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红：纪念我的母亲周学敏（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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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的快乐


文化革命前，我有一个欢乐幸福的家。跟许多家庭一样，家庭的欢乐主要来自于妈妈。在小时，我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的，以为想快乐就会很快乐。后来我有了家，有了孩子，当家庭和孩子需要我给与快乐的时候，才知道快乐并不简单。才懂得爸爸妈妈扶养我们5个孩子，给了我们快乐的童年是多么的不容易。快乐需要营造，快乐需要心情，快乐需要品味，快乐需要牺牲和奉献。


1公园的野餐


我记得妈妈经常带我们到公园去玩，在公园野餐。爸爸下班后到公园去接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北海公园等爸爸下班，天下起了雨，妈妈带我们在五龙亭避雨。风雨中爸爸来了，穿着胶皮雨衣，我们蹲在地上，爸爸用他宽大的雨衣把我们罩住，我们觉得非常好玩。


在3年困难时期，妈妈仍然带我们去玩，但是能带上一顿像样的饭食太不容易了。我记得有一回，妈妈打听到紫竹院公园湖边的“活鱼食堂”从湖里捞了些鱼，就让二哥连夜去排队，后来，二哥真的从紫竹院买回一条熟鱼。妈妈经过准备，第二天就带我们去了颐和园。妈妈非常喜欢颐和园，这个公园是每年必去的。在公园里怎样玩，我记不得了，当时只是惦记着那条鱼。在那半饥半饱的年月，一般人家饭尚且吃不饱，哪有心思到公园野餐？我不知道妈妈用了多大的力气才组织了这样的快乐活动。到了快中午的时候，妈妈打开装鱼的饭盒，啊，那条鱼跟大饭盒一样宽，我分到了一块，鱼肉白白的，厚厚的，我一小点一小点的吃，就像我们现在吃蟹肉一样。这块鱼，鲜美无比，让我终生回味。后来，我多次“梳理”紫竹院，找这家活鱼食堂，想再品尝他们做的鱼，但始终没有找到。几十年来，我吃遍大江南北的活鱼，再没有找回那鲜美的滋味。看来“珍珠翡翠白玉汤”确有其事呀。



2过年


过年，一定是妈妈最操心的时候。她要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给孩子们营造过年的氛围，吃好穿好要大费心思。我记得，每到初一早晨睁眼醒来时，枕边肯定会有一盘好吃的东西。虽然不多，但也有好几样平时吃不到的糖果点心。困难时期，妈妈给我们的东西，都装在一个 15厘米大小的木盘里。我虽然小，但跟哥哥姐姐一样多。我把这些零食放在一个漂亮的小铁盒里，藏起来，能吃好长时间。


过年之前，爸爸在院子里生一个炉子，他专门炸年货。有丸子、合子、藕合、炸肉什么的，要炸好几盆，我们饿了，就偷偷从盆里抓几个。我家的胡萝卜丸子最好吃，到现在也是我的拿手菜。合子有好几种馅，豆沙馅一般是我和小哥哥来做。爸爸把红小豆煮熟，小哥哥把豆子噲到筛子上，用勺子用力按，我则用水冲。最后，筛子上留下的是豆皮，筛子下面盆里是水和豆沙。再拿一块屉布包起带水的豆沙，用力捏，水出去了，豆沙就做好了。妈妈把豆沙拌上糖，做成豆沙馅的合子，再由爸爸去炸。豆沙馅还能做江米年饭。那时江米不容易弄到，我记得，江米年饭多数是姥姥家送的。


过春节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交换礼物”。过了小年，妈妈就嘱咐我们准备礼物。邻居王叔、王婶也是常常参加的。到了年三十，我们自己把礼物装在用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封好口。小哥哥在口袋上编上序号。晚上，妈妈用纸做好阄，把阄放在一个大茶盘里。妈妈把她的羊皮袄反过来，白毛向外，给我穿上。我个子小，穿着妈妈的羊皮袄像穿着袍子。然后再给我戴上一顶红线帽，我就成了不中不西的“春节老人”。我端着盘子，走到各人的房间，请大家抓阄。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快乐，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希望抓到大人的礼物，因为大人的礼物肯定很丰厚。一次，我拿着抓到的阄到哥哥那里领礼物，看到自己手里的报纸包比别人的大好多，非常高兴，以为自己中了大奖。在众目睽睽下，我得意地撕开纸包，不料里面装的竟然是一袋煤球的炉灰，全部都倒出来，才看到炉灰里裹着两毛钱。我又恼又羞，放声大哭。妈妈赶紧着手调查，原来是大哥懒得准备什么礼物，干脆把钱装进口袋里，又觉得不大好看，便铲了几铲炉灰，一起装进去。没想到是我这个小孩中了他的彩，闹将起来，不依不饶。妈妈让他给我又补了一份礼物，我才罢休。其实，在当时得到两毛钱并不少，可能比其他礼物还多些，但我这个几岁的小孩子，对钱的价值还不太明白，在过年时当然希望得到的好吃好玩的实在东西。


3课外活动


妈妈的爷爷是戊戌年的进士，在山西做过几任知府，后来在涿州置办家产。知府的后人都极其聪明，其中有院士，有人进了人大。再后来到美国的居多了。妈妈在青少年时尚新潮。她弹吉他，滑冰，打网球，摄影，远足，还参加学生运动。因此我长大一些以后，妈妈就鼓励我参加各种活动，在假期，她建议我买张月票，一条一条线路从这头做到那头，认识北京，增长见识。让我报名跳伞队，结果我体重差20斤没录取;叫我去学滑冰，我生性怕摔；还报过射击队，最后我喜欢游泳。同学的家长都不让孩子游泳，结果我都是独来独往。妈妈支持我，除了给我买月票，还给一个面包的钱。我经常到陶然亭游泳场，或者是哥哥姐姐的大学里去游。我记得姐姐的北京工业学院游泳池水特别绿，还飘着脏东西，我常常住在姐姐的宿舍里，但很少在他们学校游泳。而二哥的北京工业大学，水倒是好一些。哥哥的一个同学把我带到深水，两次就把我教会了。竟能一下游20个来回，爬上岸都不知东南西北了。从此我学会了游泳，但师傅是谁我记不得了。有一次不知轻重的我在陶然亭游泳场，爬上了10米跳台，跳台没有栏杆，站在跳台上，好像被一块手绢托着飘在天空。往下看看没敢跳，但是跳台只有向上一条路，也就是说有上没下。我是跟着大家排着队爬上去的，大家都跳下去了，我不跳也下不去。我记不得在跳台上蹲了多久，直到梯子上没人了，我才爬下去。这次经历，至今说起来还被好多大男人羡慕。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次经历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后来我就恐高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爸爸单位的革委会冻结了我家的存款，我家的生活费是配给的。计算方法是，三个上大学的哥哥姐姐，每人25元，我12元，爸爸妈妈每人16元。一开始我不知道，仍然天天去游泳。直到有一天，爸爸妈妈一起把我叫到屋里，告诉我实在没钱给我买月票了，我才知道家里很困难了。当时一张月票2元钱，一张游泳票5分。


4三年困难


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家里还是比较富足的，到现在，小学同学聚会，还谈起当时他们有多么羡慕我。我从很小就跟着我的保姆“西屋妈”，整日脚前脚后的转，看她做鞋，做棉衣，蒸馒头和窝头。家里常从门口叫进来卖鱼虾的，那时的大虾有七八寸长，螃蟹一蒸就是一大笼，螃蟹的个头也比现在的大。妈妈爱吃西瓜，卖西瓜的一到到西瓜上市，就挑选一车好瓜送到我家来，一个一个码在北屋宽大的台阶上。妈妈总是让卖瓜的按生熟挑好，我们就排着队吃。记得有一年妈妈告诉我，那年的一车瓜是用她一篇文章的稿费买的。当时我吃了一惊：一篇文章竟然能换这末多西瓜。


我上小学是59年，以后就知道什么叫饥饿了，每天上完上下午第二节课就开始饿，冬天还会冷，就在又饿又冷中挨到下学。那是困难时期，我们家五个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期，现在能想像爸爸妈妈有多难。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度过了那艰难的日子。我知道妈妈营养不良，心脏不好，腿浮肿。在小腿骨上连按三个点，按完了三个都是凹，就是水肿，这我还是那时跟妈妈学的。我常常看她按出深深的凹。那时我不懂事，不知道怎样疼爱妈妈，不懂得照顾她。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呀。


爸爸从单位弄回一些小鸡，妈妈把它们喂养大，每天早晨上班前，妈妈都煮一锅鸡食，也就是一些干菜叶子，煮熟以后剁碎，拌上一点玉米面。记得妈妈经常把一只母鸡抱到屋子里，喂它一把米。妈妈告诉我，这只母鸡特别能下蛋。我和小哥哥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掏鸡蛋，有时一下能掏出三四个，刚下的蛋还是热的呢。


除了鸡，还养了一些兔子。家里没有铁笼子，就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大约有80厘米，用一个铁箅子盖在坑口。兔子养在坑里。兔子是会盗洞的，有时兔子盗洞跑了，有的兔子被黄鼠狼拖走了。但是兔子不用粮食喂，我和哥哥有时到护城河边上拔草，多是三哥弄点菜叶回来。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学时穿了一件叫同学们都眼热的新衣，是红色条绒的，左右的兜是两个红萝卜。这件衣服是妈妈卖了两只兔子买的。妈妈告诉我，一个兜是一只兔子。后来有一年，一只黑兔子脖子下长了一个囊肿，那时候没有兽医院。妈妈把它带到护城河放了。第二天，我跳到兔子窝里玩，无意中扒开洞壁的松土，不料一下冒出五只小兔子。原来洞壁有母兔子做的育婴室。妈妈完全没想到是这样，后悔放了黑兔子。她每天用滴管喂小兔子牛奶，但没能救活这些小东西。无独有偶，不久，我家的大猫生下一窝小猫以后生病，也撇下五只没断奶的小猫。我常想，我们不也是妈妈撇下的吗？冥冥中真有这样的巧合吗？


5点滴


妈妈是大家闺秀，对于钱财看得比较淡，花钱是不是大手大脚我不知道，但她一辈子大方，不计较小钱。现在姐姐仍有母亲遗风。那时妈妈卖西瓜按车买，买核桃按麻袋。每年雇上个工人给摇煤球。爸爸妈妈睡的大床，是一架带顶的老式硬木床，什么木，我说不清。妈妈要提高生活质量，改造厕所和浴室，找了两个工人，把大床的顶做厕所的顶和浴室的门窗。因为木料太硬了，一钉钉子就劈。工人没办法，只好一点一点打隼。一架好好的床就叫妈妈这么毁了。记得我家有一些不错的瓷瓶，胎质薄，造型好，画工也好，妈妈用它们醉枣，爸爸舍不得也没办法。一日，哗啦啦，爸爸看着满地碎片无可奈何。


妈妈嫁到我家虽然经历了许多穷困的日子，但她接济穷人从来不含糊，左邻右舍都受过她的帮助。住在东厢房的王婶一家，男人慢性肝炎长期休病假，家里3个男孩都在吃死老子的年龄，一家吃的穿的急用钱，加上粮票布票，都是妈妈接济。妈妈去世以后，我家衰败，爸爸带着我生活，王婶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给我们盛上一碗，使我们感受到温暖，这都是妈妈的福泽。王婶对妈妈的帮助念念不忘，经常挂在嘴边，05年爸爸住院，他们打听到了，老两口相帮扶，大老远跑到医院看望。我的老保姆西屋妈，看了我8年，妈妈把她当做一家人一样。她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我的朋友徐前和她奶奶“南方老太太”，住在我们对门，祖孙俩孤苦清贫，妈妈对她们爱护有加。记得有一次我和徐前抢玩具，推了她一把，受到妈妈呵斥。徐前现在在日本大学教书，最近她在博客里这样写：


当时已经年近古稀的老祖母代替母亲将我一手带大，她将暮年的爱全部倾注在我这个她最小的孙女身上，应该说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但是，祖母的过度保护，使我的童年生活被局限在了一个极小的天地里，她只允许我和对门的好友红一起玩耍，即使是学校里组织的活动，如果红不去，那我也是不可以随便参加的，因为祖母尊敬她那极有修养、同为教师的父母，认为我只有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的女儿一起成长才是最佳选择。而红的全家也都对我极好，所以直到小学毕业之前，除了晩上回家睡觉，我几乎一直是与红生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书香之家，因此在她的家里，我得以天天与书为伴，阅读了各种图书，其中不仅有孩子们所喜欢的《伊索寓言》《日本传说》，还包括了对小学生们来说很晦涩难懂的《红楼梦》等等古典名著。红的家庭对于童年、少年时期的我极为重要，应该说祖母近乎固执的这一选择，使我终身获益。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很爱她的学生，她的学生也把她当妈妈一样，她们叫她小老太太。在学校里，学生们总是在她身旁前呼后拥，在家里，也常年是一屋子求学的女孩们。她们唧唧喳喳，说说笑笑，在我家里无拘无束。当时女附中的学生，多是学习好、家境好的小姑娘。妈妈总是称赞她们的教养和聪明。记得有个叫胡更新的女孩，因为住在商业部宿舍，与我家很近，常到家里来。她告诉妈妈，她想做新闻记者，这个愿望对我影响特别大。《周学敏教学法》在全国推广以后，妈妈经验上了《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周学敏教学法展览》的各地参观者常常找上门来，因为听不上妈妈的课，到家里走后门。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也要我帮忙联系，听妈妈的课。我只好找妈妈说情。这位平时让我惧怕的老师，对妈妈如此谦恭，让我吃了一惊。当时姥姥已经病重，从广播里听到只言片语，她拉着妈妈说：“听说你和毛主席照相啦？”妈妈的教学法是什么，我不是行内人，一直不晓得它的深邃。只知道这么多年来，不少业内的朋友跟我借阅妈妈的教案；教学改革到了现在的程度，点开google,还有不少讨论周学敏教学法的文章。可以想来妈妈的改革对当时的教育方法有多大的冲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5157f0100da5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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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噩梦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上初中了。一向革命的妈妈对一切都深感惶惑。参加四清工作队的爸爸告诉妈妈，在郊区大兴打死很多的“地富反坏右”，爸爸亲眼看到，死人多得仓促之间难以掩埋，四肢还暴露在外边。女附中的女孩子打人之凶狠，更令妈妈震惊。平日里心爱的学生，此刻如狼似虎，手持皮带，把头发剃光，身着军装，整起人来比男孩子更恶毒。妈妈说起这些，不寒而栗，百思不得其解。抄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街道老太太们领着红卫兵抄了一家又一家，把她们日常邻里积怨统统发泄出来。被抄的人家百口莫辩，被拳打脚踢，赶出房子，甚至赶回老家。妈妈不知道塌天之祸哪天降临。她把家里的东西整理了一遍，把珍藏的上百张老唱片砸成碎片，把祖上的官服、帽缨，奖章和印、照片，以及她自己的教案、文章、笔记、日记、书信等等，统统毁掉了。我下学回家，看到房间内毁掉的东西，堆了二三尺高。妈妈把家里的首饰、收藏的古玩、银元，放到军挎包里，交给哥哥，让他扔到护城河里去。哥哥临走时，给了我一对白玉镂空小花篮，从银元中挑了不同花样的三块银元给我。在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我正在发烧，躺在床上，我紧紧的压住枕头，因为枕头下有那对小花篮。红卫兵走了以后，我拿出来一看，花篮被我压碎了。银元被我藏在西厢房后窗糊窗纸下，后来我就忘了。我串联回来，西厢房已经腾空了。妈妈说街道让我们腾房子，马上就有人来住了。这时我忽然想起那三块银元，立即搬了凳子，爬上去看，揭开窗纸，谢天谢地，三块银元还在。那次如果没想起来的话，丢了银元事小，被人揭发私藏想变天，可就给爸爸妈妈惹来杀身之祸。

让妈妈放心不下的是她的小弟弟，我的三舅。三舅和舅母是北京二十五中和七中的校长。两个中学的红卫兵轮番抄家、殴打，让他们深受文化革命的迫害。他们的家不仅全部硬木家具都被砸烂，而且把窗户框都都打烂了。所有祖上传下来的线装书毁之一炬。锅碗盆瓢被砸瘪，扔到房顶上，连家里的猫也打死扔到房顶上。夏天家里苍蝇多，还奇臭，保姆满处找，才看见死猫在房上臭了。二十五中学生打人之凶狠，我也是最近看到王友琴记述 舒芜夫人陈沅芷的文字中看到的。40多年来，舅舅从来没有给我说过一句。她这样写道：象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陈沅芷在“教育室”中被毒打。有一次，一红卫兵负责人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站在上面被“斗争”，然后把桌子推倒，使陈沅芷重重摔下。。。。。。。当时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说，他曾在一九六六年夏日的一天，看到学校里廊檐下，有一个席子卷。他和几个同学好奇，过去用棍子挑开一看，是一具女尸，通体青紫发乌的颜色，非常可怕。他们不知道那是陈沅芷的尸体，还是被打死的从校外抓来的某个女人。因为当时也有校外的人被抓进来打。另外，这个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外打死了一批居民。

舅舅和舅母一直被红卫兵关押，两个幼小的表弟妹由老保姆照看。妈妈每每说起来心如刀绞。她几次去看望都因为舅舅门外有学生没敢靠前。后来，姐姐穿回来一件军棉袄，妈妈穿上军棉袄去了舅舅家，看到老保姆悉心照料两个孩子，才放下心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毛泽东在3个月内8次接 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更助长了这种趋势。全国串连的人数以亿万计，造成全国停学、停产，铁路拥挤，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兄妹五人先后都出去串联了。我是由二哥带去的。我想出去，妈妈不放心，非让二哥带着我不可。二哥为我背着大大的行李卷，带着我这个小妹妹，想来就像现在的民工。我们川流在涌动的串联大军中，直奔四川。我受不了串联的那份辛苦，成了哥哥的拖累，也招来同行同学的不满。没有到目的地云南，就原路返回了，这使我很内疚。在串联的路上我很想妈妈，每到一处我都给妈妈写一封信，讲讲我的所见所闻。妈妈更是惦念我们，回家以后，王婶告诉我，妈妈每次收到来信，都来不及回家，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便读起来。儿行千里母担忧，妈妈虽然支持我们出去冒险，但谁又知道她是怎样独自呈受焦虑的煎熬呢。



66年的打砸抢运动随着联动被定位反革命组织而渐渐平息。67年北京的中学得到了短暂的喘息，这时为了解决城市学生的失业问题，上山下乡又开始了。小哥哥大明正在高三，他想同朋友们去黑龙江兵团，开始妈妈坚决不同意。他的班主任安老师上门做工作，不知他说了什么，妈妈同意了，还被他请去在家长会上表态。这样一来没有了反悔的余地，把小哥哥送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车。哥哥走后，妈妈日夜不宁，牵挂着千里之外，冰天雪地中的儿子，身体和精神日渐不济。我那时正在读《三国演义》，每天读一段，就给妈妈说一段，以分她的心。妈妈逢人就说，这孩子懂事了。实际上，这又能给她多少宽慰呢？



68年文革又掀一浪，开始反回潮，对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我家的日子也过得更加拮据。家里多年长虫的存粮都被我筛一筛吃了，是那种哈喇的玉米面。我去菜店只能买卖剩下2分一堆的菜，那时候的菜本来就不新鲜，挑剩下撮堆的就更不用说了。妈妈身体精神越来越虚弱，也不怎么吃东西。爸爸知道妈妈爱吃点心，有一天买回来一包像面包似的比较粗糙的点心。妈妈没怎么吃，很惨然地跟我说，这叫缸炉，是最便宜的点心了。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是很难吃，现在有时也能看到，但我从来没有买过，看见它就想起妈妈说那句话的神情。妈妈吃不下饭，我知道妈妈爱吃西瓜，就请售货员帮我挑了一个不大的西瓜，花了两毛五分钱。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数目。我切开西瓜，竟是一个黄瓤白子的生瓜。是售货员看我年龄小，欺骗了我。看着这个西瓜，我和妈妈都哭了。妈妈瘦的还剩下一把骨头，她去世后，我抱着她轻而易举，我那时才70多斤。

妈妈多少次问我，如果你靠要饭捡垃圾，还活着吗？我从来没有犹豫，总是说，要饭我也活着。我那时虽然生活贫苦些，但终究还在妈妈爸爸的羽翼下，初生牛犊，不懂得人世间的艰辛，对生活充满希望。后来走出家门，走入社会，虽然生活好起来，却没有了那时的勇气。妈妈就不再说话。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了，她做了最坏的准备，给大明哥哥写信，让他抚养我。大明虽然在东北兵团只有32圆的工资，但他从此每月寄钱回来，直到妈妈去世后，爸爸恢复了工资。妈妈还让大哥给我买了一双翻毛皮鞋。她急着为我准备冬装，是为送我去插队做准备。那时我16岁。

日益严酷的斗争使妈妈越加紧张，这时候她身边往往只有我。我也很紧张，不知会出什么事情。只有每天送她上班，下班时再去接她，生怕路上出什么意外。

妈妈这时似乎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对爸爸心中充满了愧疚。她不只一次对我说起她主张出租东厢房的事情。身为党员干部的爸爸因为每月那几块钱的房租，被扣上阶级异己份子的帽子。妈妈为此压力很大。她反复念叨，你爸爸心宽，他不会有事。

68年暑假，妈妈学校里不断办各种学习班。一日我发现妈妈早上不起床，怎样叫也不醒。万分惊恐中我叫回了哥哥姐姐，把妈妈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原来妈妈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在医院抢救了一天，医院就不肯再收留，人还在半昏迷状态，就让我们回了家。回家后妈妈慢慢恢复，还向我保证一定好好活着。但只过了两星期，爸爸要被送到远处的地方去了，妈妈对我说，这回，你爸爸活着回不来了。15日，妈妈洗了头发，让我给她理发。剪下的那一地花白的头发我记忆犹新。下午，我起了一身寻麻疹，吃了两片苯海拉明，不到九点我就睡了。我睡在妈妈身边。夜里，她几次推醒我，跟我说，你听听，你爸爸回来了。迷迷糊糊之中我听不到什么声音，翻个身又睡。感觉又把我摇醒，跟我说着什么。苯海拉明为什么有这样强的药力？当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大约不到5点，我伸手一摸，没摸到妈妈。妈妈已经去世了。大哥在我的哭喊中跑过来，他让我去打电话叫急救车。北京的初秋，清晨5点，我穿着短衣短裤站在路口等待着急救车，盼望能像上回一样，把妈妈从死神手里拉过来。医生远远就看到了秋风中的小女孩，车停在我身边，他一把把我抱上车。但他没有抢救妈妈，看了看，写点什么就走了。。。

第二天出殡，好好的天下起了大雨，是瓢泼大雨，水深过膝，雷雨交加。。。



我和妈妈一起生活了16年，童年少年生活留下的都是一些片段。

40年来，我封闭了那段令我撕心裂肺伤痛的时空。今天我打开闸门，发现刻骨铭心的往事是不可能忘记的。那一切，从历史上翻过去了，但利剑刻在心灵上的伤疤永远不可能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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