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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鼓足干劲争上游 四个大抓当榜样
（1959——1965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和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实施，为我校赢得空前的发展机遇，银川市第一中学走向了另一个辉煌的巅峰。
一、学校办学条件迅速改善
1957年11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我校校友孙殿才、梁大钧等人为委员。1958年6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我校原任校长黄执中为委员。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林伯渠代表中央到会祝贺，我校学生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光临银川。我校原任校长黄执中当选为副主席。银川市各族各界代表两万多人在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集会。我校教师和学生身着节日的盛装，列队参加了这一盛典。师生表演了大型民族舞蹈，为庆典献礼。
自治区成立后，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主席刘格平、副主席黄执中等领导对我校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指示我校要加快发展，成为这个共和国新建民族自治省区的基础教育的模范学校。我校隶属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由甘肃省文教厅和银川市共管，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厅直属，银川市共管。校名由银川中学改为银川市第一中学。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校长姚建海等领导团结广大教职员工，努力工作，使银川市第一中学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自治区人民政府明显加大了对我校的建设力度，我校办学条件得到迅速改善。学校扩建了大门，修建了大门两侧房屋，共计29间。修建教室8个，共计24间。宿舍6排，共计84间。
学校图书数量达到14000册，比建国初期宁夏中学和贺兰中学合并时的总量还多11500多册，几乎多出了近5倍。物理仪器1498件，比宁夏中学和贺兰中学合并时的总量多300多件。生物标本712件，比宁夏中学和贺兰中学合并时的总量多140件。学校的办学条件达到了宁夏各中等学校的最好水平。
这一年，银川市城区公交车开通，我校部分学生实现了乘车上学。
二、支宁教师尽显风流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上海市委动员了教育、文化、出版、卫生系统600多人，加上家属，共1000多人，浩浩荡荡，奔赴宁夏。到宁夏后，被称为“上海文教大队”，编为3个中队。大家怀有“贡献青春，支援西北，建设社会主义新宁夏”的豪情，很快投入到了银新公路的建设当中。吃在工棚，住在工棚，顶风抗沙，栉风沐雨。1959年，银新公路初步建成，“上海文教大队”被分配到各地各类文教等事业单位工作。文教大队到我校的老师，很快成为了业务骨干。
从1956年至1965年，自治区开始大批接受全国各地的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每年600多人，师范生比例很大。一大批外地优秀大中专毕业生从北京、天津、长春、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宁夏。1958年，这批学生从集中北京出发，同学们坐在即将开往西部的列车上，心情十分激动。大家怀有一腔报国热情，前往宁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占洪，指挥大家齐唱歌曲，抒发大家教育报国的壮志雄心。
自治区党委很重视这批外地支宁的大学毕业生，优先将他们分配到银川一中等宁夏最好的学校任教。
在我校工作的这批名牌大学生，基本特征有三点：
一是毕业于知名大中专。他们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北京师范学院等师范院校，科班出身，专业过硬，功底扎实。
二是思想新颖，个性鲜明，给古老而相对封闭的宁夏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他们西装革履，男士打着漂亮的领带，女士穿着鲜艳的裙子，尖头皮鞋，跳交谊舞，唱苏联歌。他们有着与当地人很不相同的习惯。当地人开始看不惯他们，后来逐渐接受了他们，以后又逐渐学习他们的长处。这批人起着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作用，有力地促进着当地人思想理念的现代化。
三是富有个性，抱负远大，热爱学生，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绝大部分教师教学水平很高，逐渐成为我校乃至宁夏全区的教学骨干。胡思仁、粟楷民、华觉勤、戈定宪、姚诗、闫方庆、虞威祺、董维慎、周相林、张占洪……这批名师的名字，在银川家喻户晓。他们和银川一中原有的教师，以及后来分配或者调入的教师一起努力，奠定了我校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共三十年的辉煌事业。例如：
粟楷民，他是俄语教师，湖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曾任学校外语教研组组长（后任我校副校长、宁夏教育学院、宁夏医学院领导），俄语水平很高。据邮电系统的职工回忆，当时中苏关系密切，来自苏联的函件，都要请粟老师翻译。
胡思仁，勇挑重担，爱生如子，深受学生喜欢，后被评为特级教师，任我校副校长。
周祖功，天津市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是个专业上有巨大发展前景的物理教师。学术水平很高，经常到宁夏大学做学术讲座。
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59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重点强调，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要原则”，“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在党员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4月中旬团中央在成都会议提出：“要造成一种有利于学生用功读书的空气，改变那种把努力读书和走‘白专道路’等同起来的看法。”
我校受到的教育干扰逐渐减少，教学秩序开始好转，学校工作渐趋正规。学校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抓开教学了，教师敢备课了，学生敢读书了，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主要举措有：
一是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概括为“三个既要……又要”——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又要有冷静的头脑；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的精神；既要有战胜困难的大无畏气概，又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
二是重新修订教学计划。对各年级课程的比重、课时的分配等作了重新设置和安排，特别是对劳动时数进行了限制。
三是加强教研组的基本建设。强调教研组作为教学单元要重点抓好教学工作，交流经验，培养师资。为提高教学质量，重点抓了备课、课堂讲授和对学生的课后辅导。
四是改革课堂教学推行重点精讲、当堂巩固的教学改革。根据不同的教材内容，或者采取启发、讨论、总结的方法，或者师生共同活动的方法，或者采取各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以达到“重点精讲，当堂巩固”的目的。
五是加强教材建设。我校组织教师修订讲义，整理充实了挂图、标本、幻灯片等直观教具。
六是建立教学档案。包括教案、文献卡片、考评记录和读书报告等。
七是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如会议制度、集体备课制度、仪器保管制度、安全卫生制度等。
八是制定师资培养专门计划，选派教师脱产进修或半脱产进修，组织学术讲座、读书报告、教学病例讨论等，通过提高师资水平来提高教学质量。
九是大幅度减少劳动。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学校把学生、老师的劳动时间、场所都排成课表固定下来。无限制的学生劳动得到纠正，劳动对教学的干扰减少。教师跟班劳动，一年劳动只有一个月。
经过努力，学校教学秩序得到稳定，教学内容得到充实，课堂讲授质量明显提高，实验实习得以正常开展，学生独立思考意识增强，操作动手能力明显增强，校园学风明显好转。清晨背古文、读外语，书声琅琅，晚上自修安安静静。星期天也有学生学习，乐学不疲。
当时学校的教学氛围，应该说是相当好的。据那几年在校读书的一位校友回忆：“学校生活紧张而有秩序，充实而有乐趣。天刚麻麻亮，一队队黑压压的人群就涌了出来，操场上立即响起了哨声、口号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早饭前是一节自习。没有教师跟班，但很安静。有时，教导主任背着手，踱着方步巡视，满脸严肃的样子。每天有5至6节授课时间，除了课间休息，校园里一片沉寂，教室里进行着知识和情感的交流。”
“教师教学都很认真，课堂教学效率很高。学生们对老师也很尊敬。有时，学生们也在一起议论老师，传播着一些听来的轶事和趣闻；什么侯琴友、罗学樵的文学、书法造诣呀；朱华亭是宁夏的三大‘X’之一呀；安奠华板书秀美、讲课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呀；强锷讲课熟练利落呀；虞维祺是全国拳击亚军呀……语气里充满了对老师的爱戴和对母校的自豪。”
“下午课后到晚自习前是自由活动时间。每天下午五点以后，运动场上就沸腾了。种类繁多的运动项目在各自的场地热闹地进行着。那时，一中的篮球队声名赫赫，据说只有‘前卫队’、‘银行队’可以匹敌。”
“晚饭后的学生们悠闲自得，外出散步的、校园里追逐打闹的、宿舍里看小说的、下棋的，吹拉弹唱的，各自从事着自己喜爱的活动。宿舍里最热闹的一段时间要算是晚自习后，学生们喜欢把笑话、怪相放在临睡前表演，只是在‘室长’、老师的一再吆喝下才慢慢地宁静下来。”
“学校洋溢着团结友爱，好学上进的气氛。班务、生活、劳动、文体活动，主要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会、团组织、班委会在学生中很有权威和号召力，学校搞得很活跃。每逢节日前，排节目的、办墙报的，更增添了学校的生气。”
“老师循循善诱，不仅传授知识，而且重视学生的道德、情操的培养。有一节课是我毕生难忘的，教师讲述了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当有人读到外国阔佬在轮船上污辱中国妇女还发笑时，老师就愤怒地斥责他们毫无民族自尊心，那种凛然正气深深地感染了我。我觉得血在沸腾，它使我第一次懂得了‘爱国’这个词。”
四、保卫“三面红旗”
1959年9月1日开学，恰逢庐山会议之后。 按照上级要求，学校围绕“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等问题，联系实际工作，在师生中展开了辩论，学校的各项工作再次受到冲击。
当时，部分领导和教师，就因坚持了客观实际，遭到否定。校长姚建海为人活泼，幽默风趣，据说喜欢文体活动，常在校园里和老师下棋。这些成为他受到批评的理由。不久姚校长调离一中。
银川一中云集着大批可以被“运动”的教师。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成份普遍高；民主党派人士密集，曾有人说一中是“国共合作的学校”；西北最大的“右派”孙殿才、雷启霖等人都曾是我校学生，而他们都是一中最好的学生，都与自己的恩师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由于这种种原因，银川一中稍不注意就会成为政治运动的绝对重灾区，不少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就会受到打击。姚建海校长大智若愚，不露声色，不跟形势，在“政治”相对左倾的时代，用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换取了一大批老师的平安。
1960年，原银川二中校长辛进调入银川一中，担任校长。
五、三年自然灾害
辛校长勤奋敬业。她从早到晚为学校的事情忙乎，事必躬亲。她从内心深处尊重有知识、有才干的人，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一心一意、倾注全力办好学校。
1960年春季开学，正赶上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物资匮乏，供应紧张。教师和学生的粮油供应水平降低。国家实行单一口粮配给制。
由于全校师生对党的忠诚和信赖，全校学生和教职工，没有一个不上课的。学校通过暂停体育课以便减少师生体能支出、减少课时、组织学生搞“小秋收”、延长暑假寒假、加强食堂管理等措施，渡过难关。
学校加强食堂管理，提出粗粮细作，杜绝浪费。校长辛进和学生一起挖野菜，和学生一起搞“小秋收”。她甚至在食堂帮灶，和厨工一起为学生做饭。学校领导和全校师生团结一心，克服困难，顺利地度过了困难时期。
据老校友、后任银川市教育局局长、银川市委秘书长的窦自喜同志回忆：“那时，学校只上半天课，下午半天老师带着学生们分别到野外挖野菜、搞小秋收。校长辛进和老师们轮流帮灶，亲自给学生们打饭。生活很苦，但很少抱怨，学校仍然有秩序地运转着。有时晚上还要去搞积压物短途运输，几十个人拉着一挂拖车，到新城火车站装上煤，然后再拉回来。车很重，师生们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回拽，哼着老师教给我们的歌：‘亲爱的同志们努力向前走，越过平原穿过激流，跨过高山努力往前走；一百里路程走了九十九，今天的目的地就在前头……’唱着唱着，车轮停止了转动，许多人站着睡着了，一切都像凝固了一样。临近西门桥时，正好拂晓，太阳冉冉升起，像轻轻托起欲要流淌的蛋黄一样，把东方的天际映成了桔红色。望着初升的太阳，同学们仿佛受到了某种启示和鼓舞，增添了力量，车轮又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校长辛进是老革命，自然灾害期间保持本色，给教职员工带了好头。她1938年参加革命，完全有享受的条件和资格，却坚持住在学校。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书房，也是卧室，还是伙房。她带着两个孩子，常年工作生活在校园里。辛校长的丈夫，是宁夏军区的高级军官，资格老，级别高，也陪她吃住在学校。辛进校长经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朴素正统。据回忆，辛进校长连茶叶也十分节省。有一次开会，她杯子里的茶水颜色都变白了，其他同志要给她换一点新茶叶，她坚持不让换。说：“这茶水好好的，换了岂不浪费？”辛进校长就这样一直保持着革命本色。说起辛校长的以校为家，艰苦朴素，学校一些老教工至今还赞不绝口。
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学校筹措资金，为家属房糊顶棚。同时提出“大烂大补，小烂小补，不烂不补”的节俭原则。校领导带头，教师参与，勤俭建校。
生活困难并没有影响学校前进的步伐。辛进校长将沈天道老师调到教导处工作，负责修订制度，编辑校刊。特别嘱咐，要依据当时教育教学理论的新成果，充分借鉴上海等发达地区的经验，推进银川一中的制度建设。沈老师写好一条，辛校长就拿到校委会审议一条，然后通过实施。我校许多制度，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修订的。
1961年秋天，为了贯彻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了住校生人数，精简了一些职工，较大幅度的调整了教师队伍。
后来，学校急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又陆续调入了一部分教师，并且逐步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作了大量补充，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保证。
六、搬入城区闹市
考虑到南郊路途太远，不利于学生就学，刚刚成立不久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银川市第一中学和宁夏卫生学校互换校址。1960年暑假学校由陈家寨旧址迁入市内，位于全市繁华地段的利群东街1（79）号。
卫生学校原先是“提督府”，是个由四合院落组成的古建筑群。殿宇楼阁，饱经岁月，略显破旧。
这里原是卫生学校的一些解剖室、实验室、标本室，现在变成了教室或者老师寝室、办公室，大家一度很不适应。同学们对停尸房感到恐惧，学生把一条幽暗的走廊称为“神秘走廊”。
学校搬迁后，对校舍重新进行了粉刷。校门前的大红柱子，被漆得红光发亮，墙壁变得洁白无暇。
全校共有教室68间，实验室14间，办公室14间，学生宿舍124间。卫生室3间。礼堂24间，库房48间，灶房27间，教职工宿舍58间，厕所26间。其它用房75间。操场14862平方米，学校农田5655平方米，教职工家属住宅754平方米。
学校新校址的位置非常特殊，它位于银川最繁华的新华街附近。毗邻银川最大的最活跃的市场。在困难时期，市场的确给老师们的生活带来一定帮助，但也有很大的政治隐患。因为在物资由国家统一供应时期，不允许自由贸易，稍不注意就会被当成“投机倒把”，被揪了“资本主义”尾巴。
辛进校长有着延安干部特有的严谨和执着。她是军队转业干部，政治立场坚定，行政经验丰富，能严格自律，对别人要求也严。据回忆，辛进校长相当正统，常年一身华达呢，中山装，不苟言笑。她不大喜欢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的个性和傲气，对于市场问题较为敏感，对师生要求相当严格。客观上讲，这种严格对于教职员工是一种政治爱护，至少减少了不少同志“运动”中的把柄。
七、喜迎全国文教群英大会
1960年春，学校又恢复了教师认真教书、学生认真读书、德智体工作全面开展的好风气。学校抓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抓深入细致的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锻炼，使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和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上，又有了新的进展。
1960年2月28日，学校召开教职员工誓师大会。准备迎接全国文教、卫生、体育等战线的群英大会。校长辛进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宣誓，提出了不少见解。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鼓足干劲，踏实虚心，力争上游。”提出了“大破大立”——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破资产阶级教育观，立无产阶级教育观；破骄傲自满、因循守旧思想，立踏实虚心、不断革命思想；破各自为政、自由主义作风，立互相协作、集体主义作风；破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立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思想。
党支部要做到“四个大抓”，“四个有”，“七个深入”。“ 四个大抓”指大抓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大抓教学秩序，大抓检查评比，大抓经验推广。“ 四个有”指工作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有总结。“七个深入”指深入教研组，深入班级，深入重点部位，深入薄弱环节，深入课堂，深入师生生活，深入劳动基地。
学校提出创教学质量全区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倡导教师坚持业务进修。要求教师参加学校进修和个人自修。尤其是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或者其他学历偏低的教师，三年内要达到大学水平。要求教师积极参加校际间的教研活动。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学校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上的“十不见”和“十普遍”——“十不见”指错误观点不见，教案粗糙不见，堆积教材不见，生搬硬套不见，错误例题不见，错别字不见，拖拉进度不见，返工浪费不见，只教不导不见，作业批改草率不见。“十普遍”指全面负责普遍，踏实细致普遍，认真备课普遍，联系实际普遍，突出重点普遍，简化汉字普遍，说普通话普遍，批改作业普遍，个别辅导普遍，制造教具普遍。
《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后，我国语言文字再次发生重大改革。学校继续狠抓了“简化汉字普遍和说普通话普遍”工作，要求教师写简化汉字，更改标语和宣传板版式，在课堂上使用普通话教学。
在喜迎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的背景下，学校学生工作也有声有色。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学校重现了刻苦钻研、认真读书的风气。二是团队组织大胆抓思想，抓学习，抓劳动，抓纪律，开展了树立雄心大志的教育。三是学生会抓社会活动，抓学科小组，抓卫生检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活跃校园文化生活。
学校编成《教学经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学生学习经验》三本小册子，向全国先代会献礼。学校编写了工业、农业、饲养三门生产劳动教材和教学大纲。学校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做到了第三季度蔬菜自给。
这年，辛进校长参加了全国文教、卫生、体育群英大会。这是我校全体师生员工的骄傲。7月1日，建党节这一天，学校召开教职员工大会，辛进校长传达了全国体育卫生文教系统群英大会会议精神。
八、狠抓“二基”教学
1961年，学校领导成员有：校长辛进、副校长侯琴友。教导主任李培荣。副教导主任强锷、粟楷民。总务主任赵宗贤、张进善同志。
据在教育界资深的校友回忆，这个时期一中班子作风过硬，个人能力较强，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发展平稳。教育教学工作的亮点是：
一是学校要求各科致力于“二基”教学，狠抓“基础知识”、“基本训练”，教学质量明显得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语文、数学、“二基”教学经验得到市教育局的肯定，印发经验材料向市内各中学推广。学校举办了大型的全市教学观摩课。
二是学校还在当年入学的初中班级搞“十年一贯制”教改实验，使用的是统编的教改实验教材。这一教改实验直到1964年新教材下发以后才终止。这次从学制到教材内容上的改革，为学校的教学改革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三是提出了精讲多练，运用启发式教学的要求。加强了教学交流和开展各科教学观摩课活动。在此基础上，学校要求各科教研组要认真总结编写本科的复习资料，精心编写高考复习提纲。
四是继续发扬一中重视学生思想教育的光荣传统。学校对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历来很重视，经常开展各种活动来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其中政治课、时事政策报告会、团队日活动、班主任教育及班集体活动等是对学生进行经常性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方法上，注意防止简单粗暴，注意坚持说服教育原则，启发自觉，以理服人，教育效果明显。
学校思想教育十分注重经常性和连贯性。通常重大节日或纪念日，一定要开展纪念庆祝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每逢“元旦”、“五一”、“五四”、“七—”、“国庆”、“一二九”、“元旦”等重点节庆日，从初—到高三都要出墙报或板报。同学们可以写庆祝文章、写心得、写感受，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墙报字迹工整、标题醒目、精心绘图，给人清新之感，增加节日气氛。团委、学生会还要组织评选优胜的班级给予奖励。
学校每年还评选一次三好班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进行精神鼓励发给奖状。
九、“修正主义苗子班”
从1963年起，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也呈奋进之势。
1963年，由于学校历史悠久，办学成绩突出，学校被列为自治区重点中等学校。当时银川进入重点中等学校的还有女中（现银川九中）、银川师范。共三所。
为了配合重点学校建设，按照区市部署，学校暑假开学成立了高一精英班。学生入学各课平均分90分，最低的学生单课85分。班主任是很有名气的物理教师周祖功老师。任科教师有语文教师王广慧、外语教师粟楷民、数学教师王世福、政治教师张玉梅等人。后张玉梅长期接任班主任。这个班荟萃了银川最好的初中毕业生，据说初中担任过正班长的同学就有16个。“社教”之后，被当成了“修正主义苗子班”。1966年又遇上文革，没有按时毕业。这个精英班，如果当时不是为政治运动付了代价，客观地说他们中应该将会产生许多建设祖国的拔尖人才。
1963年9月，学校修订了《银川一中学生请假、旷课、迟到早退处理办法》。凡早晚自习、校会、班会、课间操均作为考核范围，每累计10个课时算一天。
这年秋季，全日制中学政治课按年级分别开设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建设、政治经济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课。初中三年级增设生产知识。
当时，学校拥有教职员工80人。其中行政人员17人，教员52人，工友2人，炊事员9人。女职工15人。其中大学毕业生40人，占教师的77％；专科毕业生13人，占教师的26％。我校93％的专任教师学历达到了大专以上，学历层次较高。按照国家政策，学校部分职工调了工资。
十 、学习雷锋好榜样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开始在我校师生心中闪烁起不灭的光辉。学校学生积极响应，开展了活动。校学生会提出了“以雷锋为榜样，立志做一个不愧于雷锋同代人”的口号，对学生进行阶级观点和革命意志、热爱劳动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学习《雷锋日记》，画雷锋画像，背诵雷锋遗留的革命名言。雷锋，变成这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掀起了学习雷锋，大做好人好事的热潮。各年级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各班成立了学雷锋活动小组，以小组为单位活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大家用各种方式做好人好事：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个人的困难，就是大家的困难；上街维护交通秩序，维护治安秩序；到电影院打扫卫生，电影结束后，将电影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为生产队积肥，沿街拾拣牛粪、驴粪、马粪，按班级用手推车送到郊区民乐大队。公社社员为学生登记，作为评选“五好班级”的重要依据。民乐大队曾写来大红感谢信，张贴在校园，感谢我校学生为农民积肥。
学雷锋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校风建设。学生的灵魂得到净化，变得纯洁高尚。全校涌现出一大批尊师爱校，刻苦学习，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积极向上的好人好事。关心集体、团结互助、要求进步、认真学习，在学校蔚然成风。学校树立了一大批“学雷锋标兵”，为他们披红挂彩。
此后又陆续开展了学习王杰、刘英俊、欧阳海、焦裕禄等等先进人物的活动。
十一、“读革命书，做革命人”
这一时期，学校发挥共青团，少先队的作用，组织并开展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读革命书，做革命人”的教育活动，尤其受到学生欢迎。主要活动内容有：
一是要求学生阅读《红岩》、《王若飞在狱中》、《欧阳海之歌》、《革命诗抄》等革命书籍。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罗广彬、杨益言所著小说《红岩》，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读革命书，走革命路，做革命接班人，成为这个时期学生思想的主流。
二是要求学生阅读外国进步作家的书籍。苏联（俄国）革命或者进步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以及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作家深受学生喜欢；《复活》、《巴黎圣母院》、《毁灭》、《静静的顿河》、《铁流》等外国优秀作品进入学生阅读视野。学生十分喜欢的作品还有法捷耶夫著的《青年近卫军》等优秀作品。
三是用报告、讲座、故事会、诗歌朗诵、演讲比赛、文学接龙、文艺演出等形式，在学生中开展向革命先烈江姐等人学习的活动。比如举办革命诗歌接龙活动。甲同学朗诵“砍头不要紧”，乙同学接“只要主义真”，丙同学接“杀了夏明翰”，丁同学接“还有后来人”。“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等革命诗句脍炙人口。学生表演了大量的革命节目，比如《绣红旗》等等，抒发他们对革命先烈的悼念之情。
四是从1963年起又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以毛主席著作乙种本为主。一些军队作品，反映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人民志愿军光辉历史的作品，比如《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等等作品，也受到学生的普遍喜欢。
学校根据学生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还不失时机地组织开展“谁供我上学、我为谁学习”专题讨论，通过老师演讲、学生调查研究等形式，深入讨论，人人发言，使大家懂得供养我们上学的不仅是父母，还有党、国家和人民，从而使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增强了学习动力，激发了广大学生为祖国而学习的积极性。
十二、“新五反”运动
1963年4月，学校按上级要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新五反运动”，先学习文件，后结合本单位实际揭发，最后定案处理。政治空气开始紧张。
1963年，学校党支部的一份《银川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调查报告》中说，学校共有职工80人。其中反革命军统2人，旧社会伪党团冠骨干5人，摘帽子的右派1人。全校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26人，占全校总人数的32.5％。主要问题有：对党的领导、三面红旗、教育方针不满；修正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追求名利、虚荣和个人自由主义的倾向等等。上级为各单位划定指标，要揭发出本单位的坏分子。
“新五反”运动使个别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
十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3年夏天，中央通知从秋季起实行新教学计划，从初一开始使用新教材。要求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重视劳动和劳动教育。学校紧跟形势转变了自己的工作中心，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增加政治活动和劳动。这一年，全校所有班级，都到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大家排着队，唱着歌，背着铺盖，带着干粮，到银川郊区生产大队参加劳动。学生劳动主要去郊区的贺兰方向，比如通贵、潘昶、掌政等地。大家在黄河边上收小麦，割稻子，每次劳动10天左右。到了暑假，学校还组织高一学生到银川市郊区北塔大队参加劳动，访贫问苦。
学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提倡艰苦朴素，是为了不忘记解放前劳动人民的苦日子。要求师生吃用沙枣叶、野菜、玉米面掺合在一起做的“忆苦饭”。要求大家必须吃下去，并且吃完，谁不吃完就是忘记了过去，而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会受到批评。
六十年代初期，大寨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成为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典型。在学大寨精神指引下，我校的学农劳动更加频繁。
学校认真执行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政策。知识分子要革命化，就必须劳动化。坚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在当时的校园里，流行着“大粪虽臭，却能改造思想”的说法。为了实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校实行教工轮流掏厕所制度。
当时，学校组织教师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四同”——到乡下，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社教，牢固树立为劳动人民的子女服务的思想。学校俄语教师周序仪老师就曾经专门为劳动人民的子女无偿补过课。
那时学生喜欢阅读或者排演的作品有：《钢铁战士》、《穷人恨》、《血泪仇》和《大家喜欢》等戏，都是以“苦大仇深”为主题的。这些作品常在下乡劳动时，在田间地头表演给当地贫下中农。
毛廷珉等老师曾带领学生，来到农建十三师参加农业劳动，当时称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十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夏季，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共中央提出要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我校动员没有考取大学的农村学生回乡，在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学校对学生进行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教育。学校注意用正确的“三观”引导毕业生，对于部分不具备升学实力的学生尤其注意引导。学校力争使所有即将毕业走向社会或者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懂得，毕业后无论升学或者参加劳动都是国家的需要，都是革命的需要，同样都是光荣的。各届都有一大批高、初中毕业生，奔向农林渔牧广阔天地接受劳动锻炼。
1964年，我校部分教师被抽出搞“社教”工作。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教导主任李培荣被抽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往固原等地。之后，辗转到银川三中担任书记兼副校长等职。直到1972年才又回归母校担任革委会主任。
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系统的“四清”工作均有试点单位。教育系统试点单位又是银川市第一中学。
据经历过“四清”的老同志回忆，领导银川市第一中学进行“四清”试点工作的，是教育厅相关处室和银川市教育局相关领导。他们1964年9月入校，开展工作。当时厅领导和宣传部门领导，也经常光临一中。他们只是在大会上和老师见了一面，简单地宣布了成员组成。对“四清”的对象、目的、工作阶段均不宣讲。由于不讲话，不表态，见了老师也不打招呼，主要是看档案，听取学校领导汇报，引起了部分胆小的教师的紧张。等到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突然开会宣布了几个“问题教师”，要他们到各组去交代问题。“有问题的”主要是几个外地支宁的青年教师。
这次运动将外地支宁的部分青年教师错误处理，使他们长期在政治上受到了压制，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真正平反。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文革”后陆续得到了党的重用。比如王纪勋老师，被评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董维慎老师，调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历史系，担任大学教师；闫方庆老师，被任命为银川市职业高中校长等等。
十五、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1964年，随着学校办学规模扩大，粟楷民同志出任副校长。校领导由辛进、侯琴友、粟楷民三人组成。学校共有职工85人。学校认真执行中央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分8章共50条），后被称为“中学50条”，使学校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这一学期，按照教育部《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的要求，学校下大力气，开展了“减负”活动。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认真落实毛主席“七•三”指示，开学初就将毛主席“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的指示予以传达，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讨论、认识，统一了思想。
二是狠抓教学改革。经过讨论，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不进行教改是违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是不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是培养不出又红又专又健康的革命接班人的。”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进行了革命化的教学改革。即加强了以“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数教师认真参加了教改。基本克服“满堂灌”、“多而杂”的老一套，“少而精”、启发式的教学原则逐渐被大多数教师掌握。练的多了，自习多了，作业白天基本可以完成。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的贯彻，大大提高了政治课的受欢迎程度。因为政治课开始关注学生思想的现实问题。同时受益的还有语文学科，老师布置给学生的作文题明显有了现实指向，学生感到有写头了。理化组也把一些教师演示实验改为学生操作实验。
三是本着“三边”思想（边学习、边实践、边改进），为了给学生创造发展所长的条件，学校在坚持阅览室中午、晚上正常开放外，后半学期又开设了数学和理化两个阅览室，很受学生欢迎。
四是领导分头蹲点，学校合理安排了工作运行，做到了“两减两加”——减少了课时，精简了会议，增加了活动量，加强了卫生保健。高中每周课时由31节减少到29节，初中由30——31节减少到28——29节。班会团会由每次2小时减少为1小时。劳动时间由上级安排和学校统筹，各班不再利用星期天组织学生自行劳动。走读生早晚自习不做硬性规定。学生在校时间控制在8小时之内。
五是学生文体活动得到明显加强。每周两次的军体活动有了时间保证，每天一次的课间操和眼保健操得以继续坚持。
六是召开教改经验交流会，及时总结“减负”和教改经验。
七是按照中央精神，狠抓了近视控制工作。
十六、别开生面的民兵工作
我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设立民兵组织，除非疾病患者，学生不分男女全是民兵成员。按照团营连排编制，加强民兵训练，积极组织民兵参加射击训练和航空模型活动，大搞国防体育活动。当时，学校射击代表队达到了自治区先进水平。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银川市第一中学的民兵工作再次得到强化。学校成立民兵团，各年级成立民兵营，各班成立民兵排，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我校当时是宁夏最大的中等学校，民兵队伍整齐威武，民兵实弹射击水平位居自治区前列，在宁夏享有盛誉。自治区民兵护旗队，就由我校民兵担任。
1964年5月之后，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银川作为“三线地区”，上级要求我校民兵工作进一步加强。我校的民兵活动主要方式有：一是加强国防体育。课外活动经常进行“军体”训练。比如进行队列、拼刺等训练。拼刺训练时，学生使用的是自己制作的木头枪械。二是熟悉枪械武器。到银川市武装部门枪械库，参观枪械，进行枪械拆装训练。三是学习通讯知识。学习无线电发报。四是学习战地护理。女生要学习伤员救护、包扎等知识。五是拉练实地演习。组织学生，徒步到贺兰山拉练，驻小口子附近。凌晨突然紧急集合，宣布“苏修”特务迁入贺兰山，组织学生搜索。
学校的民兵队伍，军容整齐，军纪严明，在当时的自治区是相当有名的。
十七、体育运动水平震撼首府
五六十年代，学校的体育工作非常富有特点。
一是正确理解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智育的现象。学校认为，重点学校不但应该是文化教育课的模范，也是“三好”的模范，学校体育工作的模范。重点中学的体育事业要“三出”，即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
二是确立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学校体育工作指导思想。
三是狠抓群众体育的普及。号召学生人人上操场、天天上跑道。党团员带头上跑道，教师带头上操场。
四是想方设法，组建各种运动集训队。学校先后成立了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垒球、羽毛球、乒乓球、手球、体操、武术等运动队。军事体育方面则有射击运动队。
五是做好运动员思想政治工作。让大家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训练上互相督促。鼓励运动员树立起“四个心”，即：恒心－训练树立恒心；专心－立志专心；决心－比赛下定决心；信心－满怀信心。
六是明确了学校体育运动以田径运动为基础的工作思路。要提高运动水平和成绩，必须加强速度、力量方面的素质训练。
七是正确理解“锦标主义”。在大批“锦标主义”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比赛了呢？学校一方面开展体育普及活动，广泛发动教师做各种体育活动的辅导员，一面划清正当的竞赛和锦标主义的界线，努力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
我校的男女篮球和男子足球远近闻名。每场比赛，不论校内校外，都聚集了数百上千名观众到场观看。比赛双方的啦啦队员，更是声声呐喊，“加油”声响彻球场上空。在比赛中，我校队员雄厚的实力，扎实的功底，良好的集体团队意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都激励着每一个人。
我校的学生参加银川市火炬接力赛，参加环城长跑，每年3月参加区市两级运动会，成绩都很突出。体育尖子大量被选拔到自治区体工队，参加全国比赛。当时自治区男篮和足球主力队员中，我校校友人数最多。
1959年9月，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我校在校学生或者曾经就读于我校的学生，至少有6人代表宁夏出征。他们是粟学海、杨仓、刘玉良、李培华、勉力和吴克让。
1965年9月，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我校在校学生或者曾经就读于我校的学生，至少有8人代表宁夏出征。他们是粟学海、李培华、关树伟、李敬荣、马国庆、李安宁、李春来和杨礼。
教工体育也很活跃。教工运动会也经常举办。1964年，数学教师王世福（后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在银川市学校运动会上，参加教师组百米跑，以12秒8的成绩获得冠军，这样的例子很多。
十八、开展“教育革命”
1965年市教育局的教学工作布置是：坚决深入地开展教育革命，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为实现学校的彻底革命化，教师的革命化、劳动化，为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和上一年比较，教育革命的调子更高了，对教师的思想改造更严了。
在教学方面的具体要求是：“彻底批判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认真钻研教材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教与学、讲与练、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的关系，做到少而精、启发式、教得活泼、学得主动”。学校按照上级的布置抓了教育工作，在教学上继续抓精讲多练。
这一年春天，学校派人去上海育才中学学习先进教学方法，回来后在教学上大力推广“读读议议、讲讲练练”教学方法。全校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教育改革浪潮。
1965年6月，学校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厅1964年“宁文中教字第36号”文件拟定的《关于学生考试、成绩评定、升留级及毕业等问题的规定》（草案），依据教育部转发的《“三好”学生标准要点（初稿）》拟定的《“三好”学生条件》（草案），依据教育部转发的《“五好”教师标准要点（初稿）》拟定的《“五好”教师条件》（草案），《学生考勤规章》（草案），《“四好”班集体条件》（草案）。在学校制度建设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65年秋季开学，学校班级数由21个增加到22个。学生总数达到1046人。工作增加了，教工数量却由84名减少到71名。
这一阶段，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加强，追求进步师生明显增多。其中申请入党的师生30多人，申请入团的407人。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21名，发展团员45名。学校提出了“民主教学、师生平等、深入学生实际”等许多重要（的教育）理念。
学校继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重点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纪念张思德》等“老三篇”。教育职工安心在宁夏工作，在边疆献身。努力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来指导教学改革。学习了《王杰日记》。工作中强调“政治第一，业务第二”。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当时学“毛著”，讲究一个“活学活用”。要求学生谈心得，谈收获，谈如何结合实际。比如，学校领导曾用毛主席“要学会十个手指弹钢琴”来指导学生干部工作，召开了主席著作学习心得交流会、“五好职工”评比会、多次召开了班主任工作研究会等。
学校用大庆人精神鼓舞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活动中师生学习“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等毛主席语录，思考“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自修电灯，自安火炉，自装烟囱，到外地自拉大米，节约230多元。炊事员节约用煤，由原来每斤粮耗煤0.98斤，下降到0.72斤。每个月节约煤1150多斤。1965年全年支出，由1964年的12.7万元，下降到11万元。
十九、浓浓的师爱
学校教师对学生倾注了真情，十分关心。学校要求教职员工树立对学生全面负责的职业观点。做到“十爱”——爱教、爱导、爱会、爱用、爱课内、爱课外、爱校内、爱校外、爱平时、爱假期，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教师职业道德的新型师生关系。
辛进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爱心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学校要求每位教师努力做到：尊重、信任每一个学生；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善待每一位犯了错误的学生；多表扬每一位学生的细微进步；对困难学生给予更多的帮助。教师无论对什么样的学生，都要关心爱护，用爱的情感来感化学生，用爱的言论来引导学生，用爱的环境来陶冶学生，用爱的行为来教育学生。
学校的老师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给予学生特别的关心。对于女生采取了例假卡片制。所谓例假卡片制，就是女生例假期间由班主任发给卡片，可以不参加课间操，不参加体力劳动，可以得到温水供应。
当时的老师的确最大程度将情感投放给了学生。据校友回忆，在一中许多老师身上都有浓烈的师爱。特别是几位女教师，比如王广慧、张玉梅、王素兰老师，她们对学生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男老师里，也有一批关心学生的好教师，比如明安联、周序仪、邵国柱（后任我校副校长）老师。
据戈悟觉校友回忆，他的六十年代初的班主任舒野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舒野老师主动接手的初二甲班的学习纪律很不好，上课时教室里经常到不了半数学生。舒野老师看到这种现象，首先是取得学生们的信任，和他们建立感情。时已入冬。可是教室里没生火，煤没人拉。于是他自己套上架子车去拉煤；早晨，他和另一教师王亚平分工，一人喊学生起床，一人生炉子。教室暖和了，学生们爱来了。他们看着舒野老师拉炭、生火、添煤，时间长了，开始有学生帮忙了，以后就有更多的人操心起炉子来了。舒野老师还经常夜里披着衣服到学生宿舍去，替他们关好窗子，盖好被子，封好炉子，衣、食、住事事关照到。他们有些什么困难，他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有个学生烤火不小心，把棉鞋烧坏了，他便拿出自己的棉鞋给他穿上。这些事例，使学生们很受感动。他善于启发诱导，对学生要求严格；他注意观察学生的性格爱好，引导他们的兴趣向健康的方面发展；他经常深入学生家里，成为学生家庭受欢迎的客人；他自觉为学生作榜样，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
同学高某是个顽皮学生。舒野老师来到他家，发现他母亲为人朴实，思想进步。谈到她儿子时，她哭了。原来她是高某的继母，虽然疼着孩子，可是不敢管教孩子，怕人说闲话，孩子要什么给什么，要怎样就怎样，结果把孩子宠坏了。便开导她说：“且不说他是你的儿子，就看成是国家的第二代，你该怎样对待他呢？”经过两次访问，家里情况有些好转。那时正在放映苏联影片《继母》，建议他们母子一道去看，使他们受到深深的教育。以后，高某有了改变，能够遵守学习纪律，学习也有了进步。
在学校六十年代的党支部工作材料里中，专门记录了“深入学生的邵国柱老师”的事迹。原文摘录如下：“邵国柱老师到学生灶去吃饭，把宿舍搬到学生宿舍旁边，有空就进教室，就进学生宿舍，挤时间和学生一起在操场活动，班里有事和学生商量，成为学生爱戴的好老师。”据校友回忆，邵国柱老师当时年轻，朝气蓬勃，喜欢接触学生，真正和学生打成了一片。
王广慧老师的孩子正呓呀学语，正是需要母亲护理的时候。为了工作，王老师把孩子托出去，全家吃食堂。她是班主任，带两个班语文课，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她挚爱的事业，挚爱的学生，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上”。
周序仪老师的耐心远近闻名。不管学生问几遍，他都不厌其烦。他教的学科是俄语，学生发音常出错误，周老师就一个一个纠正。他常给学生补课，谁不会给谁补，从来不要学生报酬。元旦到了，班级里举行联欢会，同学们为他献歌，请他唱歌，师生同乐，其乐融融。
学校的教师关心学生，不仅在校园流行，也向社会传播。比如1965年，自治区体委组织了体育宣传队，到固原等地宣传篮球和武术。我校粟楷民同志带队。车上坐着的宣传队员，不管是不是一中学生，他都十分关心，组织大家唱歌，欢声笑语一路奔向南部山区。
我校召开了师生代表大会，继续推进教学改革，继续改善师生关系。关爱学生感动了学生，感动了家长，也感动了施爱的每一位教师。在付出爱的同时，也收获了来自家长和学生爱的回报，为学校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我校的优秀学子可作明证。
1962年，刘仲校友进入我校高中学习，品学兼优。三年后毕业于我校高三甲班。刘仲校友后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管文教的副主席，为宁夏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1965年，我校高考传来喜讯：烈士子弟、65级高三乙班马恩德同学考取清华大学。大西北学生考取北大清华，在当时十分困难。喜讯传来，满校春色，举城振奋。
这些受过浓浓师爱熏陶的学子，几十年后，说起他们的恩师，个个眉飞色舞，激动不已，他们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全校师生，在校党支部领导下，稳步地渡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在困难时期过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狠抓教师队伍建设不放松，坚持“教学为中心”不动摇，不断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从1959年到1965年，学校教学虽然被政治有所冲淡，但我校读书气氛一直很浓，教学始终是学校工作中心，校园内始终书声朗朗，教师认真教书，学生勤奋学习。所以我校培养学子也大多德才兼备，成为了宁夏这个共和国最年轻的民族自治省区的重要建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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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3 16: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