至1968年,兵团武斗死亡300余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中共中央采取“掺砂子”方法,于1967年7月调曾如清、孔瑞林、杜海林、朱铁谷参加兵团党委的领导班子。新领导经过深入调查,对丁盛等人的做法提出批评。意见分歧尖锐,双方均向中央发电报。1968年4月11日和5月4日,中央文革成员先后接见兵团领导。江青、吴法宪、邱会作再次支持丁盛。此后,兵团武斗自上而下愈演愈烈。
兵团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后至“文革”前的17年,减租反霸、土改建政、剿匪平叛、开展大生产运动,节衣缩食,创办现代工业。兵团成立后挺进荒原,守卫边疆,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拥护。而“文革”开始,先是全盘否定兵团“十七年”,接着介入地方派性斗争,大搞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十七年”的崇高形象。丁、裴等领导自我否定,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第二、“文革”十年,“十二条”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兵团制定的惟一的指导性文件。核心是党指挥枪。希望兵团的“枪杆子”能稳定新疆的混乱局面。而丁、裴等兵团领导严重违反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局面。尤为耐人深思的是,兵团参加地方武斗的队伍冠以“第四野战军”名称。解放战争中“四野”司令员为林彪,而兵团“四野”介入武斗最烈时,正是林彪炙手可热,被确立为接班人之时。第三、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从未停止。兵团的存在是分裂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加之地方民族主义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互相交织,社情复杂。“文革”中兵团介入地方武斗,严重损害了兵团与各族人民的关系,无异于授分裂势力以柄。“文革”中“东突”分裂组织就曾借“群众组织”之名,冲击兵团农场,妄图抢夺武器。
三、“文革”十年,兵团经济面临崩溃,一手向国家要钱,一手向国家要粮,成为国家沉重包袱。兵团成立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生产条件很差。经过兵团领导的努力工作和广大军垦战士的艰苦奋斗,“文革”之前,兵团经济形势很好。1966年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人口增加77万人,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为5.25亿公斤。1967至1974年,国家补贴款达5.86亿元,是全国农垦的亏损大户,而且连年吃返销粮。与此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是:被极左思潮全盘否定的兵团“十七年”,粮食自给有余,财务已有盈利,工农商副、教科文卫,欣欣向荣,全面发展。
1975年3月,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改变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陈述撤销兵团的理由是:“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并说“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问题有很大关系。”这显然不合逻辑,“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怎么是“体制问题”呢?而且经济临近崩溃,也不一定完全是“体制问题”,因为兵团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不是曾创造出屯垦戍边事业的辉煌吗?
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1975〕11号文件批转了上述报告。兵团被撤销。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接管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的原因
首先,撤销兵团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其一、新疆周边形势严峻,而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兵团一直是新疆国防的后备力量,而且兵团58个边境农场驻守着2000多公里边境线。当时中苏两国边界尚未划定。撤销兵团使国防后备力量大大削弱。1979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新疆边境地区军事形势紧张严峻,战争威胁严重。新疆边境地区出现农垦职工干部群众内迁,人心惶惶。其间新疆周边形势更加严峻,苏联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胁我国西部边境安全。其二、兵团农场人心涣散,人心思迁。屯垦戍边神圣使命的感召力凝聚力大大削弱。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支边青年、复员军人等,“一江春水向东流”。其三、农垦经济大滑坡。1974至1977年财务亏损甚至超过“文革”后期。1978年后,农垦经济步履艰难,亏损严重。那种撤销兵团就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想法,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浅薄的。其四、维护新疆大局稳定的力量严重削弱,“三股势力”乘机抬头,破坏国家统一、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闹事接连发生。1981年之内,喀什地区就发生了“叶城1·14”事件;伽师“5·27反革命武装抢枪事件”;喀什“10·30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等。全疆不稳定苗头增多。
其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寓兵于农”“屯垦戍边,劳武结合”等战略思维深深影响着治国战略。以王震为代表的熟悉新疆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党内高层起了决定性作用。“文革”结束后,王震将军站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积极主张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2月,王震在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讲:“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6月30日,王震上书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议。第二天即7月1日,邓小平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做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亲临新疆视察,表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注4)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这是党中央总结新疆历史、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
第三,从1949年底到1966年“文革”之前,17年中新疆兵团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兵团得以恢复的历史基础。
一.建设奇迹:兵团创造了一系列“第一”。
第一批现代化军垦农场:1950年,驻疆部队开荒96万亩,播种83万亩,收获粮食3290万公斤,油料186万公斤,瓜菜2254万公斤,牲畜18万头。粮食足够全军自给7个月,油料蔬菜基本自给。1952年,播种162万亩,粮油蔬菜,全部自给。马拉犁,拖拉机代替了人拉犁,土块盖的新营房逐渐代替了地窝子。1953年,兵团已经建成机械化农场34个,其中机械化农场9个,推动了新疆的社会发展。
第一批现代工业:1951年先后开工的工业项目: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站、新疆水泥厂、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机器厂、八一面粉厂、木工厂,肠衣厂,毛巾厂,水磨沟发电厂,肥皂厂等。1953年,这批工厂连同600辆汽车和驾驶员,无偿交给自治区地方政府,新疆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业由此发轫。
1954年兵团成立后,围绕农业和职工生活开办粮油加工、轧花厂等,随着事业发展,开始大办轻工业即酿酒、纺织、制糖、农机修理、毛纺等。兵团的轻工业不但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生活用品,而且积累了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1966年,兵团工业企业达297个,工业总产值6.1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62.7%,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9.1%,重工业占30.9%,利润达8359万元。工业产品主要有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棉布,毛布,机制糖,皮鞋,酒,卷烟等,有力支援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极大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
第一批现代建筑业:1950年10月,为尽快发展新疆的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造福各族人民,新疆军区成立工程处,各师也成立了工程部队。1951年开工的所有工厂由工程部队建设,还建成了一系列民用建筑,新疆医学院,八一农学院,天山大厦,独山子油矿等。建筑部队转战天山南北,发展壮大,到1953年,已有1个建工师和4个独立团,共3.8万余人,形成一支从勘测设计,建筑施工到建材生产的综合建筑队伍,承担了新疆大部分厂房,水电,交通等重要工程项目,为新疆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1954年完成工作量达6154.26万元,是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也是各族人民最为称赞的行业。1966年,兵团有工一师,工二师,工三师和各师的工程大队,人员11.6万余人。这支队伍专业精,守纪律,机械化程度高,继承发扬了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完成了自治区多项急,难,险,重的建筑工程。
第一个遍及全疆的现代商业网络:解放前的新疆商业还停留在驼马运货,坐地行商,以物易物的落后阶段。解放军进疆后,现代商业开始发展。兵团逐步建成了现代化的商业体系,从城市到边远垦区,拓荒者走到那里商店就跟到那里。兵团的商业网点遍布天山南北各个垦区。商业职工们积极组织货源,沟通产供销渠道,为垦区职工和各族人民提供了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需品,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1966年,兵团有商业网点1836个,营业额达4.38亿元,连续4年盈利累计5653万元,平均年利润1400万元。
第一批现代水利工程:新疆是灌溉农业,雪山是天然水库。水利是新疆农业的命脉。屯垦之要,首在水利。1954年,兵团首先开发乌鲁木齐河与玛纳斯河流域。接着开发塔里木河流域。逐步形成了沙井子,塔里木,小海子,奎屯,玛纳斯,伊犁河,塔城,博乐,哈密,和田等31个大中型灌区。1966年,兵团在天山南北环绕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修筑大中型引水渠146条,年引水量达56亿立方米。建成水库37座,总库容14.9亿立方米。灌溉渠道4万多公里,耕地面积1213万亩。
第一座现代农业大学:1952年,进疆部队创办八一农学院,1957年移交给自治区。1959年,兵团创办石河子农学院,1960年,兵团成立塔里木农垦大学。天山南北,两所大学,为兵团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农业科技人才。同年,石河子卫生学校改为兵团医学专科学校,后改为石河子医学院。1966年,三所大学在校生达1725人,教师450人。
第一批大面积的人造绿洲:1954年兵团成立时耕地面积115.95万亩,1966年迅速扩大为1212.9万亩。每年的开荒造田面积近百万亩。农业随之快速发展。围绕建设大面积高产稳产田的奋斗目标,推广平地,治碱,排灌配套,草田轮作,改建条田,营造防护林带和培植林区,建立机械化农场,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66年粮食单产138公斤,总产7.2亿公斤。棉花面积64万亩,单产39公斤,总产2494.48万公斤。甜菜,油料也获得丰收。同时,兵团建成机械化连队500多个,机械化农场49个。全兵团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农垦领先。
二.中央战略:全国支边 兵团发展
1956年,来自中原河南的支边青年45436人,奔赴新疆兵团。这是兵团成立后第一次接受来自内地的大规模支边青年。1957年,河南又从商丘等8个地区动员4万青壮年支援边疆。1958年,河南再次动员2万多支边青年进疆到兵团乌苏垦区开荒。河南支边青年来自农村,年轻力壮,吃苦耐劳,勤俭朴素,成为兵团五十年代大开发的生力军。
1956年,兵团通过劳动部招收四川,广东,江苏等省招收4894名财会卫生等专业人员。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动员江苏、湖北、湖南、安徽4省百万青年支援边疆建设。至1961年,共有江苏、湖北、安徽支边青年30.2462万人,奔赴新疆兵团。
国家大力支持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每年有计划地将部分大中专学生分配到新疆。1959年至1974年,兵团安排了大中专毕业生1.2878万人。
1959至1961年的国家困难时期,兵团接受了自动支边人员21万人。
1963年至1966年,国家动员了京、津、浙、沪等12万支边青年进疆,其中有9.7万上海支边青年,成为兵团朝气蓬勃的建设力量。这是自西汉以来,西域两千多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支边壮举。地处阿克苏的农一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有45402名上海支边青年来到农一师。同时,还有南京军区,武汉军区等8万复员军人来到兵团,成为加强边疆战备的重要力量。对新疆兵团的发展壮大、社会全面进步产生了深远的持久的影响。
1963年至“文革”之前,中央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寓兵于农,备战备荒,以兵团为“龙头”带动西部的发展。新疆兵团在河西走廊组建农十一师,在宁夏组建农十二师,在青海组建农十三师,在陕西组建农十四师和黄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兵团,在西藏波密组建一个机械化农场。“文革”之前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达到了巅峰。
“文革”之前,兵团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援外任务。先后援建了越南;非洲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家现代化农场项目;援建了中巴公路。
三.六十多年的“兵团制造”:国土,民族团结。
在今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之时,回顾新疆兵团60年发展史,“兵团制造”是国土和民族团结。
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兵团奉命组建边疆农场。同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兵团承担了战备运输任务,并有一个汽车连参战,受到中央军委嘉奖。随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9年3月爆发珍宝岛之战,苏方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新疆边境面临严重战争威胁。中苏边境绝大多数地段未划定边界,苏方擅自划定所闻“争议区”。兵团人为保卫国土“只争不议,寸土必争”,付出了重大牺牲。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哈;中乌;中塔等国与我国相继划定了边界。
兵团人守卫国土,同时改造了国土,把沙漠变成了绿洲。兵团的垦区呈“一线两圈”:即沿两千多公里边境线建设了58个边境农场;环绕天山南北两大沙漠建设了一百多个现代化农场。建设了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图木舒克等新兴城市,创造了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的生态环境。
增强和巩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是兵团的历史贡献。
1955年即兵团成立第二年,兵团党委做出《关于援助新疆地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定》,要求每个师重点帮助5一7个合作社,技术、管理、思想等,全面包干。1957年又在《关于支援农业社争取1957年农业大丰收》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加大推广先进农业科技的力度,以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从1955年到1957年三年中,一个增强民族团结、帮助地方发展的热潮,在天山南北兴起。兵团共抽调1200名政治、技术干部,对25个县、403个农业社进行帮助指导。培训植棉、灌溉、农机、植保、财会等技术人才3800多人。兵团帮扶的农业社粮棉产量提高30%至60%,有的甚至成倍增长。1956年兵团帮扶的137个农业社就有122个被地方政府评为模范社。1958年,兵团帮助农业社培训技术人员达4647人,支援劳力65万工日,代耕土地21万亩,免费为各族社员治病6.9万人次。当时出现一个引人注目新现象:离兵团近的合作社产量高,有病能及时送兵团医院治疗,文化教育发展快;离得远的就产量低,看病难,发展慢。各族人民亲近兵团,支持兵团,兵地关系水乳交融,亲如一家。1960年3月,农七师三管处300多名职工到托里山中伐木,归途中突遭特大暴风雪,被困山中,饥寒交迫,生命危急。托里县副县长率各族社员携带爬犁拉着粮食,冒风雪,爬大坂,苦战四五天,终于救出了300多名兵团职工。
1959年,兵团党委总结部队进疆10年,兵团与地方政府、与各族人民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经验,颁发《关于拥政爱民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纲要二十条》,使增强民族团结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1961年,兵团又决定在兵、师两级政治部成立群工科,民族团结工作成为各级政工部门重要职责。
1963年11月,自治区党委提出“兵团方向,公社特点,长远规划,逐步实现。建设像兵团农场一样的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五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好建设”在天山南北轰轰烈烈展开,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从自治区领导到各地、州、县的领导,纷纷率团到兵团参观学习。有的少数民族老百姓骑着毛驴来参观垦区。兵团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造福各族人民的宗旨,是看得见,摸得着,活生生的现实,给各族人民以极大鼓舞。
兵团党委决定从1964年始,每年拿出自筹资金800万元,帮助地方“五好建设”。到1966年三年中,兵团帮助58个县的部分人民公社规划土地、进行“五好建设”。共投资2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规划设计924万亩,建设条田174.5万亩,修筑水泥卵石渠道91公里,修建水利设施2066座、民房26340平方米。兵团派出驻社干部752人,帮地方培训技术人员2097名,接待参观学习1.48万人次。
今天,遍布天山南北的小康农村新气象,就是当年“五好”新农村建设栽下的幸福树结出的硕果累累。
如果没有兵团“屯垦戍边”伟大的历史贡献,没有十七年的历史辉煌,被撤销后再恢复是不大可能的。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兵团建立、撤销、恢复的历史教训主要是:
一、兵团在任何时侯都必须坚持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牢记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坚决克服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影响。国务院《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这一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必须站在这个历史高度看兵团。
二、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复杂的条件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兵团的“枪杆子”必须让党绝对放心,让新疆各族人民绝对放心。因为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不是一般的纯经济组织。兵团的“枪杆子”作用是维护国家统一,抵御侵略、反对“三股势力”,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三、兵团的经济必须不断发展,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兵团体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挑战应对不好,经济搞不上去,任何“特殊性”理由都站不住脚。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上去了,是兵团存在的硬道理。“奋起二次创业,再造兵团辉煌”是兵团事业的强大动力。如果老是纠缠于“体制问题”,而忘了“文革”撤销兵团就是“体制问题”,又会犯自我否定的历史错误。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是屯垦戍边使命的有效载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需要多长时期,兵团的特殊体制就将存在多长时期。
四.兵团必须积极实践自治区党委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进新疆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并作出表率。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方向,以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为特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传承和提升区域特色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适应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文化。现代文化的内涵主要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等。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引领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兵团的特殊体制应当而且可以发挥现代文化“排头兵”的作用。
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型的;新的一轮旋转仿佛回到原点,其实比原点更高更先进。总结兵团建立、发展、撤销、恢复、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能够更清醒更成熟地把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注1)《兵团发展史》第280页
(注2) 同 上 第282页
(注3) 同 上 第284页
(注4) 同 上 第352页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687-66989.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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