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平回忆文革前的北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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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苦留恋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干嘛打人呀？！





“老三届”67届初二、1班张保平





我苦苦留恋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干嘛打人呀？！


我苦苦留恋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干嘛打人呀？！



一、引子





提起每个人不同时期各自的“母校”，感慨都各不相同。


在我59（2010）年生命历程中，曾有4年多的时间是在“北大附中”度过的。追忆我在中学时代 “北大附中” 母校的生存时光，心中常常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总有一些凄风苦雨的悲怆感觉，让我时常不太愿意回首那段往事。


但是，历史的画面已经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曾是“北大附中人”。“北大附中”的荣辱兴衰，一切的一切，注定与我的终生都会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


这个中学时代的“母校”，除了教会了我一些“知识”外，剩下更多的，则是在我漫漫人生道路上那不尽的反思、静思、慎思、沉思、精思，和深思熟虑后的疑问：“北大附中”干嘛打人？！





在北大附中“50年校庆”临近时，校友会发出征文《通告》：“老师”，“一句话”，“影响”“一生”，勾起我对这段往事的追忆。





梳理思绪，见诸纸面。不为征文，只为总结记录自己在 “北大附中” 这所中学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一点事实，汇编在自己的“史”册内，作为“历史”，警戒自己，告诫别人。





三思而后行，行后要三思：


“时代疯狂，人不能疯狂！”








二、“录取通知书”


1964年8月的一天早上，随着一串“叮铃铃”的笑声，身着绿色邮服的邮递员满面笑容、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了盼望已久，几乎望眼欲穿的“中学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哈哈！”“北大附中！”“北—大—附—中—呀！”


那一年，国家规定中学按照小学语文（基础知识 + 作文）、算数两科考试平均成绩录取学生。北京市海淀区几所学校录取分数线界定是：男四中98分，101中95分，北大附中93分，人大附中92分，19中85分……，按照考生志愿顺序录取。


我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考前填报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第二志愿是：北大附中，第三志愿是：19中。


据我们“京工附小（原‘北京工业学院’——国防科委所属院校之一，保密单位，对外标称：白祥庵一号，32路公共汽车站是农科院，距离黄庄北大附中2站，票价5分。早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徐特立为第一任校长’。现‘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子弟小学）”老师说，我以94.5分、距离第一志愿仅差0.5分，被第二志愿“北大附中”录取。同年56个小学同学中，1人考入男四中，1人考入101中，4人考入北大附中，7、8人考入了19中……。


这个成绩令我的父母，我家的亲朋好友，街坊四邻所赞许，不但都投来了肯定的目光，夸奖声也不绝于耳。我虽然心里也美，但表面却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我在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是大人们公认的好孩子，老师、同学们公认的好学生。那么多同学考取的学校都不太理想，我也不能太张狂，要谦虚，要谨慎。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主席不是后来还说过“一辈子都不要骄傲自满”的话吗？





三、报到时的“北大附中”“印象”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刚下完雨，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我和好友曹键连走带跑，美得屁颠屁颠的，到“北大附中”报到。在高中楼前红底黑字的“录取名单”红榜上，终于找到了那一年“京工附小”被录取的4个人的名字。


我被分在初一、1班，学号9号。曹键、陈光戍分在3班，刘俊芬(女)分在了6班。


我们看完张榜告示，办完了报到手续，剩下的时间就在北大附中校园里溜达，闲逛，侦察地形。


那时“北大附中”的学校正门也是南门，但只是一边用一个2米左右高、长宽各60公分见方的灰砖垛，中间夹一个3米左右的通道组成。砖垛另一边用铁丝网连接圈绕，看起来都年久失修。一块长40多公分、宽不足30公分的铁牌子上写着校名。除此以外，学校几乎再也没有其他明显标志。不知道的人走过，谁都不会注意这是一所北京市海淀区较好的中学。


进学校大门左西是4层的宿舍楼，是给家远或需要住校的学生用的。右东4层称高中楼。实际1层是学校办公楼，校长、各科老师办公、备课都在这里。上面3层是高中生上课的教室。北面1幢3层的楼，就是我们刚入学今后学习的地方—初中楼。


高、初中楼中间西面、宿舍楼后面是学校食堂。学生每月交8元钱的伙食费不等。吃饭按班级排队、唱歌，顺序进食堂就餐。那时大多数走读生都自己带饭，食堂管热饭，由各班值日生取回，按饭盒上的名字发给大家。


食堂的西后面是学校的小西门。


初中楼西面是自行车棚。刚开始上学时，我们几个人都是走大约半个小时的路上下学，车棚还不太紧张。待我也骑上父母买的罗马尼亚二手车上学时，车棚里的车有时就放不下，堆到车棚外面了。


自行车棚向北是1大间平房，做音乐教室，这样设置是为了上音乐课唱歌时，不影响大多数同学上其他课。


音乐教室西面的厕所，是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外活动时，蜂拥方便的地方。


厕所再西面是篮球场，有5—6个土篮球场地。


初中楼北侧楼下有几个双杠、单杠、联合练习器械等供大家运动。我后来参加的学校体操队经常在这里活动。


再北面有两排（10几间）红砖平房，是分配给学校工友们住的宿舍和堆积不常用的物品仓库。


初中楼东面是一个300米（非国际标准400米）跑道的土操场，坑洼不平。这是全校师生做广播操、上体育课和开大会的主要场所。那时各班教室都有拉（有）线广播，学校有什么通知，各班也可以坐在班里座位上收听。


整个学校四周用弯弯曲曲、高矮不一、沾满铁锈的铁丝网和几乎腐烂不堪的木桩圈绕起来，时不时会有农民和各种闲杂人员钻进钻出。有些地方干脆扯断铁丝网，成了类似学校大门那样的通道，各种人员都可以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遮挡，不画地为牢，倒也着实方便了很多家就近的同学，不必兜一个大圈子，非要走大门才能上学。这里面就是当时“北大附中”的地盘。


学校外面很是荒凉。


小西门外北边紧邻一个屠宰场，终日散发着屠宰牲畜燎毛的、刺鼻的、热辣辣的焦味。天天顺着屠宰场的外墙流淌到学校之间的臭沟里的，是永不停歇地、那发黑、污臭、无处宣泄的牲畜血水。每个人走过，都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加快步伐。上课时，时常会传来豪猪“嗷！嗷！嗷-嗷-！”，那一阵紧似一阵的、临死之前拼命挣扎的哀嚎声。不由得让人忘记了听课，而同情起猪的命运：任人宰割，又死了一个。


东面操场铁丝网外，有几个大水坑，水草丛生，无人打理。那时，凡有水处，无有例外。夏天炎热有人游泳，冬天严寒有人滑冰。每年都不乏有命运不济者冬天死于冰窟窿里，夏天死于溺水或水草中。颐和园昆明湖有之，紫竹院水系有之，白石桥的长河也有之，无一处幸免。为此，虽然学校三令五申不准、严禁去水坑这个死亡之谷，但学生们全然不知生命的真谛，依然不听师训，我行我素，拼死也要钻出铁丝网的牢笼，到水坑里去嘻耍，打闹，练本事，长能耐。


再向外望去，学校铁丝网外四周，除了星星点点几处简陋的农民房屋外，举目几乎都是老百姓的庄稼地。这些庄稼地种植着北方四季的小麦、玉米、高粱，萝卜、黄瓜、西红柿，菠菜、韭菜、大白菜。当长势喜人时，勾出人们的唾沫口水。时不时也会有胆大的千方百计躲开看青人，钻进庄稼地里去，或大嚼大咽，或随手抓起可嚼之物，藏于衣包内带到僻静处享用，以补因物质匮乏的成长之需。有时也有倒霉蛋，被看青人打得鼻青脸肿，还不敢说。毕竟那是一个大公无私、穷则思变、积极向上、放眼世界的时代。鼠窃狗偷之举，实不光彩。


地形侦察完后，我们几个坐在联合器械的秋千和大绳上，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的心情一落千丈，非常沮丧。


这是什么破学校呀？！简直就是一个农村农民的土围子！整个学校建筑都是50年代初的，灰头土脸的，破旧不堪。守着一个屠宰场，人和猪混在一起嗷嗷叫，怎么上课呀？！还不如我们“京工附小”的大屋顶（那时仿苏联老大哥的经典建筑）教室呢，更没有“北京工业学院”那东西两个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和体育馆。101中（原属于圆明园的领地，我们去玩过）学习环境多好呀，像花园似的。你怎么那么倒霉，分到这么个破学校！就赖你学习不用功，就差这0.5分，你就落得这个下场，活该！


我正在自怨自艾，自问自答时，不知是谁说的，“这就是原来北京的104中，后来改为‘北大附中’了。”有个“顺口溜”你知道吗？叫做：“北大附中,四面透风；老师上课，学生抽风……”


“抽风就抽风吧！”年轻人，当心情不好时，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懒懒的，无精打采地顺着原路往回走。随手捡起一根树枝，东一下西一下，漫无目的四处乱敲，总想找点什么茬子发泄一下。


去学校报到时有目标，兴高采烈，无暇观景。回家时无所事事，心情陡转，四处张望。


北京现在宽阔的、车水马龙、光秃秃的绿树，两旁鳞次栉比、现代大厦直耸入云的白颐路，那时很窄。


东边向北去颐和园，西边向南去白石桥、西直门方向都是单行道。中间隔着一条大沟可能是为了排水。


道路两旁的大杨树直窜云端，冬能挡风御寒，夏能遮天蔽日。尤其是夏天，走在林荫道下，耳听蝉鸣，四处绿草，心情很平静，惬意，无风也逍遥。环境很重要，能改变人。当环境喧嚣时，人也特别容易浮躁。


路上车流量很稀，国产车很少。常见跑的中外轿车是“华沙”、“胜利-20”、 “上海”，“伏尔加”已算中档，偶尔见到一些“吉姆”、“吉斯”也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见到两排座、三排座位的国产“红旗”轿车疾驰而过时，够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兴奋地跟着追上半天，直到没了踪影方才罢休。


公共汽车止仅有西直门（城楼还没拆）到颐和园双向行驶的一趟32路，间隔时间还很长，来了人也很多，有时还挤不上去。票价虽然两站只有5分钱，不太贵，但那时每家父母的血汗工资大多只有几十块钱，实在舍不得。那时1分钱能买两块糖，捡到1分钱都要想方设法找到警察，交给警察叔叔，视为美德，而警察叔叔也不好找。2分钱能买一小瓶醋，5分钱能干的事就更多了，起码能吃一个“螺丝转”烧饼或一个“糖油饼”，还有富裕。所以，不管是学校组织什么活动，像到西北旺下乡帮助农民夏收拔麦子，到门头沟木城涧煤矿下矿井劳动，都是徒步行军。就连到北京展览馆看《农奴》电影，很多同学都是跑去跑回，说是锻炼毅力。我就见到田径队的外籍同学光着脚板跑回学校。所以，我们那时大多数人家里买不起自行车，又不能住校，步行上下学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


路上自行车，三轮车虽然是主要交通工具，但也不是太多。在人民大学东面马路边有一个小酒馆。时常有一些蹬三轮的“板爷”累的时候，在那里要上几两烧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或炒黄豆，光着膀子，翘着腿，喝着，侃着，歇息着。我们后来走路上学嘴没味或馋经过时，也会掏出1分钱买2块橘子瓣糖解馋。零用钱多一点时，还能买到帮助消化的中药“山楂丸”，放在嘴里一通乱嚼，弄得满牙满嘴都是黑糊糊的，但酸酸的，也很好吃。


雨过天晴，日落西山，晚霞染红了天边。


柏油马路已被酷热的骄阳照的发软、发烫，踩上一脚还吱吱作响。道路上面的水滴在晚霞的辉映下返着亮光，不时呈现“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


突然，我们的视线集中在马路中央。有几只癞蛤蟆正不知天高地厚、大摇大摆地横行在马路中央。我们一下子来了兴致，这下可找到了发泄对象。


搞“恶作剧”是年轻人的特长。趁没汽车行驶的空当，我们用树棍将几只癞蛤蟆小心翼翼地拨到路旁，先将其翻将过来，让它肚皮向上，看看天的摸样。再用树棍不停地敲打它的肚皮。它还不服，一滚又将背部朝上。我们再将它翻转过来，再不停地敲击它的肚皮。翻过来调过去，直玩得它精疲力竭，只吐白沫，肚子慢慢变大，真真是“气得鼓鼓的”。而我们却玩心大涨，全然早已把释迦牟尼佛祖“不杀生”的教诲忘得精光。


看看玩的它肚皮涨得差不多了，用树棍顺手使劲一拨，癞蛤蟆们一个个又回到了马路中央。这时，疾驰过来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汽车，一下子压在一个个癞蛤蟆身上。只听见“扑哧、扑哧”几声闷响，几只癞蛤蟆已然气绝身亡，白花花的五脏印在马路上。剩下的几只吓得发抖，四处张望，亟不可待的向马路边上逃窜。我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笑得张狂。我们还不依不饶地又将它们赶回到马路中央，直到现代化的汽车将它们斩尽杀绝，我们方才罢手。回头望望，那一个个的癞蛤蟆尸身已尽，只剩下一张张癞蛤蟆皮，牢牢地贴在了马路中央。同时，也牢牢地镌刻在我的灵魂上！动物也有生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永远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恶习。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啊！原来人为了泄私愤，为了自己的私欲，都有罪恶的时候！而不管你曾经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这就是我在中学“北大附中”时期最早犯下的“孽障”！


可悲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却浑然不知，无知。上学下学只要有机会，我们还在玩着这个“恶作剧”。


都说“不知者无罪”，都说“知耻而后勇”。但是，活到现在，回头望望，罪已犯下，耻已铸成。惟有反思行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方才为人。


那天，我们一直闹到很晚，心情好一点了，才回到家里。


“修行”，即在人生漫漫旅途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动和“为人”！，以感悟错、误、罪、恶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结尾所造成的恶果，坚决剔除它，以求得心灵的净化和解脱，大家更好地“活”下去。





四、入校学习


1964年9月1日，早上8点钟，我坐在了北大附中初一、1班的教室里第4排上课了。


我们是64（年）级9月入学，按照正常情况，通常应该初中学满3年，在67（年）届7月中旬考试，及格后才能称为“北大附中”的67届毕业生。但是，“情况”难料，时有“不按照”“正常”“常规”发展。





那时，我还不满13岁，身高仅仅才1.64米。


坐在我们班教室第4排，我前后左右这么一看，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一个个人高马大、趾高气昂的有的是，有的男同学竟然早熟长出了喉结。


这些同学，有来自中直西苑机关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科学院的干部、工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还有的就是来自北大、清华、农大、民族学院、钢铁学院的院校子弟。就连来自普通小学的城市市民和工农子弟，也都是好学生。其中，我们班一个同学放大的照片，就赫然放在海淀镇照相馆的橱窗里。在这些同学中，担任过小学大队长、大队委、中队长、中队委的比比皆是。个个口若悬河，身怀绝技。


我这个“京工附小”的大队委，所谓的“好学生”，个子那么小，一点也不起眼。只此一下，就大大刹住了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


我们班20多个男生，20多个女生，初一和初二时，全班总数总维系在不足50人左右。其中，有随父母调动工作转走的，也有初二时因为各种原因从其他班转来的同学。


男女生之间划分界限，男生不敢和女生讲话，女生也不搭理男生，男女生之间只能羞涩地、偷偷地看。即便班干部商量工作时，也大多是眼睛看着地面，从来也不愿面对。也有例外，就是男女生超过了界限，吵架或动手“拿铅笔盒”打架时，那时都怒目圆瞪，谁也不让谁。这也好，不打不相识嘛！现在见面说来，都是笑谈。我在校期间，因为也不打架，所以和很多女生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想想也很悲惨。


那时，每班教室内正面是黑板和讲台，是老师教学写板书和讲课的区域。有时，为了使老师看见每一个同学，讲台还要用木台垫起来20公分左右。讲台下面是学生们听课的桌椅，大多分成6列（小组），7、8、9排不等，以满足每班50人上下的容量。为了照顾学生眼睛别总在一个地方看黑板看邪门了，隔一段时间，按“列”调整轮换至距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均匀分配到靠窗晒晒太阳。遇到同学吵嘴打架坐不到一起，影响大家上课时，老师会强行调整同学的座位。偶尔也有学校领导检查和外来教师进修听课，就坐在最后面临时加的桌椅处。一个星期6天上课，每班按“列”轮流值日，打扫教室卫生。


班有班干部，小组长，各科有课代表。不记得我们班有团支部，只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团员。高中、初中同时入学的班级是“友谊班”，由高中向初中派出党员或团员作“辅导员”，辅导我们这些毛头小孩别光顾瞎玩儿。要懂点世事，懂点政治，树立人生远大理想，积极争取入团。“友谊班”派到我们班的“辅导员”是曲彭生、梅绍静，好像还有已故的张凤起。


我们64年初中入学的年级共有6个班，总数不足300人。其中：1、2、3、4是走读班，5、6是住校班。


那时，


1和2，3和4，5和6，每两班一起上体育课。男生合在一起主要由柳琪、毕星洋老师任课。女生合在一起，主要由张敏老师任课。由于一起上体育课，2班的男生个子更高，才智也高，我很佩服。这样，我和2班的几个男生同学时有接触，走得也比较近。2班的女生只隐约记住1个在田径队留短发的。


分班学外语时，着实让我心情不悦。根据当时国家规定，学校决定开俄语、英语两种外语。我们年级1、3、5班学俄语，2、4、6班学英语。


我在1班，被迫分配学俄语。那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紧张，学俄语又有什么用呀？英语是一种世界语言，我为什么不能学呀？但是，很多事都是不以自己的意愿能决定的了的，没办法，只能当作一门功课来学吧。好在曹键所在的3班也学俄语，有个伴，心里也就平衡一点了。


我们班初一时的班主任辛淑瑞老师就是教俄语的。她的举止言谈庄重大方，温文尔雅。知道大家都不喜欢俄语，但她兢兢业业，从不急躁。看见她，总隐约觉得像我的亲奶奶。慢慢的，我也不太反感学俄语了，光学练“卷舌音”就练了好几个星期。事实证明，在我这一生中，她教给我的俄语真真是没有多大用处。由于没用，就连俄语的30多个字母都记不清了，6种变格方式更无从谈起。顺口溜达出来的有几句：


俄语  =  “噜（卷舌音）斯‘给+衣’，以‘热爱衣’可”。


我爱  =  “呀，留不留”（第一人称单数）。


你爱  =  “逮，流鼻屎“”（第二人称单数）。


他们爱=“欧嗯，啊那，流‘博弈呀’特”（第三人称复数）。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 “给大衣，那啥，逻辑拿！”


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 “毕竟，那啥，厮打里擦！”


公社就是我们的家！ = “噶木娜，那啥，塞米呀！”


剩下的就是：“呀”，是我；“逮”是你；“嘎懒大使”是铅笔；手里拿着“书=‘可妮给’”；肩上背着“书包=‘苏木给’”等等。


其实，多学习一点俄语语种也挺好的，他让我开阔了眼界，至少让我记住了中国、北京、公社这几个字用俄语是怎么说的。凡所学必有所用！在后来我上大学重新学习英语时，我还会不停地和俄语的语法比较着去学习。我感谢辛淑瑞老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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